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曹植诗赋缘情研究综述
曹植研究，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重镇，自曹植文学创作之日起，便进入了人们的批评视野。20世纪80年代初更出现了全面探讨曹植的专著——钟优民的《曹植新探》。此后，曹植研究呈现愈来愈热的趋势，同时，也向视野更开阔、更深细方向发展，从缘情的角度进行曹植情感世界与表达研究便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曹植情感的丰富与深挚，在魏晋南北朝作家中无出其右者。对曹植诗赋与情感关系的研究一直不断，最初体现在只言片语的论断中，渗透在曹植思想研究、艺术成就研究中，近年来开始出现大量探讨曹植情感特征的论文，代表着曹植研究的最新成就。
一 曹植情感世界研究
（一）生平创作状况
对曹植生平与创作的研究，是曹植情感特征研究的基础。在《三国志·魏书》中对曹植的生平就有简略的记载，自清代丁晏、朱绪曾以来，人们多加考述，其生平资料渐趋详备，尤其是20世纪以来，经过钟优民、徐公持、顾农、俞绍初、张可礼、木斋等学者的用力考论，曹植生平经历渐趋明晰。
1.生平
对于曹植的生平经历，人们一般依据的是1983年张可礼的《三曹年谱》[30]、俞绍初的《曹植年谱》和江竹虚的《曹植年谱》[31]，其中江著晚出，除生平编年更加详尽外，还在谱前部分罗列了家世、家庭、宗族、姻戚、师友、政敌，在编年之后附录了诸家评论，相关资料搜罗甚丰。
对作家生平事迹考证做出重大贡献的是徐公持、木斋等先生。徐公持在创作《曹植生平八考》之后，又在《魏晋文学史》中，对曹植的生平与性格，结合夺嫡之争和曹植的前后期创作进行了具体论述。近年来，徐公持对曹植生平创作考证不断深入，有《曹植年谱汇考》问世，对诸多争议性的问题有精彩的辨析。此外，木斋师的《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将《古诗十九首》大部分篇章的创作与曹植生平联系起来考证，全面细致地论析了曹植与甄后的恋情，曹植两次获罪的原因与经过，曹植与曹丕、曹叡的关系，曹植诗文集的结集等问题，得出了《古诗十九首》的创作多源于曹植与甄后爱情的结论。借助于史籍与诗文，木斋师关于曹植生平的论述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将曹植生平研究从部分学者根据片面史料进行臆测中解救出来，走上了考据为主、诗史互证的正途。木斋师的研究直接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那就是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曹植的爱情世界与亲情世界，与之相应，相关的诗文创作思想与艺术上的评判也必然改变。
2.文本校注方面
赵幼文《曹植集校注》[32]目前仍是最权威的校注本。在近二十年中不断有人对其献疑与补辑，使其不断趋于准确与完整。傅亚庶《三曹诗文全集译注》[33]中的曹植部分值得关注，该书“解析”部分对所有的诗文进行了评析，在论析的过程中注重了情感因素。
3.作品所有权方面
对作品所有权问题的探讨是近年来曹植研究热点问题之一，其中有对窜入曹植集的其他人作品的辨析，也有对散逸于外的本应为曹植作品的认定与论析。比如在《北堂书钞所载〈今日良宴会〉应可确认为曹植之作》[34]中，台湾学者王清安认为，曹植的作品还应该包括《今日良宴会》一诗。而最引人注目的是木斋师提出的《古诗十九首》中大部分篇章以及部分托名苏李诗、乐府诗的作品，应为曹植所作。木斋师的这一系列观点大胆新颖，且考据详切，逻辑严密，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也为曹植情感研究大大地拓展了边界。“古诗作者为曹王说”被学术界遮蔽已久，此次经木斋师重新提出，立即引起诸多学人的争论。虽然到目前为止观点尚未统一，但由此而引起的研究热潮，已经有力地推动了曹植情感研究向前发展。
（二）作家思想情感研究
1.作家的思想
对曹植思想的探讨，比较早的是钟优民。在《曹植新探》中，钟优民提出曹植思想具有儒家观念的认识得到了广泛认同。张可礼同样认为曹植诗文中包含的思想道德最主要的是传统儒家伦理道德。具体表现是：“立德与立功相结合；德性与人性的统一；浓重的宗亲伦理情思；重信义轻利害。”[35]张作耀先生认为曹植提倡“诗书礼乐以为治”，继承了“亲亲、贤贤”思想、“修君子之道”等尊孔尚儒思想。[36]王巍认为曹植主张把道德修养放在首位，具有“忠孝仁爱的礼制观念”[37]。
同时，部分学者主张曹植具有“儒道互补”的人格，认为曹植是“以儒为主，以道补儒”[38]。此外，有学者认为，曹植思想中有道家思想、侠义思想的因素。这些主张并没有否定曹植以儒家思想为主的见解，而是在此基础上对曹植思想多样性进行进一步探讨。
2.作家的情感
