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中国文化内容丰富多彩，思想内蕴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在千年历史长河中创造的灿烂文明，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相对于近代以来的现代文化，学术界一般将近代以前我国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称之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怎样的丰富内涵及特点？在此本书需要对传统文化的概念予以准确的界定，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等进行系统的梳理。
一、“文化”概念的界定
关于“文化”的概念，向来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这就需要从历时的角度，以及跨文化比较的学术视野，追根溯源，理清脉络，通过古今观照，东西对比，求同存异，在差异中寻找共性，以有助于我们对“文化”概念予以全面深刻的了解和把握。
（一）中国古代语境中的“文化”
在中国古代语境中，“文化”并不是作为一个完整的汉语词汇来使用的，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文”与“化”作为两个单个的汉字，一直是分开使用的。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对“文”字的内涵有较多的论述。从字源角度说，“文”与“纹”字相通，其本义是指各色交错所成的纹理。在上古时期，“文”字的字形实为蕴含和传递一定自然与社会信息的符号。《尚书·序》中说道：“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爻）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可见“文”字的产生源于象形的符号创造。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就写道：“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古今通论》中更是说道：“仓颉造书，行立谓之文，声具谓之字。”这都是将“文”字作为一个象形符号来解释的。对“文”字赋予纹理等含义，是在古代典籍《易经·系辞下》中有这样一句话：“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
《易经》中“文”字其含义就是一种呈现在物质表面的装饰性花纹、纹理图案，即文饰。这也成为中国古代语境中“文”字的原初内涵。以后的其他典籍中都循此含义而解释，如《礼记·乐记》中有“五色成文而不乱”，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有“文，错画也，象交文”。《论语·雍也》中有：“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礼记·王制》中说：“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庄子·逍遥游》中说“越人断发文身”。这里的“文”字是指“文身”或“文饰”等含义。以后“文”的含义也被引申出了“文德”“文物”“文采”“文武”等，如郑玄注《礼记》中写道：“文犹美也，善也。”这里的“文”指文德等含义。
“化”在古汉语里是一个动词，主要指事物动态变化的过程。其本意有三个层面：一是变化，二是生成，三是造化。《庄子·逍遥游》中有“化而为鸟，其名曰鹏”，这里的“化”即指变化。《易经·系辞下》中有“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这里的“化”即生成。《礼记·中庸》中说“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这里的“化”又有“造化”的含义。
将“文”与“化”并联在一句话中使用，最早见于古籍《易经·贲卦·彖传》中：“（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天文”和“人文”相对，一个指天道自然，一个指社会人伦，它们各有其存在价值，其中“人文”在社会中的价值体现在教化大众的功效上。这也奠定了近代以来“文化”一词出现后，其所具有的原初内涵，也是至今大多数人将“文化”与“文明”视为同义词使用的缘由。总之，在中国古代语境中，“文化”一词始终被单独分开来使用，而将这两个汉字放置在一起作为一个词语使用，是近代以来才有的。
（二）西方语境中的“文化”
“文化”的英文单词为“culture”，现在一般中文都是将其翻译为“文化”，然而其最初的本意并非如此。英文“culture”是由拉丁语的cultura一词转化而来，其本意只是一个农业语境中的概念，也是古代西方人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创造出的一个词汇，主要有栽培、种植、耕作等含义。西方文艺复兴以来，“culture”一词开始被赋予新的含义。在西方思想家推动的启蒙运动中，“culture”一词又引申出性情陶冶、品德教化等含义。自中世纪起，“culture”与今日的文化概念内涵相当，英语中“culture”的含义开始延伸至精神文化层面，即人文、宗教文化。其实西方各国对“文化”概念的理解稍有差异，但也有共同之处。总体而言，随着西方语境中“文化”含义趋向的人文化，其与中国古代语境中对“文化”含义的解释殊途同归，基本形成了共识。
（三）“文化”概念的界定
关于“文化”概念的最早界定，出现在人类学学科中。人类学是一门把人及其“文化”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其学科一经出现就对“文化”的概念尝试着进行界定。最早对“文化”下定义的是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1871年，爱德华·泰勒出版了人类学名著《原始文化》。《原始文化》一书在人类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标志着人类学学科的诞生。书中爱德华·泰勒对“文化”的概念作了系统的阐释：“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的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可以看出，他对“文化”概念的理解是比较笼统的，没有做具体的分类，且将“文化”与“文明”视为同一概念，这是有待商榷的。但是作为最早探讨“文化”定义的学者，其提出的“文化”概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自爱德华·泰勒以后，世界各地的人类学家和文化学家对“文化”的不断尝试进行概念界定，由于他们站在不同的学术立场，对“文化”的概念亦有不同的理解。近代以来，中国人也开始对“文化”的概念予以界定，以国学大师梁启超和梁漱溟等为代表。到了20世纪50年代，西方世界对“文化”的定义已有上百种之多。1952年，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联合撰写并发表了《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一文，他们对西方当时搜集到的160多个关于“文化”的定义作了系统梳理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文化”的概念做了定义。他们指出：“文化既是人类行为的产物，又是决定人类行为的某种要素。”这里将“文化”作为人类行为的产物和决定要素，也是理解“文化”的一个视角，但就对“文化”本质的全面理解而言还是不够的。本书这里将列举出几种“文化”的定义，以便我们对“文化”的概念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理解。
1．卡西尔的“文化”概念
恩斯特·卡西尔（1874—1945年），德国现代著名哲学家，文化哲学的创始人。他曾在所著的《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引》一文中，从人与文化间关系的角度对“文化”的概念予以界定。在他看来，人不仅是一种理性动物，更是一种符号动物，人的特殊性在于其创造了符号，并赋予符号以存在的人文意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他所谓的“文化”，就是与自然相对的人文化，包括人们在改造世界时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产品。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也只有在文化活动中，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人的本质是永远处于制作之中的，它只存在于人不断创造文化的辛勤劳动中。
