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士大夫的吃喝
宋代是中国士大夫的黄金时代，也是众多网友古代穿越之旅的主要选择。宋朝的士大夫生活豪放洒脱，丝毫不避讳“庖厨”。唐代以前的文人讲究吃，但“君子远庖厨”，却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宋代文人不但“近庖厨”，还亲自动手参与制作并乐在其中，苏东坡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暂且不说苏东坡，先说说整个士大夫阶层的奢靡饮食吧。
我们已经知道了宋朝并不是积贫积弱，而是国富民强、国泰民安。有钱就是任性，皇帝可以花钱买平安，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岁币”不“岁币”的。士大夫阶层更是逍遥自得，除了吟诗作赋就是吃喝玩乐。难怪司马光感叹社会风气尤为奢侈浪费，当差的多穿士人衣服，连农民也开始穿丝做的鞋子。在唐朝，鞋帽衣服都有严格规定，乱穿不但违背风俗，甚至还会受到法令惩罚。“宗戚贵臣之家，第宅园圃，服食器用，往往穷天下之珍怪，极一时之鲜明。惟意所欲，无复分限。以豪华相尚，以俭陋相訾。愈厌而好新，月异而岁殊。”按道理说儒家“以天下为己任”，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准则。士大夫们多“皓首穷经”，以便“学而优则仕”，为国尽忠，为民效力。他们关注的是国家大事和个人的德行操守；在个人生活领域和物欲层面过多关照，德行会受到舆论时议的批评。宋代之前的士大夫阶层，还是不大关注个人饮食生活，他们更倾心的仍是志向抱负和经济学问，而非饮食本身的美学审视。宋朝以后，士大夫的生活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随着读书人的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人士无法跻身上流社会，加之国家山河破碎、报国无门的情绪开始笼罩在心头，他们不再关心国家大事，只关注内心世界。逃避之后就是纵情于饮食。
吕蒙正微贱时生活极端贫苦，等到显贵之后，喜欢喝鸡舌汤，每天早晨都要享用。一天晚上他在花园中漫步，远望墙角处有一座高高的土包，以为是山，向左右问道：“这是谁干的？”左右回答：“这是相爷所杀鸡子的毛啊！”吕惊讶地说：“我吃了几多鸡？竟有这样一座山？”左右说：“一只鸡只有一条舌头，相爷一碗汤要用几多舌头？喝鸡舌汤共有多长时间了？”吕默默地有所省悟，以后就再没有喝鸡舌汤。
蔡京生活极其腐朽糜烂，一食之费，动辄万钱。有一次，蔡京留讲议司一些官员在家宴饮，命庖厨进蟹黄馒头。饭罢，吏略计其费，馒头一味为钱一千三百余缗。蔡京嗜吃一种“黄雀鲊”，《清波杂志》卷五载：蔡太师府整整三间房子，从地面到屋顶，堆满了盛满黄雀鲊的坛子。有一次，蔡京在家留客，酒酣，蔡京命取江西官员所送咸豉佐餐，库吏拿出十瓶，味道鲜美异常，“客人分食之，乃黄雀肫也”。问及家里还有多少，答曰：“尚存八十有奇。”蔡喜欢吃鹌鹑肉，家中专门蓄养了许多鹌鹑。每次吃鹑羹，杀鹑数百只，“下箸犹未足”。
王黼在位的时候，他的宅第与一座寺庙相邻近。寺庙中有一位和尚，每天从王宅的水沟里捞取顺水流出的饭粒——那饭粒白花花的，常常一流就是不少。和尚捞出这些饭粒，洗干净，然后放到太阳底下再晒干……这样，这位和尚与王宅为邻几年，晒干的米粒竟然积攒成了满满的一囤粮食……靖康二年，金兵攻破北宋的都城汴梁，掳走了徽、钦二帝，北宋灭亡了。这时候，已被流放出去的王黼业已死去，他留在京城的那一家老小，也就没有粒米可下锅了。王宅近邻的那位和尚，于是就逐渐取出了他所囤积的那些大米，再用水淘净，上锅蒸熟，然后送进王宅去。王家老小就依靠这些从水沟中捞回来的米，度过了饥荒……
连通庙堂与江湖的士大夫饮食
从士到大夫，是一个质变的过程。从士到大夫，也是一个量变的结果。古代一说士就会令人肃然起敬，“士为知己者死”。在中国象棋中，双方拼杀到最后往往是老将身边的士在有限区域做最后的守卫和厮杀，总会叫我想起小时候看过的电影《少林寺》中，高僧面对王仁则的杀戮禁不住手指颤抖连声“杀杀”的情景。
当士还是士的时候，确实严格按照儒家的思想来要求自己，修身齐家。但是他们一旦被大臣推荐或国君招徕，谋得一官半职之后就摇身一变成为大夫，甚至登上卿相的宝座，身份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初的青涩少年成为权倾一时的重臣，萝卜白菜不再吃了，无肉不欢，无山珍海味不宴。当年孟尝君的门下客上等食肉、中等食鱼、下等食菜。没有受到任用的文士依旧是清心寡欲、清淡饮食。比如墨子，他“量腹而食”，其弟子食“藜藿之羹”。又如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并不认为有什么简陋。这一切到了宋代就开始变化了，该是社会发展的缘故吧，宋代士大夫阶层攀比、奢侈浪费之风盛起。
