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体·历史·审美:虹影小说的女性空间危机研究
- 唐湘
- 2307字
- 2021-04-23 17:52:48
绪论
一 选题缘由
1.为什么是虹影?
当代的文学形式中,小说占有显赫的位置。这不仅因为小说(尤其长篇小说)体量庞大、受众最多,还可能因为这个时代不是诗的时代,而是散文的时代,当抒情被谥为“滥情”,叙事理所当然地占据了文学的中心。在许多读者的心目中,小说就是当代文学的“代表”。
虹影,1962年出生于重庆,1991年移民英国,2000年返回北京定居。二十多年来虹影在小说、诗歌及散文等领域笔耕不辍,产量颇丰,并且在海内外获得了较高的知名度和较为稳定的读者群。虹影作为新移民作家的代表之一,其长篇小说能够作为当代小说跨国“互文”交流的研究对象;作为坚守女性主义阵地的小说家,她的小说不仅在陈述一个民族的特殊历史,也在陈述女性在历史中的特殊经历和创伤感受,而这种边缘人的边缘体验是“微弱的、含糊的、常常被颤抖地发出,因而很容易被忽视”[1]的声音。因此,本书的研究对象是虹影迄今为止正式出版的十部长篇小说。
但尴尬的是,“在文学界,虹影的位置在哪里呢”[2]?陈晓明说,“虹影没有参照系,她的参照系都超出文坛常规经验范畴”[3]。虹影之所以没有足够的文坛“地位”和相应的“参照系”,其中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虹影的小说成就主要是她移民英国后逐渐积累而成的,因此她自然被划归于新移民作家、离散作家或海外华人华文作家的行列,不完全属于国内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对象。其二,她与众不同的出生和成长背景造成不甚讨巧的个性特点和我行我素的写作风格。虹影背负着私生女的“原罪”诞生,直接被抛入中国有史以来最恶劣的自然环境(三年困难时期)和社会环境(“文化大革命”)中,她对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天然地形成了一种直觉而不乏深刻的体认。耻辱的身世和苦难的童年塑造了她矛盾的个性——她放浪形骸又内向孤独,特立独行又温柔敏感,勇于流浪又极度封闭,受尽伤害又伤害他人,希望自己的声音被倾听但又害怕自己被关注,总之,她就像她小说中的性爱描写一样,温柔而又暴烈,沉默而又喧哗——所以,她难以被归纳、分类、定位,她说:“我自己就是一个无法归纳的人。我想把我这样的人写进一部特殊的历史。”[4]这“特殊的历史”就是一个女性半个世纪的成长史,一种在爱的饥渴和觉醒下女性主体意识从创伤的痛苦中复苏和忏悔的过程。她不停追寻女性历史和女性家园,以自传和虚构的双重叙事方式交织呈现精神内核,她用历史、女性、创伤、身体标注出了自己的“参照系”。没有创伤就没有虹影。
2.什么是虹影的女性主义与创伤?
表0-1 虹影长篇小说发展历程
虹影的十部长篇小说大致可从两个方面进行分类。第一,从时间坐标上看,可以分为四个发展阶段:阉割期、自恋期、忏悔期、轮回期;第二,从关注的对象世界来看,可以分为主流世界(发达国家或第一世界)和非主流世界(不发达国家或第三世界)。在时间分界上,虹影突破自我局限,从青年先锋作家阶段的放纵阉割,到久居英国后离散作家的自恋自闭,到回归祖国后的赎罪忏悔,再到女儿出生后的希望轮回,时间线性排列的小说展现了虹影从颇具才华的坎坷少女到宽容自在的成熟女性的发展历程。在对象分界上,虹影不仅在多部作品中关注了主流和非主流世界的相遇、冲突、融合与矛盾,展现了离散作家的跨界视野,而且还坚持以女性立场审视她所经历的时代和前时代,叩问道德与历史二律背反中女性为争取话语权所付出的代价,即战争和革命、政治和权力、菲勒斯中心和国家机器等因素在女性身体上留下的历史创伤。
村上春树在新作《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中说:“心与心之间不是只能通过和谐结合在一起,通过伤痛反而能更深地交融。疼痛与疼痛,脆弱与脆弱,让彼此的心相连。每一份宁静之中,总隐没着悲痛的呼号;每一份宽恕背后,总有鲜血洒落大地;每一次接纳,也总要经历沉痛的失去。这才是真正的和谐深处存在的东西。”[5]村上春树的这番话不仅触及了虹影真实的创作“根底”,或许也构成了许多作家深埋心底的创作基因。
但虹影与村上的不同之处在于,空间切换之中,不同时代文化背景之下,她更在意伤和伤、痛和痛、脆弱和脆弱的交融中,女性的悲痛呼号,女性的血洒大地,女性的痛切失去,女性的何去何从,女性的空间危机,以及这一切之中潜藏着的女性的宁静、宽恕、包容和接纳。在女性追寻和谐的旅程中,创伤成为她们“思考暴力、体验迫害、反思文化伦理的有效工具”[6]。这既构成虹影个人经验和小说创作的特点,也成为本书选题因循发展的主要逻辑脉络:从虹影的私生女体验出发,分析创伤的历史来源——革命,寻找革命对女性伤害最典型的表现之一——饥饿,剖露饥饿之下隐藏的历史动因、权力话语、女性情怀与作家的价值取向;继而,回归承受这些创伤和饥饿的女性主体——躯体,它象征着沾满鲜血的大地上能够包容一切悲痛丧失的伟大女性——“江河母亲”,这是虹影从忏悔到“罪己”再到走进“他者”的引渡者;最后,在女性受尽创伤之苦的丑陋躯体和坎坷历史中,挖掘虹影在女性性爱表达和恶之花塑造中生成的对女性“丑”的审美重建。
从这个意义上说,虹影的女性主义(Feminism)是一个“因差异而不断斗争的过程”[7],是一个不断更迭的充满错乱的空间,除了女性和男性的差异,女性内部的阶层差异、个人差异也同样促成了虹影对女性主体的反思。虹影的小说带领我们去经历一个差异化的女人的历史与空间,这同时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大时代的历史,但它终归是“一个女人”(与强大的主流意识背离)的历史,正因其背离性,她的存在空间充满焦虑与危机。她的作品展现了我们在历史、社会、文化中最为深层的性别焦虑的来源,以及这些焦虑包围并主宰我们生活的表达方式。她向任何被主流意识排斥于价值边缘地带的人展示了通往拥有一个自我的道路,一种切断主体性和自我否定之间的历史纽带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