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设计

对于传统宗教“游移现象”这样一种宗教实践活动，以什么样的理论关怀和社会关怀看待它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项挑战。怎样将“学术的”与“政策的”、“现实的”与“理论的”等有机整合在一起，体现宗教社会学研究的思想性、社会性，学术价值感和社会使命感，这也需要在研究脉络中具有自觉和清晰的认识。社会学研究是这样，对传统宗教“游移现象”的宗教社会学研究当然也应该是这样，需要有明确的目的、目标和理念。研究还需要回答如何解释传统宗教“游移现象”，它同宗教文化内在特征的关联、同社会的关系，甚至还包括同研究的关系。要认识和分辨好这样一些关系并非易事。这不仅仅需要一个包容不同现象层次、发生时空差异、社会认同与实践且符合逻辑的研究框架，其背后需要有研究的价值观和方法论规范，以及研究路径和具体方法。

（一）研究目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专门对新时代宗教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积极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中华文明是亚洲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10]

传统宗教“游移现象”既是宗教发展历史坐标中的常态，也是当前宗教发展中的常态。任何文明都是流动、开放的。^[11]本研究透过传统宗教文化传播与发展中的“游移现象”，折射文明、文化的流动、影响及功能作用。研究传统宗教“游移现象”的目的，是通过对宗教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表现形式、类型特征、结构功能、运作机制及内在本质特征等现象的描述阐释，提出理论命题，从而为积极引导宗教文化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适应提供理论及现实依据。

（二）研究目标

1.系统阐释社会转型期中国宗教文化与社会互动中值得关注的传统宗教“游移现象”

传统宗教“游移现象”是宗教文化与社会各层面、多领域的互动过程与结果。它既是宗教文化历史发展中的基本特征，也是当前宗教文化与社会关系发展的常态。所谓历史发展的特征，是从历时上看，任何宗教从其发生之日起就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12]并在其中占据着不同的位置，发挥着不同的影响。说它是常态，更确切地说是宗教文化在当代社会以一些新的形态与现实社会互动，从而运用不同的传播手法，体现不同的自我形象，显现不同的社会意义。

针对宗教“游移现象”虽然有人提到过类似的概念，但是其主要是基于宗教信仰的变化或改变，并不是在宗教文化传播意义上提出的。本研究使用传统宗教“游移现象”作为核心概念是想表达，当前宗教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反应取向和互动方式都在发生一定变化，期待学术界关注和阐释这一变化的特征，回答宗教文化的社会性究竟是什么，其未来发展的趋势又将是怎样。归根到底，就是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宗教文化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是由哪些力量影响和决定的，是单向影响/适应，或是双向影响/适应，以及多重确定或不确定要素互动而成的。

在现代性背景下，宗教文化发展呈现新的状态和面貌。为了与社会发展相适应或影响社会发展的走向，相关主体会在互动中产生不同的“游移”图像，以实现自身的目的。为了对传统宗教“游移现象”有更加深入的描述，有必要对这一现象做出进一步的理论阐释。

2.探索建构基于中国经验的传统宗教“游移现象”的理论解释

宗教-市场、宗教-社会、宗教-现代、宗教-信息、宗教-世界、宗教-法治等六种类型是宗教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发展和表现，是对纷繁复杂的宗教文化现象从经验事实上分类归纳而得的。从全球的宗教发展现象来看，宗教文化在现代生活中并不像早先的预言那样趋于衰落，而是以种种具体的、灵活的形式融入现代生活。传统宗教“游移现象”即是对宗教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具体转变的描述、归类、分析和解释。宗教文化的转变受到现代社会的深刻影响。但是，宗教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千年来影响着民众的思维方式、行为风俗以及群体生活，其内在的价值体系所具有的稳定性，促使其在现代社会中持续发挥作用。

总体来看，传统宗教文化“游移现象”是“宗教-社会”的“适应-引导”关系，宗教团体基于中国本土特色、国家法律法规、社会治理创新等要求从自身的组织体系、管理模式、传播策略、发展规划等方面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使宗教教义教规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在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法治引导宗教运行，促进宗教与社会主义发展相适应，是正确处理宗教文化与社会关系的根本途径。宗教-市场、宗教-社会、宗教-现代、宗教-信息、宗教-世界、宗教-法治等六类尽管是不同的类型，但都是宗教文化与当代社会相适应的反映，是“适应-引导”理念的实践，其实践的结果显现出信仰人数、社会影响、社会治理、文化自信等方面的动态变化。