北宋中期，有一种名贵食品叫淮白糟鱼，宫廷常常断货，但是曾任宰相多年的吕夷简的夫人却能一下子弄到十筐。司马光给他儿子写了一篇教育文章说：“近岁风俗尤为侈靡，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内法，果、肴非远方珍异，食非多品，器皿非满案，不敢会宾友，常量月营聚，然后敢发书。苟或不然，人争非之，以为鄙吝。故不随俗靡者，盖鲜矣。”“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侈，恶之大也。”（参见司马光《训俭示康》）司马光虽然出身官宦之家，却是北宋百姓眼中廉洁奉公的“模范官员”。他是宋代士大夫阶层的正能量。
苏轼是士大夫阶层的随遇而安、乐天知命的代表。“东坡居士自今日以往，早晚饮食，不过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馔，则三之，可损不可增。有召我者，预以此告之，主人不从而过是，乃止。一曰安分以养福。二曰宽胃以养气。三曰省费以养财。”（参见苏轼《节饮食说》）苏轼不但自己严格要求，还要求朋友也这样做，倡议节约饮食。
与苏轼同时期的黄庭坚写有《士大夫食时五观》，认为“古者君子有饮食之教，在《乡党》《曲礼》，而士大夫临尊俎则忘之矣”。他以戒律的形式论述了饮食生活中应随时注意的五个问题：一要节俭。“一人之食，十人作劳。家居则食父祖心力所营，虽是己财，亦承馀庆。仕宦则食民之膏血。大不可言。”二要“忖己德行，全缺应供”。只有“事亲”“事君”“立身”之人才可以“尽味”，否则不应追求美味。三要“防心离过贪嗔痴为宗”。“治心养性，先防三过，美食则贪，恶食则嗔，终日食而不知食之所从来，则痴，君子食无求饱，离此过也。”四要“正事良药，为疗形苦”。五谷五蔬以养人，鱼肉以养老，所以要以食为医药，举箸常如服药。五要“为成道业，故受此食”。君子连吃一顿饭的工夫也不违背仁德。正所谓：“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宋代朱松评价黄庭坚的这五种观点说：“知耻可以养德，知分可以养福，知节可以养气。”黄庭坚的节约粮食、知民劳苦、合理饮食是健康之本等观点，对于我们今天的饮食生活仍有参考价值。
宋代的繁荣造成了上层士大夫阶层的奢侈之风，但是纵观整个宋朝，士大夫阶层还是遵从儒家思想自我约束，文坛领军人物依然把持住风向，虽然也热爱美食，却把美食当作崇尚自然的一种渠道。士大夫精英阶层，主张饮食不要奢侈铺张。他们歌咏草木菜蔬，直抒胸臆、借以明志，把简单的吃喝变成了修身治国的高度。黄庭坚为所画菜蔬题词说：“可使士大夫知此味，不使吾民有此色。”朱熹说：“吃得菜根百事可做。”他们不仅关心菜蔬和粮食，还关注庙堂与江湖。
揣着羊肉去上朝
看古装电视剧，大臣上早朝的时候，除了唇枪舌剑之外，还要察言观色，打铁看火色，不能太造次。也有铮铮傲骨大臣，但是太少。大臣不好当，不要看他们在下面耀武扬威的，在朝上也是胆战心惊，如履薄冰，特别是在宋朝，早饭都顾不上吃，饿着肚子听皇上训话，血糖低的如果不提前补充营养，会有低血糖晕倒的可能。为了不饿肚子，有些人竟然揣着羊肉去上朝。
上朝不但是个智力活儿，还是个体力活儿。上朝的正规说法是“入阁”，宋仿照唐朝“入阁”之制，经常逢每月的朔望之日举行入阁仪式。唐时，皇帝坐前殿会见百官，称“常参”。每逢单日就改坐便殿（紫宸殿）视朝，也称上阁。北宋前期，皇帝每天赴文德殿视朝听政，文武百官皆赴殿立班。文武百官“入阁”，并设置待制和候对（后改称“转对”）官，又曾坐文明殿入阁。太宗时，逐渐“以文德殿正衙权为上阁”，不时遇朔日举行入阁仪式，增设黄麾仗。文武百官随中书门下“横班起居”。仪式结束后，还赐百官“廊下餐”（参见《两宋文化史》）。
在《水浒传》第一回中有一首王维的诗歌《早朝》，如果用白话文讲就是：戴着大红色头巾的宫廷报晓卫士报过了五更，掌管皇上穿戴的官员才给皇上穿上龙袍。皇宫的门一扇扇打开，各路官员进入宫中向皇帝朝拜。太阳刚刚升起，皇上的御驾就来临，御香炉的香烟飘浮在皇帝的身上。朝拜完毕回到官署，为皇上拟写诏书，归去的路上身上的玉佩叮当作响。前面咱们说了，上朝这一礼仪，宋朝是沿袭的唐朝，所以《水浒传》就用王维的诗歌来描述宋朝上朝的情景了。
宋朝上朝的真实情景是什么情况呢？咱们透过欧阳修的《早朝感事》诗来观望一下：“疏星牢落晓光微，残月苍龙阙角西。玉勒争门随仗入，牙牌当殿报班齐。羽仪虽接鸳兼鹭，野性终存鹿与麛。笑杀汝阴常处士，十年骑马听朝鸡。”十年宦海，每天起得比鸡还早，真是不容易啊！
在宋代，百官“朝，辨色始入，前此集禁门外。朝时自四鼓，旧城诸门启关放入，都下人谓‘四更时，朝马动’。朝士至者，以烛笼相围绕聚首，谓之‘火城’。宰执最后至，至则灭烛。大臣自从官，及亲王驸马，皆有位次，在皇城外仗舍，谓之‘待漏院’，不与庶官同处火城”。上朝百官，需要先在“待漏院”等候，漏是古代计时器，待就是等候。“待漏院”，为朝臣聚集之所。《宋代官制辞典》：“待漏院，官廨名。唐朝已置。宋沿置，设于宫城左掖门南。为百官上朝前等候宫门开门之所。凡早朝，自宰相官以下，都得在四更鼓起身入皇城门，所谓‘四更时，朝马动’。”每人用白纸糊灯笼一个，灯笼上写明官位，灯笼系上长柄举在马前，齐集于宫门前之待漏院，等候宫门开门，开宫门得视皇帝何时上朝。宋代王禹偁在《待漏院记》一文中写道：“东方未明，相君启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哕哕銮声。金门未辟，玉漏犹滴。撤盖下车，于焉以息。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宰相在思考国事，同样大臣也在考虑国事。当然，不排除其他。有个府尹不喜欢读书，却喜欢冒充风雅。一天早朝，正是五更时分，他同侍从坐在待漏院，突然对众官说：“昨夜我睡不着，偶尔读完《孟子》一卷，好甜！”内相张台随口应道：“这书肯定不是《孟子》，而是《唐书》。”
