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推动思想大解放

1．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初步酝酿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向何处去？生死攸关的第一步是必须挣脱“文化大革命”笼罩在中国大地上的沉重阴影，开辟新的道路。

如前所述，通过深入揭批“四人帮”，清查了“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很大一部分权力；在这个过程中，党和国家的各级组织开始有序运转，冤假错案的平反部分地进行；工农业生产得到较快恢复；教育、科学、文化工作也逐步走向正常。但是，也应清醒、严峻地看到：主要由于“两个凡是”的钳制和阻碍，此时党和国家的整体政治形势仍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最早对“两个凡是”表示反对态度的，是邓小平。1977年2月，“两个凡是”提出伊始，邓小平就提出异议，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4月10日，在致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的信中，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观点，进一步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5月24日，在同王震等谈话时，他再次明确指出：“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27)

邓小平4月10日给中央写的信，以及于5月24日、7月21日两次反对“两个凡是”，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提出“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是对“两个凡是”的有力冲击和撼动，成为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导。

但是，邓小平的上述意见，是在他在尚未正式复出时说的，大多没有公开披露，并不为更多的人所知。反而是“两个凡是”的主张成为指导各项工作的方针。在“两个凡是”的指导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报刊仍然连篇累牍地颂扬“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也被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在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一遇到毛泽东批准的、定了的案子，便不准触动。这样，就使许多重大错案迟迟不能得到平反昭雪，甚至连悼念朱德、陈毅、贺龙等的文章也不能发表。在教育科技领域进行拨乱反正时，一些人仍心有余悸，甚至一度有人拿出毛泽东批过的文件进行阻挠；在生产上，混乱状况有所好转，国民经济得到比较快的恢复，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但又发生了急于求成的倾向，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在对一些新探索的认识上，比如，如何看待刚刚兴起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如何看待农村集市贸易，如何认识价值规律问题，等等，在这一系列问题上，都存在分歧，存在截然相反的对立观点，有一系列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需要澄清。

也正是主要由于“两个凡是”的钳制和阻碍，党和国家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召开的两次重要会议，党的十一大和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都没有能纠正、反而完全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及修改通过的党章中仍包含着“左”的错误；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修改通过的宪法，也未能彻底纠正1975年宪法中的错误。所以，总起来看，粉碎“四人帮”以后，“虽然已经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各项工作也有所前进，但党的指导思想仍然没有根本改变，从而使党和国家的工作在总体上受到严重的阻挠。”(28)

1977年7月邓小平正式复出后，继续旗帜鲜明地表达对“两个凡是”的批评态度。在十届三中全会上发表的复出讲话中，他明确提出：“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 8月3日，又说：“‘两个凡是’不行”，“不能用毛主席的只言片语损害毛泽东思想体系。讲毛泽东思想，不在引用很多毛主席的话，而在发挥他的根本思想。只是把语录集中起来并不好”。9月19日，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它的体系。对毛泽东思想就不这样？也应该如此嘛，否则非犯错误不可。毛泽东同志为延安中央党校的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聂荣臻、徐向前、张鼎丞、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也分别撰写纪念文章，针对“两个凡是”方针，宣传毛泽东长期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中央党校复校后，华国锋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汪东兴兼任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胡耀邦任中央党校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到校后，首先组织全校教职员工认真清查“文化大革命”中的遗留问题，整顿学校管理秩序，筹备秋季开学的各项工作。1977年4月7日，胡耀邦主持召开中央党校党的骨干分子整风会议，提出中央党校“应当成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强堡垒，成为发扬光大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的模范”。他还提出要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颠倒过来，要一个一个问题地搞。为了给拨乱反正提供一个舆论阵地，他于1977年7月提议创办了以领导干部为对象、每五天出版一期的思想理论内刊《理论动态》。在教学方法上，为了“准确、完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胡耀邦提出，党校教学实行“两个为主”的方针，即：学原著为主，自学为主；所开设的主要课程是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其中，相较其他课程，中共党史的教学和研究难度最大。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共党史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本身的问题，许多东西没有定论，研究的政治风险大。1977年12月2日，胡耀邦主持召开中央党校党委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党史教研问题。胡耀邦在会上明确表示，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光看文件不行，还要看实践。”“要跳出框子。”“评价‘文化大革命’要看实际结果，要由实践检验，而不能依靠哪个文件、哪个人的讲话。”“以哪个人的讲话、哪个文件为依据，不是科学态度，那就不是研究了。”据此，中央党校形成了《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的内部讨论稿。