建安时期是文学自觉的时代，也是文人自觉的时代，曹植文学创作在“抒写性灵、歌唱情感”方面代表着建安文学的最高成就。1996年孙明君先生就注意到曹植诗歌中情感的重要性，在《三曹与中国诗史》中单列一章讨论曹植诗歌的情感特征，他认为曹植诗歌的情感具有哀而且怨、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特点。[39]之后，对曹植文学中生命意识的探讨逐渐成为热点。
透过爱情书写呈现的女性观和文化意蕴也受到学者的关注。孙绿江认为曹植诗文中的女性形象有“臣妾意识”，“在对‘香草美人’传统的继承中，曹植突破了仅仅把美人视为一种文化的符号或象征的局限，将其变为典型的艺术形象，使其神彩面貌与精神世界同时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在对‘闺怨思妇’传统的继承中，曹植突破了单纯地对女性心理的描绘与表现，更专注于对自我感受的展示”[40]。
曹植在文学中开始认可友情书写的价值。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说：“在曹植之后，友情成为中国诗歌最为重要的主题，它所占有的地位，如同男女爱情之于西洋诗。这个主题的创始者就是曹植。换言之，是曹植发现了友情对于人生的价值。”[41]对于曹植诗赋中的友情，徐公持在《魏晋文学史》中特别拈出来加以分析，认为从曹植的相关诗赋中可以看出曹植“真诚的品格和对友情的重视”[42]。总的看来，在这一时期，曹植的友情诗开始受到重视，然而相对于其开拓性的地位，对曹植友情的研究还非常薄弱。
曹植是建安时期大力书写亲情的文人。有学者开始关注到曹植的家庭变故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曹植家庭变故考论》在考证了曹植的家庭变故之后得出结论：“建安二十二年后，家庭的频繁变故使曹植更直接、更深切地感受到这种现实，曹植诗文也就更多‘忧生之嗟’，这不仅是为备受曹丕父子迫害的生命担忧，同时，也是哀婉家人生命的无常。”[43]
曹植在诗文中表现的情感比较丰富，一心报国、建立功业的情感和报国无门、亲友离析的孤独也受到学者的特别关注。王巍在《曹氏父子与建安文学》中分析了曹植有关功名事业执着追求的诗文后，得出结论：“这些诗歌，虽然表现的是个人的理想和志趣，但又不局限于个人的范畴，而是表现了时代的潮流和趋向，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44]在《孤独情绪——曹植作品中强烈兴发的人生感念》一文中，裴登峰认为在曹植的作品中充满孤独情绪，而孤独情绪产生的原因在于“首先是人生追求、理想、抱负与实际经历之间的相异。……其次是他具有‘喜形于色’的外倾型气质，性格好动，喜欢大团圆，爱热闹，耐不住寂寞，要追求一种绸缪和乐的人际关系，并极重人伦中的种种亲密感情。……再次是形如囚犯，成为‘圈牢之养物’，要他装聋做哑、不问世事的实际生活遭际使他陷入孤立无援、无依无靠的苦境。……还有他在将人生不永同自然永在的观照中体会出的人虽寄居于天地之间而不能同自然相始终的忧患”[45]。
由以上所列诸家在曹植情感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可以看出，学界对于曹植的思想，基本认为以儒家为主，同时对曹植思想中具有道家因素也予以认同。对于曹植文学中所体现的亲情、友情、孤独等情感研究已经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特别是已经认识到曹植在友情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提出“是曹植发现了友情对于人生的价值”。然而曹植成就更高的爱情书写，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对亲情、孤独等情感的研究也稍显薄弱。
二 曹植情感表达研究
（一）渊源
一般认为曹植抒情方式主要源于《诗经》和楚辞。早在南朝时期，钟嵘便指出曹植“其源出于《国风》”[46]，后世学者对此多有遵从。近年邢培顺将其细化为遵循了《诗经》的创作风格，守持《诗经》的创作传统，崇尚“中和”的情感表达原则，继承了《诗经》的诗歌意境，学习了《诗经》的比兴表达方法和章法、句法、语言。[47]
楚辞对曹植的影响同样明显。清代李重华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屈宋《楚辞》而后，不应轻拟骚体，必欲拟者，曹植庶得近之。”[48]当代学者吴相洲也认为，曹植之所以会在五言诗发展上取得如此之高的成就主要在于对屈原作品的继承。认为“曹植是汉乐府向文人抒情五言诗转化过程中贡献最大的人物。他之所以能完成这一使命，与他继承屈原的作品有着重要的关系。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提高了情意的厚度，丰富了诗的辞采”[49]。同时，毛庆认为“同屈原一样，曹植的创作倾向是浪漫主义的，具体方法接近于表现主义并略带感伤色彩；作品结构讲求内在的、动态的艺术平衡；象征手法上直接承继了屈原的集中式象征，并将集中式与分散式象征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其作品总的语言风格是‘丽’，其诗的用韵、声调也学习了屈骚的与情相配、起伏变化的特色，还有着独到的平叙仄结的特点。在整个魏晋南北朝诗人中，曹植对屈骚艺术的继承无疑是最杰出的”[50]。
