译本序

甲

做坚守文学梦的打工青年的榜样，肖洛霍夫不但当之无愧，而且还有励志价值。我在一首写肖洛霍夫的律诗中叙及其教育经历，有“四年庠序燹兵频”之句。他在学龄阶段适逢国内战争，因此在各地断断续续读书也就是三四年时间。国内战争刚一结束，1922年10月，十七的岁他立刻离开顿河到莫斯科去求学。他虽曾任粮食征集队长，但并无共青团员之身份，学校因此拒不接纳他。于是他白天打零工、干粗活、挣口粮，晚上就到处去“充电”，或泡图书馆，或去听文学艺术院的讲座，或侧身无产阶级晚会观众的行列，后来想方设法加入了一个作家组织——“青年近卫军”，成了作家讲习班的忠实学员。1923年9月19日《少年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小作品《考验》，署名为“米·肖洛赫”，这就是肖洛霍夫的试笔之作。此后，在1925年到1926年两年中，他的短篇小说在《青年列宁共青团员》《农民青年杂志》《星火》《共青团员》《探照灯》《接班人》等报刊密集发表，莫斯科的两家出版社出了收录这些短篇小说的集子《顿河故事》《浅蓝原野》。草婴先生翻译的这个集子，除最后两篇而外，就是肖洛霍夫这个时期的作品。

用心读肖洛霍夫这些早期作品，不难发现，在纷繁复杂的斗争里，在血雨腥风的搏杀中，被叙述者聚焦的人物，其身份虽变动不居，但其面貌却清晰可辨：受到压迫的年轻人，一心向往新的社会，为此而不惜流血流汗，甚至牺牲生命，不妨称之为“红小鬼”。有奋不顾身的红色队伍中的牺牲者，如红军的连长尼科尔卡（《胎记》）、粮食委员博佳金（《粮食委员》）。还有身在白区，向往红军的少年、青年。在《看瓜田的人》中，费多尔不顾富有的父亲淫威，一定要到“真理”所在的地方去，就是到红军占领的地方去，去“为土地、为穷人去作战，为了让世界上人人都平等，没有富人，也没有穷人，大家一律平等”。他们或许少不更事，却亲眼目睹富有阶级之残酷无情，阿廖沙亲眼看到，有钱的邻居玛卡尔契哈如何折磨饥饿难耐的姐姐。他也亲身体验到“戴眼镜”的红军政委西尼岑的善良和关爱。在《牧童》中格利高里忍饥挨饿，可是他却激励妹妹杜尼娅说：“书里说，政权归于无产阶级。……咱们得学习，这样才能管好咱们的共和国。”当格利高里被敌人杀害后，杜尼娅没有退缩，她“大踏步地沿着大路走去，她知道，那里有苏维埃政府，那里的无产阶级为了将来把共和国管理得更好，都在学习呢”。在肖洛霍夫的这些作品中，苏维埃社会在人类历史上开启了崭新的一页，新社会、新制度的光照亮了新一代，为他们指明了康庄大道。

我在上述的诗中写道：“风云浅草伤亲弑”，具指这些作品描绘当时顿河畔不息的争战和残酷的斗争，并不回避令人惊愕的矛盾冲突。《粮食委员》其中有深意，欲辨需借言。博佳金被任命为区粮食委员，受命征集五万担粮食。可是农民却把粮食藏了起来。被父亲赶出家门六年的博佳金回到家乡时，法庭主席刚好判处两个煽动哥萨克不缴粮的富农死刑。他认出其中一人即是其父，父亲也认出了他。他们互相咒骂，儿子几乎看着父亲被枪决。后来霍普河一带发生了哥萨克的暴动。博佳金为了救一个小孩把自己的马给了他，自己却暴尸原野。父亲之咒，悉数应验。何以会如此？不妨借用黑格尔的悲剧说来加以解释。黑氏在《美学》中有言：“形成悲剧动作情节的真正内容意蕴，即决定悲剧人物去追求什么目的的出发点，是人类意志领域中具有实体性的本身就有理由的一系列力量，首先是父母、儿女、兄弟姐妹之间的亲属爱；其次是国家政治生活、公民的爱国心以及统治者的意志；第三是宗教生活。”[1]在《粮食委员》中，父与子表征着不同的力量，前者表征亲属，后者表征国家，各有其合理性，必然会发生冲突。在父亲将被处决之时，父亲所代表的亲属之爱与儿子博佳金所代表的国家力量发生冲突。儿子从社会正义的立场谴责父亲，父亲从亲属之爱的角度诅咒儿子。在黑氏看来，悲剧冲突的双方都有其片面性，悲剧的最后解决又否定了各自的片面性，使具有片面性的人物遭受痛苦或毁灭，就使“永恒的正义”取得胜利。也不妨从这一角度来理解本书中的《胎记》《看瓜田的人》《希巴洛克的种》等作品。

此外，《粮食委员》还蕴藏了属于肖洛霍夫特有的、具有深刻社会历史意义的主题。父亲责问：“你们搜索别人的粮仓，难道是合法的吗？你们有权力，你们抢吧。”听闻此话后“博佳金瘦削的颧骨上的皮肤发青了”。可见，即使从社会正义的角度看，博佳金也是有所亏欠的。在《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第六七八章中，在《静静的顿河》第六卷中，有不少与《粮食委员》此处相类似的叙述。如果我们把这篇小说与肖洛霍夫后来的创作道路和大型作品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肖洛霍夫早期和后期的作品在表现革命和建设的进步意义的同时，借助大量的细节持续发出呼吁：切忌过火，要避免不必要的牺牲。

