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毁灭偶像的动力之源

顾建娣[1]

摘要 洪秀全创立上帝教,坚持废除偶像崇拜,其动力来自他内心想要成为中心的渴望。边缘村、边缘人的成长环境,流动到社会上层的渴望,与屡试不售的打击共同作用,使他大病一场。昏睡中的异梦映照出他渴望成为中心的心理。在寻找出路的过程中,受世上只拜独一真神的吸引,选择了基督教,将其改造后创立了上帝教,确立了自己独一真主的地位和太平天国天王的权威,实现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转变。洪秀全能力有限,所创宗教理论不严密,导致太平天国最后失败,但他勇于反抗清朝统治、善于学习借鉴以及发明创造的精神值得肯定。

关键词 太平天国 洪秀全 上帝教 毁灭偶像

太平天国史研究就像一个圆。作为一个与清政府对峙了十几年的割据政权,太平天国有很多专题可以研究,事实上研究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发展成了“太学”。但是上升的顶点也是下降的起点,太平天国史研究经历了盛极而衰。如果跳出太平天国的角度,跳出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圆,从圆外看太平天国,或许能看到一些不同的景象。

太平天国敬拜皇上帝为独一真神,废除偶像崇拜,所到之处,即掀起一场狂飙式的毁坏庙宇、寺观、神像的运动。洪秀全更是自始至终坚持宗教理论创作,不断强化自己的独一真主地位。以往研究从基督教传播史的角度,对洪秀全借鉴基督教创立上帝教进行论述,取得了不俗的成果。[2]基督教的传播为洪秀全接受基督教提供了客观条件,但是否接受还受主观愿望影响。洪秀全为什么要接受基督教?其中的什么吸引了他,契合了他当时的什么需求?他为什么要改造基督教,创立上帝教,建立太平天国,并最终定都天京?在军事失利、太平天国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仍不愿意让城别走?有学者认为,洪秀全接受基督教,是因为基督教和儒家文化中的相似之处使洪秀全读了《劝世良言》后产生共鸣。[3]如果这个论断成立,那又如何解释洪秀全的反孔教反儒学?所以,对于洪秀全接受基督教后创立上帝教、坚持废除偶像崇拜的原因,仍有讨论的空间。本文尝试以心灵史的研究方法,通过分析洪秀全的成长环境和心理活动,来解释洪秀全接受基督教并对之进行改造,进而创立上帝教、废除偶像崇拜的内在原因和背后逻辑。

一 边缘村·边缘人:洪秀全的成长环境

都市、国家与文明的兴起,将农村变成了相对于贸易中心、权力和文化中心的边缘,生长于农村的农民也随之边缘化。洪秀全生长于广东省广州府花县的一个村落,有说官禄,有说福源水。清初并无花县,因广州府境内花山层峰迭巘,与南海、三水、清远、从化、英德、增城、龙门相接,“萑苻之所,窟穴天险,羊肠莫有”,明朝三百余年间起灭靡常,遂有“番、清、从三不治之说”。[4]进入清朝后,情况并未改善,“……中多积盗蔓延起伏,毒流数邑”,“议剿无功,议抚无效,民靡有宁宇焉”。[5]康熙十二年(1673)再兴征剿,番禺知县王之麟认为,唯有“设邑建城,可握喉吭”,但因担心力役繁兴,遂不果。清朝收复台湾并设置郡县后,在花山设置郡县之议再起。康熙二十一年,两广总督吴兴祚与广东巡抚李士桢复派重兵,终于剿灭盗匪。举人黄士龙等又请添设县治,吴、李二人遂会同将军王永誉疏请建县,先于番禺慕德里之平岭设营防守,调右翼镇游击1员、守备1员、千总2员、把总4员、目兵880名,中间屯扎大营,其余分防要害。康熙二十四年,户科给事王又旦主持广东乡试时特疏再请,终获旨准。康熙二十五年,以平岭为基础,割南海、番禺乡村图甲,创立县治,取名花县,以三水知县王永名为首任知县。[6]

