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引以为傲的身份：本报记者

孟子曰：身劳而心安，为之；利少而义多，为之。2000年1月1日，《宁夏日报》摄影周刊《时代聚焦》头版通栏刊登大幅新闻照片《世纪婴儿》，在照片的右下方有一行五号宋体小字：本报记者王健摄。这是我的姓名第一次被冠以本报记者在党报上出现。从此，我这个已近不惑之年的新闻新兵开始了为捍卫“本报记者”荣誉的摸爬滚打。

一种推动力

用摄影手法表现新闻现场是我的看家本领。到宁夏日报社工作后的2006年到2008年，作为报社新闻摄影“第一单打”，我出色地完成过习近平、胡锦涛、温家宝等7位中央领导视察宁夏的时政报道任务。新闻照片《总书记和治沙工人在一起》以表现方式大胆、内容创新得到读者和有关领导的一致好评，获宁夏新闻奖一等奖。以该照片为蓝本，宁夏知名美术家创作出的油画作品被宁夏档案馆收藏。

党的十七大结束当天，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媒体见面。因见面时间比预定时间晚了些，胡锦涛代表常委们向在场的记者道歉。以摄影记者身份到场采访的我写出文字稿《总书记一声“对不起”暖人心田》。当时，到场的中外媒体有200多家，只有我敏锐地抓住了这条新闻。在宁夏好新闻评选现场，有评委说，作者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独辟蹊径，抓了一条“大鱼”，是在重大时政新闻上的大胆突破和创新。宁夏大学新闻学教研室主任、我曾经的老领导王庆同教授说：“王健是宁夏新闻界难得的全才。”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有很多次的选择与放弃。1999年世纪之交的新闻改革大潮中，我放弃了副处级待遇的宁夏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厅团委副书记职位，以“新闻民工”的身份“冒险下海”，参与创办《宁夏日报》新闻摄影周刊《时代聚焦》。2000年1月1日零时，为《时代聚焦》创刊号拍摄的封面照片《世纪婴儿》受到业界好评，获年度自治区党报好新闻一等奖。

一直以来，我是一个“不安分”的人，喜欢“玩”跨界，尝试不同岗位带来的乐趣，离开宁夏大学教学岗位15年后，又“重返”校园。2004年以来一直是宁夏大学和北方民族大学的兼职教授，不管采访任务有多重都坚持精心备课，我讲授的新闻摄影课多次被评为优质课，教出的学生“桃李遍天下”，很多已经成为媒体的业务精兵。我坚持知行合一，用在教学中获得的前沿理论和系统知识反哺新闻实践，主持完成的《〈宁夏日报〉读者调查问卷分析报告》《大学生阅读党报调查报告》等大型读者调研报告，深刻指出了新形势下的媒体生态和主流媒体的生存现状，引起自治区党委的高度重视。

2010年，通过竞聘上岗，我担任了宁夏日报报业集团报业发展研究部主任，从“冲锋陷阵”的编采一线转到了“宏观务虚”的新闻研究岗位，经历了进入宁夏日报报业集团以来最大的一次角色转换。在没有经验可资借鉴、没有范本可以引用，甚至连原始的资料都难以找全的情况下，深入研究宁夏日报报业集团报业发展战略，探索宁夏日报报业集团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参与完成了《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十二五”战略规划》，不仅为宁夏日报报业集团未来的发展探索了方向，也为自治区党委、政府进行媒体融合的决策提供了参考。

实践出真知。2012年，《改文风是“走转改”的落脚点》在新闻核心期刊《新闻战线》发表，获年度宁夏新闻奖一等奖。2014年，《〈宁夏日报〉：读者调查提出的课题》在《新闻战线》发表，获年度宁夏新闻奖二等奖。2015年，《互联网思维是媒体融合的关键》在《宁夏传媒》发表，获年度宁夏新闻奖一等奖。《图片编辑要有原创意识》在全国同行中引起较大共鸣，被中国新闻摄影学会编辑收入《新闻摄影论文集》。《图片是报纸的“卖点”》获宁夏新闻出版业改革与发展论文评选一等奖。《怎样为照片写说明》被摄影通讯员争相传阅。

