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史的意义

——宋代城市研究杂谈

包伟民

在历史学领域，城市研究占据着某种特殊的地位。这是因为城市是人们生活的汇聚之所，是社会活动的中央舞台。与一些相对单一的研究侧面比较起来，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文化，众多议题都集中到了“城市研究”这一领域之中。它与某一时段的历史社会牵扯既广，可能借引的学科方法亦多。所以，城市研究既具挑战性，也隐含着更多的可拓展性。

也因此，在关于中国两宋时期历史的研究中，城市史向来是其核心领域之一。它是社会变迁的聚集点，吸引着众多学者的注意力。

本人此前曾有一段时间集中关注宋代城市史研究，近年转向了其他领域，这并非因为城市史研究已经题无余义，而是兴趣转移之故。我喜欢有新鲜感。2014年汇集旧作出版的那册小书，讨论的内容很是有限。如果能够充分搜集存世的历史资料，在许多方面都还可以展开专题讨论。例如关于城市的人群组成，其中就可以再细分出城市人口在阶层、职业等等方面的内容；关于城市的居民生活，可以细分出生活方式、习俗、观念、社群等等方面的内容；关于城区结构，其中就涉及市政管理、建筑道路、功能分布等多方面的内容。城市的行政管理、经济演变，乃至市容市貌等等，都存在一定的讨论空间。如果再从城市与其外部世界联系的视角来观察，城乡关系、交通区位、地理环境、物资供应等许多方面，也相当重要。如果挑选一些具有典型性的城市来展开个案研究，空间就更大。

由宋代城市史引发的一些杂感，当初曾经稍做思考，在旧作中未能畅所欲言。谨此再絮叨一二，以求教于师友，大致关于议题、视角、概念、资料等四个方面。

议题

在唐宋史研究领域，城市史是一个相当“陈旧”的话题。它所涉及的一些具体议题，无论是城市管理、商品经济，还是市井文化、人口规模等方面，都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学术史积累。所以，最初兴趣驱使我转向城市史研究时，也很犹豫，担心已经题无余义。后来经过对学术史的仔细梳理，分析存世资料的可能性，才发现城市史仍然是一个存在相当深入空间的领域。这就推动我去思考史学研究中“新”“旧”议题的关系，以及如何面对“旧”议题的问题。

所谓议题，指为了解历史社会的某些面相，史家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一些展开观察讨论的聚焦点。为了深化对历史社会的了解，在史学研究的展开过程中，人们常常会不断提出新议题，既为了避开那些深入余地有限的旧议题，更为了从多样化的侧面来进一步了解历史社会。从某种角度讲，能不能开拓有意义的新议题，是衡量史家学术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不同时期的人们，对于历史会产生不同的兴趣与疑问，会有不同的议题。具体到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其中一些基本的议题，例如国家制度的核心内容，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侧面等等，可谓基础议题。一般说来，这些基础议题最受史家的关注，常常是学术史上积累最为丰厚的部分，因此也是典型的“旧”议题。但在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些“旧”的基础议题，建构起了我们认识历史社会的基本框架。如果我们能够深化对这些基础议题的讨论，其意义也就更大。城市史就属于这种基础性的议题。

我们目前关于中国传统历史时期的基本认识，主要是依据一些前辈学者的研究建构起来的。近数十年来，各方面进步明显，但框架未改。宋代城市史领域就是如此。这一方面是因为近代史学初创时期的许多研究，都具有奠基性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学界因循旧说风气未改之故。事实上，前辈学者的研究条件在某些方面是远不如今天的，史籍的搜寻既已困难，现代化的大型全文数据库更不可得，因此在不少方面存在疏误并不意外。复兼研究发轫之初，许多方面认识未能周全，也可以理解。可是，迷信旧说，不假思索地接受前人旧说的现象，在史学领域却普遍存在，这就使我们的不少研究建立在了可疑的基础之上。

本人对于宋代城市史领域，从开始时的踌躇犹豫，到慢慢发现一个个有意义的议题之后重新拾取自信，它给我的一个体会就是，在中国古代史领域，从中古到近古，许多专题都可以重新展开研究，那些基础议题也是如此。不少研究领域都留有进一步深入的空间，尽管你必得花比别的人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基础议题历久弥新，永远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

视角

当然，“旧”题如何新作，是一个难题。在这里，观察的视角——或曰立场，相当重要。

邓小南曾指出，“与其强调不断地提出‘新’问题，还不如关注如何提出问题更来得重要”。也就是从怎样的视角切入，来分析与讨论问题，比老是想着去寻找那些人们没有讨论过的问题，更有意义。这也是因为基础议题向来为论者所关注，如果能够从一个更贴切的视角去观察它们，就有可能加深对它们的理解。史学探究的对象永恒不变，不同时代的人们却能从中得到不断更新的智慧，读史的魅力正在于此。不同时代的人们提出问题的目的与视角常常不一样。