县治在广州之北,其境广129里,袤101里,东66里至从化县大山地名界,西南73里至南海、三水二县蚬壳冈地名界,北69里至清远县大山地名界,三面环山,境内巍峰叠嶂,涧溪行潦,水程120里、陆路90里至广州府省城,4865里至京师。[7]创设之初,土旷人稀,城垣、县署以及学宫、城隍庙、社稷、山川、邑厉各坛,城守、儒学、水西、巡检司各署,预备仓、义仓、社学、医学、阴阳学、养济院、漏泽园、义冢等皆王永名同绅士、里老经始规划,卜地创建。“其夙隶南海者,人稠土狭,不足相供;夙隶番禺者,士满民窳,秽芜不治。”王永名将南海、番禺所拨之图并散甲联成二十六图,将全县编为二十六里。东部有村20个,西部117个,南部44个,北部7个,共188村。[8]这些村庄中并没有官禄和福源水。民国《花县志》共记有399个村落,已包含这两个村落,但建村时间不详。洪秀全的太祖从广东梅县迁到花县西北二十里的芙蓉峰山谷里的福源水。洪秀全生于此,七八岁时全家始迁到离花县城邑较近的官禄。搬家据说是因为福源水田少匪多,洪姓人少,受外族欺压,而官禄情况好些。[9]

花县在广州府中属于边缘县;而洪秀全出生地和生长地福源水、官禄,人口规模小,在县中的地位也比较边缘化;洪秀全的家族从梅县迁到花县,是客家人,地位逊于土著。当时地方官的治理思路是:“治人之道,土著为本。……其出居异乡者,则为之旌节而行之,居乡无授,出乡无节,则纳之圜土以诘其所自来焉,而后奸慝无所容,业可以安,生可以遂。”“宜移民通财,使之去狭就宽,垦荒蓺植,与招徕之众,择地而居,久之,村落日聚,生齿渐繁,亦辟土振人之一术乎!”[10]即首重土著,先清奸宄,后发展。之所以形成这种思路,是因为客家人来源身份不明,多生活贫苦,踪迹无定,只有适应当地艰苦环境后才会定居下来,所以在广东官府治理地方的思路中也处于边缘位置。因此,洪秀全的成长环境可用边缘村、边缘人来描述。

如果以中央政府为参照,可知广东虽为“一口通商”之地,就文化来说,与江苏相比,相对边缘。明清两代江苏进士人数遥遥领先于广东。清代状元,江苏49人,广东3人;榜眼,江苏27人,广东4人;探花,江苏41人,广东4人。江苏宰辅、总督、巡抚人数更是高居全国第一,其中宰辅江苏28人,广东3人;总督江苏40人,广东8人;巡抚江苏76人,广东16人。[11]如果将洪秀全的家乡花县官禄与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相比,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文化地位,都是边缘与中心之别。

地理环境对人的生存状况有重要影响。当个人不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改造环境时,只能被动地接受环境的影响。个人的成长小环境,如家庭状况、教育背景等,对人格形成至关重要。[12]长期处于边缘位置,容易导致敏感脆弱、过度自尊、冲动偏激,即使后来身居中心,如果事先没有进行充分的了解、准备、过渡,原有的思维方式会很快显示出局限,而显得与新环境格格不入,落后于形势。

二 梦想和渴望:洪秀全的病和梦解析

洪秀全自道光八年(1828)16岁初次应试,努力了15年,到道光二十三年,连生员都没考中。其间还大病一场。洪秀全足够聪明,读书也用功,却连考不取,只能从客观条件上寻找原因。先考察一下花县的教育情况。

花县建县时,知县王永名于县署东北创建义学一所,于县治之东创建花峰书院。雍正年间建了宏文书院。乾隆十八年(1753)于狮岭墟建了升平社学;嘉庆七年姚濂、宋大章等联集十八乡人捐资创建太平社学。[13]两所书院、一所义学、两所社学,还有各种私塾,就是洪秀全出生前后花县的教育设施。

