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虹影是新移民作家的代表之一，本书的研究对象是虹影迄今为止正式出版的十部长篇小说。一方面，作为旅居海外的华人华文作家，她的长篇小说有理由成为当代小说跨国“互文”交流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她坚持以观照女性内外空间的独特视角解读其成长所经历的时代及前时代，以女性创伤这种独特的“站在边缘上”的方法把握现代空间危机的本质，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通过引进“我”和母亲两个典型的边缘人物，虹影带领读者一起经历了女性跨越创伤、自我忏悔、包容“他者”和审“美”重建的艰难历程。

从1991年的《背叛之夏》开始，虹影持续小说创作近三十载。青春期的她因情感问题离家出走，抓住机遇北上深造，婚后移居英国周游欧美。由重庆到北京，由上海到伦敦，当年那个重庆贫民窟里的女孩以自身的身体空间为出发点，以故乡为轴心，向这个世界伸出了探索的触角，逐步从早期的《背叛之夏》中那个放纵想象、姿态无畏的先锋实践者，蜕变成为《饥饿的女儿》里坚守女性立场的作家。无论是女性主义还是现代主义，写实主义还是新历史主义，乡土文学还是海外文学，于她似乎都有迹可循。自中期的《英国情人》、《阿难》到后期的“上海三部曲”，在看似越来越“伧俗”的创作中，她不但以与时俱变的才情紧扣了读者的阅读欲望，也借着从前卫转向大俗之胆气，尽可能地容纳与民间性、边缘性有关的，“精神飞地”以外的凡人与俗事。她的民间不同于林白、严歌苓、莫言、余华的民间，她有属于她的不变的关怀对象，那是她因“饥饿”而在时间、空间和情感构成的三维世界里生出的永恒眷恋：执念于历史时间——革命战争，难忘于地理空间——故土家园，耽溺于情感欲望——人伦情欲。这是充满矛盾的写作位置，念兹在兹与抵制抗衡尽纳其中，正是在这些矛盾里产生了她作品最闪光的那些部分。她的后期作品渐渐凝练出陈思和所说的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融入民间后产生的真正力量。借着这一力量，她最终得以呈现女性长期以来在各种间性关系中面临的危机总和——空间危机。

本书从身体空间、历史空间和审美空间三个层次，叠构出女性空间危机的外部轮廓和内在根源。

第一章：性别危机——身体空间的内外交困。

女性的性别特征不仅在于外部的“丰乳肥臀”，更由内部的子宫定义。随着性成熟，性别特征在带来更大创造力、生育力的同时也带来更大的危机。女性身体，内化为子宫、胎儿，外幻为母亲、情人，身体与“己身”最亲密，但在男权社会，又异化为“他者”，与“己身”对立。在这一过程中，胎儿流产是关键，从对子宫空间的剥夺和伤害，到对女性生存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威胁，身体空间危机由此而生。虹影的自传性小说《饥饿的女儿》和《好儿女花》中，母亲那养活了一家六口的身体是如何从充满活力走向臃肿变形最后疯癫而死，女儿小虹影是如何在追寻“精神之父”的过程中意外怀孕而被迫流产最后远走他国，家乡小桥上花痴的肚子缘何不断鼓起又瘪下，这些以强烈的女性身体意识书写的创伤，无一不呈现出女性身体内外空间的巨大危机。子宫，是人类繁衍不可或缺的空间，但往往沦为男人创生胎儿的囚笼，进而给女性带来伤害。随着胎儿被从子宫中强行剥离，子宫重新陷入巨大的空虚，女性的性别危机、内外空间危机达到顶峰。由此，避免性别危机，追寻“父”与“命”的关系，成为虹影小说叙事最大的抗争对象与消解目标。