2．格尔茨对“文化”概念的界定
克利福德·格尔茨（1926—2006年），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解释人类学的提出者。他所理解的“文化”概念实质上是一个符号学的概念，这一点他与卡西尔对“文化”概念的理解基本一致。在他看来，人是一种悬挂在由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而编织意义之网既是人类的一种特殊能力，也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作为“万物之灵长”的本质所在。因此，格尔茨所谓的“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换句话说，就是将人类改造自然的一切精神和物质活动符号化，并赋予因人而异因地而异的存在意义。
3．中国学者对“文化”概念的界定
中国学者对“文化”定义的探讨，始于晚清及中华民国时期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中。此时，中国学人开始主动对西方学术成果进行大量的翻译和引介，在这样一个文化拿来的实践中，“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概念在西学输入中开始出现，并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用语和话语体系，中国学人也尝试着对这样一个现代性特质较强的名词术语进行本土语境中的概念界定。国学大师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之共业也。”梁启超对“文化”概念的理解过于抽象，甚至只将“文化”局限于精神和观念层面，但也揭示出了“文化”的深层次结构，即“文化”是人凭借着自身的智慧所创造的精神产品。国学大师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对“文化”亦有自己的认识与理解，在他看来，文化是“生活的样法”。在《中国文化要义》中，他认为：“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这种理解不乏新意，但是过于笼统而缺乏具体的指涉。同时期及以后也有很多学者对“文化”的定义进行过探讨，并不断地对“文化”的定义予以修订和完善，这样的学者与文化的概念有很多，些地就不一一列举了。
4．马克思对“文化”概念的界定
马克思认为，“文化”是人类实践生产中的产物，而人类的生产实践是“文化”产生的前提，在生产实践中的一切物质和精神产物，都必然蕴含着“文化”的内涵与特质，是人类所创造的“文化”产品的基本存在形式。从某种程度说，“文化”就是自然的人化，这也揭示出了“文化”的本质，或者说对文化创造的主体性予以了明确。人与动物间的本质区别在于，动物的一切活动都基于本能需求，而人类的活动都是有目的和有意识的，有一定的价值判断和创造性。人类有创造符号的能力，更是为符号赋予了多样化的含义，从而让人类生存在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
通过对以上几种不同“文化”概念的探讨，可以看出，“文化”作为一种以人为实践主体创造的产物，是人类能动性和创造性的集中体现，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所在。在中国学界，一般而言，对于“文化”概念的界定，被普遍认可的定义是将文化的概念分为广义与狭义两个层面。广义的文化，指自然的人化，是人类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创造出的一切物质和精神文化产品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这就意味着把握理解“文化”的概念，就必须把握“文化”的本质。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做区分，即是对“文化”的内涵与外延有一个全面准确的把握。
二、文化的结构与分类
文化是抽象的，亦是具体的。从宏观角度说，文化可以一言以蔽之，但是文化的深层内里及其多样化的存在形式，需要从微观层面多角度地予以透视。文化是一种内部具有结构层次的文化体系，有着不同层级文化要素的组成形式，包含于文化整体之中，构成一个系统的文化整体。就其存在形式来说，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是组成文化整体的基本结构。就文化的结构来说，学界有二元结构说、三元结构说、四元结构说等多种观点。
（一）二元结构说
通常指“文化”是由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部分构成的，此观点源于苏联学术界，也为中国学术界所普遍接受。所谓的物质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及其创造方式，包括劳动工具和人类为满足衣、食、住、行等多种需要而创造出来的一切物质产品；精神文化，是指人类脑力劳动所创造出来的一切成果，包括思维、语言、知识，以及属于上层建筑中的哲学、科学、伦理、道德、教育、法律、制度、风俗习惯、宗教、文学艺术等。此外，有人从文化存在形态的角度，将文化分为“显在文化”与“潜在文化”。另外，还有人从文化特质的角度，将文化分为“硬文化”与“软文化”等类型。这种对文化结构的分法较为宏观，在看到文化存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时，却忽略了文化在制度、行为、组织等层面的存在维度。
（二）三元结构说
三元结构说对文化的内部结构作出了更为细致的分析，通常是把“文化”区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或“实物文化、行为文化、观念文化”等三个层面。这种分法在学术界较为常见，其中，前一种分类被学术界所普遍认可。人类学家李亦园则从三个结构层面来理解“文化”的概念，他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我的人类学观：说文化》等文中论述了对文化的基本看法。在他看来，人类与生俱来地面临着三个“敌人”，即自然、他人和自我，克服自然之“敌”，就是要主动地认识和改造自然，以满足人类吃、穿、住、用、行的基本生存需求，于是相应地就创造出了人类的物质文化或技术文化，这是人类文化的表层结构；人类生活于社会中，不可避免地与他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如何与他者在相互交往中协调好关系，人类创造出了制度和规范，也就是人类文化的制度和规范层面，居于文化结构的中间；人类生活于自然界，对自然界的认识总要经历一个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在人类社会早期，对于自然现象不能予以科学和理性认识时，人类就借助于超自然的力量来解释其存在，这种反求诸己自我发问促成了精神文化的发生。
文化三元结构说，实质是将文化分为表层、中层和内层三个层次的内在结构，其中在“文化”的结构层次上，物质文化属于表层，精神文化属于深层，制度文化居于中层，由内而外，共同组成文化的基本结构。在内容的划分上，物质文化仍如前述，精神文化包括人们的文化心理以及意识形态的各方面，制度文化则包括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律体制及其运作方式、风俗习惯或传统习俗等。
（三）四元结构说
由于依据的标准不一样，四元结构说在“文化”三元结构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层内涵，将“文化”分为“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四类，并指出中层文化应包括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两个层面。也有将行为文化与制度文化视为一体，将语言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结构来单独看待的。如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其《文化论》一书中，从文化功能的角度，将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及精神方面的文化、语言、社会组织等四个方面。马林诺夫斯基将语言从精神文化中分离出来，将其作为一种单一的文化存在类型来理解，这种分类在学界并不被其他学者所认可。同时将社会组织作为一个重要的结构，其所说的社会组织是社会群体的标准规范，即社会制度或社会规范。