（二）曹植文学的情感表达
曹植诗赋研究一直是曹植研究的重中之重，刘跃进先生认为曹植的创作整体上具有“情兼雅怨”的特征，“‘情兼雅怨’，实际蕴涵着曹植创作的‘雅’与‘怨’两种相辅相成的风格要素。雅与文，即文雅的风格，而怨与质则表现为质朴、通俗的特色”[51]。更多的论文则对曹植的诗歌与辞赋进行了分体研究。
1.曹植诗歌的情感表达
曹植诗歌在诗歌史上的地位。早在南朝梁代，钟嵘就对曹植“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52]的文学创作大加赞赏，将其誉为周孔、龙凤。此后对曹植在诗歌史上的地位认定虽偶有贬抑，但绝大多数学者认同其“建安之杰”的地位。《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确立者——曹植》一文认为曹植诗歌结束了中国诗歌在言志、缘事、缘情之间的左右摇摆、徘徊游移，确立了中国诗歌的抒情品格。[53]该文专论诗歌，未涉及赋作，且限于篇幅并未细致探讨曹植具体在各类情感表达中的贡献。
曹植诗歌的主题与题材。蒋寅先生认为中国诗歌的许多基本主题在曹植的创作中萌生。[54]对于曹植诗歌的主题研究，女性、游仙、游侠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
女性题材诗歌方面。木斋师从诗歌流变的角度对曹植后期的女性题材写作进行研究，认为其特点是“凝练、抒情，实现了由男子视角客观摹写到女性视角主观抒情的转型”[55]。王萍在博士学位论文《曹植研究》[56]中专列一章探讨曹植五言诗中的女性题材写作。文章分析了曹植前后两期女性题材诗歌创作的演进，并且探讨了其中女性视角之转换，深入分析了曹植“男子作闺音”作品兴起的原因及其中隐含的“怨情”。
游仙诗方面。自钟优民《曹植新探》将游仙诗加以重点分析以来，曹植游仙诗便成为广受关注的题材。近期游仙诗研究的主要趋向是将游仙诗与曹植特殊的人生经历、人生理想结合起来，论述其中蕴含的情感特征。郭真义的《曹植游仙诗的艺术寄托》认为曹植的游仙诗总体而言意在咏怀而非求仙。诗人在游仙诗中所寄托的，主要是其对自由的渴望、孤苦无依的情怀和强烈的功业意识。[57]
游侠诗方面，有的学者将游侠诗与情感表达联系起来，认为曹植的《白马篇》“对传统的侠义伦理、侠的人生价值取向进行了改造和规范，树立起了一个经典化的侠意象，为封建社会中的不遇文人找到了一种新的情感宣泄模式”[58]。此外，游宴诗与曹植的友情、亲情相关，是快乐情绪的重要载体，近年来游宴诗的成就引起了学者注意。木斋师在《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中结合西园之游探讨曹植等人游宴诗的特殊意义，点出“游宴诗具有从两汉空泛言志诗向具体场景写作的转型意义，而诗人们一旦离开游宴的环境，而走向社会，就会发现一片广袤的原野，发现一个蔚蓝的天空，发现人生社会，有许许多多的具体场景值得写作，发现这众多具体场景，拥有着许多耐人寻味的美学含义”[59]。
最后，还值得注意的是，在曹植诗歌研究中邓小军先生对曹植政治抒情诗的研究，邓小军认为曹植“创造性地采用了多种的微言艺术手段，包括诘问、反语、影射，以揭示被政治谎言掩盖的事实真相，不愧为五七言微言政治抒情诗的原始典范。曹植微言诗的意义在于……把谎言掩盖的事实真相，自己的真情实感，告诉天下后世”[60]。
2.曹植赋的情感表达
曹植赋研究相对于曹植诗歌比较薄弱，主要原因是曹植赋虽然代表了建安时期赋作的最高成就，但在艺术上更多地属于渐变。相比之下，曹植诗歌处于五言、四言转换和诗歌由叙事传统向抒情传统转换的关键时期，因而受到更多的关注。事实上，曹植赋在赋文体缘情发展上的地位同样重要，徐公持在《魏晋文学史》中认为，曹植辞赋的主要贡献“就是在两汉体物大赋向魏晋抒情小赋的转变过程中起了主力作用”[61]。曹植赋作“题材最广，抒情性最强，艺术价值亦最高”[62]。
曹植赋的渊源与影响。近年来对曹植赋渊源的探讨开始细化。《论曹植的拟赋及其创作历程》认为曹植赋的模拟可分为三个阶段：模拟汉大赋阶段，模拟庄骚之辞阶段，模拟整合阶段。[63]在影响方面，杨娟、冷卫国《曹植赋在魏晋南北朝的接受状况》一文认为“在建安第一代读者群那里曹植的辞赋基本上还是被推崇的，到了曹丕《典论·论文》时，曹植赋的接受开始出现转折，人们对于曹植作品的接受就侧重在诗歌上了！”[64]
曹植赋的艺术成就方面。对于曹植赋整体的艺术成就，也有了更为细致的探讨。《曹植辞赋艺术特征简论》一文从情绪特点与抒情方式入手，认为曹植辞赋具有“以纤小为美、以阴柔为美、以哀怨为美的美学风格”、“个性鲜明，动人心魄的抒情方式”以及“华美生动的语言，自由活泼的形式”。[65]