宋代城市研究学术史的展开，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大半个世纪以来，论者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加藤繁旧说的基础之上不断推进，为之增添新的论证，或者拓展观察的内容，总之是一味强调城市发展的史实，具有比较明显的单维度线性观察的特征。本人曾将其归纳为“发展范式”。多方面的不断发展，的确是唐宋间城市变迁最突出的一个面相，给人的印象最为深刻。不过今天我们讨论史事，如欲得到更为全面的认识，则必须跳出线性思维的束缚，尽量从更为丰富的视角去做观察。在这里，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些方法曾给本人以不少启发。

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的运作或曰发展，都会消耗一定的资源与成本。因此，如何合理配置资源，保持人口、环境的协调，以保证可持续的发展，这是经济学领域中的资源经济学集中研究的问题。人类的历史社会也不能例外。如何满足唐宋时期日益发展的城市的各种物资供应，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大问题。例如，北宋时期，中央政府为了保证京师开封的粮食供应，每年从东南六路调发六百万石上供漕粮，其所投入的财政资源之巨，宋史学者都十分了解。但是这六百万石上供漕粮，若按人均消费量计之，至多满足开封城市人口消费之需，恐怕无法再转拨北上，供给河北沿边屯驻的军队。这样看来，当时的一些州府城市，规模稍大一点的，既无京师开封府那样的财政资源，它们所面临的商品粮供应压力，是可以想见的。尤其到了南宋时期，史籍中常见这样的记载，因为粮食供给不足，粮价上涨，各地官府因此不顾朝廷禁令，严行遏籴政策，不准当地商品粮外销，这实际上就是反映了城市人口增长所引起的资源（粮食）供给的困境。现在有些研究者率性浪漫，挥笔一写就描述出许多座其人口超过数十万，甚至超过百万的城市。果真如此的话，这些城市物资供应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粮食从哪里来？副食品从哪里来？燃料、饮用水从哪里来？如果对于这些基本问题都没有合理的解释，那么所描写的城市再宏大再发达，也都不可能是真实的。所以，当时我对时人关于宋代城市人口规模的一些看法，相当持疑。这也直接推动我提出关于宋代城市存在“发展中的新问题”那样的议题。可以说，关于经济资源配置的观察方法，提醒并推动了我改变时人所习惯的单维度线性观察路径，使得我回过头来，开始考虑“发展”可能带来哪些我们以往未能考虑到的问题。这就是自觉改变观察视角所带来的新体会。当所有人都向着一个方向齐头并进时，你最好能够停下来冷静地思考一下，事物的发展是否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或许新的视角就在你停下来思考的一刹那产生了。

另一例，关于如何估量发展水平的问题，也与观察视角有关。从某种程度上讲，“发展”一词似乎天生地带着线性思维的特性。宋代城市史研究中的“发展范式”，颇有点像经济学家所说的“路径依赖”，大家沿着一条思路走惯了，结果就忽视了如何准确地估量发展的“度”的问题。谁都不会否认唐宋间经济增长——尤其是商品流通——对于城市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但是谈发展不难，准确地估量当时城市发展究竟达到了怎样的水平，则考验着史家的学术能力。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作为商品流通的节点与商品消费的中心，它们的经济性凸显，于是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强调城市的经济地位，认为行政地位作为中国传统城市基本特性的格局，到两宋时期产生了变化。典型的例如“军不如县”“县不如镇”等记载，被一再提及，也就是个别行政层级低的城镇聚落，它们的经济地位反而超过了上一级的城市。但是，这种现象究竟达到了怎样的程度？究竟有多少座州府城市其地位被它们下一层级的县镇城市反超？经济活动的繁荣究竟对传统行政城市产生了哪些具体的影响？凡此等等需要细致论证的问题，不少都在“发展范式”的路径依赖之下，被忽略了。事实上，如果能够从更为周全的视角去观察，就可以发现，行政层级主导城市地位的原则，直至当今的中国社会，仍规定着城市的基本格局，未见大改观。除了边境地区，绝大多数位于交通节点的内地城市，都是行政中心与经济中心两者相兼。百业兴盛，财力增强，固然会提升城市的经济地位，但并不意味着同时必然会损害其行政地位，而是相反，常常有助于官府集聚各种资源，扩张其行政功能。本人对于当时城市文化的分析，也印证了同样的演变路径。这样的认识，当然只有自觉地、有意识地跳出单维度线性思维的束缚，调整自己的观察视角，才有可能达到。