本书对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理解以三元结构说为标准，从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来具体展开，即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有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层结构，从宏观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包括物质、制度、精神三种存在类型。
三、文化与文明的区分与联系
“文化”与“文明”是有区分的，在现实中人们往往将文化与文明混为一谈，不加区分地来加以使用。“文化”一词前面已有论述，这里只对“文明”一词进行论述。与“文化”一词最大的不同在于，“文明”一词在中国古代典籍和文献中古已有之，并非是近代以来才有的，这一点需要明确。现能找到最早出现“文明”一词的是古代典籍《周易》。《周易·乾·文言传》说道：“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疏：“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周易·贲·彖传》说道：“文明以至，人文也。”李白《天长节使鄂州刺史韦公德政碑》中说：“以文明鸿业，授之元良。”这里的“文明”有文采和光明之意，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之后“文明”一词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才有了诸如文采、文治教化和文教昌明等新内涵。
在西方人们对“文明”一词的理解与中国古人的理解有所不同，“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源于拉丁文“civis”，本义是指城市居民，也就是人们生活于城市中的能力，后来又被引申出其他含义，尤其是对社会和文化发展先进状态的一种描述，也就是对应于进步这一汉语词汇。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在全世界的殖民扩张中，在意识形态领域配合政治经济上的霸权地位，将“文明”一词的进步内涵进一步强化，尤其是经过社会进化论思想的重新改造，“文明”一词开始在内涵上相对于野蛮和落后等，变成了一种凌驾于他者之上的权力话语。诚如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所说，“文明的观点是由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相对于‘野蛮状态’提出的”。同时他还认为“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 “文明是文化实体而不是政治实体”,“大多数文明包含一个以上的国家或其他政治实体”。亨廷顿所谓的文明与文化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但就“文明”一词的内涵而言，东西方间殊途同归，最终也达成了共识。
“文明”和“文化”两个概念，既有相似之处，亦有不同之处。有学者认为，文明偏外在，属物质层面；文化偏内在，属精神层面，并由此认为，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积累而产生。这种理解站在文化传播难易程度的角度来理解“文明”与“文化”的区别，是有其片面性的。其实“文化”的范畴大于“文明”,“文化”是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一切产物，所以“文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但是“文明”的含义就相对有限了。所谓“文明”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创造的“文化”，这就意味着人类文化史的源头可以追溯至自有人类存在，但是人类文明史可能只有几千年，如四大文明古国的历史不过五六千年，中华文明只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人类步入文明社会伴随着文字和阶级的出现，这是人类漫长的文化史步入文明史的分水岭。
四、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界定
（一）何谓“传统”
“传统”一词，从字面上分析，传，驿也，指一站一站往前传，引申为代代传承。唐朝《经典释文》载：“传者，相传继续也。”统，意为领，本义为茧的头绪。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载：“众丝皆得其首，是为统。”其意可以引申为纲目、纲领等。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传统”，在《论传统》一书中指出：“传统——代代相传的事物——包括物质实体，包括人们对各种事物的信仰，关于人和事件的形象，也包括惯例和制度。它可以是建筑物、纪念碑、景物、雕塑、绘画、书籍、工具和机器。它涵括一个特定时期内某个社会所拥有的一切事物，而这一切在其拥有者发现它们之前已经存在。”他认为，“传统”就是指历经衍传而持久存在或一再出现的东西，这不仅是从历时的角度来理解传统，更重要的是指那些过去或现在创造，并能传承至今或在未来可以持久衍传的东西，并对其承载者有一定的存在价值。因此，所谓“传统”，就是指由前人创造的并世代相传的精神、制度、风俗、艺术等文化存在形式。
（二）何谓“中国”
“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今天是一个主权国家的专有称谓。当然现在“中国”一词的含义并非自古有之，其内涵经历了一个逐渐扩展变化的过程。“中国”一词的内涵经历了从古代的天下中心之义，到近代的与世界各主权国家并存的民族国家的演变，是一个漫长的发展与演变历程。对于“中国”一词内涵的演变历程的追溯，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中国历史及其文化。
“中国”作为一个古汉语，出现的历史较早，一般认为在周初已有“中国”一词，如青铜器《何尊》铭辞记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古代传世的典籍《尚书·梓材》中记载：“皇天既已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以后《诗经》《孟子》《左传》等先秦典籍也不断出现“中国”一词，词义基本都是一致的。冯天瑜在《“中国”词义考》一文中指出，“中国”一词最初有“中央之城”之意，即周天子所居京师（首都），是与“四方”对称的，如《诗经·大雅·民劳》云：“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释曰：“中国，京师也。”《孟子·万章》中曾讲到舜深得民心、天意，“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这些古文献中出现的“中国”，均指居天下之中的都城，即京师，诚如刘熙为《孟子》作注所云：“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
当然“中国”一词不仅是指周王所居的都城，更是指周王统治下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中原地区，也是早期华夏族生活的地方。可见“中国”一词最初仅为一个空间概念，所指称的地域范畴较为有限。晚周以降，“中国”一词从地理中心、政治中心派生出文化中心的含义，意指处于中原地带的诸夏国，他们是以务农为生的农耕民族，其所对应的概念是周边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的“四夷”，如《诗·小雅·六月序》中记载：“《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隋唐以后，“中国”一词用来指称定都于中原的王朝国家，有的王朝也自称为“中国”。此时的“中国”不再是一个空间的中心或文明程度较高的族群概念，而是经过空间人文化，成为一种王朝国家正统性与政治合法性的符号，一个王朝称之为“中国”，无疑是其在空间上居于中原，并具有正统地位的象征。一个王朝被称之为“伪中国”，实质上是在质疑其统治的合法性，以及不具有正统性。应该说，此时期“中国”只是一个王朝国家统治合法性的政治符号，并不是王朝名称或国名。在古代中国，没有那个朝代是以“中国”为国名的。2013年3月11日《北京日报》在《解密：“中国”一词含义经历的曲折的变化》一文中指出，“中国”作为与外国对等的国体概念，萌发于宋代。如北宋理学家石介著《中国论》，此为首次出现的以“中国”为题的文章，该文称：“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当然，主权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概念，是在与近代欧洲国家建立条约关系时才正式出现的。
