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西班牙内战的战线后方，约有20万男男女女在没有接受司法审判的情况下被谋杀，或者在走过场式的司法程序之后被处决。导致他们被害的原因，就是1936年7月17日至18日反对第二共和国的军事政变。可能有多达20万人由于同样的原因死于战场。还有数量不明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死于空袭，或者在逃离佛朗哥军队占领区的途中丧生。在叛乱方于1939年3月底取得最终胜利后，西班牙全境约有2万名拥护共和国的人士被处决。在过度拥挤和缺乏基本卫生保障的监狱和集中营里，还有更多的人因为身患疾病和营养不良而死去。其他人则死于奴工劳动营极为恶劣的工作条件。有超过50万难民被迫流亡，其中很多人病死在法国境内的拘留营地。数千人在纳粹集中营里被奴役至死。撰写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尽可能向读者展示在平民身上发生了什么，以及它们为什么会发生。所有这些已经发生的事实，构成了我认为完全有理由将其称为“西班牙大屠杀”的事件。

我经过反复斟酌，最终决定在本书标题中使用“大屠杀”（holocaust）一词。我极度悲愤于纳粹蓄意灭绝欧洲犹太民族的卑劣行径。而对于在1936年至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以及随后若干年间，西班牙人民所承受的较易被世人忽视但也相当骇人听闻的苦难，我同样感到极为悲伤和愤怒。我无法找到比“大屠杀”更确切的词语来概括西班牙人民的这段经历。除此之外，我之所以选择这个词，也是受到以下事实的影响：那些将屠杀无辜西班牙民众合理化的人，借助某种反犹主义言论，反复宣称必须消灭这些“犹太–布尔什维克–共济会”阴谋的傀儡。然而，我并非想要使用“大屠杀”一词将发生于西班牙本土的悲剧事件和发生于德国占领下的欧洲大陆的一系列悲剧等同起来。相反，我只是认为应将本书主题置于一个可供参照的更广阔的背景中加以检视，希望能借此促使读者进行类比并产生共鸣，并让大家更好地理解在西班牙内战中和内战以后所发生的事。

直到今天，佛朗哥将军和他的旧政权仍然享有比较不错的声誉。这来自一系列经久不衰的神话，其主旨都是强调他的统治所带来的好处。在精心构筑的宣传话语中，是他一手促成了西班牙在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奇迹”，是他勇敢地将自己的国家置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旋涡之外；而关于其政权的起源，有诸多不实之词。它们源于最初的一个谎言，即西班牙内战是为了拯救国家免遭赤色分子控制而进行的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这种对事实的捏造成功影响了很多讲述西班牙内战的专著，在这些作品中，西班牙内战被描绘成一场双方道德水平相当的武装冲突。关于无辜市民伤亡的问题也被归结到这一理念中，并因而被“正常化”。再者，反共产主义思潮的影响，不愿相信军官和“绅士们”会卷入针对平民的大规模蓄意屠杀的心理，以及对反教权主义暴力的厌恶，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战争编年史中为何会有这样的一大段空白。

叛乱方的战果是在多大程度上建立于系统性和有计划的大规模杀戮之上，以及他们接下来的政权在多大程度上建立于国家恐怖主义的基础之上，这些问题在涉及西班牙内战及其后果的文学作品中只占相对较小的比重。同样被很少提及的还有以下事实：叛军方面于1936年7月17日夜起开始实施的根除异己的计划引发了即时的连锁反应，在共和国控制区激发了大规模的报复性暗杀行动。由残忍的暴徒在后方发动的针对并未犯下什么滔天大罪的受害者的集体暴力，证实了在该背景下使用“大屠杀”一词的合理性——不仅仅是因为其程度和范围，也是因为应该唤起在西班牙内战之案例中对系统性杀戮的感知，正如在德国和苏联的类似案例中的情况一样。

