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八年建校，艰苦曲折（1958.8—1966.3）

1958年9月15日宁夏三所高校联合开学，宁夏从此有了高等学校。这是当时《宁夏日报》对此事件的报道

1958年9月15日，宁夏三所高校联合开学典礼。宁夏从此有了高等学校

宁夏大学原副校长刘继曾。他办学思路好，在八年建校过程中一直主持学校工作，为人正直，特别关心青年教师

参加城市整社与街道干部合影

第一次用工资做毛料新衣在中山公园留影

参加城市整社与街道干部合影（后右一为作者，右二为程秋德）

1962年9月20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三所高校合并成立宁夏大学

宁夏大学主持工作副校长、副书记刘继曾（右一）在现场与教务长朱何芳（左一）等人讨论学校发展规划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江云兼任宁夏大学第一任校长

自治区领导会见全校首届毕业生并合影

1965年自力更生修建游泳池

1965年自力更生修建喷水池

一、西行序曲

初步的历练，让我满怀信心奔向大西北。

党的召唤就是我的志愿

响应党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前后共有三次这样的经历。第一次是在朝鲜战争时期，报名参军。我所就读的通县潞河中学初三年级及以上的同学，都掀起了报名参军热潮，那时我还不满14岁，也冒充17岁报了名。班主任蔡老师看到学生高涨的爱国热情十分高兴，让我们全部参加了体格检查。结果自然是和初三年级绝大多数同学一样，因身高体重都不够标准给刷了下来。第二次是在1954年高中毕业前夕，填写高考志愿。当时全国缺教师，潞河中学是动员应届毕业生报考师范专业的重点学校。经过为时两周的宣传教育之后，像搞战前动员一样，人人表决心，全年级120人当中绝大部分同学都填报了师范专业。有的人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才报考师范院校的，可我不是。我被保送上高中后，学校要求学生在寒暑假要参加当地的宣传活动。于是，在第一个寒假我就参加了由家住北城的各校中学生们自发组织的业余宣传队。宣传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从此成为经常性的组织，我还被推举为副队长。我们利用假日上街搞文艺演出，腰鼓、快板、相声和活报剧等等，每样我都干过。平时，每周定期在指定的位置张贴标语，在多处墙面抹的小黑板上写板报、画漫画，及时进行时事政策宣传，很受群众欢迎。晚上还经常先到街道办的扫盲班、速成识字班义务教学，然后再开夜车复习写作业。来学习的成年人对我们这些小老师都很尊重，使我对教师工作有了良好的体验。所以学校一号召，我放弃了当工程师的想法，决心去当教师。为了表示当教师是我坚定的选择，我把北京师范大学作为高考的第一志愿，而把清华、北大排在了后面。我本来最喜好数学，当时使用的范氏大代数中的全部习题我都能熟练地写出解答，还给别的同学辅导。但考虑到当时报考师范院校物理专业的人少，而且觉得物理教师的教学活动空间比数学教师大，动手的机会多，在临交报名表时，把首选专业志愿从数学改成了物理，就这样上了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这第三次响应党的号召，就到了1958年大学毕业前夕，填写毕业分配志愿。这是在整风、反右之后，又经历了自觉革命、向党交心，洗掉了私心杂念和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底蕴更加充足。在“贯彻教育为工人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的教育革命实践中，又接受了初步的历练：为了种好分给我们年级位于学校东北角的菜地，班上的男女生竞相早起，到校外马路上拾驴粪、狗屎，谁拾到的粪多谁就更光荣；接着又到修建十三陵水库的采石场义务劳动两周，从采石地点刨出石头，用柳条筐挑到200多米外的火车站。带头的解放军战士挑着八个装满石头的柳条筐，不断在工地上发起冲锋。我们在他的带动下，最后也锻炼得能够挑起四个装满石头的柳条筐勉强跑上一回。住的是低矮、闷热的帐篷，吃的是窝窝头就咸菜。劳动第一天下来，大家就累得“扭秧歌”，扭着回到野营住地。此后一直是扭着上工扭着下工，越扭越厉害。经过这样的锻炼，我觉得任凭什么样的苦和累，我都能够承受了。在教育革命中，我常常是早晨到中学去代替那些被错划成右派的教师上课，下午和晚上办厂。在大学一向是晚上10点多就睡觉的我，又恢复了中学开夜车的习惯。当时我们年级办了铁氧体厂和光学仪器厂，我是光学仪器厂的主力。我们骑自行车到北京一些大的光学仪器厂学习技术和生产工序，回到学校用土办法磨透镜。科技含量虽然很低，但克服困难、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胆识却增加了不少。