清代各官学取生员有定额。康熙九年题准各直省取进童生,大府20名,大州县15名,中学12名,小学或8名或7名。“花县学额进7名,廪生15名,增生15名,附生无定额,二年一贡。县属文童赴考人数多则盈千,少亦八九百人,应考人多,取进额少,每案加拨府学2名,亦时有加额。同治六年丁卯科考,共取14名,历案入学者以是案为多。”[14]也就是说,咸丰朝之前,花县每科考生1000名左右,取中生员7名,平均录取率约为0.7%。

那考中的都是什么人?自建县到道光朝,花县科举情况为:进士,嘉庆朝1名,道光朝2名;举人,雍正朝2名,乾隆朝5名,嘉庆朝5名,道光朝9名。道光朝还有贡生荐辟24人。嘉道两朝取中名单如表1所示。

表1 嘉道两朝花县科举情况

从表1可以看出,嘉庆朝的进士、举人,有3人来自宋氏家族,道光朝有4人来自宋氏家族,骆姓家族1人。根据民国《花县志》记载,第四区的骆村为单姓村,建县时就已存在,应是土著村落;第五区佳锦山村的宋姓是客家人,乾隆元年由嘉应州〔原名程乡,雍正十一年(1733)改〕白渡迁居花县,迁居16年,出了1名秀才,百年间出了2名进士、7名举人。洪氏始迁祖洪三大约于康熙四十年由嘉应州石坑堡迁到花县,至道光三十年,洪姓全族约有500人。[15]洪秀全本乡全部人口约400人,大部分系洪姓族人。[16]比较这三姓情况,骆姓和宋姓两族的家族条件应该比较好,尤其是宋姓,在原居住地读书水平应该就较高。科举功名常常需要几代人知识和财富的积累,洪秀全家境贫穷,从祖父才开始耕读传家,他自己时读时辍。塾师水平有限,家里藏书有限,阅读有限,这些客观条件限制了洪秀全的科举之路。

既然如此,洪秀全考不上秀才也很正常,但为什么会病倒呢?道光十七年,洪秀全第三次落榜时,骆秉璋已于道光十二年高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得以光宗耀祖;其他姓考中举人的也有几个,考中秀才的更不知凡几,而自己考了三次,却连秀才都没中。洪秀全自幼熟诵四书五经、孝经、古文、历史、文学等,他的父亲以他为傲,有几个塾师自愿不收任何酬金教他念书。塾师和族人、家人皆期望他有朝一日能高中进士。这些期望对洪秀全既是肯定、鼓励,又是压力。作为众人瞩目的焦点,洪秀全习惯了比同伴优秀,习惯了被赞美,形成了强烈的心理暗示和自我肯定意识,即自己是优秀的,任何否定对他而言都难以忍受。洪仁玕称其“自少读书,聪明无比,无书不读。十五六岁考试,常居十名内”;[17]“至三十一岁,每场榜名高列,惟道试不售,多有抱恨”。[18]考虑到花县每次取中生员只有七名,洪秀全县试十名内的成绩显然不够,所以才会每次县试顺利通过,府试都铩羽而归。但洪秀全不这么想,目睹同县的人高中进士、举人、秀才,而自己却屡试不售,光宗耀祖的愿望迟迟不能实现,未免失望太深,他不能忍受科举制度对他才华和抱负的否定!因而备受打击,一病不起,不得不雇轿夫抬他回家。