3.提出完善我国宗教政策和宗教领域社会治理创新的对策和建议

传统宗教“游移现象”也在启示我们，要用发展的态度认识和治理宗教文化与社会的关系，用实事求是的精神面对和引领宗教文化的发展。传统宗教“游移现象”是宗教文化社会化的过程，它透过不同的取向选择不同的路径、方式、节点等实现宗教文化与社会的互涉，实现宗教文化与社会间的合作与共赢。为此，阐释传统宗教“游移现象”的发展趋势对把握宗教文化的发展规律、主动发挥宗教文化的社会功能、完善宗教领域的社会治理都是十分必要的。

提升宗教领域的社会治理品质，要看清传统宗教“游移现象”的社会影响，贯彻落实宗教会议精神，以“导”为取向，在“导”上想得深、看得透、把得准，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积极掌握宗教工作主动权，实现对宗教事务的良性治理。为此，正视当前传统宗教“游移现象”这一事实，重视宗教文化可提高国家“软实力”的同时，关注宗教文化发展受到资本过度侵入带来的危险性，意识到其他势力的介入对宗教良性发展的影响。同时，更要敏感地意识到不规则的传统宗教“游移现象”可能给社会带来的风险，并将它放置在宗教领域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和实践策略中去思考。

（三）研究理念

1.时代性

紧扣当前社会发展与时代特征，关注宗教文化的发展现状，尤其是以佛教现代发展为例，研究宗教文化主动面对各种挑战、适应现代社会的努力，观察“游移现象”同时代的互动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这是引导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作重点。^[13]“我们必须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宗教问题的特殊复杂性，积极稳妥地做好宗教工作。”^[14]这就要求宗教社会学研究要在顺应中国政治、融入中国文化、适应中国社会的基础上，形成具有中国话语力量的宗教社会学知识体系，践行中国表达、强化中国风貌，把当代中国宗教文化的发展呈现好、阐释好、建构好。中国宗教社会学特色学科体系的构建，需要立足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的丰厚土壤，才能做到真正融入与促进认同。

2.循证性

以实证的态度和实践获取研究的证据、得出研究的结果。在研究中将收集相关的学术观点或社会反应、不同类型的事件、活动案例、影像资料等，确证其真实性。^[15]为发现传统宗教“游移现象”的本质寻找证据，从现实场景到网络空间，考察研究对象的价值取向、行动意愿、客观条件及环境因素，对相近的行为力争完整描述，对相关的理论概念深度思考，丰富扩大词汇意义，以寻求最好的证据，促进证据的合成及“游移”知识的生产。

3.理论性

传统宗教“游移现象”纷繁复杂。在研究中，工作不是仅仅停留在“游移现象”上，而是以佛教的发展为主要例证，将大量“游移现象”类别化、规范化、简约化，在经验事实层面，根据它们的共性逐步将其抽象概念化，即以事实为依据的建构过程。同时，以已有社会学理论及宗教社会学理论等为基础，对具体经验事实，根据新的观察归纳描述概念，进行理论抽象，生产上位概念。关注“游移现象”的通意本质及其在中外国际理论对话中的意义，关注“游移现象”的描述性和解释性价值，发现“游移现象”的发展机制、内在动力、规律本质等，思考和理解宗教与市场、宗教与社会、宗教与信息、宗教与现代、宗教与世界、宗教与法治的互动，以及神圣与世俗、宗教现代性等论题，建构传统宗教“游移现象”与宗教社会学理论本土化之间的理论联系。

4.融合性

多学科、多知识、多视角互补。传统宗教“游移现象”的研究需要单一性与多元性、层次性与系统性的整合，主要体现为运用多学科知识对研究主题进行立体地讨论和阐释，并将杂糅的本土宗教庙会活动纳入研究视角；在研究方法选取上，将质性研究方法即文本话语分析、影像文本与扎根理论相结合，将社会事实研究成果和网络文本研究结果相结合，对不同类型的代表性事件/活动开展深度描述和分析；运用多元研究方法深入事实的深层结构，系统描绘“游移现象”。

