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他者之“身”

1.母亲、情人、胎儿：女性最密切的“他者”

母亲、情人、胎儿，是女性一生中最亲密的三类人。但《饥饿的女儿》中展示了三个典型的“身”的形象，它们在社会特定时代和环境的压抑下，不仅自身承受着创伤，也给小虹影带来了间接但同样沉重的创伤辐射。最亲密的人异化成为“他者”，这是女性的一大悲剧。

第一个身体是小虹影“凝望”着的母亲的身体。因为长年的辛劳和压抑而臃肿变形的母亲，“腰带上下的衣服从来没有干过”，她“肚子饿得咕咕怪叫，脸上被虫子咬得斑斑红点”，“她的头发在脱落，腰围在增大，背在弯，肩上的肉疱在长大，她的脸比她猜测的还飞速地变丑变老”。^[23]小虹影从未见过大姐口中母亲年轻时的美丽，超负荷的辛劳只把烂牙泡眼、疏发驼背、粗腿糙皮，留在了母亲身上，“她很快变成了我有记忆后的那个母亲”^[24]。小虹影对母亲外表的不堪描绘，充分暗示了她对母亲的感情也是不堪凝望的。事实上，此处有着更深层的潜文本意义。一方面，现在的母亲和当初怀着她的母亲，已经美丑判若两人，不论小虹影如何借助想象，她依然找不回“他者”（大姐）口中的“母亲”的感觉，那就是母亲的美和母亲的爱。母亲在此成为“他者”，母女间天然的情感和信赖的纽带的断裂就暗藏在这肉身从美到丑的摧毁之中。

另一方面，如果要追问，是什么让母女间的情感纽带发生了断裂？是什么强大到让女人爱美、母女信任的天性荡然无存？答案存在于“力”中。“力”既作用于虹影，也作用于母亲。就虹影而言，她对母亲的“肉体凝视”带有马克斯·霍克海默尔所说的“内化的压抑”^[25]，即虹影已经把社会统治的力量深深地根植于自我的肉体中，并以此为出发点对母亲展开美的审视，母亲因为在情感问题上违背了社会正道（看似不疼爱女儿和曾经发生婚外情），因而在虹影眼中从来就是丑陋而陌生的。反过来，就母亲而言，她的身体因为连接着历史和权力的关系而被不断摧毁和重塑。正如我们从《饥饿的女儿》中不断看到的，“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给母亲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和难言的苦难，母亲身体的劳累变形、母女情感的隔阂对立，皆可归咎于革命动荡、秩序混乱造成的恶果。“如果政治秩序不致力于‘活生生的’最易触知的层面，不致力于属于一个社会的肉体的感性生活所有一切中的最有形的领域，它怎么可能繁荣呢？”^[26]政治力量之致力于身体，就是一种“他者”的介入，从“最有形”也最脆弱的社会构成——身体而且是下层女性的身体——下手，导致的后果正如朱迪丝·巴特勒所言，“受权力场支配的”女性身上“早已负载了许多不同的文化建构物”^[27]。

第二具身体是初恋情人历史老师自尽身亡后的尸体。面对历史老师静止的尸体，小虹影想象他临死时的模样：

他拿着绳子，往厨房走去，他不愿在正房里做这事，害怕午睡的女儿醒来吓坏：吊死的人，舌头吐出来，歪嘴翻眼，阴茎朝前冲直，屎尿淋漓。他不要在她幼小的纯洁的心灵上留下一点儿伤口。他拿着那根让他致死的绳子，推开厨房的门，从容地将绳子扔上不高的屋梁，他站在一条独凳上，使劲系了个活结，拉拉绳子，让结滑到空中，他才把脑袋伸进强套里，脚一蹬，凳子倒地，他整个人就悬在了空中。

这一刹那，他的身体猛地抽紧，腿踢蹬起来，手指扣到脖颈上，想扳开绳子，但那只是自动的生理反应。绳子随着身体的重量摇晃了几下，梁木吱呀地叫了一阵，他的双手垂了下来，就永远静止了。^[28]