明末清初，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始称明清王朝为“中华帝国”，简称“中国”。明朝末年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艾儒略等带来世界地图和五洲四洋观念，其中以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影响最大。西方秉持与传统中国人不同的世界观，他所绘制的地图中有五大洲和四大洋，有万国林立的世界格局，中国在世界格局中仅是一个组成部分，并非是世界的中心。瞿式耜《职方外纪小言》云：“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利玛窦的《万国坤舆全图》传入中国，对于中国人传统的世界观产生了较大的冲击，使中国人开始认识到中国不再是天下的“中心”，而只是世界万国中的一个国家而已，这改变了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认知从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冯天瑜在《“中国”词义考》一文中指出：欧洲自17世纪开始形成“民族国家”，并以其为单位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国际秩序。清政府虽然对此并无自觉认识，却因在客观上与这种全然不同于周边藩属的西方民族国家打交道，因而需要一个正式国名与之相对，“中国”便成为首选之名称。诚如黄兴涛所说：“……尤其是晚晴时期通过预设彼此承认主权的现代条约国关系的建立，‘中国’便成为列强承认的主权国家之名称。”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清廷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中国首席代表索额图的全衔是“中国大皇帝钦差分界大臣议政大臣领衔侍卫内大臣”，这是以“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专称并用于处理国际事务的滥觞，这里的“中国”是与俄罗斯相对应的国名。
至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列强打开清朝封闭的国门，古典的“华夷秩序”开始被近代以来的“世界国家秩序”所取代，“中国”愈加普遍地作为与外国对等的主权国家的国名来使用。冯天瑜指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两国来往照会公文中，提及中方，就有“大清”“中华”“中国”等几种提法，其中“中国”一说使用最多。林则徐曾在《拟谕英吉利国王檄》一文中就有“中国所行于外国者”的表述，这里的“中国”就是相对于当时英国的国家称谓。将“中国”一词首次正式写进外交文书，首见于中英两国1842年8月29日签署的《南京条约》。该条约中依然将“大清”和“中国”等名称与“大英”和“英国”等名称对称使用，并且出现了“中国官方”“中国商人”等新提法，其时在国际上中国已经开始成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名称。此后清朝在与西方国家多次签订的条约中，大多都是以“中国”的名义。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国”正式成为中国的国家称谓。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国”，是世界诸多国家中的一个主权国家。
（三）何谓“中国传统文化”
我们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由中国人所创造的文化，而文化创造的主体——中国人即中华民族。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中国五十六个民族的集合体。中国传统文化即中华传统文化，是我国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集合体，中华民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主体。
从文化产生的时间看，我们现在所讲的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指的就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可以说，这也是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和源远流长的原因所在。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暂且不提，从彩陶文化算起到现在，中国文化至少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形成了世界上内容最丰富的文化类型。
五、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其发生到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演变，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提出“先秦”“汉唐”“宋元明清”的三分法，他对中国文化史的分析较为笼统，缺乏对阶段特征的具体细分；李宗桂在《中国文化概论》中将中国文化的分期分为孕育期、雏形期、定型期、强化期、转型期等五个阶段；赵吉惠在《中国传统文化导论》中基于中国思想文化史的角度，提出殷周、春秋中期至晚期、战国、秦汉、魏晋至唐宋元明、明清、近代等七个历史阶段，这一分法适合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史抑或中华文明史，但对于中国文化史就不适用了；张岱年和方克立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将中国文化史分为上古、殷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辽夏金元、明清等九个历史阶段，这种分法符合中国文化自身的特点，既有文化历程的全观视角，也有对每个角度的具体透视。基于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本书尝试作出以下十个阶段的划分。
（一）中国文化的渊源——上古时期
文化是自然的人化，人类创造的一切精神和物质产品都应是文化，因此人类的文化史是一个漫长的历程，伴随着人类的产生就开始有了文化创造的动机。中国文化的历史开端于中国人的最早历史，也就是说，自从中国大地上有了最早的人类，这里就开始了最早的文化创造。一般而言，中国人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上古时期。上古是指几百万年以前至有文字记载以前的历史阶段。我们可以把上古界定为：170万年前至殷商时期的4000多年前这段时期。美国人类学家亨利·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将人类社会史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个时期。依此视角，中国文化的上古时期则处于摩尔根所说的人类社会史的蒙昧、野蛮阶段，也就是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五阶段之一的原始社会阶段。根据考古学家考古发现，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人类是云南的“元谋猿人”，科学家研究，元谋人生活在距今170万年前。元谋人更像古猿，还不具备人的一些特征。他们在密林中采摘果实，追猎野兽，还能蹒跚直立行走，这是中国人历史的最早开端。