待漏院前聚集着大量早点摊。徐铉曾经面对“待漏院前灯火、人物、卖肝夹粉粥，来往喧杂，即皱眉恶之，曰‘真同塞下耳’”。
在宋朝，高级公务员不好干，属于高危行业。大中祥符初，真宗皇帝早上七时至九时方上朝，致文武官员往往迟到。知班官、驱使官将迟到官员登记上报。遇有风雨寒暑，官员怕苦多托病请假，一旦发现，御史台官即行弹劾。为了保住乌纱帽，宁可饿着肚子，也要坚持上早朝。但是也有揣着羊肉上早朝的。宋代的朱彧在《萍洲可谈》记载了这件事儿：“火城每位有翰林司官给酒果，以供朝臣。酒绝佳，果实皆不可咀嚼，欲其久存。先公与蔡元度尝以寒月至待漏院，卒前白有羊肉、酒。探腰间布囊，取一纸角，视之，臡也。问其故，云‘恐寒冻难解，故怀之’。自是止令供清酒。”哎，他这顺手牵了一块羊肉，后果很严重，竟然导致更换了早点，仅仅供应清酒了。也好，大清早的，冷呵呵的，喝几口驱寒。
看来，在宋代，饿着肚子上朝，真是件苦差事。
宋人喜欢吃豆腐
到绍兴去看鲁迅故里，因大巴车绕路，耽误了时间，到了地方已经华灯初上。只得在附近的街区转转，看看咸亨酒店，找找孔乙己，发现了杨二嫂豆腐，品尝了绍兴臭豆腐，没有蒜汁，不用回锅油炸的那种酥焦香软，入口舍不得下咽，得让味蕾细细品味一下。黄酒没喝一口，豆腐倒是吃了两份。在鲁迅故里，却叫我忽然之间想到大宋。是的，这里曾是南宋的地方。其实，宋是不分南北的，南北只是区域位置不同，文化上还是一脉相承的。豆腐也是不分南北的，古今中外，豆腐也是一脉相承的。相传汉代淮南王刘安始创豆腐术，这项专利就贴在了刘安名下了。在汉代典籍中并没有豆腐的记载，还是南宋的朱熹帮助刘安进行了推广。名人效应嘛，不同凡响。
大概是朱熹喜欢吃豆腐，他就写了一首歌咏豆腐的素食诗：“种豆豆苗稀，力竭心已腐。早知淮南术，安坐获泉布。”朱先生大为感慨啊，文人果然是不事稼穑，种点大豆吧，豆苗儿稀稀落落，想尽办法也没有种好，累得满头大汗还是不成功，实在是令人心灰意冷啊。如果早知道淮南王刘安有做豆腐的秘籍，用豆种直接种出豆腐来，也能安稳赚到一大把铜钱啊！朱熹生怕人把“淮南子”误解为炼金炼丹的方士，就自注曰：“世传豆腐本为淮南王术。”所以，自南宋以来，只要是谈起豆腐的起源，都受到朱熹的影响。其实朱熹也是“叶公好龙”，他根本就不喜欢吃豆腐。清人梁章钜《归田琐记》卷七载：“相传朱子不食豆腐，以谓初造豆腐时，用豆若干，水若干，杂料若干，合秤之，共重若干，及造成，往往溢于原秤之数，格其理而不得，故不食。”
不过，传说刘安还真是在八公山上烧药炼丹的时候，偶然以石膏点豆汁，从而发明豆腐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披露豆腐是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用黄豆炼丹时歪打正着的产品。苏东坡《又一首答二犹子与王郎见和》诗中有“煮豆作乳脂为酥，高烧油烛斟蜜酒，贫家百物初何有。古来百巧出穷人，搜罗假合乱天真”的诗句，他认为这种“乱天真”的豆制品是基层百姓巧手制作而成的。
关于豆腐名字的由来，最早出现在宋朝的文献中，是五代末北宋初陶穀的《清异录》，在该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时戢为青阳丞，洁己勤民，肉味不给，日市豆腐数个。邑人呼豆腐为小宰羊。”苏颂在《本草图经》记及“生大豆”时说，“豆性本平，而修治之便有数等之效。煮其汁甚凉，可以压丹石毒及解诸药毒。作腐则寒而动气。炒食则热”。宋代寇宗奭的《本草衍义》也有关于豆腐的记载：“大豆有绿、褐、黑三种。有大、小两类：大者出江、浙、湖南、湖北；小者生他处，入药力更佳。又可硙为腐食。”宋代，豆腐这种食品已经普及，在市场上可以买到。人们呼豆腐为“小宰羊”，认为豆腐的白嫩与营养价值可与羊肉相提并论。
在北宋，除了把豆腐称为小宰羊，还以脂酥、黎祁、没骨肉、豆乳等称之。“东坡豆腐”是脍炙人口的一款素菜，林洪在《山家清供》一书中有两种做法：一是将豆腐洗净，切成片状，入葱油锅中煎后，加经炒熟去壳研碎的香榧子[1]末和酱料，煮透即成。另一种制法是用酒煮油煎过的豆腐。
《山家清供》卷下还记载了另一种与豆腐有关的菜——雪霞羹，是用豆腐和芙蓉花烧制而成的菜肴。由于豆腐洁白似雪，芙蓉花色红如霞，故名。其制法云：“采芙蓉花，去心、蒂，汤焯之，同豆腐煮红白交错恍如雪霁之霞，名雪霞羹。加胡椒、姜，亦可也。”