这段想象依靠小虹影“自我”的心理投射而支撑。一具现实的尸体，经过“自我”的想象，既表现出“歪嘴翻眼，阴茎朝前冲直，屎尿淋漓”的恐怖的“物”的坚固特征，也具有“他不愿在正房里做这事”的深层的“人”的内在情怀。因此，这是一具与活着的历史老师截然不同的“陌生化”了的尸体。当我们从对尸体对象和活着的历史老师的固定概念中解放出来，以空白崭新的视线观察它时，便诞生了想象力的出发点，那就是“事物与人的赤裸裸的相会以及由此产生的‘陌生化’作用”^[29]。

“自我”在此时已经完全进入了“他者”，把“自我”想象成“他者”，再次经历了肉体的死亡。这个过程仿佛是种戏剧性的伪装，内心的尖叫和哀号因为想象的沉思而得以逐渐平息，并转化为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受到过许多的痛苦威胁的心灵借此机制把痛苦的原因转化成无害的幻觉”^[30]，在不再可能伤害自我的解脱中获得宁静：（1）小虹影的第一感觉是“自我”做得不够好，油然而生的弥补心理让她对“他者”之死充满愧疚；（2）为了摆脱愧疚，情绪迅速转化为对“他者”抛弃“自我”、背叛爱情的极度愤怒；（3）对死者的愤怒无法持久，于是愧疚和愤怒同时变成对“自我”和“他者”都只想到自己的自私心理的双重谴责；（4）谴责过后，变为对“他者”看不穿历史、挺不过难关的蔑视，在潜文本里其实隐含着对“自我”依然在这个世界上坚持活下去的一种想象的骄傲；（5）突然意识到蔑视“他者”是一种冤枉，对“他者”的理解压倒了对“自我”的肯定；（6）于是承认也许正是“自我”对“他者”病态悲观的人生态度予以纵容，才导致“他者”的死亡和“自我”梦想的彻底失败，这个梦想是与身体密切相关的、试图以想象中的纯洁爱情摆脱贫民窟庸俗生活的自怜自艾的愿望；（7）情绪渐趋平稳后，进入“他者”更为深切，假想“自我”和“他者”交换了位置，变成彼此，此时“他者”的死亡等同于“自我”缺失了一块；（8）感受到应该让“自我”/“他者”有决定命运的自由；（9）回想起“自我”与“他者”的唯一一次做爱，“这身体和他的身体已经结成一个整体”，“对峙着欢乐和绝望的双峰”^[31]，即使进入“他者”，结为整体，也存在着“自我”与“他者”永远无法逾越的差异，所以分离为碎片也不必感伤；（10）想象到这时，小虹影终于说服了“自我”，理解了“他者”，“他对我并不重要，我对他并不重要，如果我曾经疯狂地钟情于他，他就得纠正我，用他沉默的离别”^[32]。

第三个身体是小虹影十八岁时流产的胎儿，那个未曾出生、未曾存在、微末到几乎没有意义的身体，它就真的未曾存在且不具有丝毫意义吗？艾里斯·杨把怀孕界定为：女性对身体内在的另一空间的体验，“然而仍是我自己的身体”^[33]。反向推之，流产就是女性对身体内在的另一空间的另一种体验，挑战了女性“身体经历的统合”^[34]，不再是女性自己的身体。

胎儿曾经根植于女性体内，子宫既是胎儿的温床，又是女性从生理到心理区别于男性的重要依据之一，流产是这二者同时从整体向外剥离成痛苦的“碎片”的过程，是“碎片”向自我身躯高声呼救的过程。中国传统道德舆论早已形成了对非婚生子铁板一块的绝对排斥，虹影作为脆弱的个体已经无力承受胎儿所负载的“他者”意义，所以流产是与小虹影相连又背离的“他者”（胎儿）退出自我的过程，或者说，是自我选择离弃“他者”的过程。暴力作为一种“最有激情的形式”惩罚着身体：不打麻药和止痛针就把胚胎从子宫里生拉活扯下来，流产室里回荡着“杀猪时才有”的尖利叫声，像是在“活割活宰人”，医生“图痛快，就莫叫”的声音不紧不慢地传出来。这一切皆因为身体被卷入了政治领域中，“权力关系总是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35]，流产就是一种权力关系作用于身体的“仪式”。