洪秀全生的是什么病?有学者从西医精神病学的角度分析,认为他得的是精神病。[19]如果只是精神受到刺激引起精神病,洪秀全是不会虚弱到无法行走,需要轿夫抬回家,且一度认为自己快死了。所以,他不是精神病。《太平天日》《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中都描述洪秀全“转高天”,有时昏睡不醒,接连入梦,产生许多幻象,有时又跳又喊又唱。以此判断,洪秀全当时处于内火外感引起的高热昏迷、神志不清状态。现代医学对此有解释。健康人的体温在36~37℃,如果发生炎症,体温就会升高,甚至达到41℃。在这种高体温下,人的整个神经中枢可能会暂时失去控制能力,病人意识可能会发生混乱。病人如果平时相信鬼神,他的脑子里就存在一些有关鬼神的记忆。疾病的折磨、对死亡的恐惧和脑子里的鬼神印象结合起来,便产生了各种奇怪的景象。这些景象刺激人的头脑,人就会胡言乱语、乱抓乱动。清醒后,有些忘了,有些模糊了,有些片段也许还记得。[20]以传统医学来解释,屡试不第对他的打击导致内郁化火,考试时间是乍暖还寒的初春,容易外感,内外作用引起热扰心神,导致神志昏迷、胡言乱语。这种症状被称为“温病热陷心包症,多由肺卫之邪逆传心包所致”,发病较急较重,有壮热或身热夜甚,或烦躁谵语,或昏愦不语。[21]“谵语”是指患者在神志不清时出现胡言乱语、语无伦次、声高气粗的症状,常见于热扰心神之实症。洪秀全的症状与此相符。家人为其延医诊治,但是均无效果。这种病症,京城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应该有速效。古代文人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之说,当时花县教育水平如此,尚未出良相,应也不会有类似同仁堂的“良医”,只能依赖官禄的土医技术和洪秀全自身的抵抗力,等待洪秀全自己清醒了。“三月初四将晓,鸟语喧哗……日入东窗。而吾主圣目一见即匍匐而起,离御榻而出燕殿,遂觉昨晚卧不能起之病不知消归于何处矣。”[22]即洪秀全在一个拂晓清醒了。这也正常。外感热病病人的体温常常是清晨、上午低,下午开始升高,夜晚容易高热,所以洪秀全才会时睡时醒,伴有各种奇怪的言行动作。但日出清醒,后来也被解释为洪秀全是“太阳,能照天下”的一个预兆。

洪秀全原来相信鬼神吗?从中国民间信仰的传统来看,他原来是敬拜鬼神的。洪秀全病中天父、上主、皇上帝的幻象又是从何而来?既来源于中国儒家学说中的天、皇上帝,也来自《劝世良言》中的上帝。第二次广州应试时,梁发所送之书,虽然洪秀全只是随便翻阅便束之高阁,似乎很快就遗忘了,但是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人存在潜意识,潜意识也是意识的一部分,只不过是被压抑或者隐藏起来的那部分意识,能被激发和利用。洪秀全看过《劝世良言》后,书中的一些内容进入了他的潜意识,在病中被激发出来,与原来信仰中就已存在的天、皇上帝、鬼神等形象结合起来,形成了他异梦中的各种幻象。

病中情景后来被多次加工。从洪秀全后来描述的异梦图景可以看出洪秀全的梦想和渴望。《太平天日》解释洪秀全对孔丘不满的原因:声名大过天父、上主、皇上帝,以致天下人只识孔丘;不会作书,所作书教坏人。又说孔丘“功可补过”[23]。什么“功”补什么“过”?应是“作书”的“功”大于“作错书”导致“妖魔作怪”的“过”。显然异梦中洪秀全借助天父天兄的神威,拥有了对孔子才能的审判权,与清醒时世俗中科举制度借孔子学说来审判他的才能截然相反,这对备受科举打击的洪秀全是一种极大的安慰。后来洪秀全开科取士以太平天国宗教教义为出题内容,“文仍八股式,诗仍试帖式,其题则皆洪贼所命,悉出伪书中”,[24]是其不愿意为清朝的科举制度所困,而向那种将其置于边缘的主流学术体制提出的挑战。

