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架构、思维方式及价值观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架构
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几千年发展历程，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其间交织着文明的碰撞、交流和互融，最终打造起中国文化的基本结构，形塑出中国文化的自身特质。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由于特定的地理空间、大一统的政治、文化认同和经济间的互补等纽带，由此形成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这是中国文化的显形结构。这样一个文化结构的塑成必然有一个文化隐形结构在起凝聚与维系作用，它将多样的文化形式融会在一起，编织成一个整体。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究竟基于怎样的隐形文化结构？这就要深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去寻找在一个农耕经济为主体的传统国家中，传统的儒、佛、道等多元文化如何互补同构，以至于形塑起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架构。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架构
（一）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结构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多样类型中，儒家思想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种类型，它不仅是一种思想学说，更是一种价值观念、人生追求，是体现在现实中的生活方式和礼仪规范等。毋庸置疑，儒家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不仅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学说，更是长期被封建统治者尊为国家的正统思想，对于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走向，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至于在学术界儒家向来被看作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学说，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结构。有学者就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文化，如现代新儒学代表人物牟宗三在《政道与治道》一书的序言中说：“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以儒家为主流。”这种学说，将儒家摆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位置，其地位是其他学说不能替代的，即儒家是中国文化的魂，这种观念在当前的学术界一度占主流。当然这种说法也有其合理之处，但其不足是过高地估计了儒家文化的位置，而忽视了其他思想学说在中国文化整体中的存在价值，如道教文化和佛教文化等。如果仅用儒家思想一枝独秀来概观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无疑是遮蔽和忽视了中国思想文化多元的事实，当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体并非对等于儒家。海外新儒学代表人物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就认为，中国文化是丰富的、多元的，思想是多样的，他个人并不接受儒学是主流的观点。
（二）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结构
还有一种观点与前一种观点截然相反，认为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或主体，代表人物多借鲁迅先生说过的“中国根柢在道教”而持这种观点。同时他们也引用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博士在《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一书中所说的：“中国如果没有道家，就像大树没有根一样。”这种观点有其合理之处。如果将中国传统文化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儒家处于精英文化层面，是中国文化的大传统，那么道家文化则以道教文化等民间文化形式更多存生于民间社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小传统，鲁迅和李约瑟对中国道家文化地位的理解大致是从民间文化的层面出发的。但是如果将道家文化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无疑是不合适的，一是道家对中国大传统的影响并不如儒家，儒家的独尊地位一直支配着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千年，只有儒家文化的影响深入到了中国大传统和小传统之中，这是道家文化所远远不及的；二是道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更多停留在民间信仰的层面，从未上升至主流思想文化层面。
（三）中国传统文化“儒主道从佛客”的结构类型
这一观点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儒释道三种文化因素，但是这三种文化类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与影响是不一样的，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客观存在的。中国台湾地区新儒学代表人物蔡仁厚在《新儒家的精神方向》一文中表达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整体中，其组成要素的儒释道三种文化地位不等，儒道两种文化的关系是一种主从关系。儒家文化是主位的，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结构；道家文化则处于从属地位，是不能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走向的。同时他还认为，佛教是客位的，是一种外来的宗教文化，这种观点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结构，却忽略了各结构间的相互交融，尤其是忽略了佛教中国本土化的历史事实。实际上佛教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要素，而且其在与儒道文化的互补同构中，影响并构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存在类型。