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还记了一则与豆腐有关的故事：“嘉兴人闻人茂德，名滋，老儒也。喜留客食，然不过蔬豆而已。郡人求馆客者，多就谋。又多蓄书，喜借人。自言作门客牙，充书籍行，开豆腐羹店。”由此也可见，当时以豆腐为营生，是一门颇能获利的行业。在南宋临安，酒铺多有卖豆腐脑和煎豆腐的，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六《酒肆》：“更有酒店兼卖血脏、豆腐羹……”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云：“（仲殊长老）豆腐、面筋、牛乳之类，皆渍蜜食之，客多不能下箸。惟东坡性亦酷嗜蜜，能与之共饱。”
宋高宗喜欢吃豆腐。他在御批中写道：“朕常日不甚御肉，多食蔬菜，近日颇杂，以豆腐为羹，亦可食也。”
元朝人贾铭撰《饮食须知》说，豆腐味甘咸，性寒。多食动气作泻，发肾邪及疮疥头风病。夏月少食，恐人汗入内。凡伤豆腐及中毒者，食莱菔[2]、杏仁可解。豆腐还有药用功能，据《渑水燕谈录》说，宋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淮、浙大饥，以致人相食。朝廷派员赈济，久饥的灾民几乎丧失肠胃功能。有官员让先以中药材厚朴“烧豆腐，开饥民胃口”。
豆腐原来这么好啊，难怪瞿秋白在《多余的话》最后一句说：“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永别了！”
苏轼是个大吃家
网络词语“吃货”叫人听起来总是有些莫名的不欢喜，不如开封人的用词美好——“吃家”，吃货总会叫人联想起好吃不干的人，而吃家却忽然提升了档次。是啊，作家、画家、歌唱家等。吃家就是能吃、会吃、好吃、吃得起、吃得开的大玩家，一如京剧票友的高超技艺一样，吃家一词也算尊称了。闲言少叙，咱开始严肃的话题。
话说孔子是个美食家，苏轼也是个大吃家。苏轼祖籍四川眉山，因工作关系，天南海北调动，尝遍了各地的肴馔，写过许多反映佳肴名馔的诗文，如《菜羹》《食猪肉诗》《豆粥》等，还有著名的《老饕赋》。他在自己的诗作中以老饕自居，反映了他对烹调的浓厚兴趣和品尝佳肴美味的丰富经验，堪称中国古代文学家中的大吃家。
众所周知，苏轼被贬黄州的那段时间，依然是理政、读书、寻味。他曾作了一首关于吃猪肉的诗歌，说明他当时的体会与心境：“黄州好猪肉，价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他这套独特的炖肉方法也被人们看好，食材只有赋予了人文色彩才会长久流传。苏轼的盛名当然可以托起廉价的猪肉，老百姓十分欢喜，于是便用他的名字命名——“东坡肉”，当然吃的可不是苏轼的肉。如今大江南北都可以吃到这道菜了，也不知道哪家才是正宗的。
关于“东坡肉”，还有一种说法。说苏轼在杭州的时候，对西湖进行了整治，发动数万民工除杂草、疏湖泥，并用淤泥堆积成堤，就是后来的苏堤。这不仅让西湖免遭淤塞，也改善了西湖的水质。第二年，西湖周边百姓大获丰收。大家感谢苏轼，便抬酒肉到府上。苏轼推辞不掉就叫厨师把猪肉切成块，加入料酒、姜、葱、酱、红糖，用文火焖得香嫩烂酥，然后再将肉每户一块分送回去。百姓品尝感觉味道鲜美，肥而不腻，就称其为“东坡肉”。
东坡羹，实际上是以野生荠菜与米糁为主要原料做成的粥。这种羹粥既好吃又能养生。苏东坡在给他的好友徐十二的信中说得特别详细：“今日食荠极美。念君卧病，面、醋、酒皆不可近，惟有天然之珍，虽不甘于五味，而有味外之美……君若知此味，则陆海八珍，皆可鄙厌也。天生此物，以为幽人山居之禄，辄以奉传不可忽也。”荠菜作蔬菜，味道鲜美。苏轼写了一首很有风趣的诗：“时绕麦田求野荠，强为僧舍煮山羹。”他发明了一种荠菜和米糁煮的粥，后来人们就把它叫作“东坡羹”，具体制作方法如下：“取荠一二升许，净择，入淘米三合，冷水三升，生姜不去皮，槌两指大，同入釜中，浇生油一蚬壳，当于羹面上，不得触，触则生油气，不可食，不得入盐、醋。”
陆游曾经烹制东坡羹食之，并作诗，题目是《食荠糁甚美盖蜀人所谓东坡羹也》：“荠糁芳甘妙绝伦，啜来恍若在峨岷。莼羹下豉知难敌，牛乳抨酥亦未珍。异味颇思修净供，秘方常惜授厨人。午窗自抚膨脝腹，好住烟村莫厌贫。”其实，“东坡羹”并不只“荠糁”一种，还有“玉糁羹”，是以山芋作主料而烹制的。苏轼写到此羹时说：“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糁羹，色、香、味皆奇绝，天上酥陀则不可知，人间决无此味也。”并写诗赞之：“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将北海金齑鲙，轻比东坡玉糁羹。”“金齑玉脍”是隋唐时期名菜，亦名“松江鲈鱼脍”。以鲈鱼为原料，配以香柔花、叶制成。（参见《太平广记》）制法是：八九月下霜季节，选择三尺以下的鲈鱼，宰杀、治净，取精肉细切成丝，用调味汁浸渍入味后，再用布裹起来挤净水分，散置盘内。另取香柔花和叶，均切成细丝，放在鱼脍盘内与鱼脍拨匀即成。霜后鲈鱼，肉白如雪，不腥。此菜“紫花碧叶，间以素脍，鲜洁美观”，谓之金齑玉脍。直到唐、五代、宋时仍是名肴，隋炀帝认为这道菜是东南佳味。苏轼认为比不上“玉糁羹”。
苏轼的另一个拿手好菜是“芹芽鸠肉脍”。它是以冬季的“雪花芹菜”和斑鸠肉杂以别料经细切而烹制的。《东坡八首》第三首中说：“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独在。雪芽何时动，春鸠行可脍。”自注：“蜀人贵芹芽脍，杂鸠肉为之。”禽味加芹味，这道菜可以说是鲜美之极。