流产后，小虹影在公共浴室里淋浴，“我从没抚摸那从未隆起过的肚子，待肚子里什么也没有，我才感到里面真的太空”^[36]，短短三句话，三个否定“从没”、“从未”、“没有”加一个“空”，强调看似没有变化的平坦小腹之下其实是胎儿的失去，流产意味着身体内在的“变形”和胎儿肉体“逃亡”的双重遭遇。自我和身体并不再有对应的关系，身体并不一定属于自我，没有边界的身体与自我断裂了。

流产的胎儿击破了虹影从小对爱与自爱欲言还羞的遮掩，仿佛有一个喷薄的情感在身体与自我的断裂处呐喊：“触摸我，爱抚我吧，你这活着的无名氏，把我的自我原原本本地给我吧。”^[37]小虹影第一次产生了“关心自己”的态度，这与她之前追寻身世、漠视母亲、拒绝生父等自我怀疑的态度不同，与她瞧不起自己吐出蛔虫的身体、营养不良的身体、发育中的身体等自我轻贱的态度也不一样，“关心自己”是对自我态度的一种根本性的转折。福柯把“关心自己”定义为“某种注意看的方式……把注意力由外转向‘内’……从外部、他人和世界等转向‘自己’”^[38]，这种改变意味着“所有的生命形式都具有内在价值”^[39]的主体观念的确立，落实到女性身上，就是一种女性自爱的理性观念的萌芽。

但从理性的角度看，小虹影选择流产，是因为她要与过去斩断联系，向着不确定的未来重新出发。这意味着，在决定流产的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的，是小虹影的“理性工具”。用福柯的话来讲，理性是根本上“训练有素的”权威之观念服务于一种“真理统治”（regime of truth），“真理是这个世界的一样东西：它不过是由多种形式的约束而产生的。而且它会诱发有规则的权力后果。每个社会都有它的真理制度，都有它的‘普遍政治’的真理”。^[40]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虹影的理性并不出自她的自由权利，而是受迫于传统道德对非婚生子的强烈鄙视，社会舆论对失贞女性的话语凌迟和国家秩序对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等“多种形式的约束”，即真理制度的强制力的约束，或曰权力后果。所以小虹影可以在历史老师的自杀中受到他沉默的离别式的“预设保护”，但她作为一个历史文化的承袭者、社会的成员和国家的公民，根本上无法甩脱“普遍政治”的“真理”束缚，而这种“普遍政治”又是男权话语、男权制度的化身。她的流产实际上是对历史老师的一种辜负，是对一个男性个体的背叛。她真正想要背叛的是这个社会里一切压抑她的东西，而这恰恰是她有心抗衡却力所不逮之处。

母亲、恋人、胎儿——与女性关系最为密切的三个身体——的变形、死亡和离弃，凸显了“他者”之所以是“他者”，在于他们对女性的极大伤害，导致女性在认同外部世界和内在自我两方面产生了双重怀疑和焦虑。继续追索“他者”的成因，会发现在母亲丑陋变形的身体后面，在历史老师恐怖僵硬的尸体后面，在小虹影空空如也的子宫后面，隐藏着各式革命、战争对躯体的剪裁，以及制度权力对身体的消解。女性的身体成为历史性的、过程性的、经验性的身体，不是一个稳定性的、固化的、结构性的存在，这就是德勒兹所说的身体：身体就是力（的差异关系）本身。两种不同的力发生关系，就形成身体，不论是社会的、政治的、化学的身体，还是生物的身体。身体不再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在所有冲动、驱力和激情中的宰制结构中的显著整体”^[41]，而是被权力撕裂和驯服的身体，是福柯所关注的被权力侵犯和规训的身体，是反映着各种力改制、生产痕迹的身体。女性不仅要直接承受肉体的戕害（如流产），还要以社会结构最底层的身份承受其他伤害的间接影响（例如，失去自然美丽的母亲和活生生的情人），女性身体成为历史的副产品。