（四）儒道文化的互补同构性
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陕西师范大学已故教授赵吉惠，他更多看到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儒道两种文化的地位和价值，他打破了儒家或道家单一为主体的观念，将儒道两种文化的互补同构作为中国文化的主干。在专著《中国传统文化导论》中，他指出，中国文化是儒道互补型的，儒家和道家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更具体更清楚地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为一体的主体结构。除此之外，中国文化还有法家、墨家、阴阳五行家、名家等。赵吉惠教授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多元性，儒道文化互补共同构成主体，其他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要素，却难以与儒道文化产生的影响同日而语。
（五）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释道文化
还有一种观念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释道文化。这种观点将中国传统文化视为一个由儒释道三种文化互补同构的文化体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三种文化的地位是对等的，它们对构成中国文化类型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即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儒释道三种文化互补同构形成的文化类型。如果将中国文化视为一个房间，儒释道三种文化则为中国文化这一房间内部的三个套间，它们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林语堂先生就持这一观点，在他看来，儒家、道家、佛教各有特点，他们既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因素，各美其美，美人之美，都为中国文化提供了一种价值。儒家为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道家满足了一部分人的精神需要，佛教有抚慰人心的功能。南宋孝宗在《原道辨》中就曾说道，中国文化是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这也概括地指出了三种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位置以及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各自功能。
以上是对学界关于中国文化基本架构的几种观点的评述，基于此，我们得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主导结构的四点认识，也就是说，在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架构时，必须把握三个前提：第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架构是一个多文化构成的文化模式，其构成要素都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提供各自的价值。第二，构成中国文化基本架构的文化类型贯穿于中国文化的始终，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形成及特质。第三，一种文化是否是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架构，一个重要的标准是，它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否起到过实质性的作用，如民族心理素质、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文学艺术等。第四，中国传统文化基本架构的组成是一个多文化互补与同构的结果，毋庸置疑，各文化间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对等的，如儒家对中国文化形成的影响最大，其与释道等文化的融合与同构所形成的新文化类型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架构。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类型
人是一种文化动物，人创造了文化的同时，文化反过来又反哺于人，塑造出具有共同文化特质的人群。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指出，每个民族或群体的文化中都存在着一种文化模式，作为文化的主导和支配力量，在给人们的行为赋予象征意义中，也会塑造出具有相似文化人格的人群。中国人独特的民族性格和群体气质的形成，无不与其文化中占支配力量的文化模式，即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有着直接的关系。以儒释道等为基本架构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其强有力的文化塑造力，打造起中国文化的整体结构，赋予传统中国人特有的文化性格，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其群体人格、精神气质和行为实践无不打上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
中国文化的基本类型是什么？或者说，中国文化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要想弄清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既要深入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去主位理解，也要在与他国文化的横向比较中予以把握，他者就是一面镜子，可以为理解我们自身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参照系。当然理解中国文化的类型，就要借助西方文化等多面镜子。从中国文化内容、社会功能和精神走向等方面看，一般认为，中国文化属于伦理政治型的文化类型，而西方文化则属于认知型的文化类型。
国学大师梁漱溟专门从事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他站在一个东方文化学派的角度，剔除了西方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观念的影响，认为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并非落后，而是具有早熟特征。虽然现在中国要吸收西方现代文化，但西方文化在世界范围已经发展到尽头，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1921年，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把世界文化分成三种类型：西方文化是意欲型的，中国文化是调和的、持中的，印度文化是反身向后型的。梁漱溟以房子漏雨为例，解说三种文化的区别：西方人会把旧房子全部拆掉，新建一座房子；中国人会选择修补旧房子，让它不漏雨；而印度人则会自行消解新建或产生修补房子的欲望。梁漱溟根据不同民族对待意志的不同态度，所提炼出的中国文化类型具有调和、持中的文化特质，概括出了中国传统文化讲求中庸、和谐的文化特征，但是这并不全面，相比而言，伦理政治型才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类型的高度提炼和准确定位。