在曹植辞赋研究中，《洛神赋》仍然最受关注，而其中宓妃的原型在近期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傅刚先生在《曹植与甄妃的学术公案——〈文选·洛神赋〉李善注辨析》中探讨了曹植《洛神赋》对洛神原型的袭用与改造及其背后之意义，认为曹植与甄后的爱情是后人附会的结果。[66]而与此同时，认为曹植、甄后之间存在爱情，甄后就是洛神原型的学者明显增多，木斋先生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67]此外，江晓辉分析了曹植对洛神原型的袭用及改造之处，以及其背后的意义，并与“感甄说”和“寄心文帝说”作比照，发现其所袭用及改造之处，正呼应甄后的生平和性格特征，更符合“感甄说”，[68]从而证明宓妃的原型是甄后更为合理。
王德华跳出宓妃原型的争论探讨了曹植《洛神赋》的价值。《恨人神之道殊 申礼防以自持——曹植〈洛神赋〉解读》一文认为“不论是女性与男性都大胆表示与接受异性的爱悦，这应是个体生命情感觉醒的集中体现。尤其是其中反映出的生命爱悦的兴发与迫于礼防的压抑的对峙，也更为真切地再现了个体生命的觉醒以及这一觉醒因内外诸多因素而不能实现的生命苦闷”[69]。
3.情感理论
除文学创作之外，曹植的文学思想在文学批评史上也应有一席之地，其中就包括情感理论。朱丽的《曹植文学思想研究》从曹植所处汉魏易代之际的政治、文学思潮着手，结合其生平际遇进行分析，对曹植文学思想的形成以及理论建树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梳理和阐述。[70]朱丽认为曹植的文学功用观主要在于“曹植继承了汉代之前文学经世致用的传统，并把其提高到治国的地位，但他并不以此作为衡量文学功用的唯一标准，他还强调了文学对于个人宣泄情感、娱悦耳目的功用”[71]。在对文学艺术特质的认识方面，曹植提出了“慕丽”的主张，同时“提出了‘雅好慷慨’的理论主张，主张文学抒发强烈的情感”。[72]
曹植的文学思想属于魏晋文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尤其是文学对强烈情感的抒发的主张，直接影响了建安文学的风貌。
综观曹植诗赋缘情研究，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其中既有宏观把握，也不乏微观剖析，研究者的研究视野不断扩大，存在的问题得到深入开掘，曹植研究呈现新的气象。同时，尽管曹植研究不断深入，仍有一些传统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新的问题却开始不断涌现。
首先，曹植的诗赋缘情的渊源变得不再天经地义。汉乐府与《古诗十九首》向来被认为对曹植的诗歌创作有莫大的影响，而随着宇文所安的追问，特别是木斋师的考证，对这一传统的认知开始不再具有自明性。与之相关，一些尘封已久的臆测结论开始受到质疑，提出了一些学术界不得不回答的问题，预示着更大的繁荣即将到来。
其次，曹植的生平经历、与甄后的爱情等重要问题仍然存在争论，曹植部分作品创作年代、意蕴模糊不清。曹植研究困境颇多，由于史料匮乏，部分史料的记载又相互矛盾，有些相关史料故意使用曲笔，致使曹植生平经历、文学创作中存在大量争议，许多学者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对曹植情感的认识不统一，需要我们对史料加以辨析，把曹植还原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把其文学创作还原到流变的过程中，以整体性和逻辑性加以考量，方有可能拨开迷雾，接近真相。
最后，在近期的曹植研究中，抒情性成为诸多学者关注的热点。建安文学时期是文的觉醒和人的觉醒的重要时期，对于“建安之杰”曹植的情感状况、情感的表达方式还缺乏整体性的研究，对于其在亲情主题、爱情主题、友情主题中的贡献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对于曹植文学中的情绪特征缺乏深入的探讨，其缘何情而成为建安之杰，以及缘情之后诗赋创作上表现出的风貌与价值，成为今后曹植文学研究需要进一步丰富和深入之处。
[1] （南朝梁）钟嵘：《诗品集注》，曹旭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117页。
[2] （战国）庄周：《庄子集释》，郭庆藩集释，中华书局，1961，第1065页。
[3] （战国）荀况：《荀子集解》，王先谦集解，台北：艺文印书馆，1988，第282～283页。
[4] （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第217页。
[5] 詹福瑞、侯贵满：《“诗缘情”辨义》，《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第9页。
[6] 詹福瑞、侯贵满：《“诗缘情”辨义》，《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第9页。
[7] （三国魏）曹丕：《曹丕集校注》，夏传才、唐绍忠校注，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第237页。
[8] 〔日〕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章培恒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第131页。