关于上古时期，学界有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个阶段之分。旧石器时代相当于人类历史上从原始群到母系氏族公社出现的时期，共经历了二三百万年。其主要特征是中国猿人使用的工具是简单加工的石块，另外北京猿人已经能熟练地使用火，火的使用标志着人与猿的最后诀别。新石器时代，开始于公元前7000年。中国早期的人类广泛使用经过磨光或钻孔加工的工具器型有石斧、石刀、石铲、石凿等，粗糙的陶器也开始出现，这是人类从原始社会步入文明社会的过渡阶段。
在上古时期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中国古人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也开始有了观念文化的创造诉求，我们可以从今天出土和发现的一些原始彩陶、陶绘、雕刻、岩画中找到历史的痕迹。原始先民的观念文化主要可以从原始宗教崇拜的对象和原始艺术上看出来。通过先民遗留下来的崇拜物和艺术品可以看出原始先民观念文化的痕迹。在原始先民宗教崇拜的对象方面，大致分为自然崇拜、生殖—祖先崇拜、图腾崇拜三大类。同时，早期人类由于生存能力有限，他们往往采取群居的方式，也就形成了早期人类社会组织的初级形式，即依据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了氏族，也经历了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两个阶段。氏族的进一步扩大以实现不同地域人群的联合而成为部落，部落超越了氏族的血缘关系纽带，将早期中国古人的社会组织扩大至以地缘关系为纽带。中国上古时期神话传说中的黄帝、炎帝、蚩尤等，就是当时不同部落的首领。这些部落间不断冲突，相互兼并，建立更大的部落联盟，如黄帝和炎帝联合打败了蚩尤部落，后黄帝又打败了炎帝。原始社会中的部落内部权力更替实行禅让制，这是一种原始民主政治，如尧传位于舜，舜传位于禹。后来禹传位于其子启，自此禅让制被家天下的世袭制所替代。
上古时期也是早期人类活动的时期，这段漫长的历史由于缺乏文字记载而变得模糊不清，现只能依据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等资料，大致描绘当时的社会历史情景。学界一般将中国上古时期的文化格局划归为三大文化集团：第一，华夏文化集团，包括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分布区，它发祥于黄土高原，后沿黄河东进，散布于中国的中部及北部的部分地区，黄帝、炎帝就生活在这个区域。第二，东夷文化集团，大致在今山东、河南东南和安徽中部一带，即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青莲岗文化江北类型分布区，神话传说中射日的后羿就生活在这个区域。第三，苗蛮文化集团，主要活动在湖北、江西一带，即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分布区。东部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也可归入此文化区。
（二）孕育和胚胎时期——殷商西周时期
狭义上的中国文化史其实就是中国文明史，中国文明史一般用华夏五千年来表达，也就是走出上古时期，中国文化步入了古代文明阶段，这既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历史飞跃，也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孕育和胚胎时期，塑造和奠定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这一阶段主要是在商周时期。
商部落原是活动在山东半岛从事畜牧业生产的一个部落，大约在公元前14世纪，长期流动不定的商部落数次迁都。到第十代君主盘庚时，迁都至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商王朝因此又被称为“殷商”。商朝文化较前有所发展，开始有了甲骨文字，此外历法、天文、青铜器、古都建筑等，都标志着殷商文化发展到了一定的文明高度。商朝文化的最大特点在于“尊神重巫”，表现出强烈的神本文化特点。一方面是巫在社会中的地位较高，是人与神沟通的中介，是当时社会中不可缺少的职业，巫在社会中的作用主要在占卜和主持祭祀。比如，国家大事都要由巫师占卜决定。据《尚书·洪范》记载：“七、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同时商人频繁举行大规模的祭祀活动，尤其是每有军事行动，祭祀既是占卜凶吉，也有祈神护佑之意。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商人神本文化的实践，是有一定仪礼的，祭祀时主要用牲畜，有时也有用活人祭祀的现象。
随着周部落的兴起，以及周武灭商建立起周朝，殷商之际的神本文化开始向周朝以人为本的文化过渡。周部落原本世代生息于陕西渭河流域，其始祖为后稷，臣属于商朝。及至周文王姬昌时，周部落开始强大起来。当时商纣王残暴统治，招致国内众部落的反抗，周武王时与八百诸侯会盟，兴兵灭商，建立了周朝。周朝存世约800年，共传30代37王，在历史上又可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阶段。周王朝在继承原有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文化维新，在中国文明史上具有分水岭的意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确立了宗法制，二是确立了周礼，这为当时的周王朝确立了一套新的典章制度。其中，周礼的内容丰富多彩，规定了王朝内部君臣等不同阶层的礼仪规则，形成了西周时期的一套礼乐文化。周王朝的文化维新，把人们的关注点从神本回归到以人为本的基点，其更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中人与人的关系，以及社会秩序的构建与世俗矛盾的调和。
（三）初步发展和理论化时期——春秋战国时期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阳，及至秦统一中国的这段历史，史学界一般称之为春秋战国时期。自春秋时期，周王室开始衰微，诸侯崛起，诸侯国间的兼并战争在春秋战国时期连年不断。据史书记载，仅战国时期就发生大小战220余次。随着周王朝的衰微和礼崩乐坏，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动荡与变革的“无序”时期，也就是在这个动荡与变革的“无序”时期，中国文化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大繁荣。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观念文化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士阶层空前活跃，他们立足现实，著书立说、阐扬观点，一时之间，学派林立、百家争鸣，如儒家、道家、墨家、阴阳家、法家、农家、纵横家等，形成了中国文化大繁荣的第一阶段。尤其是在中国传统观念文化层面出现了思想的交锋与争鸣，不同的思想家站在各自的学术立场，在宇宙论、人性论、教育论等方面，阐发了他们治国安邦、维持社会秩序、处理人际关系等方面的思想学说，表达了他们学以致用的学术理想，奠定了中国传统思想观念文化的系统化、理论化、定型化的格局。
（四）动荡与形成主体多元格局时期——秦汉时期
经历了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中国传统文化一度出现了历史辉煌，但多元文化的并存，只是春秋战国这一特定时期的产物，而中国文化的主导思想尚未确立起来。随着秦始皇建立起大一统的封建专制中央王朝，政治上的大一统，也要求在思想文化方面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统一。于是出现了秦始皇时发生的“焚书坑儒”事件，这种学术思想上的统一实践，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汉时期，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自此，儒家在百家中脱颖而出，在封建统治者的支持下，儒家取得了合法的正统地位，一跃成为正统思想，成为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的理论工具。此时儒家已与先秦诸子时代的儒家有所不同，儒学已经吸收了道家等诸家思想，并开始了在内容上的互补重构。在中国历史上，经学是中国两千年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官方哲学，从汉武帝至西汉末期，传经之学和注经之学成为当时社会中的显学。而西汉时期，经学内部学术派别不一，遂有古文经和今义经两大流派的并存。汉武帝立有“五经”博士，“五经”指《诗》《书》《礼》《易》《春秋》这五部著作，“五经”博士是指专攻这五种经学文本的儒士。以后历代王朝将经学内容各有增加，如东汉时期又增加了《孝经》《论语》两部先秦儒家经典，合称为“七经”。经学传统一直传承至清末，影响深远。