1978年4月中旬，在为期10天的“党的学说”这门课程的学习阶段，这个内部讨论稿被正式下发第一期高级干部班、中级干部班、理论宣传干部班三个班次、共800余名学员中讨论，征求修改意见。讨论中，依照胡耀邦倡导的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档案）的“四不主义”，学员们开动脑筋，各抒己见，思想开放活跃。不少学员在讨论中开始用实践作标准，思考和评判“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是非曲直。这次讨论影响很大。尽管讨论中在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上还存在分歧，但对以实践为标准检验党内路线斗争的是非，已无人公开表达反对意见。通过研讨交流，越来越多的学员开始认真反思“文化大革命”中的是非问题，强烈要求搞清楚“文化大革命”中许多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他们不是根据文件，而是以实践的结果为依据来观察和评判这些重大事件和历史是非。参加这次学习讨论的800名学员，大都是党的高中级干部，他们不久之后又回到了各自岗位，不少人在随即开展的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进一步发挥了积极的重要作用。

在这同时，思想理论界也开始讨论并提出了实践标准问题。

1977年12月15日，《理论动态》第31期发表《文风和认识路线》一文，重申毛泽东关于“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的论述，明确提出：“判断一个干部能力强不强看什么？看实践，看他工作的实际效果，看他的行动是否给人民带来了好处以及这种好处的大小”；“判断一个总结、一篇报道水平高不高看什么？看实践，看它是否深刻地反映了群众的实践，是否经得起客观实践的检验。绝不能认为抄录马列词句多就是水平高。那种看上去句句有本本根据，可一点也不解决实际问题的文件、报告、文章，有什么水平？应该丢到字纸篓里去！”“判断一个单位工作好坏看什么？也是看实践”。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标准只有一个》一文，开宗明义地提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文章分析：“认识、理论本身是不能自己证明自己的，它的真理性，最终只有通过社会实践的检验，才能加以确定。如果把理论也当作检验真理的标准，那就有两个标准了。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29)

2．最初的突破：经济理论领域的拨乱反正

在否定和批判“两个凡是”的过程中，针对“文化大革命”对我国经济建设造成的严重破坏，从1977年春天开始，经济理论工作者围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开展了热烈讨论，并对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理论进行了批判。这个大讨论，率先在经济理论领域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经济理论领域的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主要集中于四个问题：

一是在商品经济问题上，纠正否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观点，重新肯定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1976年12月31日，商业部大批判组发表文章，肯定“商品交换，是现阶段工业同农业、城市同乡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经济联结的主要形式”，“是从生产到消费的必不可少的环节”。(30) 1977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斥“四人帮”对社会主义商品制度的诬蔑》的文章，提出“我国现行的商品制度，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坚持社会主义商品制度，努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使它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发展的需要。”(31) 1978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国务院财贸小组理论组的文章：《驳斥“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反动谬论》，进一步提出要“打碎‘四人帮’加在从事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广大群众和广大干部头上的精神枷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文章驳斥了“四人帮”在关于价值规律总是“自发地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错误观点，强调要“自觉地利用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32)按照价值规律办事，就要允许企业追求合理的利润。1977年11月22日，经济学家许涤新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判“四人帮”把社会主义企业盈利“诬蔑为‘利润挂帅’”的谬论，提出“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我们要大声疾呼地肯定社会主义企业利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理直气壮地狠抓盈利，一抓到底！”(33)

二是在按劳分配问题上，清算对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和按劳分配原则的错误批判，重新强调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文化大革命”后期，“四人帮”抓住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谈话，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作借口，实际上否定了按劳分配原则。粉碎“四人帮”后，关于按劳分配的讨论成为经济理论界的一个热点问题。1977年4月、6月、10月，由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等单位共同发起，先后召开了三次全国性的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在第一次讨论会上，与会代表批判了“四人帮”在按劳分配问题上散布的谬论，同时对于按劳分配与物质刺激的界限、按劳分配是否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等问题展开了争论。在第二次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发言稿的基础上，苏绍智等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驳姚文元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的谬论》的文章，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参加第三次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的除了135个在京单位的500多名理论工作者外，还有来自23个省市自治区130多个单位的300余人。这次讨论会的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如何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按劳分配理论的问题；二是按劳分配与“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三是按劳分配与劳动报酬形式问题。与前两次讨论会相比，这次讨论会上涉及的问题更为广泛深入。这次讨论会后，在邓小平的过问和指导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了《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的长篇文章，于1978年5月5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比《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还早6天）。文章以经济建设的实践否定了关于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的论点，鲜明地提出“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产物，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34)这篇文章的发表，使经济理论界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首先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区，标志着按劳分配的名誉得到了正式恢复。

三是在经济规律问题上，提出按经济规律办事，提高经济管理水平。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左”，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一个严重教训就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而是按政治意志、长官意志办事，搞“瞎指挥”，以至造成有些同志对研究、掌握和运用经济规律的重要性“缺乏应有的认识，甚至以为政治挂帅可以不顾客观经济规律，承认经济规律就是否定政治挂帅”(35)。“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反思这个教训，提出了按经济规律办事，提高经济管理水平的问题。1977年11月，邓小平在和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等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经济计划问题的汇报时，就提出：“搞经济建设，我们的弱点是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低。要重视经济管理，要有一批管理干部，要在实践中选拔管理干部。”(36)对于提高经济管理水平，前文提到的《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也作了深入分析，强调社会主义经济管理是一门新的科学，“必须有一套合乎经济发展规律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我们不能用管理小生产的方法来管理社会主义的大生产，也不能照搬管理政治、军事、文化的方法来管理经济。”(37) 1978年10月，胡乔木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长文中，对经济规律问题做了进一步系统阐述，提出“为了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大大提高我们的经济管理水平。”(38)

