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五”计划时期中苏工业合作史实研究（吉林卷）
- 王金玲 帕斯穆尔采夫A.V. 王宁
- 31字
- 2021-05-11 18:15:55
第一部分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苏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经济、技术与工业合作
一 二战后（1945～1949年）中苏经济技术合作的历史背景和主要领域
（一）二战后中苏合作的历史背景
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为中国抗日力量大反攻提供了有利时机。8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8月10～1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连续发布受降和配合苏军作战的七道命令。中国抗日力量在前线对日伪军进行了全面大反攻，在苏联边境地区整训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以苏联远东红旗第88独立步兵旅的番号被列入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的战斗序列。[1]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从山海关张家口以北沿长城内外线迅速挥师挺进东北，配合苏军向日本关东军发起了猛烈进攻。
1945年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及太平洋战场结束，日本战败。然而战争的胜利并没有带来长期稳定的世界格局，也无法使遭受战争破坏的中国经济得到恢复。
战后世界列强在经济利益上的竞争以及两股国际势力地缘政治关系的变化，影响了中国政治局势的发展走向。这两股力量分别以苏联和美国为首。战后苏联和美国在对待欧洲问题上的矛盾表现得尤为突出。美国的支持者主要为一些英语国家，如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及美国高层的一些反共势力认为，苏联利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成果最大限度地扩大了自身的政治影响力，使东欧大部分国家的共产党及其政治同盟掌握了政权，同时在法国、意大利及西欧其他国家协助发展了共产主义势力和左翼力量。在这种背景下，美国领导人及其在西欧的政治盟友逐渐改变先前对苏联的政策，从尊重苏联利益到“遏制并孤立”苏联。1946年3月5日，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威斯敏斯特学院（美国密苏里州富尔敦城）发表了所谓的“富尔敦演讲”（即铁幕演说）。当代历史学家们认为，这次演讲拉开了“冷战”的序幕。
在这种局势下，美国开始将苏联视为其地缘政治的首要对手，不仅在欧洲，而且在世界其他地区也与苏联抗衡，这其中包括中国和朝鲜所在的东亚地区。事实上，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的政策已逐渐脱离《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公告》的主旨，违反了上述协议中关于苏联有权在其领土周边建立势力范围和安全体系的规定。美国认为中国的东北地区有可能成为苏联扩大势力范围和建立安全体系的地区之一。由于战后苏联的帮助，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在中国东北地区得到了巩固和加强，东北革命根据地开始形成，成为经济、军事和政治重镇。
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在宣言中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形势，并提出了和平建设的目标。宣言中指出：“抗战胜利了！新的和平建设时期开始了！我们必须坚持和平、民主和团结，为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2]
正是在那个非和平时期，在战争仍然持续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问题，其中包括选择什么样的经济模式作为新中国建设基础的问题。
（二）二战后中苏经济合作的主要领域和苏联对东北地区的援建
东北地区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被夺回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主义力量控制了大部分地区，1945年9～12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地区建立起了新的各级民主政权。
1946年2月14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
“在日军和伪军被肃清的地区已建立起民选地方政府……委派中央委员赴东北领导工作，设立了中共中央东北局。目前东北地区和平稳定，经济秩序，包括贸易、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其他领域在恢复中，居民生活逐步改善……”[3]