宰相肚里能撑饭
大家都知道，宰相肚量大，大到可以撑船，艄公喊起号子，桅杆升起白帆。宰相其实是戏文里或者民间故事里的称呼，真正的名称有太宰、相、相邦、相国、丞相、大司徒、尚书令、中书令、侍中、尚书左仆射、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在北宋，宋太祖为加强皇权，分化、削弱相权。实行“二府三司制”，宰相职权被一分为三，依次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昭文馆大学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集贤院大学士。宋神宗元丰改制，废除二府三司制，设宰相两人，首相称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次相称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就此打住，说了这么多，无非是想说清楚，宰相位高权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能当上宰相的不是一般人。
这回，咱就说一个不是一般人的人，这人叫张齐贤。张齐贤曾为太宗、真宗两朝宰相，体态丰硕，能吃能喝。张齐贤出身农民家庭，父亲早死，家贫如洗，三岁时为避战乱全家迁到洛阳。司马光《涑水纪闻》载：张齐贤为布衣时，倜傥落拓。有群强盗攻打城镇，在旅店聚饮，居民都争相躲藏，唯独张齐贤不怕，反而趋前揖手对曰：“我是个贫困的举子，想在各位这儿吃顿饱饭。”强盗们很诧异：“你个秀才肯这么屈就吗？”张齐贤说：“盗者，不是龌龊儿所为，你们都是世上的英雄。”于是取大杯满斟而饮，拿来猪后腿切下肉就吃，势如虎狼。几个盗贼面面相觑，感叹道：“兄弟你真是个宰相的料，哪天你当宰相了，俺们会怀念你的。”临走，盗贼们还以金银相送。张齐贤也不推辞，装起来背着大包小包就回家了。北宋学者邵伯温所撰的《邵氏闻见录》记载了一段关于他的故事：张齐贤一人有数人的饭量，自言平时经常吃不饱饭。在河南尹张全义家做门客的时候，他的食量相当于几个人的食量。据他自己说，平时从来没有吃饱过，遇上村里人还愿施斋饭，才能饱餐一顿。有一次赶斋饭去迟了，没有吃饱，看见那家挂着一张牛皮，便取来煮吃，没有剩下一点。
张齐贤胸怀大志，苦心向学，青年时代便成为一个志向远大的饱学之士。宋太祖赵匡胤西巡洛阳，张齐贤在洛阳街头拦住太祖的坐骑要求奉献治国之策。赵匡胤把他召到行宫，张齐贤指天画地，条陈十事，皆是关系到国家统一和富国强兵的大计。宋太祖认为有四条很好，张齐贤坚持说十条都很重要，说着说着就与赵匡胤争吵起来。赵匡胤只好让人把他拉出去，但心里很佩服这个人。赵匡胤回到东京后告诉其弟赵光义说：“我西巡时在洛阳遇到一个奇士，叫张齐贤。现在不给他官做，将来可辅佐你。”太宗即位后，张齐贤才去参加廷试，太宗想把他列入甲等，主管考试的官员却把他放在丙级，太宗很不高兴。于是传旨：这一榜统统授职京官通判。张齐贤得以将作监丞之职，出任衡州通判，不到十年就官至宰相了。
张齐贤名字比较儒雅，饭量却很不儒雅。这人“尤嗜肥猪肉，每食数斤”。当时东京城内有一座佛寺天寿院，所制祛风活血、疏通经络的保健丸药相当有名，一般人进服，小小一丸也就足够，但张齐贤却以“五七两为一大剂”，夹在胡饼当中，三口两口就吃下去了，简直有点把药当饭吃的意思。欧阳修在《归田录》里记载：“天寿院风药黑神丸，常人所服不过一弹丸，公常以五七两为一大剂，夹以胡饼而顿食之。”说的就是张齐贤把药当饭吃这事儿。
宋太宗淳化年间，他被罢相，到安州去当地方官。当地官员不知他饭量几何，所以令厨吏置一大桶，他吃多少就往桶中倒多少，真不愧为“饭桶”。
张齐贤在担任江南转运使期间，一天举行家宴，一个仆人偷了若干件银器藏在怀里，张齐贤在门帘后看见而没有吱声。后来张齐贤任宰相，过去为他服务的仆人都得到了提拔，只有那位仆人没有官职俸禄。这个仆人很委屈，瞅时机跪在张齐贤面前说：“我侍候您时间最长，但比我后来的人都已经封官，您为何不提升我呢？”说罢哭泣不停。张齐贤同情地说：“我本来不想说，但不说你又会怨恨我。你还记得在江南时，你偷盗银器的事吗？我将这件事藏在心中近三十年没有告诉过别人，或许你自己也不知道。我现在位居宰相，任免官员，激励贤良，斥退贪官污吏，怎能推荐个小偷做官呢？所以只能让你留在我身边，免得危害百姓。看在你伺候了我很长时间，现在给你三十万钱，离开我这儿，自己选择一个地方安家吧。因为我如若揭发这件事情，你肯定觉得有愧于我而无法再留下。”仆人十分震惊，哭着拜别而去。
看看，宰相肚里真是能存事儿，三十年了都能隐忍不发。看来不是所有能吃的人都可以当宰相，还得能干啊。对了，北宋时期有个不能吃的人也当了宰相，叫晏殊，就是在“小园香径独徘徊”的那个干瘦老头，满腹才华导致饭量极小，肚子里面容不下更多食物了，连吃大饼都要撕开半张，用筷子卷着吃。看来，天赋异禀才能当宰相，否则，凭什么皇帝会信任你呢？
节俭的晏殊