无论是在共和国控制区还是叛乱方控制区，针对各自后方的镇压均持续存在。尽管两者在数量和性质上大有不同，但是每一方的镇压行动都夺走了数以万计的生命，而大多数遇难者根本就没做什么坏事，甚至没有参加过什么政治行动。作为叛乱方领导人的莫拉将军、佛朗哥将军和凯波·德·利亚诺将军都将西班牙无产阶级视为如摩尔人一般的劣等种族，因此必须通过出其不意与毫不妥协的暴力来加以征服。因此，他们将自己在北非率领西班牙外籍军团（Tercio de Extranjeros）①、摩洛哥雇佣军、西属摩洛哥正规军等殖民军作战时所学到的各种杀鸡儆猴式的恐怖手段应用于西班牙本土。

纵容部下的暴行这一点，在佛朗哥1922年的战地日记中就有所反映，日记中详细描述了摩洛哥村庄被毁以及村庄守卫者身首异处的场景。他甚至以赞许的语气讲述他手下的那个只有十几岁的小号兵是怎样活生生割下了一名俘虏的耳朵。1在一次突袭行动中，佛朗哥亲率12名军团士兵出击，并带回了12颗血淋淋的部落民（harqueños）的首级作为战利品。2斩首俘虏和砍掉他们的手脚可以说是司空见惯。当米格尔·普里莫·德·里韦拉于1926年访问西属摩洛哥时，等待他检阅的是一整营的军团士兵，而每名士兵的刺刀尖上都挑着一颗首级。3在内战中，西班牙非洲军团将他们在殖民地营造的恐怖转移到了西班牙本土，并企图以此手段实现一个旨在巩固其未来专制政权的冷酷计划。

由叛军方面实施的镇压是一个精心策划的行动，按照政变首脑埃米利奥·莫拉的说法，这一行动的目标，就是“坚决且毫不留情地消灭那些和我们想法不一样的家伙”。4相反，共和国控制区的镇压更像是一种情绪化的被动之举。起初，它是针对军事政变而出现的一种自发的防御性反应，而接下来的因叛军暴行而逃离家园的难民所带来的消息以及叛军方面的空袭，则加剧了这种反应。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爆发这场让文明社会的种种约束不复存在的军事政变，共和国控制区域还会出现如此众多的暴行。作为政变之后果的法律与秩序体系的崩溃，导致了最后审判日般的“千年复仇”（数百年压迫所积累的根深蒂固的仇恨）的总爆发，并导致那些被释放出狱的囚犯，甚至是那些以往从不敢越雷池半步的谨小慎微的人，犯下种种不计后果的罪行。而且，像任何战争一样，基于军事上的现实必要性，还要消灭内部的敌人。

毫无疑问，双方的敌意随着内战的进行而加剧。当另一边正在发生的事情渐渐传开时，愤怒和复仇的渴望使敌对情绪大大激化。然而，我们也很清楚，在内战爆发的最初，就已经存在某种仇恨，在1936年7月17日夜驻扎于北非休达哨所的军人们中间，或是在7月19日冲入马德里蒙塔尼亚军营的共和国群众中间施展它的威力。本书的第一部分阐述了这些仇恨是如何被煽动起来的。当右派分子决意阻挠建立于1931年4月的第二共和国民主政权所推动的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时，分裂和对立随之产生。改革中遇到的阻力促使左派进行更为激进的回应。与此同时，右派人士所持的神学与种族主义理论也被煞费苦心地用于证明军事干涉和毁灭左派的合理性。

至于叛军方面，其计划与筹备工作的核心就是制造恐怖和群体性灭绝。由于城乡无产阶级在人数方面的优势，他们相信直接而强力的恐怖统治至关重要。在南方地区，借助已经在非洲殖民战争中被野蛮化的军事力量，以及当地土地所有者阶层的支持，该进程由凯波·德·利亚诺将军主导。在纳瓦拉、加利西亚、旧卡斯蒂利亚和莱昂等极端保守的地区，情况有着显著的不同，军事政变在这些地区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成功，来自左翼的抵抗也微乎其微，然而莫拉将军在此推行的恐怖手段却超乎寻常地严厉。