概念

与社会科学一样，史学研究中核心概念的提出，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问题，它们的背后还必然牵扯到一整套的理论认识与立场方法，因而带有某种范式的意味。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影响，也常常通过核心概念的借用得以实现。因此，核心概念的提出，自宜慎之又慎。在宋代城市研究的学术史上，一些重要的学术概念的确立，曾经有效地帮助我们加深对研究对象的理解。无论是地理学，还是经济学的许多方法与概念的引入，都是如此。但也有一些概念的使用，更多则是推动了我们的反思。

例如，研究思路的路径依赖现象，也影响到了一些核心概念的使用。城市研究涉及的学科众多，因此也是史学中借用现代社会科学范式与概念比较集中的一个领域。许多学者由于意识到这样的概念借用可能会与历史社会存在背景落差，所以都比较小心，经常会分梳其中的差异，调整相关概念的外延与内涵。例如关于“市民”一词就是如此。在关于“市民”文化或“市民”文艺的讨论中，几乎所有论者都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时期的“市民”与西欧中世纪城市复兴时期的市民阶层，其社会地位与身份特征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当时东西方之间的“市民文化”不应相提并论。学术史上的这一现象说明论者对概念内涵的谨慎界定，以及对中外城市发展史实差异的小心分辨，无疑是正确的。有意思的是，当开始具体描述起中国传统时期的“市民”时，也几乎是所有的论者都强调他们的新型、自由——因而不见容于旧体制——的特质，认为他们“具有侵蚀封建礼教的非正统性”，就这样在从一般走向具体的讨论过程中，又不自觉地回到了自己原先所否定的立场。而且，中国传统时期的“市民”为什么会具有那样的特质，却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从来未见有人做出过清晰的论证。因此，与欧洲中世纪所有城市居民都属于市民不同，不少论者都不得不费劲地去分辨唐宋城市中“城市居民”与“市民”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将诸如官吏、兵卒等城市居民剔除出“市民”的范畴，认为只有以工商业人口为主体的城市居民才是“市民”，才有资格具备“新型”“自由”等禀赋。在这里，议题理论预设的影响自然清晰可见，对于被借用概念的路径依赖，也昭然若揭。

有的时候，核心概念的借挪移用，造成了它的内涵变化，也会引起一些扞格。典型的，或者可举“城市化”一词来做说明。“城市化”的概念，是20世纪60年代在现代化研究的过程中被提出来的，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侧面来对“城市化”概念下定义，例如人口学对城市化的理解是指“人口城市化”——农村人口逐渐转变为城市人口，即人口由农村向城市集中的过程；经济学通常从经济与城市的关系出发，强调城市化是农业经济向非农业经济转化的过程和结果，等等。也有学者从综合的角度来界定它，认为一是物质要素的转化，例如农村人口的非农化，农村地域的城镇化，等等；二是精神要素的转化，即从乡村社会、乡村文明逐步变为现代城市社会和城市文明的自然历史过程。总之，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城市化”的本质系指由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化，它是在近代社会转轨中才产生的现象，具有它的特指性与明确的历史规定性。但是，“城市化”这一概念被提出之后，就产生了泛化的现象，在一些论者的使用中，被剥离了它原初的历史规定性，实际上被等同于例如“城市发展”那样的一般描述性词汇了。因为所谓“化”，就是指一种动态过程，无论是早期城市的起源，还是中古时期城市一定程度的扩张，都不妨将其描述成一种动态演变或曰“城市化”的过程。不少学者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来使用这个词汇的。不过也有论者坚持以特指的形式来使用这种泛化的概念，提出了所谓“早期城市化”的命题，用以专指“近现代以前传统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城市化现象”，将原本特指近代社会转型的专用概念，移用到了前近代数千年的历史之中，将它泛化成了相对于乡村聚落，城市聚落逐渐扩张的漫长过程。可是，这除了告诉我们关于城市逐步发展的一般情形之外，并未能具体揭示特定历史阶段的关键内容，以作为引导人们认识那一段历史的基点。如此勉强生造概念，除了概念翻新可能带来某种新鲜感之外，它对我们深化认识历史看来不会有什么实质帮助。