（五）融合与演变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
自魏晋以来，至南北朝时期，统一的封建王朝发生分解，中国历史上又出现了一个混乱时期，王朝分裂，军阀割据，战争频仍，政权更替频繁，北方少数民族不断进入中原，南北两地先后建立起了十六国。战乱和割据打破了封建中央王朝一体化的政治与集权式的地主经济体制，随之而来的便是自西汉以来确立的以儒学为核心的名教崩摧，思想文化的大一统被多元思想文化取而代之。魏晋时期玄学崛起成为一股新的文化思潮，“有晋中兴，玄风独振”。玄学是儒道思想合流的产物，也是魏晋时代主要的社会文化思潮。当时的哲学家们信奉的经典有儒家的《周易》、道家的《老子》和《庄子》，并称为“三玄”。魏晋时期的玄学家们以独样的人生姿态，展现出了越名教任自然的魏晋风采；魏晋名士追求玄、远、清、虚的生活情趣，表现出了独特的人生追求。如魏晋时的名士陶渊明及竹林七贤，他们远离官场，回归山林，饮酒作乐，纵情山水，放任个性，淡泊名利，超凡脱俗，被后世称为“魏晋风度”或“魏晋风骨”。魏晋玄学将关注点从现实存在推及到关于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的探讨，追求在情感之中达到对无限的体验，形成了重自然、轻雕饰的美学观。
东汉时期，产生于印度的佛教开始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最初依附于玄学，最终转而代替了玄学的地位。佛教传入中国，经历了与中国主流文化的思想碰撞后，主动开始了中国本土化的历程，及至唐朝，中国化的佛教开始形成。道教产生于东汉时期，是扎根于中国土壤的土生宗教，在与儒、玄、佛等宗教及学术的碰撞与互融中，道教取得了较大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国，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步伐加快，如鲜卑族进入中原，在孝文帝推行的汉化改革中融入汉族，这只是一个典型，还有匈奴等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都是如此。总之，此时是中国传统文化大融合的一个关键时期。
（六）中国传统文化的繁荣时期——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结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混乱局面，中国又开始了统一的局势。隋唐时期，国家统一，国力鼎盛，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在中国文化史上，隋唐时期以空前的恢弘气度和大国气象，展现出了一个文化繁盛的空前时代，文学艺术出现了大繁荣，尤其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唐诗以其空前的辉煌彰显着唐朝文学的高度。唐朝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上推行三教并立政策，对外来文明实行文化宽容的姿态，以至于中国文化呈现出了兼容并蓄有容乃大的文化气派。对于域外文明的吸收唐王朝有着宽广的胸怀，在宗教层面，佛教、祆教、景教、摩尼教等先后传入中国；在科技层面，南亚和中西亚的天文历法、建筑、艺术、科技等不断涌入中国，长安成为域外文化汇聚的中心。同时，多元文明的碰撞、交汇和交融，使得隋唐时期的中国文化迎来了空前的繁荣景象。
（七）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时期——两宋时期
自唐以后，出现了五代十国的局面。北宋时期，多国局面结束，出现了局部范围的统一，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与北宋王朝并立，如辽、西夏等；及至南宋时期，金、西夏与南宋政权并立存在。两宋时期，中国文化沿着两条线发展，一条是中原文化持续发展。相对于隋唐时期的中国文化，两宋时期的中原文化是一种相对封闭、内敛和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其最具代表的特色在于，在文学上宋词这一文学样式空前繁荣；在思想史上有理学为形式的“新儒学”的建构，实现了儒释道三教的互黜互补及融合更新。宋代中国科技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三项是宋代创造的，中国文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诚如陈寅恪在《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说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及于赵宋之世。”另一条线是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作为游牧文化的代表，他们一方面与中原农耕民族不时存在着战争与冲突，但是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始终存在，并成为文化发展的主导趋向。这些游牧民族或其政权积极向中原学习，吸收中原的文化。在长期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契丹、党项等民族逐渐融入汉族中。
（八）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融合时期——元朝时期
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元朝时期的中国，地域辽阔，民族多元，在蒙古统治者发动的三次西征中，大量的中西亚人大规模迁入并定居中国。元朝文化的代表是元杂剧，是元代下层文化形式的体现。元朝对外部世界的大规模开放，使得域外科技文化输入中国，而中国文化西传的速度空前加快，如中国的四大发明及中国传统的瓷器、绘画、丝绸、茶叶等持续传入西方，古丝绸之路被恢复和贯通起来，中西交通得以畅通，中西文化的交往交流开始频繁。随着国家的统一，多民族共处于统一的大家庭中，各民族间的融合加快，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交融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中国传统文化进入大融合大发展的时期。
（九）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总结时期——明清时期
明清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晚期，也是封建国家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传统的封建国家向权力高度集中的专制主义过渡，国家权力进入一个高度集中的时期。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登封造及的时代，文化专制体现在通过科举制度大量地笼络士人，通过大兴文字狱崇正宗灭异端，如清朝纪昀等主导编撰的《四库全书》即为典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凡例中说道：“今所采录，惟离经叛道、颠倒是非者，掊击必严；怀诈挟私、萤惑视听者，屏斥必力。”这就是在维持封建专制主义集权体制。同时，明末清初出现了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一批进步思想家，他们从不同侧面展开了对中国传统理学的反思与批判，有的批判锋芒直指封建君主，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思想启蒙的历史价值。他们将中国的历史兴衰与传统文化的利弊联系起来，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封建专制主义和宋明理学，认为封建专制主义是中国社会的万恶之源，这在当时的社会中是少有的，因此他们中就有人被视为异端，如明朝思想家李贽就是一例。他们承继王阳明对程朱理学的批判精神，反省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与不足，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思想启蒙实践，尽管在当时的环境中还不具备出现所谓的思想启蒙运动的条件。明清两朝，中国传统文化开始了总结时期，如大型图书的政府编纂、科学技术的出现、学术文化的整理与考据等。