叛乱方群体灭绝之目标在极左翼，特别是在无政府主义者那里得到了呼应（暂且不论他们有没有可以与叛军相比的军事能力），他们宣扬必须要“净化”这个堕落的社会。在共和国控制区，特别是在巴塞罗那和马德里，源自贫困、饥饿与残酷剥削的潜在仇恨在一种无序的恐怖中爆发。于是不可避免地，仇恨的目标不只限于支持或同情叛乱的军人，而且也包括被视为压迫之工具的富人、银行家、产业家和地主。仇恨（常常更为强烈地）也会指向被视为权贵之密友的教士阶级，教会在积累巨额财富的同时，将不公合法化。与叛乱方发动的作为其政策工具的系统化镇压不同的是，这种随机性很强的暴力行动，并非源自共和国官方的授权，而恰恰是其权威遭到无视的结果。实际上，在共和国政府之后重建公共秩序的努力下，左翼镇压行动受到限制，并且于1936年12月基本结束。

西班牙内战中最为血腥且彼此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的两个事件，均与叛军围困马德里和另一方保卫西班牙首都有关。佛朗哥的那些精于非洲殖民战争的所谓“死亡纵队”，在从塞维利亚前往首都的进军中，随着他们对沿途城镇和村庄的征服，留下了一连串的死亡与毁灭。叛军已经用事实宣布，如果马德里不立即投降，等待着她的将是什么，于是负责守卫马德里的领导者决定转移关押的右翼政治犯，尤其是那些早已宣誓一旦有机会将立即加入叛乱方的陆军军官。这一决定的付诸实施，导致了发生在马德里市郊帕拉库埃略斯的那场针对右翼分子的臭名昭著的屠杀。

到1936年底，两种迥异的战争理念已然成形。处于守势的共和国不但需要对抗佛朗哥，还要对抗形形色色的内部敌人。这些敌人不仅是大肆进行间谍破坏活动、散布失败主义和消极言论且正在迅速壮大的叛军“第五纵队”。无政府主义者的工会组织全国劳工联盟（CNT）与其下属激进团体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FAI，简称“伊无联”）在无政府主义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革命倾向，也被视为对共和国的国际形象的一种威胁，这种倾向也确实影响到了共和国的军事行动。由反斯大林主义者组成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简称“马统工党”）同样也断定，发动一场革命是当务之急。因此，这两者均成为共和国安全机构的目标，正是这一安全机构阻止了最初几个月里涌现出的那些失控的镇压行动。在叛乱方，非洲军团纵队的迅速推进被佛朗哥在征服巴斯克地区、桑坦德、阿斯图里亚斯、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时所采取的步步为营的毁灭战所取代。他的军事行动越来越被认为是对恐怖事业的一种投资，并以此来推动独裁统治的建立。战后的审判、处决、监禁和集中营体系则进一步巩固了这种“投资”。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确保权贵集团的利益不会像在1931年至1936年第二共和国时期的民主改革中那样再度受到挑战。当神职人员以上帝的名义赦免这些暴行，而军方积极贯彻莫拉将军那消灭“那些和我们想法不一样的家伙”的号召时，他们所参与的，并非是一场精神层面的意识形态与道德观念的“十字军远征”。根除进步的自由主义和包含左翼元素的思想，被认为是保卫权贵既得利益之所需。这些思想已经对右翼的核心原则构成质疑，而后者可以归结为当时西班牙的主要天主教党派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CEDA，简称“独立右翼党团联盟”）的口号——“信仰、祖国、家庭、秩序、工作、财富”，在1931年之前的西班牙社会与经济生活中，这些都是无法触动的元素。“信仰”指的就是天主教会在教育和宗教活动方面的垄断地位。“祖国”意味着西班牙的中央集权不允许受到地方民族主义的任何挑战。“家庭”的标志是女性的从属地位和禁止离婚的法令。“秩序”意味着对公众抗议的零容忍。“工作”指劳苦大众的职责。“财富”则属于拥有不可挑战之地位的地主阶级的特权。有时“等级”一词也会被纳入其中，以强调现存秩序的不可侵犯。为了捍卫这些所谓的原则，在被叛军占据的地区，最直接的受害者不仅仅是教师、共济会员、自由派的医生和律师、知识分子以及工会领袖等可能会宣传进步思想的人士。杀戮的对象也会扩大到所有可能被上述人士所持理念影响的群体：工会会员、不参加弥撒的人、那些被怀疑在1936年2月投票给左翼选举联盟人民阵线（Frente Popular）的选民，以及被赋予选举权和离婚自由权的妇女。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尽管死者数量的大致上限和下限已经清楚，但仍然无法得出最终结论。因此，在本书中会经常出现陈述性的数据，这些是基于近年来西班牙全国各地的众多历史学家所进行的大量研究而得来的。然而，尽管他们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我们仍然无法对双方战线后方，尤其是叛军控制区的遇难总人数给出明确的数据。这一工作的目标，应始终尽可能以双方控制区内那些可以确定姓名的遇难者为基准。由于共和国当局各相关机构在那时所进行的尸体身份辨认工作，以及接下来佛朗哥政权所展开的后续调查，在共和国控制区内被谋杀或处决的遇难者人数相对准确。该领域最杰出的专家何塞·路易斯·莱德斯马（José Luis Ledesma）给出的最新和最可靠的遇害者人数为49,272人。然而，在共和国控制下的马德里，谋杀和处决之范围并不确定，这可能导致该数字仍会上升。5即使是那些存在可靠研究的区域，新的信息和新的发掘现场也会让该数字得到调整，但调整的幅度相对较小。6