四是在生产力问题上，否定对“唯生产力论”的错误批判，强调发展生产的重要性，提出要“理直气壮地抓经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本来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1957年以后，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左”的倾向，这个论断和决策在认识上开始发生动摇，并逐渐被否定，“文化大革命”中更被批判为“唯生产力论”。粉碎“四人帮”当天，《人民日报》还发表文章，批评“唯生产力论是个大祸害”。面对这样一个长期理论“禁区”，粉碎“四人帮”后，经济学界首先恢复了生产力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本来面目。1976年1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决不是什么唯生产力论”，“抓生产就是唯生产力论吗？否！”(39) 1977年1月，李先念对国家计委、财政部等部门发表讲话指出：“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面临的任务是，一要深入揭批‘四人帮’，二要积极抓好发展国民经济的工作。这些年来‘四人帮’在各方面的干扰和破坏极其严重。我们经济部门的同志，对他们把经济工作搞乱了的危害，体会得尤其深刻。过去，我们要抓生产，他们就说是‘唯生产力论’，是‘用生产压革命’；我们要扭亏增赢他们就说是搞资产阶级的‘利润挂帅’；我们为了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的吃穿问题，要进口几套化肥和化纤设备，引进外国的一些先进技术，他们就说是‘崇洋媚外’、‘洋奴哲学’，是‘把我国工业的命运系在外国资本家的裤腰带上’。总之，谁要抓经济工作，他们就给谁打棍子、戴帽子。这样一来，就搞得我们经济部门的同志提心吊胆，不敢抓工作，也无法抓工作。我们现在要通过批判‘四人帮’，放开手脚，理直气壮地抓经济。”(40) 1977年6月，《评“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一书作为征求意见稿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邓小平看了此书后赞成“基本上是写得好的，站得住”。(41)在理论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中，“唯生产力论”不是被当作否定的对象，而是被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肯定的。有学者指出：“承认在社会生活中。在社会发展中，生产力的发展起决定作用，是第一性的，理所当然地可以称之为‘唯生产力论’。‘唯生产力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个重要观点，这本来就不错。”(42)

经济理论领域的思想解放对推动整个社会的思想解放产生了积极作用，讨论中形成的若干共识还被写进了当时中央发布的一些重要文件中。但是由于整个政治大环境尚未根本改变，因此这场讨论和由此引发的思想解放又是有限度的，思想解放的程度和深度还远远不够。

3．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入开展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全文发表了经多次修改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次日，即5月11日，《光明日报》在第一版的下半部，以通栏标题公开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新华社当天全文转发了这篇文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针对性很强，标题就旗帜鲜明地亮出了全文的基本观点。文章开门见山提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大量的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十分必要。”接着，文章分四个部分就此展开了深入论述，强调：“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怕实践的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文章针对当时国内党内的政治情势和思想动态，明确提出：“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胡诌什么‘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实践证明，他们所说的绝不是毛泽东思想的真理，而是他们冒充毛泽东思想的谬论。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43)这篇文章虽然没有点名“两个凡是”，但其批判的锋芒却处处指向“两个凡是”，“击中了它的要害”。(44)文章说出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心中要说而又不敢说出的话，一下子就引起了强烈反响。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及《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福建日报》《河南日报》等4家省报转载。5月13日，又有《河北日报》《山西日报》等15家省报转载。但是，也正因为这篇文章的锋芒指向“两个凡是”，针对性极强，因此文章一发表，也立即遭到一些人指责，批评“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是“砍旗”。一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讨论由此开始。

关键时刻，邓小平对这场讨论给予有力支持。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批评有的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他号召人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45) 1978年7月2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谈话，明确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 (46) 8月13日，邓小平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那篇文章是对的，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要解放思想。”“不要从‘两个凡是’出发，不要设禁区，要鼓励破除框框。”(47) 9月，在东北、天津等地视察工作时，邓小平说：“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 (48)“我们要根据现在的国际国内条件，敢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千万不要搞‘禁区’。”(49)他指出：“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这些年把一些人养成懒汉，写文章是前边摘语录，后边写口号，中间说点事。过去不能碰‘禁区’，谁独立思考就好像是同毛主席对着干。实际上毛主席是真正讲实事求是的。”(50)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从1978年6月到11月，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高潮涌起，全党范围内的大讨论局面逐步形成。这场大讨论促进了人们的思想大解放，为推动历史大转折，酝酿和决策改革开放，作了重要的思想上、舆论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