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顺应民意，开创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作出了卓越贡献，成为世界上伟大的民族。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为了民族复兴，无数仁人志士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进行了各式各样的尝试，但终究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一百年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5]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国情相结合，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的主心骨，使中国人民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

一、众志成城，凝聚赢得革命胜利的磅礴力量

1949年1月12日，在上海有着悠久历史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转载了《纽约星报》发表的美国远东问题战略专家们关于题为“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会取得胜利”的座谈会纪要。专家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正在取得节节胜利，因为他们将一个能够满足人民大众迫切需求的纲领付诸行动。”“共产党之所以节节胜利，因为他们比蒋政府更加关注中国人民的需要。他们的军队和政权是在一个为公众利益服务的明确思想指导下工作，更具有奉献精神和高效率。”是的，千方百计满足人民大众的需要，让人民大众过上幸福生活，给人民大众以美好的希望和期待，进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众志成城，凝聚赢得革命胜利的磅礴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得到人民依赖和支持的根本原因。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关注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早在1934年的战争年代，在极其艰苦恶劣的条件下，毛泽东就提出“要关心群众生活”。他指出：“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6]他希望通过发展生产来满足人的需要，而且把能否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与能否巩固新生的政权联系起来。他强调：“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给问题。”[7]如果不注重发展生产，不仅不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而且不能够巩固新生的政权。他指出，如果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8]这实际上就把能否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联系起来，把真正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作为中国共产党各项工作的核心。

在延安流传着许多毛泽东关心人民群众生活需要的小故事。有一个村子的妇女不生小孩，毛泽东听说后，就请自然科学院的同志赶紧去进行调查研究，结果发现是当地的水质有问题。经过饮用水的改造，不久山沟里传出了婴儿的哭声，毛泽东高兴地笑了。

还有一个事例。中央医院来到延安之后，老百姓可以去看病。可是后来患者越来越多，医院忙不过来。有人就提议，把中央医院改为中央干部医院，只能给干部看病，就可以把看病的人员限制一下。毛泽东听到汇报后很不高兴地说：改什么改？那老百姓有病了找你看，你给不给看？最后医院没有改名。

然而，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的最大需要是什么？无疑是土地。

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龚忠武在《中国向农村的贫穷开战》一文中说：“中国广大的农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从古到今，谁能够解决农民问题，谁就能够控制农村，谁就能够统治中国，就能使中国长治久安。当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早就敏锐地看到了中国政治上的这个诀窍，这个千古不易的中国历史规律，所以中国共产党胜利了，国民党失败了。”

在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的农业大国，农民贫，则国家弱；农民富，则国家强。能否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始终是左右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因素。而能否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关键在于能否有效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自19世纪中叶以来的百余年间，中国社会的进步阶级和阶层都提出过种种方案和主张，力图解决农民问题。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的农民领袖们制定了反映农民意愿的《天朝田亩制度》；19世纪末，康有为在《大同书》中绘制了一幅大同世界的图画；20世纪初，孙中山把“平均地权”作为国民党的正式纲领的重要内容，倡导“耕者有其田”的民生主义。然而，这些美好的愿望终成一纸空文，没有得到实现，中国农民依然遭受来自各个方面的剥削和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天起就高度关注农民和土地问题，在调动城市工人阶级参加革命斗争的同时，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带领广大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领导农民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始终不渝地奋斗。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把土地从封建地主手中转移到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手中，把农民从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工业化和民主化开辟道路，这本应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完成的民主主义性质的任务。但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由于错综复杂的原因，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曾说：“中国没有单独代表农民的政党，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没有坚决的土地纲领，因此，只有制订和执行了坚决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认真奋斗、因而获得最广大农民群众作为自己伟大同盟军的中国共产党，成了农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领导者。”[9]因此，彻底改变中国旧有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结束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让贫苦农民翻身得解放，成为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革命追求。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就把没收土地归社会公有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党的三大把组织农民参加革命作为党的中心工作之一，并通过了《农民问题决议案》。1925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告农民书》，从四个方面分析农民所受到的逼迫，明确提出“解除农民的困苦，根本是要实行‘耕地农有’的办法，就是谁耕种的田地归谁自己所有”的主张。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经过火与血的洗礼，举起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大旗。1927年至1937年，由于中国共产党在部分地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便在这些地区开展了有计划的土地改革，并颁布了相应的政策法令。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过程中，红军把没收的地主土豪的财产和粮食，除留下一部分解决自身给养之外，剩余部分分给当地群众，一方面帮助当地群众解决生活困难，另一方面也借此发动群众，争取群众支持和参加革命。如1928年1月初，毛泽东、袁文才率领部队打下遂川县城，城内老百姓因受反革命宣传的欺骗或是外出躲避，或是闭门不出，整个县城冷冷清清。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工农革命军一边进行宣传工作，一边以实际的物质利益来感化群众，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他们把打土豪没收来的粮食、现金等群众需要而又无标志的实物，夜间悄悄送到群众家里。人民群众慢慢理解了工农革命军的主张和行动，并积极走出家门，组织群众武装，成立乡村政权。1928年5月，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召开，会议讨论了深入进行土地革命的问题。10月，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了土地问题和毛泽东起草的《井冈山土地法》，同年12月正式颁布。这是现存的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土地改革的法律文件之一。《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一切土地经苏维埃政府没收并分配后，禁止买卖；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等。这个《土地法》虽然有些粗糙，甚至存在不科学的提法，但是它对土地改革的基本问题都作了规定，使土地改革有法可依，为以后各苏区制定土地法规提供了借鉴。后来，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编辑《农村调查》一书时为其加了按语，说明此《土地法》是1927年冬天到1928年冬天一整年内土地斗争经验的总结；在这以前，是没有任何经验的。这个《土地法》有几个错误：“（一）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二）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属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三）禁止土地买卖。这些都是原则错误，后来都改正了。”[10]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土地改革的实践中大胆探索，在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中勇敢纠正错误，逐步深化对土地问题的认识。