担任报业发展研究部主任期间，我不断提出重大的新闻报道策划，还参与了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走转改”新春走基层、精准扶贫等大型采访报道活动，“光着脚板跑新闻，田间地头当舞台”。宁夏是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宁夏日报报业集团的新闻工作者，既是扶贫攻坚的宣传员，也是扶贫攻坚的战斗员。西吉县是我所在的宁夏日报社第4扶贫报道小分队的驻点县，采访中我发现杨庄村利用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气候条件，搭上宁夏全域旅游的快车，打造集赏花、垂钓、采摘为一体的乡村经济体，探索解决农村“三留”（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问题，使精准扶贫可持续发展。根据山村空气新鲜的特点，我建议他们在赏花、垂钓、采摘之后再加上深呼吸，以此吸引更多的城市人来观光、游览。乡长赵君郁高兴地接受了我的建议，直呼“没想到，没想到！空气也能赚钱。”一篇《鲜花盛开的村庄》就这样完成了。我的同名微信推出后，也在短时间内获得了98个赞。

一股“拼命劲儿”

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能考验一个记者的职业素养。2002年11月7日，自治区领导临时动议，让宁夏日报社派记者随党的十六大宁夏代表团进京采访。宁夏日报社第一次接受这样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因为是临时动议，所以没有领到大会采访证。我拿着借来的一台数码相机匆匆地上了代表团的专机。那一年邪教“法轮功”刚被取缔不久，但他们不甘心自己的覆灭，鼓动不明真相的所谓“信徒”在北京天安门静坐示威甚至自焚。为了保证党的十六大顺利召开，有关部门对进京人员进行了严管。没有大会采访证就没有发稿条件，甚至没有住处，采访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为了完成任务，我和马思忠代表套近乎，马思忠对我拿的数码相机产生了兴趣，我就借机给他讲数码相机的成像原理，还答应回银川后陪他去给孙子买数码相机。就这样，我把马思忠随行生活秘书小杨的随员证佩戴在了自己的胸前。一天，我在民族画报社朋友处发完稿已是子夜时分，代表住的宾馆进不去了，我一个人在寒冷空旷的大街上徘徊。昏暗的路灯下，我的身影一会儿变长，一会儿变短，冻得浑身发抖的我，盼望着温暖的朝阳早点儿喷薄而出……就在这时，一队巡逻的武警站在了我的身边，喝令我双手抱头蹲在地上。原来，他们把我当成“法轮功”分子了。我赶紧拿出随员证，带队的领导一看是宁夏代表团的“随员”，立即客气起来。原来遇到了老乡，这个领导是从固原参军入伍的。就这样我被带回了武警部队的营地，睡了十六大采访期间最踏实的一觉。在没有大会采访证、没有发稿条件，甚至没有住处的情况下，我克服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顺利完成了党的十六大采访报道任务。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的陈建国称赞我是“拼命三郎好小伙儿”。

白天采访，熬夜写稿，长时间的生物钟颠倒，疾病就悄悄地找上门来。2004年4月的一天，我正往报社赶，准备上夜班，途中接到一个同学的电话，但我只能听到对方的声音却怎么也发不出声，同时伴随着头晕耳鸣。我坚持着上完了当天的夜班。第二天去医院做CT，检查结果是急性脑梗。医生说，梗塞的位置再稍偏一点，我就成哑巴了。这次突发疾病没能改变我“拼命三郎”的初心，我继续着白天采访、熬夜写稿的工作常态。2011年12月，上班途中，我突发心梗，一枚心脏支架挽救了我的性命。