何谓伦理政治型？是指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是以伦理思想、伦理规范为主，即中国社会是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其以关注社会现实、借助礼文化资源发挥社会调节作用，重在强调调整人际关系，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人文主义的特征。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于，关注现实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但缺少对形而上层面的精神诉求，这是以儒家与道家互补同构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主要体现在儒家和道家等学派的思想中。如儒家非常强调秩序，认为人们学习礼，就是为了遵守礼，礼是维持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基本纲常伦理，这是社会实现和谐的基础。如《论语·颜渊》中，孔子说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子路》中，孔子说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可见，儒家强调身正，就是以儒家道德规范修炼个人的品德，身正才能人正，人正也就政正，才能实现社会的安定与和谐。
道家的主张表面看与儒家是相反的，但是这种差异只是对如何让社会和谐维持社会稳定的两种不同路径。儒家看似积极有为，道家似乎自然无为，但道家同样重视人的道德修养，倡导圣人要有道德品质，好的道德修养才能转化成好的政治作为，即所谓的“无为而无不为”，这与儒家提倡的内圣外王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有道德的圣贤才是治国之法宝，这也是“治大国若烹小鲜”的真理所在。也有其他学派对社会中人际关系伦理规范的强调，这里就不再一一介绍。伦理政治型文化深深影响着古代中国社会，以至于中国传统社会被称之为礼治社会，而中国传统文学、哲学、戏剧等亦受此影响，带有浓厚的伦理政治色彩。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根植于中国土壤，有其自身特点，与西方文化相比，其特点较为显著。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中国文化特色的体现，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具体说来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重视人道
在跨文化的比较视野中，中西文化各有特色，如在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上，西方文化中天人关系是相分的，而中国文化中天人关系是合一的。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产生历史较为久远，早在先秦诸子时代，道家就有重天道的倾向，而儒家则重视人道。道家的天道思想，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举措下，影响力日渐减弱，而儒家重视人道的观念，无可厚非地成为中国学术思想的主流，因为人道思想主要关注现实生活，致力于思考人事之道，是一种思考如何让人遵守社会秩序、让社会秩序保持和谐的状态。这种价值观符合统治者的统治需要，自然会得到支持。儒家从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思想的正统，无不与其重人道、关注人事密切相关，儒家将目光投注在世俗的人世间，这也影响并塑造了中国文化重人道和关注现实生活的倾向。热衷于人际关系是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传统中国社会也是典型的人情社会。同时，对于人道的热衷，使儒家缺乏对天道的热情，这也是中国古代为什么探讨人际关系的学问如此发达的原因。而关注自然现象探索自然规律的学人不但很少，整个社会的热情度也不够高。
（二）重视礼治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并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积淀，是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传统影响的结果。礼治，即人治，是中国儒家的政治思想，也是儒家管理社会的一种模式。对于儒家来说，礼既是一种行为规范，是一种社会价值，也是一种理想化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被称为“礼治秩序”。礼治秩序靠人们对“礼”这样一种行为规范的遵从，它建立在人们对“礼”的道德内化的基础上，并自觉以“礼”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样一种礼治的模式是以道德为准则，而不是以法律为规范的。一个人在社会中其行为表达受制于其内心的道德监督。礼既是习惯、是文明，也是一种制度、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价值理念。对于礼治的推崇和实践，则使中国传统社会成为一个礼治社会，而法治在古代中国发育缓慢，其作用得不到应有的发挥，往往都是以礼治替代法治。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制化建设向来发展缓慢，这与中国传统文化较为重视礼治有直接的关系。
（三）重视集体的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带有崇尚集体的思想观念，这也是古代儒家文化的一大特点。儒家重人道，目的是为了营造一种和谐的社会秩序，这样一种社会秩序的建立，基于个体对社会群体秩序的遵从，就是要培养一种个体服从社会整体的自觉意识，始终将群体利益放置到第一位。为了维持群体利益，个体的欲望和诉求就会被压抑，儒家主张克己复礼，实质上就是用“礼”来约束个体人的自由意志，使个人的行为和观念符合儒家所倡导的礼仪规范和准则。儒家强调现实中个人对于“礼”的维护和服膺，主张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当人们践行“礼”的时候，就必须以牺牲个体的欲望和诉求为代价，以符合社会群体的文化诉求与利益，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重群体轻个体的价值理念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