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加抗击外来侵略者的战争，中国共产党对土地改革政策也作出相应调整，把没收地主土地改为减租减息。减租减息的基本精神是削减封建势力，改善农民的经济生活条件，以便团结各阶层人民一致抗日。1945年年底，毛泽东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指出：“一九四六年，在一切新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但是有领导的减租减息运动。工人则酌量增加工资。使广大群众，在此运动中翻过身来，并组织起来，成为解放区自觉的主人翁。在新解放区，如无此项坚决措施，群众便不能区别国共两党的优劣，便会动摇于两党之间，而不能坚决地援助我党。”[11]1946年3月26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减租减息是一切工作的基础》的文章，指出：“减租减息是我党的一个最基本的政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首先就要使广大农民从几千年的封建压迫之下翻身，并推动他们起来进行新的民主建设；而现在使农民翻身的最基本的政策就是减租减息和减租减息以后的发展生产。”“只有贯彻减租减息，才能使我们的工作打下坚固的群众基础。”减租减息运动的广泛开展，使农民生活初步得到改善。当时流传着这样一段话：“佃农好比一盏灯，油快尽了，灯快灭了，幸亏共产党给添了一股油，这盏灯就明亮了。”表达了减租后的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激。

1946年5月4日，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这就是著名的“五四指示”。“五四指示”决定将抗日战争以来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其基本内容是，要坚决地支持和引导广大农民群众，采取各种适当方法，使地主阶级剥削农民而占有的土地转移到农民手中；用一切方法吸收中农参加运动，决不可侵犯中农土地；一般不变富农土地，对富农和地主有所区别，等等。“五四指示”的提出，标志着解放区在农民土地问题上开始由抗日战争时期的削弱封建剥削，向变革封建土地关系、废除封建剥削制度的过渡。这是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重大转变。

随着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势，要求解放区更加普遍深入地开展土地制度的改革运动，以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为正在胜利发展的解放战争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和物力支持。1947年7月至9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与会者回顾中国土地改革的历史进程，总结土地改革取得的经验教训，围绕着土地改革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于9月13日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10月10日正式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等等。很显然，《中国土地法大纲》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公开颁布的第一个关于土地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它向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表明：中国共产党高举反封建的战斗旗帜，为在全国彻底消灭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提供了一个基本纲领，对于新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影响。

全国土地工作会议结束后，各大解放区按照《中国土地法大纲》的规定，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猛烈地冲击着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特别是在解放区，约有一亿农民获得了土地，基本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打碎了几千年来套在农民身上的封建枷锁，改变了农村旧有的生产关系。翻了身的人民群众，劳动热情空前高涨，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生活状况得到很大改善。他们决心保田保家，推翻蒋介石把持的国民政府，提出了“支援大反攻，参加胜利军；打倒蒋介石，拔掉老祸根”的口号，积极参军参战，支援前线。解放区天天锣鼓喧天，年轻人披红骑马光荣入伍，亲人眼含热泪送儿送郎争上前线。三年中，晋冀鲁豫解放区参军农民累计达148万人。