一份责任心

从事新闻工作多年来，我始终坚守“脚板底下出新闻”的信念，坚持“不到现场不动笔”的职业约束，践行“走转改”。2009年，在我担任《华兴时报》总编辑时，策划、组织、参与了“徒步黄河金岸”大型采访报道活动，用脚板丈量了黄河流经宁夏近400公里流域，深度宣传和解析自治区党委、政府建设“沿黄城市带”、打造“黄河金岸”的重大战略决策。我执笔撰写的“黄河金岸”系列报道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获2009年度宁夏新闻奖特等奖。其时自治区主席王正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于革胜，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春光等在黄河沿岸亲切接见了“徒步黄河金岸”大型采访报道组成员。自治区政协专门为“徒步黄河金岸”大型采访报道活动组织了研讨会，时任宁夏政协主席的项宗西亲自出席并邀请专家对“徒步黄河金岸”大型采访报道活动的意义、新闻稿件采写经验和教训进行了点评。这次大型采访报道活动成为宁夏高校的新闻学教学案例。

“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位于宁夏南部，那里有宁夏日报社最偏远的固原记者站，因为条件艰苦，每年派驻站记者成了报社编委会头疼的事。2003年，我主动请缨到西海固驻站并担任宁夏日报社驻固原记者站站长。驻站期间，我跑遍了西海固地区的沟梁山峁，采写、拍摄了大量反映基层变化的新闻稿件，见报稿件219篇，成为《宁夏日报》当年“发稿冠军”。其中，9篇稿件刊发在《宁夏日报》头版头条，这一纪录一直保持到现在。为报道隆德县梁家湾山体滑坡事件，我3次冒着生命危险爬上已经警戒的山体采访，膝关节严重受伤，最后被当时固原市市委书记何学清下令武警战士“押送”下山。

2003年5月1日，宁夏在全国率先实行封山禁牧，世世代代赶着羊上山觅草的农牧民不适应圈养，加上饲草严重短缺，于是，有农牧民晚上把羊赶到山上偷牧，封山禁牧出现了严重反弹。封山禁牧会不会半途而废？农牧民的利益怎样维护？带着这些思考，我到农牧民家采访，半夜上山追踪“上夜班”的羊。通过一个月的观察、采访，写成了通讯《固原羊只“上夜班”》，指出农民赶着羊“上夜班”情非得已，呼吁“有关部门应尽快拿出对策”。新闻通讯在当年6月28日《宁夏日报》二版头条刊出后，产生了不小的反响。时任固原市工委副书记、分管农业工作的刘云同志当时正在宁夏中卫参加县域经济观摩会，大家都拿着报纸和他开玩笑：“刘书记，固原的羊真辛苦啊，要不要给发点夜班费啊！”尴尬的刘云同志让当时工委办公室主任张佑昌给我打电话，说晚上要见我。当天晚上7点多，刘云同志风尘仆仆地从中卫赶了回来，直接来到我住的宿舍，拉着我就要去吃饭。我心想，“鸿门宴”，不能去。他猜透了我的心理，边拉边说：“我自己掏腰包，吃夜市走！”到了夜市，刘云同志要了4个羊蹄子、2个羊头、2瓶啤酒，像老朋友一样和我推杯换盏起来，只字不提稿子的事。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刘云同志一抹嘴站了起来：“走，咱们上山。”我顿时明白，这是要和我对质呢。今天要是有羊“上夜班”还好说，如果没有羊“上夜班”，就要对我兴师问罪呢！有连续一个月采访的所见所闻和大量素材垫底，我的腰杆子相当硬，顺口说了一个字“走”。两个人一起上了山。走了一半，通讯中描写的场景出现了，面对此情此景，刘云同志弱弱地说了句：“王健，咱们回，天冷了。”我们来到他住的公寓，推心置腹地聊到凌晨2点多。第二天，刘云同志赶到银川，找到自治区当时分管农业的赵廷杰副主席，开口就说：“《宁夏日报》说我们固原的羊‘上夜班’呢，羊没吃的，你看咋办呢？”很快，固原市就得到自治区财政在山区建青储饲料池的项目，解决了山区农牧民的燃眉之急。严谨务实的新闻报道帮助农民解决了封山禁牧以来的一些困难。《固原羊只“上夜班”》在当年度“非典”稿件成为获奖热门的情况下，跻身中国新闻奖。我和刘云同志也成了好朋友。

