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经济土壤
一、复杂的自然环境塑造出经济文化类型的多样性“经济文化类型”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概念，用来认识和概括人类经济生活的基本类型。任何一个民族或群体的经济模式都形成于特定的生态环境之中，自然环境为人类提供了维系生存的基本生存资料，人类基于特定的生存环境而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文化类型”，这才有了人类经济生活类型的多样性。而人类经济文化类型的多样性正是基于人类所处自然环境的复杂多样，生活在热带环境中的人，其经济生活与寒带有所不同，生活在高原上的人，其生活习惯和经济生活与平原上的人群大为不同，等等。中国民族学家林耀华在《民族学通论》一书中用“生态环境”和“生计方式”分别取代了苏联学者“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中“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这两大理论的构成要素，给“经济文化类型”作出了这样的定义：“经济文化类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之下，并有相同生计方式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
经济文化类型是表述人类经济生活多样性的一个概念，将这一概念具体落实到人类多样性的经济生活中，可以看出在不同生态环境中人类生存适应的状况，对于人类多样性的经济文化类型，依据不同的标准可分为不同的类型。中国民族学家林耀华将中国人的生计方式分为渔猎采集经济文化类型、畜牧经济文化类型和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等三种类型，并指出这三种类型之下存在较多的亚类。其中农耕经济文化类型是中国传统的经济生活模式，历史上曾以长城为边界区分出了农耕与游牧两种不同经济文化区。当然这条边界区分标准多样，如著名的胡焕庸线和我国300毫米等降水量线等。考古学家童恩正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半月形文化带”之说，认为在中华版图之中存在着一条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带。这条地带，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一直是畜牧或半农半牧的民族繁衍生息的场所”。它既是历史上华、戎集团文明分野之界，同时又是多元民族群体彼此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传播带。其中，农耕经济区大致分布在从帕米尔高原东坡到台湾，从黑龙江到海南岛的辽阔地域里，这样一个广阔的空间孕育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农耕经济文化类型。
农耕经济使得人与土地间建立起了最为紧密的关系，土地是人生存的衣食父母，土地依赖于人的开发而呈现其养育人类的价值，即人类试图以改变某种生态系统的方式增加流向人类方向的能量，土地成为真正意义上人类的衣食父母。基于我国地理空间的差异性，农耕经济文化类型亦有丰富的地域特征，其内部包括山林刀耕火种型、山地耕牧型、山地耕猎型、丘陵稻作型、绿洲耕牧型和平原集约农耕型等七种亚类，每种经济文化类型都有其自身的特征。
二、经济文化类型的多样性塑造了中国文化的区域多样性
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创造的一种有代表性的文化类型，存在于960多万平方公里之内，并延续了数千年，内部具有多民族多类型的文化存在形式，其所形成的中国文化是多样性文化的集合体。正是经济文化类型多样性的客观存在，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区域多样性。鲁奇艺在《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一书中提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五条区域性道路，即五种文化类型，本书在这里对其进行概括，主要有以下五种。
（一）中原文化
在中国历史上，中原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的概念，更是古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但将中原文化等同于古代中国文化，是不足以概括古代中国文化的多样性的，但是中原文化却是古代中国文化最主要的构成部分，从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形象。学界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长期以来占主流地位的是“中原中心说”，认为中国文明起源于中原一地，然后才传播至周边地区。但是正如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的，中原文化不是中国文化的唯一来源，他认为应该对中国文化按区系类型进行理论分析，对中国文化的起源、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进行系统性、阶段性和多样性的分析，中国史前文化应是一个“满天星斗”的多元性和广泛分布。在多文化区的分布格局中，中原文化区无疑是中国文化最为重要的一个文化区。中原文化区是我国旱地农业的发源地，其文化发展水平较高，地理位置优越，能够有效利用中国农耕经济发展的优势，使其较早地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古代农耕文明，即中原文化。中原文化的又一称谓即是农耕文化，其文化建立在农耕经济的基础上，带有典型的农业民族文化特点，其以二牛抬杠的耕作方式、四方格局的庭院以及高度发达的封建中央集权制为符号，是古代中国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类型，彰显着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的文化底蕴，使中国文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二）南方文化