相比之下，对死于叛乱方暴力的共和国方遇难者数量的统计，则面临着诸多困难。在1965年那一年，佛朗哥的支持者开始考虑那个他们之前根本不敢去想的事实，那就是他们的元首（Caudillo）不可能长生不老，因此必须为未来早做准备。直到1985年，西班牙政府才缓慢启动了对国家档案资源的保护工作，显然那已经太迟了。有数不清的文献记录在那关键的20年中散失，包括作为佛朗哥政权唯一合法政党的法西斯主义长枪党（Falange Española）的各种档案，以及各省警察总部、监狱和作为长枪党在地方的主要代表的各省民政长官（Civil Governor）所留存的存档文件。配备武装护卫的卡车车队将与历次镇压有关的“司法”记录移走。除去被蓄意销毁的档案，还有一些损失是因“疏忽”所致：部分市政当局将档案作为可回收利用的废纸成吨卖掉。7

正式的调查工作直到1975年佛朗哥死后才得以展开。当研究人员开始着手进行此项工作时，他们所面临的不仅包括佛朗哥政权对众多文献材料的有意破坏，而且还有一个严重困难：大量死者的信息不是登记不实，就是根本没有登记。除去独裁政权对罪行的掩盖，还有目击者始终不敢站出来作证以及研究工作遭遇人为阻挠等状况，这些情况在旧卡斯蒂利亚各省份尤其严重。文献材料不翼而飞，当地官员常常拒绝研究者查阅有关平民信息的登记簿。8

由军事叛乱方执行的很多死刑会预先经过一个走过场般的审判，然而这基本上与法外谋杀没有什么区别。庭审过程只会持续几分钟，之后就会做出死刑判决，在此期间被告不允许进行任何申辩。9那些在叛乱方所谓的“清洗与惩戒行动”中遇害的死者，其被处决的理由被登记为“宣示军法以儆效尤”（por aplicación del bando de Guerra），这样的理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但这意味着对抵抗军事占领之人士的草率处决的合法化。那些在此期间被殃及池鱼的无辜遇害者，他们既没有武装，也未进行过任何抵抗，然而仍以同样的方式被记录在案。然后是一些被登记为“未经审判”的处决案例，涉及的则是那些因被发现为逃亡者提供庇护而仅仅依据军令被枪毙的遇难者。叛乱方在掩盖事实方面也有系统性的计划。囚犯会被带到远离其居住地的地方接受处决，并被掩埋在没有任何标记的乱葬坑里。10