所以，核心概念的应用，可不慎乎。

资料

关注的议题，找不到充分的历史资料来展开讨论，是史家心中永远的惆怅与无奈。尽管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推广应用，宋代历史资料存世者比前代相对丰富，不过当落实到某个具体的议题时，总会让人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之叹。感谢前人留下了诸如《东京梦华录》《梦粱录》，以及《清明上河图》之类的图文资料，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粗略展现宋代城市的生活场景，但是对其内部的细节、机理、结构，仍然无从得知。举例讲，作为城市基层管理组织的坊区，究竟如何组建，它与前期的乡里、后期的保甲，相互之间如何衔接、配合，其存世记载就要比当时的乡村还要零星稀少。应对之道，也不太可能有什么捷径，仍然不外乎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精研深读，尽可能从常见文献的“旧资料”中挖掘出新的历史信息。其中，前人未能解码的一些“异常”记载，如果能得门径而索隐之，豁然开朗，就会有不期之心得。本人解读宋代城市中的“乡坊”，或者可为一例。尽可能在对作者持同情之理解的基础之上，探寻其叙述的本意，有时也会收到峰回路转，探得真实文义之效。例如，与前人大多从字面解读古人的韵文之途径不同，本人转而将一些诗文作品中出现的人口数量词，无论是百万户、十万户，还是万户、千家市等等，视作反映他们心目中关于城市等级的“意象”，而不是直接将这些量词等同于实际的人户数，这样至少在本人看来，是更接近了文献的原意——以及历史真相。例如陆游既称成都“九衢百万家”，数月后复称它“城中繁雄十万户”，前后相差十倍，这些当然不能视之为诗人乙夜梦呓，弃之不顾，也不应取其“百万”“十万”的字面之义，作为统计南宋时期成都城市人口数量的依据，只能将它看作诗人为了描述成都城市人口繁多的修饰之辞，反映了其心中所存关于成都城市等级规模的一种意象而已。

此外，在阅读中切忌心存预设，这点尤其重要。传统的历史文本大多言简意赅，存在多种释读的可能性，阅读者如果事先抱有成见，心存预设，难免不被某些表象所遮蔽，曲解古人的原意。学术史上这样的事例是不少的，关于宋代城市研究也是一样。

其二，集腋成裘。在“深读”常见文献之外，尽可能“泛读”，拓宽阅读面，探抉遁隐，广征博引，汇集一切可能的历史信息，以成集腋成裘之效，至少进一步补充细节，有时在一定程度上修正认识的框架，也是可能的。正如本人在其他不少地方已经指出的，除同时代的四部书之外，后世的一些文献也同样值得关注，例如海量的明清地方志。本人此前的工作无疑存在不少隐漏，期待时贤补正。

其三，追踪新迹。近二三十年，托基建大跃进之福，考古新材料大量面世，前所未有，涉及宋代的城市考古也是如此。仅在两宋的京城开封与杭州两地，前后就有多项成果列入历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名录。但是，既可能是因为两宋时期存世文献相对前代略为丰富，更由于史学界对中古以下的考古新资料常常不够敏感，所以不少未能及时利用，推进研究。至少本人就是如此。事实上，迄今为止考古发掘所提供的有关宋代城市的新资料，虽然不一定会带来结构性的认识推进，至少可以在许多方面起到拾遗补阙的作用。如果能充分利用这些考古新资料，对于立体地展示两宋时期的城市生活，更会收到文献资料所不能及的功效。2015年，浙江省博物馆举办“中兴纪胜 南宋风物观止”专题展览，大量展品所传递的关于南宋时期城市生活信息之丰富，远超出了本人此前的了解，这些只能在以后有机会修订旧作时再行增补了。

此外，对于所涉及城市的个案研究，考古资料无疑可以提供更多基础性的信息，目前已有不少示范性的研究可供参照。

其四，借鉴后世。相对而言，关于明清时期城市史的存世资料，无疑要比宋代丰富得多了，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历史细节。那些资料当然无法引为直接论据，用于讨论宋代城市的议题。不过考虑到历史的延续性，以及宋代对于后世社会的深刻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或者可以引为间接论据。正如明人陈邦瞻所言：“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尤其在城市生活层面，可以说宋代奠定了元明清而下八百年的基本格局，后世的资料，可以引发我们对于宋代城市生活的合理想象，将我们引向那些仅凭宋代的资料难以触及的历史面相。从一些历史现象的后世走向，回溯其与两宋时期的联系，也可以使我们对于那些仅据宋代资料看起来隐晦不显的一些内容，有更多的认识。例如明清城市人口职业构成的一些例证，对于我们认识宋代城市相应的层面，就颇具启发意义。因此，当我们已经对于研究宋史应该了解一些唐史这样的说法视为常识时，或者也应该开始强调“了解一些明清史”了。

总之，尽管相关的学术积累已经相当丰厚，如果我们能够调整思路，改进方法，博采众长，精研深读，宋代城市史研究仍将是一个颇具深入余地的学术领域。由于它的议题集聚性，其对于有关领域的辐射推动也会相对明显，本文所言城市史的意义，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