1958年在十三陵劳动照片（最上左五为作者）

由作者起草并在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领诵的誓词

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我们毕业了，到处都需要教师，最初计划把我们分配到津、京一带。我的家乡北京通县新成立的高校是有名额的，我完全可以要求回家。但祖国西部边远地区和中部艰苦地区的教育事业也在大发展，那里更需要教师，学校党组织又号召我们自愿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觉得应该积极响应号召。尽管父母的年龄均已六十有五，家中还有一位因在沦陷时期生病，被日本人强行当作传染病虐待导致精神病的姐姐，我还是说服了父母，同意我主动报名到西部边远地区工作。那时，我们年级在讨论中认为西北地区、山西的山区和内蒙古的牧区是最艰苦的。西藏没有名额，青海有草原，甘肃有大城市兰州，受《我们新疆好地方》歌曲的影响，我错认为新疆不是最艰苦的；又主观地认为宁夏是回族聚居的沙漠地带，民族习惯不同，又干旱少雨，可能是最艰苦的。和我的同班同学刘庆云（女友）商量之后，我们就一起报名志愿到宁夏的中学工作。在我俩的想象中，宁夏的生活用品十分匮乏。为了做好赴宁的准备，我俩白天抓紧教学和办厂，晚上借来一台手摇缝纫机，在男生宿舍的盥洗室开了几个夜车，把破旧的衣服改制成一些裤衩、背心，以便带往宁夏使用。党组织看到我们是真心实意要到边远地区去，也就批准了我们的请求。

我们年级很多人都如愿以偿，按本人志愿分配到他们想象中的最艰苦的地方去，如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等等。离校前夕，我们年级联合在操场上临时搭建的舞台做了告别演出。演出的全部是我们自编自导的充满豪情的文艺节目，我也参加了编写和演出，那激动人心的热烈场面至今令我难以忘怀。接着，我们班又到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集体宣誓，一定要永远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把一切献给党，把革命进行到底！誓词是我在匆忙中起草的，并且由我来领诵，这个庄严时刻更使我永生难忘。也就是在这个时刻，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争取尽快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宁夏的教育事业。后来我和刘庆云把誓词抄在各自的日记本首页，便于经常翻看。我的日记本在“文化大革命”中毁掉了，这里呈现的是刘庆云日记本首页的复印件，其中的词句反映了当时提倡的口号。

西行路上

那是1958年，我大学毕业的那年，从茶叶店里可以买到运输茶叶的大木箱，我们班很多人都花两角钱买一个用来装书，再加上一个不大的行李卷，就是我们走向工作岗位的行囊。我们年级有7个人志愿到宁夏，其中5个是同班同学，北师大全校去宁夏的应届毕业生（有四位是研究班毕业）总计有近八十名，是一支不小的队伍。

火车一声长鸣，我们告别了欢送的人群，满怀激情地开始了人生旅途上的长征。一路上我们学习长征精神，不但有严格的纪律和良好的精神面貌，还要做播种机和宣传队，播撒先进文化和道德风尚的种子，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大好形势。白天我们帮助各车厢列车员打扫卫生、维持秩序，到各车厢和列车广播室表演自己编写的节目，以诗歌朗诵、快板书和用现成曲调填上新词的歌曲等形式进行宣传。晚上，为了让更多的人在椅子上睡得舒服一些，我和刘庆云等许多同学都钻到椅子下面去休息。就这样，经过京广、陇海线在兰州再转乘一种比闷罐车好不了多少的列车，大约历时三天两夜于8月24日到达银川。

那时的包兰线还没有正式通车，银川火车站还是一片空旷的工地，周围更加荒凉，路基比地面高出很多，下面堆放的砂石、枕木、原木和杉篙等筑路、建房材料散布在各处。宁夏回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文教处（后来的文教厅）陈杰同志带来的欢迎队伍在车站热情地迎接我们，我们下车后，先在工地演出了几个小节目，然后就在一堆原木前等待行李和接我们去银川市内的车。原始的荒凉使我想起了“一张白纸上可以画又新又美的图画”的话，为即将加入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者的行列而兴奋不已。

