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剧减在政治上的反应

人们受教育程度越高，生活方式转变得也就越剧烈。自工业革命之后，最贫穷的人都生活在功能失调的家庭中。混乱的生育模式对于他们来说，再平常不过。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商界富豪与下层阶级处在两个极端，而夹在这两端之间的人中只有一部分经历了这种人口转变。在蓝领和粉领工人之中还存在其他趋势，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们受教育的时间较短，这就导致青春期和生育年龄之间的距离被缩短。这类人群倾向于早婚早育。他们在经济上更加依赖彼此，因此，离婚会对个人的经济情况影响很大。他们的婚姻存在一些非感情的因素，而且离婚正如私通和婚前性行为一样，都是家庭生活的禁区。

这类人群中包括许多社会保守主义者，数量不多却颇具影响力，因为他们是在为传统价值观代言。那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阶层所处的混乱状态还不能被称之为价值观，他们的生活方式要融入一个前后一致的道德体系还需要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时间。因此，社会上的传统主义者有其内在优势，他们的说辞只需与官方的传统立场相一致就有足够的分量了。

不过，男女之间的传统区别正在消失。由于女人的寿命更长，而养育的孩子更少，她们不再迫于环境的压力而扮演传统的角色（就像在人口大爆炸以前发生的那样），而家庭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成为至关重要的经济工具。离婚不再带来经济上的灾难，婚前性生活也很正常。同性恋（存在性乐趣却无法生育）成为一种合理的选择，如果感情是婚姻的基础，而婚姻又与生育无关的话，同性婚姻为什么不能在事实上取得与异性婚姻同样的合法地位？所有这些改变都源于人们生活方式的急剧变化，而生活方式的变化又是人口爆炸带来的结果之一。

因此，所有教派中的传统主义者（基督教、犹太教、穆斯林以及其他教派）都极力想重返传统的生育模式，这不是一种偶然现象。他们都为大家庭辩护，而且他们当中许多人也都有自己的大家庭。在这种背景下，维持女性的传统角色就尤为重要。同理，对于早婚以及纯洁和永恒的婚姻的传统预期也是这样。

传统主义者秉持的最关键的原则就是养育更多的小孩，其他的一切都不那么重要。这个问题不仅仅出现在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例如，有一个反美国主义基金称美国社会的价值观赞颂女性的不道德行为，这不但会导致家庭破裂，还会滋生人们“不道德”的情感。如果你读到本·拉登的讲话就会发现，他不断提到这一主题。他认为，世界正在改变，我们正在远离传统观点中被认同的道德行为规范。他想要阻止这个进程。

上述问题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战场，而在许多先进工业化国家，尤其是美国，这些问题也成为国内政治的大漩涡。一方面，一整套根植于现行宗教组织的结构化政治力量已经存在。［2］另一方面，与一个势不可挡的行为模式（漠视自身行为带来的政治后果）相比，目前采取的政治力量微乎其微。这种行为模式背后的推动力是人口发展的自然规律。当然，也有一些运动来保护这种发展的不同方面，例如同性恋权利运动，但这种变化并非有计划、有准备，而是自发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