2.“房中术”：女性是自我的“他者”

从他人的身体到自我的身体，女性最终发现自己才是自我最大的“他者”。在这一发现中，东方的古老秘技“房中术”成为一种深具意义的介质。其意有四。

第一，从虹影对“房中术”的认真考究、小心运用和优美描写上来看，它不是虹影用来吸引眼球的噱头，而是以“女性特有的风味”完成的一次“知识分子写作”，朱大可评论说“它拥有诸多知识分子话语的外在标记：措辞典雅、优美，弥漫着世界主义（欧洲主义）的气质，风格在劳伦斯和纳博科夫之间”^[42]，陈晓明干脆说它“把勾引的艺术、艺术性的勾引写到家了”^[43]。第二，“房中术”是保持文本结构完整性的必要手段。没有“房中术”的调和，闵和裘利安的东西方冲突（包括自由观、革命观在内的文化之间的“他者”性）将会爆发得更早，他们之间情感的深层次矛盾（包括婚恋观、异性观在内的两性之间的“他者”性）就无法在充分酝酿后充分爆发。易言之，经历过“房中术”的甜蜜，再尝两性情爱之苦，其苦者更甚也。第三，虹影对“房中术”进行了彻底的大解放，她并不回避以闵的父亲为代表的东方男性依旧把“房中术”视作男人“御女”、采阴补阳、益寿延年的法宝，但这么做的目的是反衬出闵对“房中术”截然相反的理解和运用：闵从女性主体的视角出发，“房中术”成为她主动引导裘利安走上一条享受两性交合的欢愉之路的“圣经”。这样肆意的“篡改”历史典籍，正显示了虹影对女性性享受的坚持和倡导，即女性也可以在性关系中占据和发挥主导的作用，摆脱她们一贯被动和受苦的压抑形象。第四，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房中术”在虹影的改造之下，不仅是男女性爱欢愉的象征，同时它也是一柄双刃剑，人们赖以获得幸福的地方恰恰就是潜伏着最大危险之处。“房中术”所喻示的两性关系的正反颠倒和相互作用，正如德勒兹所说：“界定身体的正是这种支配力和被支配力之间的关系……任何两种不平衡的力，只要形成关系，就构成一个身体”^[44]，不平衡的力之间就是“他者”的差异性活跃的空间。

一旦力与力之间的对抗和平衡关系被打破，例如，一个力的消失，即等同于另一个力的落空，差异性无处存活，力与力之间的关系不再维系，而身体就此消亡，或者，身体以新的力的关系形式再现。裘利安战死西班牙沙场后，“房中术”对闵丧失了意义，一向注重养生养命、男女双修的闵将外部的肉身弃若敝屣，多次以自杀的方式要彻底抛弃之。可以想见，在闵的世界观中，“房中术”曾象征着灵肉合一的桥梁，现在失去了爱人的身体，就如同在遇到爱人之前一样，身躯只是个“空”。她的不断自杀是身体追随裘利安灵魂而去的“逃亡”，是肉体向生命的背叛，而向灵与爱的皈依。那么在“他者”之力消失后，“房中术”会成为何种物质呢？在《英国情人》的书末透露出了问题的关键。屡次自杀未遂的闵，选择在鬼节当日跳楼，在半昏迷之中她如愿看见了裘利安的灵魂向她走来：

