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清廉浙江的实践基础

建设清廉省份，浙江具有扎实的实践基础。清廉浙江建设目标是在新中国成立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浙江所取得的宏伟成就基础上提出来的。清廉浙江是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深刻分析和把握推进该项工程所处的时代、历史方位和现实条件，使我们对该项工程有总体而清晰的认识，从而把握好启动时机、总体进度与实际成效，以取得最终的胜利。浙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所取得的宏伟成就，为推进清廉浙江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 浙江“三地优势”奠定坚实基础

作为东部省份的浙江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在思想观念、改革举措、制度创新、精神动力等方面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历届党委政府还有强烈的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和自我加压的责任担当，持续推进机关清廉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推进清廉建设，浙江具有扎实的基础与良好的现实条件。

浙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浙江是习近平同志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他提出的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是留给浙江的宝贵精神财富。以“党建八八战略”[96]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同志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是浙江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指南，也是我们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在习近平同志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的指引下，历届浙江省委一任接着一任干，持续深入地抓党建，取得辉煌成就，为清廉浙江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浙江是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首创、奋斗、奉献的红船精神是推进清廉浙江建设的深层动力，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浙江大地的人们。党政有为、干事创业、砥砺前行，形成了良好的政治生态。自古以来浙江具有浓郁的清廉传统，随着时代的发展，构建了社会主义的廉政文化，熏陶、浸润着党员干部。

浙江是改革开放先行地。形成了较发达的市场经济，人们的主体意识、法治意识、民主意识更为强烈。以“四千精神”“两板精神”为主要内容的“浙江精神”及其与时俱进，是浙江推进改革开放、持续走在前列、勇立时代潮头的内在动力，也是推动清廉浙江建设的巨大内驱力。

浙江不断推进国家监察制度改革，完善纪检监察体制，构建了一整套制度体系，形成了强有力的监督制约，打造了一支监督执纪的铁军，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有恶必惩，取得了反腐败斗争新的胜利。目前正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反腐败压倒性胜利成果。

总体而言，浙江具有推进清廉建设的诸多良好条件。浙江是中国革命红船的起航地、改革开放的先行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萌发地，有使命、有责任、有条件在全面从严治党上更进一步、更快一步，全面建成清廉浙江。

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有利条件

推进清廉建设，浙江创造了诸多便利的条件，主要表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上。

市场经济是指通过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形式。市场经济一经产生，便成为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载体。市场经济具有自主性、平等性、竞争性、开放性、有序性的特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伟大创举。市场经济创造公平交易的机会，冲决了一切罗网，摧毁了一切特权，启发了人们的主体、平等、民主、法治、自由、公平、监督的意识，人们不再崇拜权力，而是要求权力阳光透明、为市场服务，这就为构建清廉浙江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浙江率先推进市场取向改革，形成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相得益彰的先发性优势；较早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建立扶持欠发达地区政策体系，形成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着力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形成统筹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发展格局。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制定实施“八八战略”，历届浙江省委一以贯之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各领域体制机制改革，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有力制度保障。通过这一系列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极大地解放和增强了社会活力，成功实现了从资源小省到经济大省的历史性跨越，成功实现了由基本温饱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开启了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