（十）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时期——近代以来
1840年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拉开了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序幕。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在惨痛的战争失败中总结现实经验，开始意识到闭关锁国国家落后的危害以及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必要性。于是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下，他们放眼看世界，自觉投身于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运动中，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及至洋务运动的出现。19世纪60—90年代的洋务运动，力求在维护中国文化本位的前提下，学习西方先进的近代科技工艺。于是西方科学技术大量被中国人引进，洋务派创办了大批近代军事和民用工业，直接带动中国社会开始进入大变革时期。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推行戊戌变法，企图在制度文化上学习效仿西方的君主立宪制，以变革中国传统的封建君主专制。但是变法在旧势力的攻击下，最终以失败告终。当物质和制度层面的学习，无足于实现中华民族独立与解放的目标，中国资产阶级开始自觉从思想文化层面展开学习，将西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引进中国，作为资产阶级的革命旗帜，以期建立富强民主的现代民族国家。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实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历史变革。1919年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其倡导者以“民主”“科学”为旗帜，对传统礼教进行猛烈抨击，拉开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观念层面的变革与现代转型的序幕。
六、传承与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古人创造并世代相传的丰厚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对全世界人类文化的伟大贡献。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彰显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特质，既是中国文化的特殊性所在，也是中国人世代传承的文化基因，是所有中国人最基本的文化认同，也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资本。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到前所未有的西方现代化冲击。这一场社会转型实为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从19世纪中叶开始，历经整个20世纪，进入21世纪依然是一个社会转型急剧加快的时代。与漫长的传统社会相较，现代社会的到来仅仅只是短暂的片段，但是却导致了“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历史巨变。在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转型中，一方面传统文化在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中快速消失，另一方面传统在现代转型中被赋予了新的存在形式。
就中国传统文化所面临的现代冲击而言，自1840年以来，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自觉向西方学习，西方文化自此源源不断传入中国，从器物学习，到制度学习，再到思想文化学习。早期有识之士秉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只对西方文化进行有限的学习和借用。但是自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不断加剧，导致中国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军事和政治上的不利境遇对当时中国人的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他们将中国的强大寄托于对西方现代化的学习，这使得传统中国自觉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另一方面将自己军事和政治上失利的原因归结到传统文化，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的被动和落后都在于传统文化，只有全面学习西方文化，抛弃中国传统文化，才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必经之道。自20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国内开始出现一股反传统的文化思潮，尤其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个个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他们试图找出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文化症结，甚至有人主张全面西化，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文化虚无的态度，这样的代表人物有胡适和陈序经等。
近代以来的现代社会转型，必然会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强烈的冲击。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社会的转型日益加剧，西方现代文化越来越多地被引入中国，日益影响着中国人传统的思想观念，传统文化在中国的生存举步维艰。同时社会现代化的全面推进，以及中国城市改造进程的全面掀起，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开始空前缩小。《北京日报》2011年5月27日刊载了冯骥才的一篇文章——《随意废弃老地名是文化强拆》。文章指出：
600多个大中城市的老城区老建筑大部分已被拆光；历史记忆较深厚、民间文化遗产较丰富的村庄只剩下2000多个，比2005年减少了3000个……上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面临最严重的考验。
大量的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中开始消失，一些传统文化也在风雨飘摇中苟延残喘，越来越多的传统文化面临着失传的危机。同时我们也无时无刻不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以至于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一些年轻人推崇西方节日，而中国的重阳、七夕等传统节日则遭到冷落。凭着作家、学者的使命感和名人感召力，冯骥才呼吁全社会行动起来保护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
在时代发展的今天，保护和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任务。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对于传承中华文脉、全面提升人民群众文化素养、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意见》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切实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摆上重要日程，通过各种措施，支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为当前重视保护和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吹响了时代号角。