1945年秋至1946年冬，东北地区已处于中国共产党的掌控之下，即使在1946～1947年国民党发动大规模进攻时，共产党仍然控制着东北的大部分区域，这促使中共成功地建立了“东北根据地”。“东北根据地”不仅是政治和军事战略基地，而且成为强大的经济（工业和农业）根据地。“东北根据地”的建立使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发挥出自己施政纲领的优势，并且可以开展建设新国家的具体工作：对工业、交通运输业进行改造，大范围实行土地改革，在生产贸易等领域同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层进行广泛的合作。与此同时，东北与苏联有几千公里的边界线，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控制了东北就意味着苏联可以通过铁路交通与水路交通秘密向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民主政权提供军事物资及其他必需的战略物资。
从经济角度看，东北是二战后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东北地区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当时东北有占中国已探明储量80%的铁矿、超过90%的页岩，中国几乎所有的页岩铝、菱镁矿和铀等矿产都位于东北地区。在这里还发现了储量丰富的镁矿、钨和黄金。当时东北的采煤量占全国总产煤量的45%，铁矿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52%，铅锌矿占76%，铜、铝、镁等矿产全部采自东北。[4]
当时中国东北地区已经拥有纵横交错的铁路网。20世纪40年代初期中国的铁路总运行里程为22000公里，其中10463公里（大约为中国铁路总运行里程的一半）的铁路分布在东北。东北东部和东南沿岸的辽东半岛还有大型海港，利用这些海港可实现与中国南部及其他国家之间的商贸往来及货物运输。
综上，20世纪40年代的东北经济和工业发展都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东北的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达20%以上，其中生铁产量占全国的87%、钢产量占全国的93%。[5]东北的采矿工业、化学工业、林业、水泥业、食品工业、电力业、黑色和有色冶金业也相当发达，这些都为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建立汽车生产与装配企业奠定了基础。但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的许多大型企业处于停产状态，因为几乎所有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都是日本人。在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长时间里，中国专业技术人员、民族工商业企业主不是被杀害，就是被驱逐出境。这种状况导致在中国东北地区已经没有高技能的、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干部来接管日本遗留在东北的工业企业。控制东北后，这个复杂的任务就摆在了中国共产党面前。
1945年12月28日，毛泽东给东北局下达了关于在三四年内将东北建成巩固的根据地的指示，命令东北局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全面发动群众，建立政权。[6]
图1-1 1946年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人民解放军战士
在中共东北根据地建立的过程中，借助苏军的协助，旅大地区最早建立起民主政权，同时成为最早形成的最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1946～1949年中国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方面与苏联相近，因此苏联与中共在经济、政治、军事方面的联系越来越顺畅，并且富有成效。
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不同时期，双方所面临的任务也不尽相同。在中国解放战争之前以及解放战争的第一阶段，苏联领导层和远东苏联红军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援助主要是提供武器及交通工具、军事和后勤资源保障。
在局势有所稳定之后，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主要是帮助中共在东北地区建立根据地和恢复军事工业，其中包括军事机械和武器装备的修理与维护，还包括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弹药和军用服装。除此之外，为了保障中共在东北和辽东半岛的工厂和交通企业的高效运转，苏联帮助中共对企业人员进行了技术培训。从1946年起，苏联开始向东北地区的居民提供日常消费品和几种短缺粮食的援助，同时开始对解放区企业进行工业原料的供应，帮助企业稳定生产，也为解放区的居民提供了就业机会。
1946～1949年，各种谷物、植物油、罐头、砂糖和其他食品，以及医药、布匹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经由符拉迪沃斯托克港通过海路运输或铁路运输经过朝鲜领土和朝鲜南浦港运抵大连：“运达大连港的食品在中国地方人民民主政府和苏联军队驻辽东半岛管理处的协助下，以合理的价格提供给辽东半岛的居民。对中国人民提供无偿援助过程中所发生的援助物资运输和保管费用由苏联方面承担……”[7]
除了以上援助之外，苏军驻辽东半岛管理处还协助中国地方政府恢复了公共事业和社会基础设施，修建了包括学校、道路在内的许多基础设施，同时培训了一批高水平技术人员。
在对辽东半岛的援助工作组织中，作为全苏粮食出口总公司合作伙伴的辽东人民民主政府创建了“福昌工业”贸易公司[8]以及“辽东渔业”股份公司、“大连能源”股份公司和“大连造船厂”。