三 经济强省夯实发展根基

浙江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区，是市场经济的先发区，也是民营经济的重要发祥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浙江带来了全面深刻、影响深远、鼓舞人心的变化。1978—2019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从123.72亿元增加到62352亿元，全国排名从12位上升至第4位；GDP名义年化增速16.74%，增速排名第3位，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83.7倍，年均增长12.1%，高于全国同期2.6个百分点；根据2019年全省实现各项经济指标，浙江地区经济保持高质量向前发展，主要经济指标好于全国，对应GDP增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0.6个百分点左右，总体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的主基调。浙江人均生产总值从331元增加到107624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为15601美元，增长5.0%，全国排名从16位上升至第5位，名义年化增速16.72%，年化增速排名第2位，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60.3倍，年均增长10.9%；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从27.45亿元增加到7048亿元，年均增长14.7%（未扣除价格因素），增长257倍；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在全国的位次从1978年的第14位跃升至2019年的第5位；2019年浙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9899元）比全国平均水平（30733元）高19166元，居全国31个省（区、市）第3位、省（区）第1位。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连续19年和35年荣膺全国各省区第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32元增加到60182元，年均名义增速达14.8%，40多年增长了181倍；按可比价格计算，2019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78年增长20.3倍，年均实际增长8.5%；1978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165元，201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已提高到29876元，年均名义增速为14.7%，增长了151倍，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25.2倍，年均实际增长9.4%。2019年浙江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2026元，教育文化娱乐为居民消费增长热点，人均消费3624元，比上年增长19.6%。[97]

古人云：“仓廪实而后知礼节。”人们有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就较易做到守信、崇学、向善，浙江发展能有今天的成就，民营经济居功至伟，民营企业家居功至伟，民营经济强则浙江强，民营企业好则浙江好。

四 巩固和发展反腐败压倒性胜利成果

2019年，在党中央、中央纪委与国家监委、浙江省委的坚强领导下，浙江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政治机关定位，强化政治监督，严肃政治纪律，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着力督促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精准落实，各项工作开创新局面，全省纪检监察工作呈现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态势：“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纪检监察“三项改革”统筹深化，作风建设不断巩固拓展，巡视利剑进一步发挥，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广泛开展，清廉浙江建设持续发力，广大人民群众对“不松劲、不停步、再出发”满怀期待。

2019年，浙江全省共立案审查违反政治纪律案件189件、处分329人。对846起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力问题进行追责，50个党组织、1085名党员领导干部受到问责，252人受到党纪政务处分，同比分别增长6.4%、16.3%、8.4%和17.2%。共开展3轮巡视，巡视61个地区（单位）党组织，发现党的观念淡薄、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管党治党宽松软等问题2101个，向纪检监察机关移送问题线索208个，推动查处了一批违纪违法案件。

“打虎”“拍蝇”力度不减。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61703件次，立案18867件，其中地厅级39人、县处级595人；党纪政务处分17394人，移送司法机关907人。对违纪违法行为的严肃查处，形成了强大震慑力。海外“猎狐”再传捷报。2019年，全省共追回外逃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102名，追回赃款1.48亿元；追回“百名红通人员”莫佩芬，中央追逃办挂牌督办的浙江省外逃人员已从35人减至6人，其中“百名红通人员”从8名减少至3名。

“打伞破网”专项行动，取得明显成效。全省共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及其“保护伞”1527起271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248人，组织处理1468人，移送司法机关402人，查处充当“保护伞”干部1136人。对中央督导组移交的10件问题线索全部实行提级办理。

开展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浙江“36条办法”专项整治，全省43020名领导干部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是否存在违规收送礼品礼金问题进行了自查报告；深入推进整治领导干部利用名贵特产、特殊资源谋取私利问题；持续加大正风肃纪工作力度，2019年全省共查处享乐奢靡之风问题2160起3247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2101人。

“警示教育月”期间，全省共组织党员干部参观各类警示教育展9942批次43.8万人次；召开警示教育大会1.1万场；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专题讨论会2.2万场。在活动震慑感召下，活动期间，全省共有47名党员干部主动投案。

浙江巩固和发展反腐败压倒性胜利成果，为推进清廉浙江建设奠定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被访者评价2019年浙江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效度达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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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2页。

[2] 《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3] 《反腐有利于净化经济生态》，《中国纪检监察报》2016年3月10日。

[4] 《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年版，第138页。

[5]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

[6]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7页。

[7] 董瑛：《营造海晏河清的政治生态 建设朗朗乾坤的清廉中国》，《光明日报》2019年1月17日。

[8] 黄宇：《“清廉浙江”建设的坚实基础、制约因素与现实路径》，《浙江蓝皮书：2019年浙江发展报告·政治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36页。