当时，中国的交通运输条件十分落后，主要依靠人力和相当落后的运输工具，用肩挑、车推、驴驮、船运等方法，从千里外将军粮、弹药等军需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前线，并将伤员运到后方医治。据不完全统计，在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中，动员民工达880余万人次，支前大小车辆141万辆，担架36万副，牲畜260万头，粮食4.25亿公斤。很多家庭全家出动推着一辆小车，父亲倒下了，儿子继续推车前行；儿子中弹牺牲了，老父亲抹抹眼泪，毅然驾车前行；全家出动驾驶一只木船，在敌人炮弹炸起的巨浪中，曲折前行把解放军运到对岸。车流滚动，船流浩荡，民心所向，势不可挡。时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的陈毅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几十年后，当年的国民党高级军事指挥官们的后代不断寻解父辈成为共产党手下败将的原因，当他们看到千百万农民自愿参加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和热情支前的史料时，感叹不已，不得不承认，共产党胜在顺民意、得民心，而民心尽失的国民党注定挽救不了失败的命运。

国际上对国共两党胜负的原因也均有定论。

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费正清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在取胜，是因为它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组织起来了。国民党有过20年的时间去做这件事，但是它却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共产党组织农民确有一套，泼辣、坚决，但是有利于群众、极具号召力。共产党的成功，恰恰反映出国民党在组织农民成为国家政权基础的无能和失败。[12]

二、为民掌权，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逐步走向胜利，建立新中国的问题被提上重要日程。新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新中国的政权掌握在什么人手中？新中国的政权要为什么人谋利益？

面对这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作出响亮的回答，为民掌权，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早在1947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由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进攻阶段的关键时期，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在这个宣言中，毛泽东分析了当时国内政治形势，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基本政策。其中第一项是：“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3]毛泽东强调，这些政策是适合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的要求的。

为了更广泛地动员人民群众，更好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中共中央于1948年4月30日提出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同时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团结起来，迅速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如何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

这个口号提出之后，消息迅速传遍全世界，引起海内外许多关心中国命运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的极大关注。5月5日，在香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无党派人士郭沫若等从香港联合致电毛泽东，盛赞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五一”口号。此后，其他各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也纷纷用各种形式发表声明或宣言，否认蒋介石的总统地位，称赞“五一”口号反映了全国民众的要求，表示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号召。

在这期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召开新政协将要讨论的问题、召开的时间、地点及出席范围等提出初步设想，并广泛致电或致信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以征求他们的意见。自1948年8月起，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层的代表人士陆续进入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进行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毛泽东说：“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决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14]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立场、奋斗目标和坚强决心。

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中，明确提出：“一九四九年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主义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全国解放的日益临近，中国人民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兴奋和激动，热切盼望迅速建立起全国统一的政权，以便更加有效地消灭国民党的残余，统一全中国；同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有系统、有步骤的政治、经济、文化、民生和国防建设，让人民真正翻身解放过上幸福生活。

经过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努力，经各方协商之后，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出毛泽东、朱德、李济深等21人组成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常委会推选毛泽东为主任。出席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国外华侨的代表人士，共计23个单位134人。会议整个过程显示出和谐团结的气氛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他用慷慨激昂、信心十足的语气说：“中国人民将会看到，中国的命运已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疗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15]在讲话的最后，毛泽东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民主联合政府万岁！”“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会场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和口号声。

1949年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基本通过了各小组起草的政协组织法草案、共同纲领草案、政府组织法草案等。一致通过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经过三个多月的认真筹备和艰苦工作，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终于在中南海怀仁堂胜利召开。这一天，怀仁堂门前，气球飘带高悬天空，彩旗迎风飘扬。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共662人出席会议。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刘少奇代表中国共产党近450万名党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中国共产党自从诞生那一天开始，就在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而不停地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奋斗，今后依然如此。宋庆龄作为特邀代表也同样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她说：“今天，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动力，中国的人民在前进，在革命的动力中前进。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16]

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改称北京；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等56人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让世界瞩目的开国大典于1949年10月1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日成立了！”这一声宣告，标志着中国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建立了中国文明史上第一个人民自己的政权；标志着一个混乱、分裂、贫困、落后的中国走到尽头，一个安定、统一、繁荣、富强的伟大国家开始建设，中华民族的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

中国人经常说，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绝对不是一句空话。民国时期，中国注册的党派有300多个，甚至有的党派冠上了世界著名政党的名字。每个党派都按照自己的信念在奋斗、在拼搏，甚至在流血、在牺牲。然而，半个世纪的大浪淘沙，中国共产党脱颖而出，并最终成为执政党。这个过程既展示了历史的必然性，也展示了历史的合理性：是中国共产党时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关注人民大众的迫切需要，实践为人民大众的幸福而奋斗的信念，最终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戴，赢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和拥戴；也正是因为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和拥戴，才把中国共产党送上执政党的大舞台。