[9] 黄希庭主编《简明心理学辞典》，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
[10] 杨岚：《人类情感论》，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第78页。
[11]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689页。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第891页。
[13]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第2页。
[14] （清）孙诒让：《墨子闲诂》，中华书局，2001，第442页。
[15] （唐）杨倞注《荀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 276 页。
[16] （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中华书局，1975，第364页。
[17] 姚春鹏译注《黄帝内经》，中华书局，2012，第51～54页。
[18] （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中华书局，1975，第385～386页。
[19] （汉）班固：《白虎通》，中华书局，1985，第214页。
[20] 钱穆：《晚学盲言（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528页。
[21] 吕正惠：《物色论与缘情说：中国抒情美学在六朝的开展》，《抒情传统与政治现实》，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第63页。
[22]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潮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第50～51页。
[23] 林庚：《漫谈中国古典诗的艺术借鉴——诗的国度与诗的语言》，《林庚诗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第171～172页。
[24] 詹福瑞：《前言》，陈洪《诗化人生：魏晋风度的魅力》，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第3页。
[25] 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第217页。
[26]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联书店，2009，第104页。
[27] 朱立元：《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第257页。
[28] 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第215页。
[29] 裴斐：《诗缘情辨》，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第100页。
[30] 张可礼编著《三曹年谱》，齐鲁书社，1983。
[31] 江竹虚：《曹植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3。
[32] （三国魏）曹植：《曹植集校注》，赵幼文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33] 傅亚庶注译《三曹诗文全集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
[34] 王清安：《北堂书钞所载〈今日良宴会〉应可确认为曹植之作》，《中国韵文学刊》2013年第2期。
[35] 张可礼：《曹植诗文蕴涵的道德内容》，《齐鲁学刊》2002年第5期。
[36] 张作耀：《曹操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7] 王巍：《曹氏父子与建安文学》，辽海出版社，2002。
[38] 孙明君：《三曹与中国诗史》，商务印书馆，2013，第206页。
[39] 孙明君：《三曹与中国诗史》，商务印书馆，2013，第221～257页。
[40] 孙绿江：《曹植笔下女性形象的文化意义》，《社科纵横》2000年第2期。
[41] 〔日〕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章培恒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第131页。