洪秀全想要什么样的世俗生活?“闭目后,秀全起先见有一龙、一虎、一雄鸡进入其房间。接着,又见好多人奏着音乐,抬一顶华美轿子走近,请他乘坐,然后起轿而去”,“来到一个美丽明亮之地。此处聚集着许多优雅男女,热情地夹道欢迎他”。“他们进入另一座大殿,其美丽豪华程度难以言喻。一位可敬的长者留金须、穿黑袍,威严地坐在最高处。……老人给秀全一把剑,命他歼灭妖魔,但不得妄杀兄弟姊妹;另给一块印,用以征服邪神;又递给一枚黄色水果给秀全吃,其味甜美。”[25]为什么是龙、虎、鸡,而不是别的生物?龙代表真龙天子。早先洪秀全称龙为“妖”,后来肯定龙为“宝贝金龙”。[26]虎、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镇水神兽,江苏淮安府到扬州府境内的淮河至长江入水口,康熙至乾隆年间就先后安置了九牛二虎一只鸡,以镇水患。[27]洪秀全作为广东人,进入江苏后,应该知道这三种神兽,而其舍牛用龙,应是牛与农民相连,龙与皇权相连。除了这些代表权威且能镇魔的神兽降临助力外,洪秀全的异梦还描绘了他在高天受到的众星拱月的待遇,有华美的轿子代步,在美丽豪华的宫殿里,由威严长者授予宝剑、印等。转换成现实场景就是:在豪华宫殿里,聆听庙堂礼乐,皇帝亲赐尚方宝剑、钦差关防和美食。这些洪秀全在世俗生活中不可想象的位极人臣的待遇在梦中实现了。这是他对从边缘向上流动到中心的一种渴望,是对科举不第的一种精神反抗。从昏睡状态醒来后,洪秀全对其父说:“天上可敬的老人已经下令,天下百姓皆归我管,天下财物均归我所有。”洪秀全的父亲见他疯癫,骂之。洪秀全说:“朕不是尔之子,尔骂得朕么?”“秀全常说自己已被敕封为中国皇帝。”[28]这说明洪秀全更渴望做自己的主宰、凡间帝王。

洪秀全想要什么样的家庭生活?《太平天日》记洪秀全异梦中的学习情景:“天父上主皇上帝常教他唱诗。……天兄基督发怒,其天嫂劝止其天兄。天嫂甚思量他,可称长嫂当母焉。其天兄基督或有苦迫,其天母即劝止其天兄。其天母甚慈爱他,询称娇贵之极焉。主正月宫在高天事主甚恭谨,其时正生一子,未曾安名。其高天众小妹亦时或陪主读诗书,琴箫鼓乐,快活无穷。主此时不愿下凡矣。有时天父上主皇上帝催促甚,主不得已,既下几重天,仍然退回。天父上主皇上帝烈怒。”[29]可见,洪秀全渴望的家庭关系是父慈子孝、母嫂疼爱、兄友弟恭、妻贤有后、红袖添香,即自己是家人关爱的中心。这样的生活一定不是世俗人家所能提供的,比如洪秀全病中胡言乱语,就被其父责骂。如果能过上梦中的生活,洪秀全是不愿意代天父下凡“斩邪留正”的,其下凡是在天父“催促”甚至“烈怒”之下不得已而为之。这反映了洪秀全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起义是被逼的无奈之举。

这些世俗中不能享受的待遇,不能满足的愿望,在异梦中都一一满足、尽情享受了。所以,后来尤其是后期洪秀全不厌其烦地宣讲他的异梦情景,强调自己的天命神授,既有现实中的望梅止渴,也有精神上的自我满足。

三 到达中心:成为独一真主

如果一个人主动寻求宗教信仰,常常是因为遇到了难解的心结。主动选择信仰某种宗教,常常是因为和这种宗教的教义信条产生了某种共鸣。梁发在道光十三年广州府试期间向应试士子散发了五千多册《劝世良言》,为什么最后只有洪秀全学习、借鉴了它?最后不是成为虔诚的基督徒,而是利用它创立了上帝教。《劝世良言》中吸引洪秀全的是什么?