埃德加·斯诺在《大河彼岸》一书中说：“共产党人已成为一支机动的、武装的、到处出没的‘十字军式’的宣传队，在亚洲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传播着他们的思想。他们给农民带来了与现代世界的第一次接触。他们给青年和妇女展现了他们闻所未闻的个人自由和重要性。他们给农民许下了‘耕者有其田’的诺言，并且决心把农民从苛捐杂税、高利贷、饥饿和家破人亡的火坑中拯救出来。他们答允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没有贪污、全心全意为普通人民谋幸福的新国家，人人机会均等，把国家建设在‘天下为公’‘分工合作’的哲学思想上，‘共产党’三个字按中文的直译就是‘分享财产的党’。”

三、以人为本，开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尽快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让经济快速发展起来，让社会财富快速丰富起来，让人民群众的生活快速好起来，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在探索发展道路的过程中，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由于没有搞清楚基本国情，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关键性问题，虽然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也积累了许多矛盾和问题，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中国共产党不怕犯错误，中国共产党历来敢于纠正错误，中国共产党正是在纠正错误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毛泽东早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中就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17]犯错误不可怕，能够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利益而纠正错误，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依然能够得到人民群众信任和支持的根本原因之一。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是，认真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深刻分析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重新探索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真正解决民富国强的问题。然而，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两个凡是”。“两个凡是”表面上维护毛泽东，而实际上是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特别是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两个凡是”像一副沉重的精神枷锁紧紧束缚着中国人民的思维和行动。

处在发展十字路口的中国需要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1977年4月10日，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以政治家的胆识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给党的负责同志和党中央写信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要求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标准只有一个》的思想评论。文章说：“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这个科学的结论，是人类经过几千年的摸索和探讨，才得到的。”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次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刊登。文章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大量的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十分必要。”文章还强调，“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任何真理都要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马克思主义也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观点、新结论，抛弃那些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的旧观点、旧结论。文章最后指出：“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才能够逐步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顺利地进行新的伟大的长征。”[18]文章公开见报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全国性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热烈展开。

与此同时，广大人民群众也在实践领域用行动来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1978年12月24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秘密聚会，经过反复讨论和协商，最后每个人都伸出粗糙而黑瘦的手指，在一张契约上按下了鲜红的手印。契约上写着：“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砍）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19]当时，小岗村有115人、550亩耕地。当时担任生产队副队长的严宏昌说：“我就不信这个邪！这么厚的黄土地还养活不了几个人？小岗村在1966年到1978年间，吃国家救济返销粮23万斤，摁手印的18户农民都有乞讨的历史。如果连小岗村这样专业种粮的人都挨饿，那么农村以外的人怎么活命呢？”

然而，小岗村农民的尝试也引起各种争论。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与一位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老干部之间，就发生了一次争论。

老干部：包干到户，不同于田间管理责任制，没有统一经营，不符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不宜普遍推广。

万里：包干到户，是群众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有什么不符合社会主义的，为什么不可行？

老干部：它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

万里：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

老干部：我要社会主义！

万里：我要群众。[20]

从民生的角度来看，这次争论太具典型意义了。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到底要不要关注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主义至上”还是“人民至上”？“主义”与“人民”是什么关系？要不要满足人民群众的各种利益诉求？

同样的争论也发生在中共高层。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着当时中国社会一些“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交锋。在闭幕会上，邓小平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提出：“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21]邓小平特别要求，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很显然，邓小平的讲话表达了一个清晰的思路：大胆冲破一切条条框框，为了人民进行改革，依靠人民进行改革，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自主性、积极性和创新性，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美好更幸福。邓小平的这篇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准确反映了历史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明确提出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与此相适应，必须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这次全会的召开，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建设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坚强决心。这次全会的召开，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拉开了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全新时期的历史序幕。

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世纪之交，整个世界处于一个复杂而多变的发展时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中国共产党人更加关注执政问题。在苏联解体之前，苏联社会科学院作了一项问卷调查，其中有一个问题是：你认为苏共代表谁的利益。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工人利益的占4%，认为苏共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利益的占11%，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利益的居然占到78%。这个调查结果不得不令我们深思，或许从这个调查结果中可以找到苏共垮台的原因。苏共垮台给中国共产党人敲响了警钟：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党可以成为执政党，党也可以被人民所抛弃，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为谁执政”这个重大的时代课题。2011年，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讲话中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与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了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22]这是“执政为民”概念的最早提出，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确立。