正是在辽东半岛，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合作建立起资金分配合理、生产效率高的股份公司。[9]例如，中苏合营的盐业公司（创建于1947年）不仅拥有77艘捕鱼船和运输船，还拥有5个盐场，1个鱼罐头加工厂，3个食品冷藏中心，1个白铁加工厂，1个缆绳加工厂，1个麻袋加工厂。到1948年，产品产量得到了大幅提高：生产了300万盒罐头制品和18万吨盐，其中8.36万吨盐出口到苏联。“中苏合营远东电业”股份公司由14个大型企业组成，包括水泥厂、玻璃厂、油漆厂、无线电厂、灯泡厂和两个发电站。1948年之前，在实行了现代化运营后，公司的产品开始远销到国外。
此外，苏联工程技术专家参与了中苏合作公司——“中苏合营造船公司”的筹建工作，并参与了属于该公司的“大连造船厂”的修复工作。1947年初，在中国解放战争最艰难的时期，苏联就已经开始向工厂提供机床及其他设备。这些机床与设备大部分通过海路运输抵达大连，因为在当时辽东半岛与东北其他地区的陆路交通因战争已被中断。1947年，有包括350台金属加工机床、50套铸造设备、11个熔炉、2个干船坞在内的总计约1000台各式机器和设备在大连造船厂安装并投入运行。船厂拥有254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260多名服务人员和2000多名工人。1948～1949年，大连造船厂的改建工程持续进行，在苏联的帮助以及中国工人的辛勤劳作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前夕，工厂的产量相比战前有了相当大的突破。1947～1950年工厂生产了500多艘轻型船只、拖船和自动推进式驳船，也修理了数量众多的苏联和中国的水上运输工具。
因此，1946～1949年辽东半岛的国民经济发展不仅奠定了中苏经济合作的基础，而且成功地扩大了生产，使地方民众受益，另外也加强了国际上的贸易往来。
1946年在中国共产党和东北行政委员会的领导下，全国最大的解放区——东北解放区的经济建设工作全面展开了。人民民主政权解决了接收并监管日本遗留财产（首要的是大型工业企业）、恢复中小型企业和贸易公司的生产与运营、消灭失业现象、建立居民日常生活必需品保障体系以及建立人民民主政权自己的财政体系等问题。
1946年5月，东北银行成立，同时开始准备发行新的货币——人民币。为了保障解放区各个城市居民的粮食与燃料的供应，1946年1月在哈尔滨成立了东北贸易总公司，这是东北财政委员会领导下的一个专门的对外贸易机构。此外，又创办了东兴公司。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组建的第一个专门对苏联的贸易及签约公司。
到1946年春季之前，解放区的经济活动基本得到恢复。中共中央东北局的资料显示，1945年9月到1946年3月，二战期间被迫关闭的29.3万个企业中有17.2万个大型、中小型和手工业企业已恢复生产。[10]
对于人民民主政权来说，发展经济除了依靠自身的力量之外，获得苏联的援助也是十分重要的。1946年底，苏联与中国东北人民民主政府就建立稳定的贸易关系等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为此，根据东北行政委员会的请求以及斯大林的指示，以苏联粮食储备部部长季米特里·福铭为首的政府委员会从莫斯科被派往苏联远东地区。
图1-2 20世纪40年代的大连。1946～1949年，因苏联红军的驻扎，大连成为中国最和平、最安全的城市
图1-3 中国东北地区铁路设施的恢复促进了与苏联之间铁路交通的建立
1946年12月21日，在沃罗希洛夫斯克市（今乌苏里斯克市，滨海边疆区），苏联对外贸易部东方局局长米哈伊尔·斯拉特科夫斯基、全苏粮食出口总公司副主席苏里门科作为苏方代表与中国东北行政委员会的代表举行了会谈。苏方代表与东北行政委员会代表、东兴贸易公司[11]签署了向解放军提供军需物资以及向东北地区居民提供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供货合同。根据此合同，苏联方面不仅应向野战医院，也要向民用医院提供医疗器械，同时苏联还要向东北人民民主政府提供包括煤炭在内的各种工业原料、棉布棉纱等生活必需品以及汽油、煤油、工业用油、纸、白糖、盐等物资。[12]
供货商品从苏联的后贝加尔地区（经后贝加尔斯克站—满洲里站）和滨海边疆区（经格罗捷科沃—绥芬河）经铁路运往中国，或者通过苏联阿穆尔河河运轮船公司的船只经由阿穆尔河（黑龙江）和松花江的水路运往中国。作为东北解放区临时行政中心的佳木斯市是当时东北人民民主政权与苏联贸易往来的重要中转站。
松花江航线是东北根据地与苏联联系的水上交通大动脉。为了方便和扩大双方的物资交流，苏联还帮助恢复了松花江、黑龙江的水路航运。1947年4月，在苏联远东外贸运输公司哈尔滨公司的协助下，开通了松花江航线，在佳木斯、富锦等处修建了码头，在哈尔滨增建了码头。从当年5月起，苏联船只从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共青城向松花江流域的中国各港口定期供货。当时，位于航线上的佳木斯市是仅次于哈尔滨市的东北地区的第二大城市，是东北解放区最重要的后勤基地。东北局成员张闻天与苏联外贸和运输部门密切合作，使轮船在1947年和1948年松花江通航期间通行无阻，保障了燃料、药品、衣服、靴鞋等大批必需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国内。[13]
关于苏联与东北行政委员会控制区域的经贸联系的相关数据统计可以直观地证明，在东北地区苏联与共产党政权之间的贸易量很大。例如，1947年共产党控制的东北地区（不包括辽东半岛）和苏联的商品流通量总价值为4.138亿卢布[14]，其中苏联进口额为2.017亿卢布，东北地区进口额为2.121亿卢布。
东北人民民主政府则主要向苏联提供农副产品。从1946年12月至1947年12月，东北根据地向苏联出口大米、小米、玉米、高粱、小麦等各种粮食共67.5万吨，肉类6000吨，还有植物油、猪鬃等；从苏联进口布匹3000万米、棉纱560吨、纺花60吨、装花4000吨、火柴5000万盒、糖1000吨、盐3.9万吨、轴线240万轴、长筒毡靴4万双、制鞋皮革10吨、钞票纸800吨、白报纸580吨、汽油3300吨、煤油2000吨、航空汽油1000吨、其他工业用油2000吨、卡车500辆、汽车轮胎1万副、自行车2700辆、炸药700吨、导火线230万米、雷管300万个、煤118万吨、杂料27吨、摩托车150辆、各种合金钢铁等金属500吨，其他军用器材、卫生医药、印刷等器材及民用杂货共600多种。进口物品中，军用及建设用物资占72%，民用物资占28%。