当洪秀全于道光十三年第一次拿到《劝世良言》的时候,因为仍然关心自己的举业,并未认真阅读,只随便翻阅了一下便束之高阁。按照正常的阅读习惯,初次浏览一本书的时候一般先看目录。梁发在广州撰写的《劝世良言》[30]的目录,很能吸引眼球,比如《论元始创造男女二人违犯天条大律引灾难入世界》《论世人迷惑于各种神佛菩萨之类》《论救世主耶稣降世之意》《论富人难得天堂永远之福》《论问鬼之邪妄》《论有一位主宰造化天地万物》等。洪秀全时年二十岁,除了读圣贤书应试以外,对其他的书并非没有丝毫兴趣,尤其是与平常所读之书不一样而又能引起某种共鸣的书。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梁发对人性的理解十分深刻,那些标题似乎荒诞不经,但足够吸引低层次阅读者。在内容前后顺序的编排逻辑上也颇费心思,先说人类始祖犯罪引灾难入世界,世人不知此,乃拜求人造之各种神话菩萨以免灾难,但拜这些人造菩萨并不能免灾得福,只有敬拜造养人物之大主、敬拜救世主耶稣才能永远得福、避免后祸等。所以洪秀全第一次拿到书即便是随便翻阅,那些极具故事性的内容也已在其潜意识中留下了印记。道光十七年第三次科举落第后,洪秀全大病一场,虽有异梦,但仍未放弃科举之念。道光二十三年第四次科举落第时,洪秀全已到而立之年,个人仕途却仍没起步,未免心灰意冷。在极度苦闷、愤懑之下,对科举之路产生怀疑,希望寻求突破,而现有的知识架构无法给他指明出路,于有意无意中再读《劝世良言》,发现书中的很多言语很切合自己当下的心境。比如《论世人迷惑于各种神佛菩萨之类》有一段论儒教:“即儒教亦有偏向虚妄也。所以把文昌、魁星二像,立之为神而敬之,欲求其保庇睿智广开、快进才能、考试联捷高中之意。然中国之人,大率为儒教读书者,亦必立此二像奉拜之。各人亦都求其保佑中举、中进士、点翰林出身做官治民矣。何故各人都系同拜此两像,而有些自少年读书考试,乃至七十、八十岁,尚不能进黉门为秀才呢,还讲什么高中乎?……乃以人之主意,用手作之像,拜之为神,岂合天理乎?”[31]这段文字浅显易懂,直击洪秀全的心灵。其后还有抨击佛教、道教崇拜的文字。既然传统的信仰都不可靠,接受基督教的独一真神神天上帝爷火华、耶稣的形象就顺理成章了。洪秀全又回忆起几年前自己异梦中的情景,与书中的很多情景很像,于是产生了代入感,认为自己就是书中受上帝指派、下凡挽救世道人心、使中国重归真道之人,梦中的老人、中年人分别是上帝、耶稣。将自己病中昏迷的状态称为“升天”,清醒谓“下凡”。称自己于道光十七年三月初一日昏迷,初四日拂晓清醒,又过四十余日,完全清醒痊愈,[32]以切合《劝世良言》中耶稣代世人受难、灵魂三日复活、肉身躺在地上又四旬才升天之意。[33]他实际昏迷的天数则不可知。至此洪秀全完成了对自己形象的重新塑造。他认为自己已非一般的肉身凡胎,乃是负有下凡除妖使命的上帝之子、耶稣之弟,是世间独一真主,只有高天的皇上帝、耶稣大过他。此后洪秀全即以此身份行走世间,至死不变。既然皇上帝是独一真神,他是独一真主,自然不能容许世间再有其他偶像。在《原道觉世训》中,洪秀全激烈抨击偶像崇拜,认为世间所立一切木石泥团纸画各偶像断不可拜。后来遇到各种神佛诸像、家祠塑像,一概毁损,鲜有幸免。