南方文化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域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南方并非王朝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其文化的影响力要低于中原文化。南方文化作为一个区域文化整体，其以稻作农业为区域经济文化类型的主要特点，其内部亦有不同的亚文化板块。严文明先生将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分为浙江文化区、长江中游区、闽台区、粤桂区、云贵区等五个亚文化区。如果再细分，又可以将这五个稻作农业经济亚文化区分为若干个亚文化类型。生活于南方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的人们，其饮食、居住、服饰、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等方面，与中原人有所差异，尤其是中国历史上南方没有像北方那样长时间居于政治中心，秦汉以来南方一直处于被建立在北方的中央王朝进行统治的状态。鲁奇艺在其《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一书中指出，隋唐以来中国经济重心虽有南移，但这未改变南北间在政治文化上的中心与边缘的格局，以王朝更替为核心线索的叙述与解释框架，并不适应于对南方社会经济演变的分析，这是古代南方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
（三）草原文化
中国是草原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之一，草原主要在北方，有东北草原区、蒙宁甘草原区、新疆草原区、青藏草原区等。草原作为一种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了我国古代的游牧民族，也孕育出了我国独具特色的草原文化。从河西走廊到内蒙古和华北，大致可以画出一条黄金制品传播的草原之路，贯穿着中国非农耕的草原文化带，也和分割农耕与游牧两种生活方式的万里长城的修造路线大致吻合。在中国历史上，北方的蒙古草原一直是我国游牧民族繁衍生息的空间，秦汉以来，古代游牧民族匈奴、突厥、回鹘、乌桓、鲜卑、契丹、蒙古、女真等先后在北方草原活动，并活跃于人类文明的舞台。游牧民族居无定所，逐水草而居，是马背上的民族，放牧是其本业，毡房、蒙古包、马鞍、奶茶是草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符号，也是他们特有的经济生活模式。活动于北方的游牧民族历史上也曾建立过区域性的游牧帝国，但他们与中原的封建王朝在政治体制上有较大的差异。历史上曾有历代中原王朝修筑的长城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人为地隔开，两个民族间的战争时有发生，但是始终没有阻挡住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步伐。
（四）高原文化
高原环境是我国自然地理环境的一大景致，其以高海拔的地形地势，素有“陆地大舞台”之称。高原不是人类生存的绝境，也有民族生活于其中，并创造出特色鲜明的高原文化。在我国，主要有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等五大高原。生活于高原环境的人们，其经济文化类型带有游牧和农耕二元文化特征，尤其是我国的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如青藏高原就有高山草原和河谷田园并存的自然地理环境，游牧业与农业在青藏高原并存；帕米尔高原依然是高山与河谷并存的自然环境，游牧业和种植业始终并存。这也决定了高原文化的一大特点，尤其在农牧并重的经济生活方式中，高原民族在居住形态上有定居与迁移相结合的特点。他们的饮食结构兼有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特征，如青藏高原的藏族喝酥油茶、吃糌粑；帕米尔高原的塔吉克族，处于牧区的民族的饮食以奶类和面食为主，处于农耕区的农民则以面食为主。他们的服饰多以棉衣为主，戴棉帽，用以抵御高原的寒冷。
（五）绿洲文化
绿洲是浩瀚沙漠里的沃土，是指沙漠中有水草的绿地。绿洲多分布在有河流和有冰雪融水灌溉的山麓地带，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农牧业较为发达。在我国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地都有不少绿洲分布，其中新疆最多。从河西走廊到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的边缘，由于昆仑山北坡与天山南坡融雪形成的溪流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在这里冲积而形成了大面积的沙漠绿洲，给当地人提供了生存的沃土。在古代这里繁衍生息着较多的民族，他们依靠绿洲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较早地发展起了绿洲灌溉农业和园艺业，并饲养了各类家畜，形成农牧并重的二元经济生活类型，这也是我国北方绿洲文化的一个特点。