1948年2月27日，双方在哈尔滨签订第二次贸易合同。合同规定，东北根据地向苏联出口粮食72万吨、豆油5000吨、原煤30万吨，此外还有猪、牛、羊、鱼、鸡蛋等；从苏联进口棉织布2000万米、棉纱2000吨、纺花1.3万吨、装花5000吨、载重卡车3000辆、摩托车150辆，以及各种机械原料军需品等[15]。
1948年，苏联和东北地区的商品流通增加至6.74亿卢布，1949年，苏联和东北解放区的贸易总额增加至9.159亿卢布，与蒋介石政府的贸易额减少到5700万卢布。[16]
随着东北解放区的巩固与壮大，中国共产党与苏联政府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东北省份土地改革后，千百万农民分到了土地。从1947年开始，东北地区向苏联远东地区提供粮食援助。这种援助对于当时处在战后经济崩溃状态，而粮食主产区又位于苏联西部（当时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北部、后乌拉尔地区、阿尔泰地区的耕地尚未被开垦）的苏联远东地区而言意义重大。以下是1947年阿穆尔河通航期，从中国东北地区通过水路运往苏联远东地区的粮食供货量：截至9月1日，已向苏联远东地区输出粮食20万吨，其中运往阿穆尔州6万吨、哈巴罗夫斯克11.5万吨、阿穆尔河下游地区2.5万吨。通过对比我们发现，在同期，苏联远东上述地区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上交的粮食总量为22.7万吨。也就是说，运送到俄罗斯远东地区人民餐桌上的中国粮食数量，几乎与当地粮食总产量相当。中国东北解放区还为苏联提供了包括黄油、植物油在内的其他食品，包括辽东半岛的鱼类产品。[17]
在向人民解放军提供武器装备并发展贸易关系的同时，苏联与中共在东北合作的另一个重要方向是派遣苏联专家参与被战争破坏的公共基础设施的修复与重建工作。1945年秋，第一批苏联铁路专家就开始参与中国长春铁路的修复工作。
图1-4 1949年5月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开始修复中国东北地区的铁路和桥梁
东北人民民主政权严格履行中苏之间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的做法不仅使其控制地区的国内铁路交通得以恢复，而且建立了与苏联（主要是在苏联滨海边疆区和外贝加尔地区铁路机构）的铁路联系。
东北与苏联之间的铁路货运量也逐年增加。1947年从东北地区通过中国长春铁路运往苏联的国际货运总量为75万吨，1948年增加到90万吨，1949年达到了100万吨。苏联的铁路企业还组织了被战火损坏的火车车厢和蒸汽机车的修复工作，修复铁路所必需的原材料（铁轨、枕木、建筑材料等）和工具也从苏联运往中国。
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东北地区抗战胜利后立刻展开了比较重要专业领域的中国铁路干部和人才的培训工作。[18]培训工作分两个层次进行：有900多名中国铁路工人参加了铁路沿线部门组织的培训班，其中的500人还参加了中国长春铁路局举办的中央培训班。此外，1945年12月10日在苏联军事工程师谢德和大校（被任命为校长）和他的副手格里高罗维奇教授领导下重新开课的哈尔滨工学院（今哈尔滨工业大学）也开始了为中长铁路培训400名铁路工程师的工作。[19]
哈尔滨工学院由中国长春铁路拨款，不收学费。学校设有预备系，还专门为青年工人开设了夜校。许多学生是在日本侵占东北时期无法接受高等教育的中国公民。哈尔滨工学院采用苏联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授课教师全部来自苏联高校，实践课指导工程师也都在中长铁路工作过。即使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哈尔滨工学院也根据中长铁路组织工作及未来新中国政权铁路事业发展的需要，培养了几百名中国铁路工程师。
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派自己的私人代表科瓦廖夫作为苏联部长会议的全权代表来到中国，领导苏联专家负责援助中长铁路的修复工作。在1941～1944年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具有工程兵中将军衔的科瓦廖夫担任红军军事交通局局长。1944～1948年科瓦廖夫任苏联交通部人民委员，20世纪50～80年代任职于苏联总参谋部军校，是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图1-5 哈尔滨工学院教学楼。1945年在这里为中国长春铁路培养了中国籍专家
就这样，苏联专家组由50名工程师、52名铁路修复教练员以及220名技术员和工人组成。苏联政府1948年5月17日、10月9日及1949年2月6日的决议，通过了科瓦廖夫领导的专家组名单，修复中长铁路、铁路桥梁和其他设施所需的大量技术设备和机器以及建筑材料被运送到东北地区。这些设备与材料的供货部门不仅仅是苏联交通部，还包括苏联其他各部委。
为了能完成大量的修复、建设以及其他工作，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人民解放军在短时间内就组建起3万人的铁道兵队伍。苏联工程师和教练员仅在1948年夏秋两季就为4600多名指战员进行了铁路各专业的培训。
1948年下半年，几千公里的铁路干线和专用铁路线路被成功修复。修复的铁路桥梁的总长度超过9000米，其中包括结构复杂的横跨松花江的两座铁路大桥（长度分别为987米和440米）和横跨饮马河的铁路大桥（长度为320米）的修复工程。