[42] 徐公持编著《魏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第77页。
[43] 李洪亮：《曹植家庭变故考论》，《文学遗产》2011年第4期。
[44] 王巍：《曹氏父子与建安文学》，辽海出版社，2011，第388页。
[45] 裴登峰：《孤独情绪——曹植作品中强烈兴发的人生感念》，《社科纵横》1996年第3期，第42～44页。
[46] （南朝梁）钟嵘：《诗品》，曹旭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第97页。
[47] 邢培顺：《曹植文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10，第78～81页。
[48] （清）李重华：《贞一斋诗说》，四库未收书辑刊第9辑第23册，影印清乾隆十一年刻本。
[49] 吴相洲：《陈思情采源于骚——论曹植在实现汉乐府向文人抒情五言诗转化过程中对屈赋的继承》，《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第103～108页。
[50] 毛庆：《一座里程碑——论曹植对屈骚艺术的继承及意义》，《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年第10期。
[51] 刘跃进：《曹植创作“情兼雅怨”说略》，《光明日报》2006年1月27日，第8版。
[52] （南朝梁）钟嵘：《诗品》，曹旭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第97页。
[53] 傅正义：《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确立者——曹植》，《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54] 蒋寅：《主题史和心态史上的曹植》，《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55] 木斋：《试论曹植与古诗十九首的女性题材写作——兼论〈青青河畔草〉的作者和写作背景》，《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汉文版）2006年第7期。
[56] 王萍：《曹植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2。
[57] 郭真义：《曹植游仙诗的艺术寄托》，《广州大学学报》（综合版）2000年第6期。
[58] 贾立国：《曹植〈白马篇〉的侠文化解读》，《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59] 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第121～134页。
[60] 邓小军：《魏晋宋微言政治抒情诗之演进 以曹植、阮籍、陶渊明为中心》，《中国文化》2010年第2期。
[61] 徐公持编著《魏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第95页。
[62] 徐公持编著《魏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第95页。
[63] 陈恩维：《论曹植的拟赋及其创作历程》，《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64] 杨娟、冷卫国：《曹植赋在魏晋南北朝的接受状况》，《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65] 崔军红：《曹植辞赋艺术特征简论》，《殷都学刊》2000年第1期。
[66] 傅刚：《曹植与甄妃的学术公案——〈文选·洛神赋〉李善注辨析》，《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1期。
[67] 木斋：《论〈洛神赋〉为曹植辩诬之作》，《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68] 江晓辉：《曹植〈洛神赋〉对洛神原型的袭用与改造及其背后之意义》，《中国韵文学刊》2013年第3期。
[69] 王德华：《恨人神之道殊 申礼防以自持——曹植〈洛神赋〉解读》，《古典文学知识》2013年第2期。
[70] 朱丽：《曹植文学思想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辽宁大学，2013。
[71] 朱丽：《曹植文学思想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辽宁大学，2013。
[72] 朱丽：《曹植文学思想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辽宁大学，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