晏殊不是一般人，他是北宋文坛上地位很高的文人。词在宋初，风气未开，作者尚少，词坛还很寂寞。自晏殊崛起，喜作小词，流风所及，影响甚大。当时著名词人如欧阳修等都深受其影响。晏殊的词在词的发展史上，有继往开来之功，对宋代词坛贡献尤大，所以曾被人们称为北宋初期词家的“开山祖”，今存词一百三十余首，多为小令。晏殊从小就显露出奇才。六岁能做文章，十三岁时，参知政事张知白将年轻有为的晏殊作为“神童”推荐给朝廷。张知白廉洁清正，所举之人定不会有差，于是，朝廷立即召见晏殊，其时正逢真宗皇帝举行殿试，就命令晏殊也跟着参加。于是在宋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晏殊与进士千余人一道参加殿试，接到试题后他一看原来做过这道题，于是就诚实地说：“这道题我在十天前已做过，请皇上另出新题，否则对其他考生不公平。”殿试后，晏殊为真宗所嘉赏，赐同进士出身，担任馆阁学士。不久，太子东宫缺官，内廷批示晏殊担任。也有记载说推荐他的不是张知白，而是李虚己。李虚己见而奇之，立即要把女儿嫁给他，并将十三岁的晏殊推荐给杨亿，再由杨亿荐举给真宗，然后一步步升迁到馆阁学士、知制诰、翰林学士、枢密使、宰相。（参见《宋词通史》）
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晏殊：及为馆职，时天下无事，许臣僚择胜燕饮。当时侍从文馆士大夫，各为燕集，以至市楼酒肆，往往皆供帐为游息之地。公是时贫甚，不能出，独家居，与昆弟讲习。一日选东宫官，忽自中批除晏殊。执政莫谕所因。次日进复，上谕之曰：“近闻馆阁臣僚无不嬉游燕赏，弥日继夕，惟殊杜门与兄弟读书，如此谨厚，正可为东宫官。”公既受命得对，上面谕除授之意。公语言质野，则曰：“臣非不乐燕游者，直以贫，无可为之。臣若有钱，亦须往，但无钱不能出耳。”上益嘉其诚实，知事君体，眷注日深。
大家都在吃喝玩乐的时候，晏殊却在埋头读书。他直言告白：“臣下不是不喜欢宴乐和游玩，只不过是因为贫穷玩不起啊！臣下如有钱，也想去玩的。”皇上对他的诚实倍加赞赏。做人当如此诚实。
晏殊缺少金银，但其词中却充满了金银，在他的词中大量使用了金、银、珠、玉、宝、钿、琼、瑶这些词汇，也算是望梅止渴吧。他有底线，从来不去写那些艳俗曲词，怕脏了自己的声誉。“神童”光环下的晏殊，生怕对不住皇帝的知遇之恩。他小心谨慎，衣食俭朴，夏天不怕热，不扇扇子；冬天不怕冷，只穿夹衣，连吃饭也都是很少的量。据宋人记载，晏殊这个人清瘦如削，饭量极小。平生不怎么喜欢吃肉，尤其讨厌肥膻腥味。他在给兄嫂的书信里，曾经叮嘱兄嫂俭啬为先，又说自己全家人至今都是两天才吃一顿猪肉。他喜欢吃家乡的油煎麦饼，往往只要半张巴掌大的饼，用筷子卷成卷，再抽去筷子，插一条细细的馓子，再加一棵葱几瓣蒜，就可饱一餐了。
晏殊虽然自己吃得不多，却十分喜欢宴请宾客，几乎每天都有人来做客。他在家宴请客人也不像别人那样大操大办，而是自然简约、清淡雅致。在他的客厅里，长期设有一张客人吃饭的桌子，桌子上放一个空杯。客人来了，才命人斟上酒，再陆续上几个果碟、菜肴，同时听听音乐，过后再吟诗作词，相互切磋，习以为常。后人称赞晏殊“前辈风流未之有比”。叶梦得《避暑录话》中记载，晏殊极其好客，未尝一日不宴饮。他颇喜欢与友人即席赋词，而且才思敏捷。往往等友人们都发挥完毕，他才笑眯眯地赋得新词，所以才有“一曲新词酒一杯”的佳句。晏殊有次在家中宴请宋仁宗，拿出乡里特色菜牛杂款待。此道菜不但香、鲜、脆，还汁浓味美，软烂不油腻。仁宗品食之后赞不绝口，高兴之余赐其名“临川牛杂”。
在外应酬，宴席丰盛；在家就格外俭朴简单。这也是晏殊公私分明的表现吧。官场上迎来送往，有官府的公使钱（所谓公使钱，是当时特有的一种官费，各路州军都有配给，用作官场宴请、馈赠官员赴任、罢官及入京往来费用，数目随官品高低、家属多寡而定），所以出手阔绰；平常在家没有应酬的必要，所以粗茶淡饭，倒也落个休养肠胃了。
公使钱导致的吃喝浪费
晏殊的公款消费，导致天天泡在饭局中，吟诗作对。宋代的富足从公使钱一项就可以看得出来，让我们看以下数字：三司及开封府，公使钱额度每年一万缗，兵部公使钱额度每年一千五百缗，刑部公使钱额度每年一千缗（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六）；定州每年八千缗；明州每年二千六百贯（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一）；杭州每年七千缗（参见苏轼《申明扬州公使钱状》）。苏轼在扬州的时候，“本州公使额钱每年五千贯文，除正赐六百贯、诸杂收簇一千九百贯外，二千五百贯并系卖醋钱”。公使钱主要由财政国库拨付和地方通过第三产业的各渠道获得收益。部门重要了或者州郡重要了公使钱就多些，否则就少些。公使钱多了，花不完，就产生了铺张浪费。
各州府或者各机构的公使钱除了真金白银还有公用酒，酒不含在公使钱之内。《文献通考》卷二四记载：“所谓公使酒者，诸郡皆立额，自取于属县，县敛于民，吏以输之，小邑一岁亦不下千缗。”“每公使钱十万，造酒毋过十石。”（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四）酒与拨款是按比例配套的，只不过公用酒多由地方政府酿造。有了钱，有了酒，剩下的就是迎来送往、吃喝玩乐了。
从士到仕是一个考验人性的过程。有了公使钱，就多了诸多的饭局和欢场。宋朝有官妓，可以政府消费并用公使钱买单。地方长官可以按照办公费用的名目开支，迎送宴会、接待使节、犒劳将士、同事聚会、同僚宴乐等，都可以纳入公使钱之中。用于公务招待的公使钱，无疑助长了官员的公务腐败。有经费支撑的吃喝玩乐，一直都不是节俭或者“光盘”行动的。