在科瓦廖夫的帮助下，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部队为修复铁路进行了大量工作，他们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恢复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共中央对苏联专家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甚至专门向斯大林建议对科瓦廖夫及其专家组成员进行表彰。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成为中国最值得信赖的盟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需要苏联提供更多的援助，来恢复和建设被连续几十年的战火破坏的工业、交通、农业等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
[1] 王金玲、〔俄〕帕斯穆尔采夫编著《东方战场的伟大胜利：纪念二战和摧毁日本军国主义胜利70周年》（中俄双语），哈巴罗夫斯克：太平洋国立大学出版社，2015，第352页。
[2] 《解放日报》1945年8月27日，载《中国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57，第126页（译自《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概况》，人民出版社，1954）。
[3]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Китая.1928-1949.-Под ред. Сладковского М.И.-М.，Наука，1984.-С. 264.
[4] История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го Китая. XVII-XX вв.-Кн. 2.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ый Китай. 1917-1949 гг.-Владивосток，Дальневост. кн. изд-во，1989.-С. 244.
[5] Журнал «Народный Китай»（Пекин），1951，№ 9-10.-С. 11；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1917-1974）.-М.，Наука，1977.-С. 156，159.
[6]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6，第1177～1180页。
[7]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45-1980 в ХХ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46-февраль 1950 г.-Кн. 2. Под ред. Мясникова В.С.-М.，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2005.-С.492.
[8] 辽东人民民主政府于1946年创建的公司。
[9]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1917-1974）.-С.178-181.
[10] 《东北党委员会报告书》，1947，第27页。
[11] 解放战争时期东兴贸易公司的负责人为叶季壮，1949～1952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部部长。
[12] Капица М.С.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М.，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58.-С. 343；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1917-1974）.-С. 173-174.
[13] 薛衔天、刘成元：《苏联与东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1期，第70～72页。
[14] 卢布对美元的汇率为4：1，参见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1917-1974）.-С. 184。
[15] 向青等主编《苏联与中国革命：1917-1949》，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第543～545页。
[16]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1917-1974）.-С. 174，183-184.
[17]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Хабаровского края. Ф. 35. Оп. 18. Д. 25. Л. 213；Ф. 35. Оп. 1. Д. 1959. Л. 47-48.
[18] Борисов О.Б.，Колосков Б.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45-1980.-Изд. 3-е-М.，Мысль，1980.-С.33.
[19] Каневская Г.И. Харбинский политехнический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его выпускников：к 75-летию со дня основания ХПИ.//Рубеж.-Владивосток，1998.-С. 309-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