[9] 江南第一家族“郑义门”，“孝义传家九百年”，家风清廉，从宋至清“173人出仕无人贪墨”，为国家培养一大批清正廉洁的官员。

[10]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70页。

[1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85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8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45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2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1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53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2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1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31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59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7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2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5页。

[26] 《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84页。

[27] 《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2页。

[28]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07页。

[29] 《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9页。

[30] 《列宁全集》（第五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88页。

[31] 《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89页。

[32] 《列宁全集》（第四十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96页。

[33] 《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44页。

[34] 《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76页。

[35] 《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99页。

[36]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99页。

[37] 参见靳士信《毛泽东的廉政思想及其实践》，载《毛泽东百周年纪念——全国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62—572页。

[38]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页。

[39]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

[40]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5页。

[41]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页。

[42]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5页。

[43]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页。

[44] 《陕甘宁边区概述》，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页。

[45]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

[46]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页。

[47]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页。

[48]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结论》（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

[49]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页。

[50]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4页。

[51]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页。

[52]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7页。

[53]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7页。

[54]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7页。

[55] 黄炎培：《延安归来》，《八十年来》，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49页。

[56]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页。

[57]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8页。

[58]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59]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712页。

[60]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94页。

[61] 《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

[62] 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

[63] 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

[6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90页。

[65] 张宏敏：《清廉浙江建设的“浙学”渊源》，《观察与思考》2018年第5期。

[66] （东汉）王充：《论衡》，长沙：岳麓书社2015年版，第124页。

[67] 《于谦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651页。

[68] 《于谦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651页。

[69] （唐）吴兢：《贞观政要》，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77页。

[70] 《刘基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68页。

[71] 转引自钱国莲《风孰与高：于谦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7页。

[72]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页。

[73] 《荀子通译》，焦子栋译，济南：齐鲁书社2016年版，第387页。

[74]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7页。

[75] （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24页。

[76] 《王阳明全集》（简体字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748页。

[77] 《习近平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论述摘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9页。

[78] 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79] 《习近平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论述摘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9页。

[80] （东汉）王充：《论衡》，长沙：岳麓书社2015年版，第348页。

[81] （宋）叶适：《叶适集》，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653页。

[82] 《王阳明全集》（简体字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799页。

[83] 《王阳明全集》（简体字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84] 《黄宗羲全集》（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85] 《黄宗羲全集》（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86] （明）张岱：《四书遇》，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24、652页。

[87] 王芳：《毛泽东在浙江调查研究》，《湘潮》2007年第6期。

[88] 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六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页。

[89] 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三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83—189页。

[90] （东汉）王充：《论衡》，长沙：岳麓书社2015年版，第123页。

[91] 《黄宗羲全集》（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92] （东汉）王充：《论衡》，长沙：岳麓书社2015年版，第1页。

[93] 《刘基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页。

[94] 《黄宗羲全集》（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9页。

[95]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强调：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光明日报》2011年9月2日。

[96] 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同年10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上，根据党中央提高“五种能力”的要求，以加快浙江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为总体目标，提出“巩固八个方面的基础，增强八个方面的本领”的总体部署，简称“党建八八战略”。具体内容如下：一是致力于巩固党执政的思想基础，加强理论武装和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不断增强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实践的本领；二是致力于巩固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全面推进经济强省建设，不断增强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领；三是致力于巩固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全面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不断增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领；四是致力于巩固党执政的文化基础，全面推进文化大省建设，不断增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本领；五是致力于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全面推进平安浙江建设，不断增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领；六是致力于巩固党执政的体制基础，健全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不断增强地方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本领；七是致力于巩固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和基层组织建设，不断增强自身素质和团结带领广大群众干事业的本领；八是致力于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本领。（《中共浙江省委关于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切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意见》，《今日浙江》2004年第21期）

[97] 数据来源：《2019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98] 《2019浙江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浙江在线，2019年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