此外，从虹影作品诸多女性意象中凝练而成的“河母”意象与张爱玲以降形成的“地母”意象对比，也体现了不同时代女性作家对女性性别的不同处理方式。“河母”与“地母”虽然皆以“藏污纳垢”为特点，将伤害化为抗争的力量和豁达的滋养，通过痛苦的历练达到女性的自我敞开和自我认同，但“河母”与“地母”在求“变”与否的问题上呈现分歧，于自我反顾的共同旨归中表现出不同的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河母”形象成为女性敞开自我、包容“他者”的核心象征。这既是虹影的独创，也是本书发掘出的虹影小说的创新点之一。“河母”形象从哪儿来呢？她来源于虹影小说以身体意象为出发点的六大意象——孤岛、河流、母亲与梦魇、死亡、孩子。六大意象形成了内外两条意象链条，相互交织构成了丰富复杂的意义之网，最后都指向虹影创作的核心价值：希望——希望之光就闪现在她独创的“河母”形象上。在将严歌苓等人创造的“地母”形象与虹影的“河母”形象对比的过程中，二者的共性和个性愈加分明。就二者的共性而言，“河母”与“地母”皆以陈思和提出的藏污纳垢、孕育万物的内在生命能量为本，以各自鲜明而强烈的表现力，不约而同地突破了男性视角的封锁。她们不再仅仅作为男性的情欲对象或家庭妇女而存在，也不再与历史叙事绝缘，而是通过痛苦的历练达到女性意识的自觉和升华。就二者的个性而言，“河母”幻化多变，在污秽的环境下经历了从躯体到心理的苦难“变形记”，但“河母”藏污纳垢的包容力和对爱与希望的坚定信念，使其不仅仅成为家庭的支柱和社会最底层的基础，更代表了在历史苦难中蹒跚前行的民族见到黎明曙光的希望。“河母”把女性身体的意义从忏悔式的“（怪）罪（自）己”推进到敞开并放空自己，进而为“他者”保留空间，唯有如此，她才能包容创伤、滋育万物。而严歌苓塑造的“地母”则与古今中外诸多的类似形象构成了一个“地母”系列，在多样性上胜于“河母”；但严歌苓的“地母”缺乏与时俱变的应有之义，“地母”从女性的史诗变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

第二章：身份危机——历史空间的权力更迭。

此部分虹影从内省自身转向考察社会。从“上海三部曲”（《上海王》《上海之死》《上海魔术师》）中军阀混战时代三个女主人公的命运轨迹中，不难发现20世纪的革命与战争的一大“成就”是将渴望自由却又毫无准备的中国女性从传统的家庭空间解放出来，一把推向了社会。初获自由的女性，未及享受广阔的新天地，却旋即沦落为资本买卖、权力交易的牺牲品，在原有夫权、父权、族权的桎梏上，又增加了一道资本与权力的枷锁。家庭空间的敞开，不但未能根本改变其社会地位，反而加深了身份危机，使自身陷于更大、更复杂的社会空间危机之中。

这一部分的关键词是从虹影的自传小说《饥饿的女儿》中提炼出的“三父六命”，这既是虹影童年命运的缩影，也是众多女性在历史空间中苦苦挣扎的缩影。六“命”——“要命、夺命、问命、丢命、害命、争命”——概括了虹影出生后所受的主要伤害，即“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文革”等动荡的社会环境与私生女、不伦恋等坎坷的个人际遇，它们共同导致了虹影对生存空间的强烈渴望、对女性空间的高度敏感和对历史空间的误判，这对应地产生了无可回避的“三父”——生父、养父、精神父亲——问题。“三父”是虹影对女性空间的严重危机自然而然产生的应对机制，一种病态的争夺与幻想。从“父亲缺席”到“寻找父亲”，从“拒绝父亲”再到“恋父情结”，虹影的尝试一次次碰壁。可贵的是，她于矛盾困境中找到了突破口，从“寻找父亲”到“成为母亲”，在对父母的怨恨和一次次绝望的突围和失去中学会了妥协、忏悔和宽恕。其起于“父”止于“母”的探索和书写，突破了当代文学“寻根文化”中“父”的意义的局限，为女性、母亲的价值开辟并坚守住了一片天空。