5.政策性

体现宗教领域的社会治理取向。传统宗教“游移现象”的研究目的在于推进宗教文化适应新时代的社会发展，为社会服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1982年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制定，及之后党的宗教政策的不断完善和党对宗教理论研讨的进一步深化，体现了党在宗教工作中实事求是的作风，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知、对时代特征的准确判断、对宗教发展的正确评价，适时适当调整相应宗教政策及法规，引导宗教文化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保障的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政府对宗教事务的管理更加规范，对广大信教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更加全面有力。宗教事务行政法规更加完善。2017年修订公布的《宗教事务条例》，强化了对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界合法权益的保障，依法规范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行为，增加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的内容。^[16]

6.差异性

传统宗教“游移现象”是宗教文化发展中的正常现象，体现宗教文化与宗教文化之间、宗教文化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宗教文化在特定空间、特定时间及特定环境下呈现不同的“游移”表现形式。现象的多样化使得实践结果呈现了差异化分布格局，具体体现在不同宗教之间，宗教与社会、文化、经济、政策等之间，宗教文化在东西部、地域间、社区中均呈现了明显的差异性。所以，若笼统地仅将典型案例作为研究议题，有可能导致对“游移现象”认识上的偏差或盲视。因此，研究注重从多学科、多角度、多层面出现比较不同类型的“游移现象”实践，体现差异性与系统性。

（四）研究对象

本研究将重点放在了佛教文化的发展与传播，及其与社会不同领域的互动关系、结构上。

本研究围绕当代传统宗教“游移现象”这一主题，重点对佛教文化发展与传播实践进行了较为深度的描述与分析。同时，对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民间信仰实践也从不同侧面进行了考察。

（五）研究框架

传统宗教“游移现象”的社会学研究框架

（六）研究方法

1.样本点

根据研究需要，样本点主要分为三类，首先是佛教文化“游移现象”的典型案例，如宗教-市场分析中所涉及的西安、厦门、浙江普陀山、山西五台山等，宗教-社会分析中的岐山周公庙、广州大佛寺、终南山等，宗教-法治分析中的嵩山少林寺、长安兴教寺等，宗教-信息分析中的上海玉佛禅寺、普陀山佛教网、凤凰网佛教频道等，宗教-现代分析中的庐山东林寺、无锡灵山、常州天宁禅寺等。其次是在宗教-世界关系分析中需要关注的寺院等，如西安大兴善寺、大慈恩寺、青龙寺等实地调研以及梵呗音乐会。最后是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综合式“游移现象”——庙会，根据庙会对象的不同，将庙会分为五种类型，分别为神灵崇拜、祖先崇拜、圣贤崇拜、师长崇拜、英雄崇拜庙会，为此，分别选择了周至城隍庙会、临潼骊山老母庙会、岐山周公庙会、白水仓颉庙会以及周至豆村关公庙会等进行了调研。

2.研究方法

文献分析。根据研究目标搜集、梳理和分析国内外在宗教理论、宗教政策、宗教文化与传播、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以及有关宗教事务管理等方面的文献，对主要宗教网站和典型事件进行内容分析。提炼本研究核心概念和理论假设，增强研究结果的描述力和阐释力。

现象学分析。用生活关系（关系性）、生活身体（身体性）、生活空间（空间性）、生活时间（时间性）、生活物体和技术（物质性）等方式探索“游移现象”。它们是存在于宗教文化生活世界的现实维度，也是宗教文化表现的主题。比如对传统宗教活动、庙会信仰实践、网络宗教等关于身体、空间、事物或世界、他者或关系和时间几个不同内容展开多元分析。

田野观察。对典型案例进行田野调查。通过实地考察，将自然情境与观察对象密切结合，注重丰富性与多样性。分析传统宗教“游移现象”发生、发展的直接或间接和显性或隐性原因、关键节点和差异性特征，进一步增强研究的在地性和可靠性。

扎根理论方法。通过对访谈资料、相关文本和研究文献等质性资料的比较分析和归纳研究，对重要文本进行扎根理论分析。在形成初步理论框架后，针对性收集和分析后续材料，整理结果，联结类别，完成一套整合的概念以及理论阐述。

网络文本分析。网络文本是本研究分析的资料来源之一。利用宗教专业网站、综合网站、宗教频道及自媒体网络平台发布的文本、照片、视频等，运用网络文本挖掘技术，对网络文本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对目标事件过程进行提取、收集及分析等，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基础。

影像记录分析。在实际调研中，重视研究痕迹的管理。一方面，对在田野考察中有价值的标识、现象、活动、资料等进行摄影、照相记录；另一方面，注意收集网络上相关现场、事件、文本等图片。透过影像文本的收集、整理、分类和分析，增强资料的可视性、研究的拓展性和结论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