三、农耕经济孕育了古代农耕文化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度，传统中国的主体既是寄生于土地的农民，他们是中国人的主体，也是中国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的创造主体。中国有着悠久的农业文明历史，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文明的发生历史悠久。据考古发现，属于新石器时期早期文化的河南裴李岗文化和河北磁山文化，就是当前已知的最早的农业文明区域。在这些地区先后出土了大量的农业生产工具，尽管制造简陋，但仍是我国农业文明早期历史的见证。
到了新石器时期晚期，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在两条母亲河的滋养下，形成了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河姆渡文化、屈家岭文化等古文化遗址，在这些遗址都能找到我国原始农业的历史痕迹。到了夏商周时期，我国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农业水利灌溉技术开始使用，农业生产工具实现了从木制到铁制的飞跃，农作物种植种类增多，人们对农业的重视度逐渐增高。从战国开始，及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古代精耕细作农业基本成型，大型水利工程的兴修，新型农业耕作技术的普遍推广，使粮食产量有了大的提高。从隋唐至元代的690年间，历代统治者鼓励农耕，兴修水利工程，大力发展灌溉农业，黄河和长江水更有效地得到了利用，农业技术更加完善，一些关于农业生产经验总结与推广的书籍陆续出现。明清时期，我国的农业持续发展，历代统治者都秉持以农为本的国策，奖励垦荒，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此时的耕作技术更加提高，对土地的有效使用率增高，全国各地开荒土地增多，全国土地耕种面积较前有所增多。
土地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资源，为人类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土地对于从事农耕的民族来说就是衣食父母，他们依地而生，土地既是他们种族延续的基本保障，也是他们生存资源的基本来源。《元史·食货志》载：“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这是农耕民族与土地关系的最佳诠释。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农业国度，在广袤无垠的乡土社会，种地是中国老百姓基本的谋生之道，农民是中国老百姓基本的职业符号，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是中国老百姓世代传承不息的祖业。职业对于一个群体来说，是在劳动实践中培育起一种深厚的职业情感，农民的情感朴素而真挚，这种情感来自于他们生存的本能，以及在劳动创造中基于养恩意识的自然塑成。
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够像中国老百姓对土地怀揣着此等情感，他们对于土地有着深深的依恋，成为一个民族千年历史中衍传不衰的群体情结，也培育出了他们勤劳的民族性格。勤劳务实，自给自足，这是中国农民的基本特点。他们与土地建立了一种持久的依赖关系，土地成为他们剪不断的生存脐带，也赋予他们“土气”的特质。自古以来，土地都是中国老百姓最为珍贵的财富，拥有土地就拥有了生存的资本，拥有了定居于特定空间的权利。而种地则是一种天经地义的祖传职业，农民身上散发的“土气”则是其身份最为朴素的表达符号。同时对土地的认同，对家乡的依恋，往往形成农耕居民极强的乡土凝聚力，把这种乡土凝聚力放大，最终内化演变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农耕民族最大的特征就在于依赖土地而生存，人与土地间构成了一种持久稳定的依赖关系，农民一旦选择了某一块土地，就将自己的生命之根扎于土地中，在日久天长的农业根植中，不久便培育起一种深厚的家园情结。这是农耕民族基于土地而与生俱来的集体意识，也是农耕民族本性难移的“土气”性格。在“土气”十足的农耕社会中，土地的拥有是一种生存资源的获取，更是一种在特定空间平等中的生存权利的获取。占有土地便是土地的主人，也是农耕民族文化语境中财富的拥有者。他们依地而生，安居乐业；他们安土重迁，世世代代在单一的、传统的生产方式中重复劳动，必然形成农耕社会因循守旧的传统和墨守成规的封闭意识。
另外，农耕民族安于故土，知足常乐，不轻易流动，年复一年，与世无争，缺乏进取和开拓精神。同时，农耕居民因定居而形成知足常乐的心态，他们出于对现有生活的满足而知足常乐，他们崇尚和为贵的和合文化，不尚武力，热爱和平，与人为善，安土重迁，有着深厚的乡土情结，这是中国人的一种集体心理素质。
四、游牧经济孕育出古代游牧文化