围绕着“三父六命”，几个重要的问题逐一浮现：饥饿与情感、饥饿与女性尊严、流产与子宫、“肉体勒索”等。饥饿是对女性影响最大的创伤之一，它不仅使虹影对情感产生了异常渴望却又难以言说的“类饥饿”心理，而且使反思饥饿中的人性成为虹影对自我存在的一种肯定方式、一种不能忘却的纪念。饥饿的消除（身体内部空间的占满）与道德的坚守（与历史权力空间的对抗），两难的处境被设计成为拷问人性的试金石。在与莫言、君特·格拉斯等人的作品对比中，虹影的小说从饥饿中体现了对尊严的坚持，在女性自我认同中凸显了“灵魂的深”。

第三章：审“美”危机——美丑空间的边际突破。

此为虹影小说的核心价值。虹影笔下的女性皆是历经重重空间危机后的创伤女性，从衰败的皮相（《饥饿的女儿》中臃肿变形的母亲）到戴罪的灵魂（《英国情人》中施行“房中术”的闵），似乎都是丑恶的代名词。然虹影以写实画丑的手法，揭示创伤女性在特殊时代烙印下的变形之美，以此寻求对丑的审“美”可能性，突破了美丑的常规定义和审美局限，创造出“恶之花”的审美空间。本章将虹影的文本与其他女性作家的审丑文本加以对比，前者的审丑文本显然独树一帜。她并不以放纵丑化女性或客体对象为能事，而是着意于寻找女性视角下特有的美的变形或美与丑的交锋，设想对丑的审“美”重建的可能性。

值得一提的是，身体空间符号的“多名性”和女性的性爱“反驱离”立场被首次提出并层层挖掘，丰富的文本佐证了虹影女性审丑视角下的性别意义。在身体符号“多名性”的观照下，花痴不断隆起又瘪下的腹部、长江上俯仰各异的浮尸、兰胡儿与加里的血缘之谜、字母K的多层含义等，构成了女性视角里躯体的“降格”与审丑表征，也构成了与位于中心、高级的事物相反的边缘的、低级的存在。性爱“反驱离”的表达，针对女性性爱“饥饿感”和“失语症”的处境，以女性重返自己的身体为方式，把女性写进文本，从而也把女性嵌入了世界和历史。在虹影女性“丑”的文本呈现中，作为创伤女性再变异的体现，兼具“恶魔性”与“女人花”特点的“恶之花”诞生了。“恶之花”并非虹影的首创，但本书对其“恶之花”的提炼，意欲体现时代压迫下女性抉择与“恶魔性”爆发之间的关系。《背叛之夏》中的Lin Ying，《女子有行》中的“我”，《英国情人》中的闵，《上海之死》中的于堇等人，以温柔的暴烈、肮脏的伟大为特点，在外表美—手段丑—目的美的曲折演绎中，在女性与男性、女性与自我的诸种对抗、妥协、和解中，产生了与传统意义判然有别的崭新的“恶之花”。

结论：“中间地带”与“隙缝人”。

在所有的意义紧张与冲突阴影之下，虹影频频遭遇着的是一个“中间地带”。那是虹影集边缘人物、边缘性别、边缘身份于一身的晦暗模糊的边界地带，是将自我身份的认同归结于“多重自我”的妥协与和解的缓冲区。必须警惕的是，中间地带是设置在女性自我与女性自由之间的空间双刃剑，既有可能阻隔女性走向创伤后的极端反应，也有可能使得女性安于一片和光同尘的世俗妥协。它就像《孔雀的叫喊》里的三峡大坝一样，呼唤着勇敢者的跋涉穿越，却也可能使目光短浅者安于其下。值得关注的是，虹影在《上海魔术师》的最后涉及了中间地带的危险性及其突破问题。她以兰胡儿和加里的遭遇说明做“隙缝人”——也就是做“在社会的隙缝中生存和思索的人”——或许是突破中间地带的可能方向。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站在空间边缘的人群，女性经历过“中间地带”的历练而后抵达隙缝状态的这段旅程，并非徒走一遭回到原点的重复之旅，而是在内外空间依旧逼仄的重重危机里，挣出一片天空的尝试。于有限的隙缝空间中，可神游万仞、心骛八方，女性的心灵空间或可得到更大的自由与自我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