虽然宋代律法或者规定也限制公使钱的使用，如：违规馈送，送者受者都受处罚；公务车轿只许公库自行维修，以防以休置名色销破作弊，例如一辆车一年要换五六十个轮子是不允许的；若须乘船，只许乘官船，如无官船，就雇私船，不许折支现钱……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公费滥用有禁无止，古人一点也不亚于今人，类似矿泉水瓶装茅台酒的做法他们也会。
宰辅们会食，寇准的胡须沾了汤羹，丁谓站起来为他“拂之”。这就是“溜须”的由来吧。寇准在舞台上是一个正面形象，太宗视寇准为唐太宗时的名相魏徵，曾说：“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徵也。”寇准少年富贵，性尚豪侈，喜剧饮，燃巨烛，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寇准奢侈享乐，以至于在宴会豪饮之际，厨房、厕所都是巨烛竞燃，火树银花。《石林燕语》记载寇准每次宴会都大张舞乐，尤其喜好柘枝舞而至于癫狂程度，被称为“柘枝颠”：“寇莱公性豪侈，所临镇燕会，常至三十盏。必盛张乐，尤喜《柘枝舞》，用二十四人，每舞连数盏方毕。或谓之‘柘枝颠’。”寇准甚至还对自己的豪奢享乐、极尽欢愉的心迹自作小词进行说明：“将相功名终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间万事何须问，且向樽前听艳歌。”（参见《宋词二十讲》）由此可见，在公使钱使用方面，寇准绝对丝毫不节俭。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载，河北安抚使李允则设宴招待寇准，歌妓多达“百数十人”，令豪奢的寇准大开眼界。
王栐《燕翼诒谋录》说“国朝待遇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无”。《宋人轶事汇编》卷十四记载，抗金英雄李纲“每宴客设馔，必至百品，遇出，则厨传数十担”。宋代《齐东野语》记录左司郎官张镦的宴请：“酒竞，歌者、乐者，无虑数百十人，列行送客。烛光香雾，歌吹杂作，客皆恍然如仙游也。”
宋庠、宋祁二人性嗜酒，生活奢侈过度。《宋人轶事汇编》卷七引宋代钱世昭《钱氏私志》记载：“宋庠在政府，上元节至书院读《周易》，闻小宋点华灯拥歌妓醉饮。翌日谕所亲令诮让云，‘相公寄语学士：闻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记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学内吃齑饭时否？’学士笑曰，‘却寄语相公：不知某年同在某处州学吃齑饭是为甚底？'”齑饭是一种煮得很烂的菜粥。哥哥的忆苦思甜教育却被弟弟一语破的，当年吃苦就是为了今天享福。又同卷引陆游《老学庵笔记》云：“宋景文（宋祁谥景文）好客，会饮于广厦中，外设重幕，内列宝炬，歌舞相继，坐客忘疲，但觉漏长，启幕视之，已是二昼，名曰不晓天。”
宋祁在成都修编《新唐书》的时候，每当宴会之后就大开寝门，“垂帘燃二椽烛，媵婢夹侍，和墨伸纸，远近皆知为尚书修《唐书》，望之如神仙焉”。旁人羡慕不已。有一天，成都难得大雪盈门，他就“燃椽烛，左右炽炭两巨炉”。诸多姬妾环绕左右，红袖添香夜读书。宋祁磨墨濡毫，将纸展开，缓缓书写。写完之后，暗自得意，问众姬妾：“你们以前在其他人家，可见主人有我如此风雅的？”她们自然都说没有。宋祁也知她们是拍马屁，就问一位来自皇室宗族的歌妓，道：“你家的太尉遇此天气，是如何的？”歌妓掩口一笑，道：“他嘛，只不过是抱着小炉，看人歌舞，再搞点杂剧，大醉而已，哪里比得上学士这般风雅？”不料，宋祁听了，惊叹一声：“他这模样，也不恶俗啊！”于是，“搁笔掩卷，起索酒狂饮”，几乎通宵达旦。宋人魏泰所撰《东轩笔录》也记载了这件事，说：“宋子京晚年知成都，带《唐书》于本任刊修。每宴罢，开寝门，垂帘燃二椽烛，媵婢夹侍，和墨伸纸，望之如神仙焉。观者皆知和尚书修唐史。”
宋祁最著名的政见就是上疏皇帝“躬服至俭”，并裁减“三冗三费”，以达到节省经费的目的。“三冗”即冗官、冗兵、冗僧，三费是道场斋醮、多建寺观、靡费公用。宋祁知成都，过着奢靡无度的生活。他生活奢靡，沉湎女色，每顿饭不少于三十六个菜，家里已经有了三十二个侍女了，还整天拈花惹草。后来包拯还弹劾过他，说他宴饮过度，生活腐败，不配担任三司使。皇帝罢免了他，降职到郑州。
宋代如何控制公款吃喝
说宋代如何控制公款吃喝之前，我们通过两个人的事迹来说明。第一个叫滕子京，对，就是范仲淹介绍给我们的那个滕子京，经典名篇《岳阳楼记》中那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庆历四年的春天，滕子京被降职到巴陵郡做太守。滕子京被贬之后，扎根基层，悉心治理。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这位滕子京因为范仲淹而青史留名。殊不知，滕子京也是个铺张奢侈之人，喜好大用公款，吃喝招待、大兴土木，岳阳楼就是他在任时的杰作。历史上，滕子京因为乱用公款几次被贬。