洪秀全为什么要向罗孝全学习《圣经》?在细读《劝世良言》后,洪秀全与其中的一些文字产生了共鸣,希望得窥《圣经》全豹,亦是意中之事。但对《圣经》的态度与对《劝世良言》一样,并非虔诚笃信,而是批判性地接受,选择性地利用。后来不再原文印发《圣经》,而是对《圣经》的某些内容大加删改修订,改名印行。又撰写《天父圣旨》《天兄圣旨》《太平天日》《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等书,作为上帝教的《真约》。“《旧约》、《前约》和《真约》的问世,标志着太平天国拥有自己独立的宗教经典。这是上帝教区别于西方基督教的一个重要标志。”[34]这也表明了洪秀全不愿接受任何外来束缚、要做天下独一真主的决心。从他离开广州后不久即拟定十款天条来看,广州之行的最大收获应是借鉴了《圣经》中的十诫,制定了《十款天条》,要求“崇拜皇上帝”“不好拜邪神”,将皇上帝独一真神的地位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宗教使洪秀全成为精神领袖,军事斗争实现了洪秀全成为凡间帝王的愿望。在道光二十五年写《原道救世歌》时,洪秀全并未起意造反:“第三不正行杀害,自戕同类罪之魁。……白起项羽终自刎,黄巢李闯安在哉?”[35]随着信徒、失败的造反者、土客械斗中的落败者和找不到其他出路的贫苦农民纷纷加入洪秀全的上帝会,上帝会队伍迅速壮大,被官府视为造反者,官逼民反,才不得不揭竿而起,以军事手段实现了使自己成为“天下独一真主”“太平天王”的愿望。天京事变后洪秀全大权独揽,咸丰十年又命其兄回忆丁酉年异梦升天中的“预诏”并写成文字,审定自证后颁发天下。“预诏”的核心思想是强调自己的统治地位不可挑战,“天下万郭人民归朕管,天下钱粮归朕食”,“朕乃天父上帝真命天子”,“太平真主是朕的,朕睡紧都坐得江山”,“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逆者砍,顺者存,总走三子爷不过”,“洪家天子杨家将,尔知么?”[36],等等,充分反映了洪秀全以自己为天国中心、大权不愿旁落、权威不容挑战的态度,以致后来军事失利,被曾国荃重兵围城,粮路断绝,也拒绝让城别走。因为一旦离开天京,他就又成了没有固定国土的“流寇”,苦心孤诣创造的天国随之覆灭,天下独一真主的地位随之丧失。这种天上、凡间、精神、物质上的巨大落差是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他必须留在自己的天国里,继续居于中心位置,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洪秀全借鉴中国传统文化和基督教的一些成分,创建了上帝教和太平天国,但他的个人能力又存在巨大的局限,不足以打败对手。他的对手清朝统治者,不仅基本承袭明朝的典章制度,还潜心学习汉文化。而洪秀全却走向了另一极端,为了敬拜上帝独一真神,肯定自己真命天子的地位,不惜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信仰,虽达到了“让天下人都识得他”的效果,却也种下了失败的种子。能力的局限,导致太平天国的宗教理论存在巨大缺陷。《圣经》宣扬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而洪秀全自己遵奉皇上帝、耶稣,不敢盗用他们之名下凡,只敢称自己为皇上帝之子、耶稣之弟,却被杨秀清、萧朝贵窥破天机,他们利用广西民间盛传的降僮术,大胆称自己为天父、天兄下凡,发布诏旨,稳定内乱,既为后来的金田起事准备了条件,也给天京事变埋下了隐患。在军事、政治上,前期决于以杨秀清为首的诸王,后期决于陈玉成、洪仁玕等王,虽有“内事不决问干王,外事不决问英王,内外不决问天王”[37]之诏,但洪秀全很少亲自过问军国大政,一味沉迷于宗教建设,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洪秀全擅长的仍是理论创作,而于军事、政治上缺乏特别才能,导致独一真主的地位受到挑战。天京事变虽重新恢复了洪秀全创立宗教之初一“主”下凡的局面,但引发不可扭转的信仰危机,最终导致太平天国失败。

太平天国运动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结果。吏治腐败,上升通道狭窄,在极端苦闷又找不到其他出路的情况下,个人不得不奋起反抗以改变生存环境。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洪秀全不甘居于边缘、渴望成为中心的心理,使他吸收了基督教的一些成分,创立了上帝教,坚决废除偶像崇拜,以法律形式确立了自己凡间独一真主的地位,最终走上了建都天京、与清朝统治者争夺江山的道路。却因能力有限,独一真主地位受到挑战,引发天京事变,导致宗教信仰危机,太平天国最后失败。洪秀全是封建科举制度下寻求出路的下层知识分子的代表。虽然历史已经证明,洪秀全探索的道路不能引导他走向成功,但他渴望主宰自己的命运,为天下人谋求美好生活,勇于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朝的腐朽统治,不被传统束缚、善于学习新事物、敢于探索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1]顾建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2]主要成果有:夏春涛《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增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周伟驰《太平天国与启示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3]郭大松、韩昱:《洪秀全接受基督教文化根源试探》,《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