最后，还有一种情况，即大量死者信息根本没有以任何方式进行登记，这其中包括很多在佛朗哥的北非部队——他们从塞维利亚一路前往马德里——抵达之前匆匆离家逃难的平民。每当一个城镇或村落被占领，在遇害者中总会有来自其他地方的难民。因为他们没有携带任何证明文件，所以他们的名字和籍贯也不可考。至于在旷野中被佛朗哥的骑兵小队和隶属于所谓的“卡洛斯主义运动”的极端右翼君主主义者杀害的平民数量，我们可能永远无法进行精确的统计。同样无法进行确认的还包括，在1937年马拉加陷落以后，成千上万来自安达卢西亚西部的死于逃亡途中的难民；那些从西班牙各地涌入巴塞罗那避难，却在1939年前往法国边境的艰难跋涉中丧生的人；还有那些在西班牙濒地中海各港口徒劳等待疏散，最后在绝望中自杀的人。

尽管如此，大量研究表明，总体而言，在叛乱方实施的镇压行动中遇难的人数差不多要三倍于在共和国控制区的镇压行动中丧生的人口。关于死于叛军及其支持者之手的遇难者总数，当前最为可信的是130,199人，然而这仍然不能算作最终的数字。据估计，上述遇难者总数不可能少于15万，而且还有可能更多。一些地区的研究工作并不完全，另有部分地区的研究工作几乎为零。在曾分别由交战双方于不同时期进行过实际控制，并且公认对遇难者数量有较准确统计的若干地区，死于共和国之手的遇难者和死于叛乱方之手的遇难者，其人数的差异同样令人震惊。举例来说，在巴达霍斯，死于左翼之手的有1,437人，而被叛乱方杀害的有8,914人；在塞维利亚，这两个数字分别为447和12,507；在加的斯分别为97和3,071；在韦尔瓦，则分别为101和6,019。在那些共和国方支持者并未实施暴力活动的地区，被叛军杀害的遇难者数量也多得令人难以置信。例如，在纳瓦拉，这一数字为3,280，在拉里奥哈则为1,977。而在共和国方镇压力度更大的大部分地区，像阿利坎特、赫罗纳和特鲁埃尔，分别死于共和国与叛乱方之手的遇害者数量相差约几百人。11例外情况是马德里。整场战争中，在共和国方面控制西班牙首都期间遇难的被害者数量看起来要更接近于叛军占领该城后所处决人数的三倍。然而对这些数字进行精确统计仍显困难，因为，关于在马德里战后镇压行动中的遇难人数，得到最频繁引用的是“2,663”这个数字，可是，得到这一数字的研究报告仅仅是基于马德里东郊阿尔穆德纳陵园这一处埋葬地的死者人数。12

尽管佛朗哥分子的暴行更甚，但发生于共和国控制区的镇压行动，在被人民阵线政府叫停之前，也是相当可怕的。当然，各地镇压行动的规模和性质有所不同。据记载，最高的统计数据出自社会党集中的托莱多南部，以及从萨拉戈萨南部，经由特鲁埃尔直到塔拉戈纳西部，由无政府主义者占据支配地位的地区。13在托莱多，有3,152名右翼分子被杀，其中10%为神职人员（接近该省神职人员总数的1/2）。14在昆卡，死者总数为516人（其中包括36名神父，占遇难者总数的7%——该数字接近该省神职人员总数的1/4）。15根据何塞普·马里亚·索莱·萨巴泰（Josep Maria Solé i Sabaté）和霍安·比拉罗约·丰特（Joan Vilarroyo i Font）的全面细致的研究，在共和国控制下的加泰罗尼亚，死者总数为8,360人。这一数字与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Generalitat de Catalunya）在1937年成立的某委员会得出的结论非常接近。作为共和国当局主持的遇难者登记工作的一部分，该委员会在法官贝尔特兰·德·金塔尼亚的领导下，调查了战线后方所有的死亡案例，以启动对那些法外处决行动的责任者的追究流程。16我们无法想象在叛乱方控制区也会有类似的举措。