第一次考验

来到银川市内，我们都暂时住在银川师范，等待着第二次分配。大家在安顿好住处后，第一件事就是逛街，了解银川。那时的银川，主要的街道只有东西向的解放街和很短的新华街、鼓楼南街还可称得上街，但也很窄。商店不多，行人稀少，出入商店的只有几位上海支宁的知识青年。后来听说，有人形容当时银川的不发达，编了个顺口溜：“一条街上两座楼，一个警察看两头，一个公园两只猴。”这有些过分了，其实当时银川的一些古建筑和公园里的自然风光都是很美的。

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商店里最基本的生活用品还都比较齐全，物价特别是食品价格十分低廉，这对于过艰苦生活有了充分思想准备的我，真是喜出望外。沿街一两辆驴车装满了大西瓜，憨厚的老农无声地等待人们来买。坐在中山公园桥头吃3分钱1斤（当时北京是8分1斤）的大西瓜是我们来宁夏后的第一口美食，也使我对未来的生活产生了美好的憧憬。晚上安排我们观看的秦腔，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的西北文化。在银川剧院举行的欢迎会上，由刘世俊和我领诵了集体诗朗诵和合唱，我们充满激情的表演，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激情之后，很快我们就迎来了第一次考验。在学物理的7个人当中，我和古佑玲同学被分配到新建立的宁夏师范学院。自从决定一起来宁夏时起就成为我未婚妻的刘庆云，被分配到永宁农校，而没有对象的却分到了银川。思想不通和即将分离，使我俩非常痛苦。我俩是在共同争取入团过程中逐步建立的友谊。我在中学很早就提出了入团申请，那时入团比现在入党还要难得多。由于在我眼里，我的入团联系人没有起到应有的模范作用，因而不愿意每月按时向他汇报思想，为此多次失去了入团的机会。上大学后虽然提出了入团申请，但是对自己要求不够严格。努力学习争取全优，是当时每个大学生都应为之奋斗的目标，团员应该带头。可是第一学期第一门考数学分析时，我就错过了机会。我是这门课程的课代表，平时成绩很好，班上公认我一定得5分。可是由于复习时不够仔细，口试时一个问题回答得不好，只得了4分。我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要求重考一次争取5分，反而觉得本学期全优无望，放松了后续考试课程的复习。我的一位同宿舍同学是东北人，远离家乡亲人，气候又不适应，使他在北京学习安不下心，我就陪着他打乒乓球、散心。最后结果是，我的规劝无效，这位东北同学还是决定退学回老家再考东北的大学，我却落得清一色的4分。团组织找我谈话，进行严肃批评，我的入团联系人还让同时和我一起争取入团的刘庆云同学帮助我，她已获得了全优成绩，帮助我当然是有说服力的。

1956年5月，她和我相继入了团。我们的友谊也日益加深发展到爱情，自习时间总是在一起。我俩一起来到宁夏，举目无亲，唯一的希望是在同一地方工作，可以相互照应。现在却要分隔两地，在情感上实在难以接受。在教室里她痛哭至深夜，我也无言安慰，只能默默地以泪相伴。然而相信组织的坚定信念，使我俩理智终于战胜了感情上的困扰。如果让一位没有对象的同学去农校，他岂不是更孤独？组织上这样分配一定有道理，不能把我俩都分配到银川，一定有组织的难处，我们要坚决服从组织分配，把分离作为我们爱情的考验。思想一通，第二天我们就愉快地走上了各自的工作岗位。

我在大学学习期间，课外阅读内容非常广泛，科学技术方面普及性的读物居多。还参加了许多文体社团和课外科技小组的活动，以扩展自己的知识和技能，目的是争取将来比较容易和学生打成一片，成为一名称职的中学物理教师和班主任。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到大学任教，因此在物理理论方面，尽管考试成绩很好，但并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去探究。现在分配到高校工作，专业方向发生重大转折，是我始料未及的。但是在“党指到哪里就战斗在哪里”的思想支配下，我决心要加倍努力，提高和完善自己，使自己尽快适应高校工作环境的要求，成为一名合格的高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