果然，她看见裘利安，带着他常有的讽刺性的微笑，只是这次他从医院的太平间那头走过来的……

她幸福地闭上眼睛，她感到他已经走近了。她的衣服在被剥开……他们一直在高潮里，四周是不断轮回的天地，是斑斓闪烁的河流，广阔和悠长。

“太奇怪了，”护士的声音，“怎么这块刚挂上去的白布帘有了血迹？”

闵没听见护士的话，但她知道鬼节还没有结束。^[45]

为什么在灵肉合一的轮回高潮里，突然有小护士的声音破空而出大煞风景？全书以“她知道鬼节还没有结束”收尾又是何用意？这与我们上面讨论的“房中术”有关系吗？其实，一切的答案早早就埋伏在此书行至一半之处：

“我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和你做爱的，今年是我本命年……本命年，应禁违例性事，会有难以预料的灾祸。”闵不情愿说下去，她甚至也不看裘利安。

“上帝保佑！”裘利安笑起来，中国人迷信太多，这种十二年一轮转的属相，比西方星象更不值一哂。不过对中国古老文化，他还是最好谦卑一些。“这么严重？”

闵说，母亲说起过此事，但她从未见过书，父亲如宝贝藏着，连母亲也没法帮她找到。上一次本命年，二十四岁时，她有所心动，就去一向保持中国唐代遗风的日本旅游，曾到一个有名的神道寺。那里的住持，世代相传，女儿接任，虔信房中术。她与女住持一见投缘，便请教了关于本命年的戒论。女住持说，中国古传，本命年不能有逾分内性事，分内性事稍有节制即可。至于何为“分”，各家说法不一。按中国民族道德婚内房事为分，不然犯冲。

女住持还说，人不可与鬼交，犯之不出三年必死。

何以知之？她问。

女住持说，只需取新布一尺，在落日之时，悬挂在东墙上，第二日查看，布上必有血色。而且声称七月十五日鬼节始，鬼交之期，若交，必有重难，悬挂东墙之布，即刻就有血色。

裘利安问，有谁试过吗？中国人什么都是身体力行，他知道自己这问题很傻。

那住持说，有人试过，布上果然有红色，后果然暴卒。闵说，住持警告过她，千万勿试。^[46]

闵曾忧虑过在本命年“逾分”与裘利安偷欢一事，甚至想拜托母亲从父亲手里偷出“房中术”的秘籍以求化解，可惜不得。而今裘利安已死，养生延年完全没有了意义，触犯戒论对于求死而不得的闵来说只嫌不够。她决定在鬼节“鬼交之期”与裘利安的鬼魂交合，只求必死、速死。所以这个关于“房中术”的片段至少有三个作用：既是对小护士“怎么这块刚挂上去的白布帘有了血迹”的预设回答；又是对“她知道鬼节还没有结束”这个收尾的遥相呼应；更是在书末再一次提醒读者，闵虽然有想象的权利，但即使是如此斑斓闪烁、广阔悠长的高潮轮回，也并不意味着两性关系就此平坦无阻，死亡并不是解决自我与“他者”矛盾的终极办法。裘利安傻傻问过的“有谁试过吗”的问题，由闵来傻傻地“身体力行”，这既是关于“身”的东西文化差异，也是关于爱和自由的“他者”差异。

事实上，“房中术”就是闵最大的“他者”。她认为自己能掌控“房中术”这个传统文化的非主流异质，认为自己已经牢牢掌握了它，不仅为它迷醉，以它诱人，甚至借它赴死——她始终以高度的理性来理解和把握“房中术”的每一个分寸。而闵不知道的是，“他者”之所以成为“他者”，就是因其难以被理性所动摇和支配，“他者”与自我的差异性永难消弭。“归根到底，所有的事物都必然地、绝对地而且必须服从于主流，只有主流唯一存在。然而，他者拒绝消失。它继续存在，持续存在。这是难以被理性的牙齿动摇的硬骨头。”^[47]所以，闵借“房中术”完成了最美的肉体凝视，也因“房中术”，她与自我和裘利安成为最遥远的“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