滕子京第一次被贬，是在宋仁宗天圣九年由大理寺丞贬至闽北一个基层做知县，滕子京未经允许擅自动用大理寺的办案经费，用于结交文人学士和资助江湖豪客，花钱的理由竟然是“建学”。事情被曝光，御史台派人来查账，一查一个准儿。被贬以后，他依然没有吸取教训，还是大吃大喝，随意挥霍公款。《闽书》直言不讳地说他“复知邵武军州事，自任好施予”。也许是他用金钱铺路，疏通了人脉，在山区待了一年，就调入京城，任掌殿中丞。这是个清水衙门，没钱。滕子京熬了多年，后来熬到了泾州（今甘肃泾川北）知州和庆州知州的位置。在宋代，知州就是实权派，花起钱来顺风顺水。
滕子京在泾州使用公款，“馈遗游士、犒劳民兵、兴建楼阁”。先是有人告发，后经御史台派人查账，居然查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浪费公款十六万贯。一贯就是一两银子，十六万两银子可不是个小数目。这回滕子京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您不是来查账吗？账簿没了！他把账簿给烧了，没证据看你们怎么办？好在宋代的纪检官员也是有一套严谨的技术规范。他们经过调查，还原了账目，滕子京只得认账。经欧阳修、范仲淹等人纷纷上书为其辩护，仅降一级官阶，先贬知凤翔府，后又贬虢州。纪检部门还是不依不饶，御史中丞再次奏说滕子京“盗用公使钱止削一官，所坐太轻”。于是，滕子京又被降职到岳州巴陵郡。到了巴陵郡，公款不够花，怎么办？《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六）说他曾差士兵一百八十七人，用驴车四十辆贩卖私盐三百余笼，并出具公文，要求各关卡不得收税。通过贩卖私盐和偷税漏税的方法来弥补招待费。
接着说第二个人——尹洙，他是宋代一位文学家，著有《河南先生文集》。尹洙在渭州当官的时候，部下有个由军校补任边塞的将官孙用，从京城借高利贷来上任，无力还债。尹洙惜其才可用，担心他为还债而犯法，便用公款为他偿债。到尹洙调任潞州后，有个曾经被他处分过的部下董士廉向朝廷检举他挪用公款，宋朝的纪检人员责成陕西运转司调查此事，按照惯例得先自我交代，书面回答几个问题：“曾与不曾于省库内支借著钱银？作何使用？自后曾与不曾交还？具逐件招承文状。”尹洙感觉问心无愧，遂写成《分析公使钱状》，洋洋洒洒千言。笔者在《全宋文》第十四卷找到了这篇文章，真的是坦荡无畏，丝毫不向组织隐瞒任何事情，完全坦白组织所问问题。据该状显示：尹洙奉敕差知渭州到任以后，凡公款开销，都沿袭前任知州王沿的体例。本州现管指挥使、使臣、都虞候以上军职六十余人，通判及幕职近二十人，共八十余人，每日常食约计七贯，每月计二百一十贯。常食外，每月常规宴会五次，娱乐宴会一次，共约三十贯。每季度一次宴犒驻军将士，约二百贯。他如招待过往、竞技奖励、买糯酿酒、节辰送礼等，平均每季约一百贯。依此约度，每年合用四千贯。渭州能支用的公使钱只有二千贯，还有二千贯从哪儿来呢？分管官吏告诉尹洙，向来都靠“回易”（即贸易）补足，邻近州郡亦是如此，如泾州郑戬、庆州滕宗谅，都是“将银往西川收买罗帛，及买上京交钞，并令人解州搬盐，计三处回易”，就是做三地转口贸易。做贸易要有本钱，“若不于官库支借，即无由得钱回易”，于是由知州、通判、监官通押（即联署），“委勾当人于军资库支借钱银，往秦州回易，及收买上京交钞”。至于支出日月，贯佰两数，回易到物色，多少是原借本钱，多少是收到利钱，若干于尹洙任内收系，若干于后来知州任内收系，其军资库原借出本钱及银于何年月归还等，尹洙说我都不记得或不曾亲自点检，但都有账簿可查。尹洙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挥霍公款有任何错误，经过一段调查，结果显示尹洙确未贪污，但奉命往渭州查办的殿中侍御史坚持以私贷公费定案，于是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再调偏僻的均州监酒税，不久尹洙便病倒任上。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七《公使库》载：“公使苞苴在东南尤甚，扬州一郡，见于账籍者至十二万缗。江浙诸郡，每以酒遗中都官，岁五六至，必数千瓶。淳熙中，王仲行尚书为平江守，与祠官范致能、胡长文厚，一饮之费，率至千余缗……东南帅臣监司到署，号为上下马，邻路皆有馈，计其所得，动辄万缗。”“苞苴”即贿赂之意。地方官为了巴结中都官（即中央派出公使），用公使库资财行贿，成为当时的一大公害。滥用公款已经成为一种风气，宋代的“宽文”政策纵容了文官纵情声色，为了弥补经费不足，常常“曲线救国”，采取其他措施筹足经费。滕子京和尹洙因为违规使用公款在宋代仅仅降职处分，现在看来确实轻了。所以，整个宋朝，没有控制好公款的使用，没有刹住公款吃喝的歪风，官员一门心思都在想着吃喝玩乐，没有心思工作。欧阳修还在上班时间到山林野炊，一点也不掩饰，明目张胆地写出《醉翁亭记》。上班脱岗中午饮酒，搁到现在看，他真不是个好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