七、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
传承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是当前一个较为棘手的现实问题。作为高等院校，需要承担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学和科研任务，并将其设置为一门通识性课程，将学习主体扩展至全国各类高校的大学生，发挥好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人文教化功能，增强我国大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增强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重要价值的认识和自觉。当前我国高等院校要开展好中国传统文化课程，让大学生群体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有助于更加准确地认识我们自己
中国是古代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化也是唯一传承和发展至今的古代文明之一。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有着独特的魅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在世界文明舞台上独树一帜，独领风骚，是世界其他国家主动前来学习的对象，尤其是中国的儒家文化广泛地影响到了日本、朝鲜等东南亚国家，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在中国社会日益现代化的今天，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有助于了解中国历史，掌握中国文化的特征，更好地明确中国文化的特性，这是当前中国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在全球化时代，始终保持中国文化特色、明确中国身份的关键。
（二）有助于继承中华优秀传统，创造美好未来
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仅只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更要懂得为什么会有这种文化类型的存在，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之处何在。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抵御全球文化一体化、捍卫世界文化多样性上有着积极的作用。通过系统的知识学习，要增进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了解和认识，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心，要懂得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多样性必然建立在各国人民对本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基石上，只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才能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只有认真学习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才能自觉承担起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责任，才能使21世纪的中国，在实现政治、经济富强的同时，有属于自己值得自豪的民族文化，这也是支撑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的文化基石。
（三）有助于全面提高人文素质
一个社会中个体及群体文化素养的提高，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关系着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青年大学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中国儒家讲求的“内圣外王”即是这个道理，一个人走向社会单凭扎实的专业技术是不够的，更要具备良好的道德素养。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大量的人文教化和提升道德素养的传统资源，是老祖宗留给后人的珍贵文化遗产。当今我们正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需要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其长远和根本在于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因此更需大力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对于中国大学生来说，应自觉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不断锤炼自己的道德品质，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才能更好地具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的基本要求，为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四）有利于增强和提升对中华文化的自信
中国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部分，是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之一，诚如李宗桂先生所说：“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集中表现，有着独特的价值系统和思维方式，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块瑰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国文化一直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为世界文明的辉煌历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振奋我们的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有助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
（五）有利于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目标。实现这个心愿和目标，就需要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青年学生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文化特质，领略中国文化自身的魅力，增强对中国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实现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重要的思想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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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你是如何理解文化与文明的异同的？
2．结合学习的知识，谈谈当前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