对于游牧经济的认识，我们最直观的感受来自于北朝民歌《敕勒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广阔的草原，成群被放牧的牛羊，这是对游牧生活最直观的表述。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共同组成了中国复杂多样的经济文化类型，这也决定了中国文化内部的多样性，如中国文化可以分为中原文化、南方文化、高原文化、草原文化、沙漠—绿洲文化等五种类型。如果说，中原文化、南方文化和沙漠—绿洲文化带有典型的农耕文化特点，那么，高原文化和草原文化中的游牧文化色彩就更重了。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大致以我国著名的腾冲—瑷珲线为界，线以南是我国广阔的农耕文化区，线以北是我国传统的游牧经济文化区。游牧经济在我国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与农耕经济长期并存，在交往交流交融中构成一种互补关系。游牧民族在历史上活动于北方的蒙古草原，也建立过地区性的游牧政权，如鲜卑、回鹘、契丹等游牧民族都建立过地方政权，更有蒙古人和女真人入主中原，建立起统一全国的元朝和清朝。从历史的发展趋势看，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交融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这也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经济纽带。
游牧经济是一种较为简单的人地关系，它不需要人为的劳动生产和土地开发以获取资源，只需要以骑马移动的方式利用水草资源，获取基本的生活资料。游牧经济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流动性，是与农耕经济截然不同的经济生活，它与农耕经济间相互补充，彼此交融，拉近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关系，历史上他们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始终存在。而两种经济形式间的互补关系，构成了中国文化形成的一个重要纽带，也构成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间谁也离不开谁的相互依存关系。
与农耕民族相较，建立在游牧经济上的游牧文化有其自身的基本特征，这在历史上体现得较为明显。首先，游牧民族流动性较强。游牧民族的生活本身就漂泊不定，流动不息，居无定所，逐水草而居，这也必然造就游牧民族外向性与开拓性的群体文化性格。离开家园，而无乡土之恋，哪里有水草，哪里就是家园。其次，游牧民族具有强悍好勇的群体性格。游牧生活充满拼搏和危险，在此环境中容易养成游牧民族强健的体魄和强悍的性格，并且形成游牧民族讲究体力、重视骑射的群体性格。最后，游牧民族由于流动性较强，不能形成高度发达的文明体系。游牧民族频繁地流动，缺乏稳定的生活，不能像农耕民族一样，在稳定的生活环境中致力于文化创造。游牧民族早期都没有文字，没有对其历史进行文字记载的方式，不能形成自己稳定的文明体系，容易被其他文化类型所吸收，尤其是被中国农耕文化所融合。
五、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长期融合
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没有被人为修建的长城阻隔，他们间有过冲突，发生过战争，但是始终没有阻拦住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进程，从而最终形成今天各民族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不开谁的共生关系，也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尤其是农耕文化，通过不断吸收游牧文化为自己输入新鲜血液，不断融合更新，增强文化生命力，铸就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文化根基。历史上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主要通过以下四种方式交往交流交融。
第一种方式是战争。战争是矛盾冲突不可调和的产物，历史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间爆发过多次战争，它们或大或小，给深处战争中的老百姓造成较大的伤害，但是战争客观上却起到了促进二者相互交往交流的效果。历史上游牧民族经常入侵中原，进行劫掠，中原王朝为了抵御游牧民族的侵扰，出兵抵抗，这样的战争在历史上多有存在。如秦始皇曾派大将蒙恬率兵在河套地区抵御匈奴；又如西汉建国初，北方匈奴乘机南下侵扰中原，汉高祖刘邦率大军御敌，后被围困在白登。汉武帝时为了解除北方匈奴的侵扰，多次发兵远征匈奴，驱赶匈奴至大漠。以后隋唐和两宋以及明朝时期，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间的战争时有发生，但他们间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经济关系更加密切。自秦以后，两汉、隋、辽、金、明都曾大规模不断修筑长城，以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其中明代的长城最为宏大，明朝曾先后18次修筑长城，最终完成了西起甘肃嘉峪关，北至鸭绿江，全长达12700多里的长城。有形的长城始终没有阻隔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往，它们彼此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始终存在并不断加快着进程。