同事经常这样评价我，“五大三粗”的王健却有着“一颗悲天悯人的善心”。在平时的新闻采访中，我总是不忘记带上两样东西——“一双发现新闻的眼睛”和“一颗悲天悯人的善心”。日常的采访过程中，我除做好本职工作外，还热心公益事业。2000年帮助残疾农民林天海投身防沙治沙工作并获成功，“独臂农民”林天海因此被选为2008年奥运会火炬手。2003年经过多方奔走，牵线深圳企业家到西海固贫困地区投资扶贫。我还用自己微薄的收入资助了西海固3名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帮助其中2人成功创业。

一腔职业血

2004年，我任宁夏日报社摄影部主任兼《宁夏日报》图片总监。针对摄影记者多年养成的“配角”意识，我提出“让相机行动起来”的工作理念，带动摄影部全体同人始终保持着一种昂扬向上的工作状态，策划、指导、参与拍摄了一大批高质量、有影响的好照片。2007年，针对互联网时代新闻摄影生态环境的巨大变化，又提出“让相机思考起来”的工作理念。从“行动”到“思考”，宁夏日报社的新闻摄影工作发生了质的飞跃：从冰霜雨雪灾害到“5·12”汶川大地震，从奥运火炬传递到自治区成立50周年，摄影报道在《宁夏日报》的版面上闪耀着思考的火花。当年，有5组摄影报道上了《宁夏日报》头版头条，这在《宁夏日报》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上大学时，我记住了世界新闻摄影史上伟大的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的名言：“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2007年4月，胡锦涛总书记视察宁夏。在灵武白芨滩林场采访时，为了找到一个好的拍摄角度，拍摄下总书记和治沙工人在一起的传神瞬间，我不顾警卫人员的阻拦，坚持“近些近些再近些”，不小心照相机的长镜头碰到了总书记的胳膊。这一突发情况惊呆了警卫人员，总书记的贴身警卫一个非常隐蔽的动作将我挡开。瞬间，我感到腰部一阵隐隐作痛，晚上休息时才发现臀部淤血，乌黑一片，疼得我龇牙咧嘴，但我暗自得意——今天逮住大“鱼”了——拍到了那张知名的新闻照片《总书记和治沙工人在一起》。

我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让报道总是充满正能量，即使是舆论监督稿件也是和风细雨般摆事实讲道理，以严谨务实的文风、平实明确的观点，促进了许多“老大难”问题的解决，维护了百姓的权益。《银川市客运出租汽车异地送客受罚的调查与思考》《经历了风雨何时见彩虹》《轰动全国的黄靓医疗官司案再聚焦》等报道，在广大读者中留下深刻印象。

进入宁夏日报社后，我在采访、编辑、研究、管理、策划等多个岗位上工作过。无论在什么岗位上我都心无旁骛，全力以赴。都说今天是一个讯息碎片化、传播碎片化、阅读碎片化的时代，似乎做内容的人已经无用武之地了。事实恰恰不是这样，把各种碎片化的知识用新奇的角度和逻辑串联起来，再还原到一个大的背景中，定会让人脑洞大开。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虽然有时受到内心、外界的干扰很多，也有过纠结、矛盾，但我始终珍惜“本报记者”的身份，始终用坚守的初心去战胜干扰。

鲁迅诗云：“虽有望远镜，无奈近视眼。”获得长江韬奋奖后，我不断咀嚼它的价值。我们有鼓舞人心的中国梦，有先进的政治理念、道德标准，这些都是“望远镜”。但如果个人是“近视眼”，有“望远镜”也无可奈何。我们身处好时代，个人对自己要求严格，并且有眼光，就一定不会辜负时代的托付。

细想自己的经历，我前行的每一步都考验着我的初心。好在我有“望远镜”，没有“近视眼”。我的坚守有梦想，有光明，有求真，有务实。虽然我已两鬓斑白，但我仍是新闻战线的“新兵”，我要继续为“本报记者”增光添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