[4]《花县志序》(黄序),光绪重刊《花县志》,第2页。

[5]《创辑花县志序》,光绪重刊《花县志》,第3页。

[6]光绪重刊《花县志》卷1《沿革》,第13页。

[7]光绪重刊《花县志》卷1《疆域》,第17页。

[8]光绪重刊《花县志》卷1《乡堡》,第19~22页。

[9]陈周棠主编《广东地区太平天国史料选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第7~11页。

[10]光绪重刊《花县志》卷1《乡堡》,第22~23页。

[11]黄炎培:《清代各省人文统计之一斑》,《人文月刊》第2卷第6期,1931年。

[12]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儿童的人格形成及其培养》,韦启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13]民国《花县志》卷5《学校志》,第18、21、22页。

[14]民国《花县志》卷5《学校志》,第15页。

[15]罗尔纲:《洪氏宗谱序》,陈周棠校补《洪氏宗谱》,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第1~2页。

[16]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第9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123页。

[17]《洪秀全来历》,夏春涛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洪秀全 洪仁玕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第242页。

[18]《在南昌府亲书自述》,夏春涛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洪秀全 洪仁玕卷》,第322页。

[19]关于洪秀全“丁酉异梦”,相关研究成果从精神病学、心理学、心态史等角度进行过分析。参见魏万磊《近五十年来有关洪秀全的心态史学研究综述》,《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4期;魏万磊《十字架下的冲撞与撕裂——洪秀全政治人格分析》,《清史研究》2004年第4期;刘冠楠《革命与保守:洪秀全矛盾政治人格的心理传记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师范大学,2015年。但笔者观点与之有所不同。

[20]《为什么有人发高烧时会产生幻觉》,《西藏日报》2000年10月19日,第3版。

[21]邓铁涛主编《中医诊断学》(修订版),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第167页。

[22]洪仁玕:《钦定英杰归真》,夏春涛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洪秀全 洪仁玕卷》,第281页。

[23]《太平天日》,夏春涛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洪秀全 洪仁玕卷》,第34页。

[24]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主编《太平天国史料汇编》第14册,凤凰出版社,2018,第9396页。

[25]洪仁玕口述,韩山文记述《太平天国起义记》,夏春涛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洪秀全 洪仁玕卷》,第245~246页。

[26]《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夏春涛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洪秀全 洪仁玕》,第207页。

[27]分布情况为:“九牛”,淮安府洪泽湖堤的码头、武墩、高堰、高良涧、蒋坝各一头,扬州府高邮湖堤的马棚湾一头、邵伯湖堤二头、瓜洲的花园港一头;“二虎”,置于扬州府湾头镇壁虎坝两端,为石雕,状如壁虎;“一只鸡”,江都昭关坝嵇家闸石壁上雕刻有一只雄鸡。今天淮安境内洪泽湖边的高堰大堤上和扬州邵伯湖边还各有水牛遗存。参见廖高明《明朝镇水神物》,《防灾博览》2002年第2期。

[28]《太平天日》,夏春涛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洪秀全 洪仁玕卷》,第37、247页。

[29]《太平天日》,夏春涛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洪秀全 洪仁玕卷》,第35页。

[30]《近代史资料》总39号登载之《劝世良言》,为1832年梁发在广州撰写,应为洪秀全翻阅之版本。

[31]《近代史资料》总39号,第3~4页。

[32]《太平天日》,夏春涛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洪秀全 洪仁玕卷》,第37、281页。

[33]《论救世主耶稣降世之意》,《近代史资料》总39号,第18页。

[34]夏春涛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洪秀全 洪仁玕卷》,第14、16页。

[35]夏春涛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洪秀全 洪仁玕卷》,第24页。

[36]《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夏春涛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洪秀全 洪仁玕卷》,第209、211页。

[37]《洪仁玕在席宝田军营亲笔自述》,夏春涛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洪秀全 洪仁玕卷》,第3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