最近的学术成果已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当时叛乱方以宣传为目的而进行的各种不实的指控——不仅限于加泰罗尼亚，也包括共和国控制下的西班牙大部分地区。1938年7月18日，在布尔戈斯，佛朗哥本人宣称在加泰罗尼亚有5.4万人被害。在同一场讲话中，他还声称在马德里有7万人被谋杀，在巴伦西亚则为2万人。当天，他还告诉一位新闻记者，在共和国控制区的遇难者总数已达47万人。17为了在全世界面前历数共和国方面的罪行，1940年4月26日，他发起了一场被称为“普遍司法调查”（Causa General）的大规模国家调查运动，以“收集有价值的信息”，进而查明在共和国控制区所实施的犯罪的真实规模。告密和夸大事实受到鼓励。在所收集信息的基础上，“普遍司法调查”得出的关于死者数量的结论为85,940人。获悉这一情况后，佛朗哥深感失望。尽管这一数字中已经有夸大的成分，并包含有大量重复统计的情况，但是由于它仍然远远低于佛朗哥公开宣称的数字，所以，在超过1/4世纪的时间里，正式发行的各种版本的“普遍司法调查”之调查报告概要都没有将它放进文中。18

由叛乱方进行的镇压行动的一个核心却被低估的部分，是对女性的系统性迫害，这种迫害并不太容易在统计分析中暴露出来。谋杀、折磨和强奸是针对共和国时期很多（但并非全部）自由派与左翼女性所信奉的性别解放主义的普遍性惩罚。那些从监狱中活着出来的幸存者，终其一生都遭受着生理与心理问题的严重折磨。还有成千上万的受害者曾被强奸或遭到其他类型的性侵犯，或曾受到剃光头发和被强灌蓖麻油后因腹泻而在公共场合便溺等侮辱。对于大多数共和国女性而言，当她们的丈夫、儿子和父兄被害或者被迫逃亡之后，她们会面临可怕的经济和心理问题；而为了迫使她们透露男人的去向，敌人有时也会逮捕这些女人。相比之下，尽管有人常常会想当然地说，强暴修女在共和国控制区也很常见，然而这与叛军统治下的女性所受的伤害相比，无疑是小巫见大巫。当然并不是说这种情况从未发生。有十几名修女遭到猥亵，还有296名修女被杀害，受害者人数超过了女性神职人员总数的1.3%。这些数字固然令人震惊，但是要比叛乱方控制区内遭遇厄运的女性人数明显低一个数量级。19考虑到尊重女性是共和国改革计划之有机组成部分，出现这种情况倒不足为怪。

仅仅从统计学角度诠释西班牙大屠杀是存在缺陷的，也是不完备的——而且永远也不可能完备。它同样无法捕捉到数字背后所蕴含的极为强烈的恐怖。在接下来的叙述中会包括许多个体的故事，许多来自敌对双方的男人、女人与孩子们的故事，还有来自西班牙全国各地的一些特定但又具代表性的遇难者与加害者的案例。本书希望借此让广大读者了解，那些在1936年7月17日起事的西班牙军人，当他们放任自己的狂妄自大与残忍时，给西班牙同胞造成了怎样的苦难。他们挑起了一场不必要的战争，直至今日，它所带来的苦痛仍回荡在西班牙的大地上。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