肖洛霍夫的早期作品包含了大量值得挖掘的社会性的、精神性的信息。在《野小鬼》中神父的儿子维吉卡骂红军战士的儿子米什卡是“野小鬼”。这里孩童米什卡乃是作家肖洛霍夫塑造的自传性形象。作家的母亲娜斯塔西娅被欺凌她的地主少爷嫁给了村长库兹涅佐夫，她不堪忍受库兹涅佐夫打骂凌辱，跑回父母身边。在顿河地区打工的亚历山大·肖洛霍夫与娜斯塔西娅由相识到相爱，把她作为“管家”带回家。1905年5月23日，他们的儿子、未来的作家米哈伊尔出生了，但当时他却只能跟娜斯塔西娅合法的丈夫姓，即姓库兹涅佐夫。直到1912年库兹涅佐夫死了后，米哈伊尔才认祖归宗，获得了“肖洛霍夫”这个姓氏。作品中的小主人公叫米沙，正是作家自己名字米哈伊尔的爱称，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野小鬼》的自传性。[2]这部作品中，维吉卡骂米什卡是“庄稼人”。作家的父亲亚历山大·肖洛霍夫是外来户，不是哥萨克，所以被称为“庄稼人”，他的儿子米哈伊尔也被称为“庄稼人”。通过小主人公被辱骂的经历，作家吐露了自己童年所受的欺凌。

《野小鬼》更反映了顿河地区哥萨克与庄稼汉之间复杂的阶级阶层关系。哥萨克在俄罗斯是一种军垦农，在顿河地区被看成高人一等的主人，而庄稼人则是哥萨克对没有土地的普通农民或外来户的蔑称。15—16世纪一些逃亡到俄国边区的农民，开垦土地，耕种庄稼，17—18世纪沙皇政府利用他们来充任军人，保卫边疆，这就是哥萨克的来历。由于顿河地区富裕的哥萨克拥有大片肥沃的土地，他们就对非哥萨克的农民或打工人员颇为轻贱，呼之为“庄稼人”。富裕的哥萨克与普通农民在国内战争期间呈现为对立和冲突的关系。[3]这种对立甚至会出现在一个家庭之中，比如在《看瓜田的人》中富裕的哥萨克站在红军的对立面，他的两个儿子却心向红军。在《道路》中，贫苦的靴匠、铁匠一边盼望红军早日解放自己的镇子，一边诅咒哥萨克。

在这些早期短篇小说中可以明显地发现，肖洛霍夫在尝试多副笔墨并用，多种风格交错，以对残酷的描写为例，就呈现出“有情之笔”和“无情之笔”的对比和反差。在《胎记》中，大自然或与人世相悖逆。这篇小说有若干处对自然景物的抒情性描写，最后则是父亲阿塔曼认出了被自己杀死的儿子，大自然的清净明丽妖娆多姿，令人间的黯黑污龊躁动癫狂益发显得荒谬，故事中人的疯狂因此而倍加凸显。在这篇小说中，自然还被想象为世人疯狂的对应物，如阿塔曼野蛮的心被比喻为草原沼地中变硬的“牛蹄印”。阿塔曼出现在阵地上的同时，狼窜出树林，此之谓“有情之笔”。与《胎记》形成鲜明反衬，在《阿廖沙的心》中，叙述者不带任何情感地直陈阿廖沙目睹姐姐波尔卡死于邻居玛尔卡契哈之手，冷峻的笔触不能不令人叹息世道之颠倒、人寰之酷烈。此之谓饱含大悲的“无情之笔”。

我们可以从这些早期作品中发现大量构成未来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的“预制件”。比如俄罗斯肖洛霍夫研究家费·库兹涅佐夫在《〈静静的顿河〉：一部伟大小说的命运和真相》中发现，肖洛霍夫在中篇小说《道路》和短篇小说《旋涡》中都有对“黑特曼大道”的描写，而在《静静的顿河》中也常常详尽描绘这条大道。[4]读者还会发现，早期作品中一些细节在《静静的顿河》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如以铁皮屋顶来暗示富足，等等。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肖洛霍夫对自己早期的这些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并不满意，明确地申言：《顿河故事》与《静静的顿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它们并不是《静静的顿河》的“前史”。库兹涅佐夫也说“这是不乏才具的散文与天才的散文之间的巨大的鸿沟”。[5]

在我看来，《静静的顿河》与《顿河故事》《浅蓝原野》的巨大差异从两个方面体现了出来。第一是主人公群像的更替。在《静静的顿河》中哥萨克取代了早期作品中的红小鬼，那些被哥萨克剥削压迫、心向红军的青年农民，在《静静的顿河》中退居侧后，只是在米哈伊尔·科赛沃伊身上还依稀可以看出他们的影子，取而代之的是在早期小说中被贬抑的哥萨克群像。长期陷入白军和反叛哥萨克阵营、短期在红军中服役的格里高利·麦列霍夫，毫无疑问成了《静静的顿河》的男一号。第二是叙述者情感选择态度的变更。在《顿河故事》和《浅蓝原野》中，凡是处于红军队伍、红色阵营中的人，或贫穷的农民，无一例外都是正面人物，不是勇敢无畏，即是善良可亲；而处于白色阵营的人物或富裕哥萨克，要么凶悍狠毒，要么贪婪无耻。《静静的顿河》则拒绝这种“成人童话”式的“红必善”“白必恶”的固化公式，而采取了更为复杂、辩证的态度：既肯定哥萨克走向苏维埃的历史趋势（这是历史标准），又关注人物身上的“人的魅力”（这是审美标准）。正因为如此，《静静的顿河》才会克服庸俗社会学的藩篱，成为了文学经典。[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