第二种方式是贸易。游牧经济和农耕经济作为两个不同类型的经济形式，两者间存在着一定的互补性与依赖性。游牧民族的经济生活主要是放牧，他们的资源就是成群的马匹和牛羊等；农耕民族的经济生活是种地，他们通过种地生产出粮食和茶叶等，他们可以生产先进的丝织品和铁器。对于游牧民族来说，中原生产的粮食和茶叶以及手工制品等是他们所需要的，而游牧民族饲养的马匹等又是中原地区老百姓所需要的，彼此的需求只有通过双方的交换才能实现。这也是历史上为何北方游牧民族较早就同中原农耕民族互相贸易、互通有无的原因。中央王朝常在一些与游牧民族交接地带设立榷场，为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民的商品交换提供了便利，游牧民族以畜产品同农耕民族交换粮食、茶叶、布匹、铁器等，在西南地区历史上就有“茶马互市”的贸易活动，通过经济往来，大大地促进了双方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
第三种方式是迁移。民族迁移是中国历史上始终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北方的游牧民族和中原的农耕民族不断迁徙流动。古代封建王朝为了开垦土地，将中国的农耕民族迁徙至与游牧地区接壤处，使得大量汉族被安置到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的地区。游牧民族在历史上也多次南迁进入中原地区，他们迁入中原与当地汉族相互杂居，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文化形式上互相影响，一些游牧民族最终融入汉族之中。如自东汉以来，至明清时期，那些进入中原的匈奴人、鲜卑人、契丹人、党项人等，随着民族间的交融，都悄然融合并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而在历史上的统治者中，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政权，清朝则是满族人建立的政权。这两个朝代都是北方游牧民族武力征服中原建立的封建王朝国家，但是他们进入中原无不学习中原文化，民族间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步伐难以阻拦。
第四种方式是通婚。这种现象自古有之，也是中原民族与游牧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一种形式。历代帝王为了边疆的安宁，有时候不得不采取“和亲政策”，通过皇室公主与少数民族首领联姻的方式，有力地促进了中原与边疆少数民族的交往。西汉建国初年，汉高祖刘邦就采取和亲政策，曾将宗室女嫁给匈奴首领；以后的汉文帝、汉元帝都采取过和亲政策，其中最有名的是昭君出塞。隋唐时期，朝廷为了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维持和平稳定的局面，也采取过和亲政策，唐朝皇帝也曾将皇女嫁给突厥族、吐蕃族首领。唐时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通婚，是汉藏两大民族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大量生产工具、蔬菜种子、医疗器械以及经、史、诗文等典籍，并把中原地区的养蚕技术、造酒技术、造纸技术传入西藏。这种和亲政策在清朝依然存在，如清朝皇室采取满蒙联姻的政策，建立了世代姻亲关系。总计入关前后的整个清朝，满蒙联姻达586次。毫无疑问，和亲政策对缓和民族矛盾、促进民族友好以及经济文化交流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此外，还有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间的交融，这也是形成中国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纽带关系。南方山地游耕民族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南部和南部。南方山地游耕文化具有不同于中原农耕文化的诸多特征：一是在耕作方式上刀耕火种。二是过着迁徙不定的游动生活。三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尚处于不成熟的状态。这两种文化交融的方式主要是移民和教化。由于中国历代王朝大多建都北方，相比之下，双方的冲突、战争较少，之间的接触也不大多，因此，在文化上相互影响和融合的迹象并不明显。但是通过相互移民和朝廷的人文教化，双方也有一个文化补充过程。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对汉族影响最大的，是元代黄道婆的纺织技术和西南少数民族的音乐及歌舞。
六、我国少数民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历史上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都作出了贡献。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民族文化的集合体，少数民族文化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丰富了中国文化内部的多样性，对中国文化的形成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如在饮食、服饰、生活习惯、文学、艺术、史学等方面，我国现有的三大史诗都为少数民族所创造，如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等，这是我国少数民族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