胡锦涛把“执政为民”的理念进一步向前推进。首先，全面阐释了“执政为民”的理念。他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牢牢把握这一点。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衡量有没有真正学懂、是不是真心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最重要标志。其次，提出“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党的十七大报告全面阐释了“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胡锦涛强调：“提出以人为本的根本含义，就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23]以人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这样就准确表达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作为党的执政理念的内在统一性。

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从历史观和价值观相统一的高度，回答了“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和发展成果由谁享用”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检验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24]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权益，让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首先，发展为了人民，要求我们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除了有物质生活需要方面的经济利益外，还要享有政治参与和当家做主的政治权利、健康充实愉快生活的文化权利、社会权利和生态权利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大利益是构成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有机整体。经济利益是基础，我们首先实现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人民群众在经济生活中的国家主人翁的地位得到了保障，物质生活需要得到了满足，其他利益的实现才有现实的物质基础；人民群众在政治上当家做主的权利是利益有机体的核心，是实现经济利益、文化利益等的有力保障；文化利益是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反映和表现，充分享有文化利益能够实现人的更全面的发展，人民群众才能更自觉、更有效地追求和实现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社会基础是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生态利益的充分体现；而生态利益是实现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环境保障。五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其次，发展依靠人民，说明发展的动力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活动的过程中也发展着自身的能力，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同时进行着自我改造。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是实现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4月28日在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中指出：“必须坚持崇尚劳动、造福劳动者。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生命里的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劳动创造了中华民族，造就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也必将创造出中华民族的光明未来。‘一勤天下无难事。’必须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让全体人民进一步焕发劳动热情、释放创造潜能，通过劳动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全社会都要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重大方针，维护和发展劳动者的利益，保障劳动者的权利。要坚持社会公平正义，排除阻碍劳动者参与发展、分享发展成果的障碍，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全社会都要热爱劳动，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25]

再次，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求我们发展的目的是共同富裕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类社会发展最高价值追求，是以人为本思想的核心。同时，共同富裕不可能是全体社会成员在财富占有上的绝对平均。我们不可能在利益分配上强求一致，追求绝对的公平，但我们一定要把贫富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这就需要制定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分配政策，正确对待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各个要素在创造财富中的作用，把每个人的具体贡献同自身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起来。还要通过财政、税收、保障、福利和救助等手段进行利益调节，最大限度地使全体社会成员更公平地享用社会发展的成果。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力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可见，成果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其目的是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真正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26]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全党，要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尊崇党章，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加强党性锻炼，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四、以人民为中心，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其特定的制度体系，社会正是通过其特定的制度体系来体现其社会性质。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够取代资本主义制度，根本点在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优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最可靠的力量源泉，来自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大优势，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民动员再送“瘟神”的过程中得到充分彰显。

送“瘟神”的说法源于一段真实的历史事件。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南方地区广泛流行着一种血吸虫病。这是一种在人的肠系膜血管内的寄生虫，进入人体内，使人面黄肌瘦，腹部肿胀，如果不及时医治，就会死亡。这种病当时遍及江南12个省市350个县，患病人数约1000万，受到感染威胁的人数则在1亿以上，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健康。1955年夏天，当毛泽东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即引起高度重视，表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他召集相关领导、专家进行分析和论证，并提议成立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国务院相关部门也对血吸虫病疫情展开全面的调查和深入的研究，并于1957年制订了防治血吸虫病工作计划。之后，全国各族人民相互支持，共同努力，为消除血吸虫病而尽心尽力。

1958年，江西省余江县率先消灭血吸虫病的喜讯传到了北京，毛泽东得知此事后万分激动。他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挥笔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送瘟神》：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抗击血吸虫病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人民防疫战争。毛泽东把血吸虫病比作瘟神，而人民就是送瘟神伟大力量的源泉。把人民的力量动员起来，就不怕任何艰难困苦。

2019年年底，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笼罩了中华大地，这注定是一场血雨腥风的战斗。在新冠肺炎疫情突袭，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威胁的重大时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以对人民负责、对生命负责的鲜明态度，准确分析和把握形势，既多方考量、慎之又慎，又及时出手、坚决果敢，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全力保障人民生命权、健康权。

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抢救生命。疫情初期，病毒感染者急剧增多，把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作为首要任务，快速充实医疗救治力量，把优质资源集中到救治一线。采取积极、科学、灵活的救治策略，慎终如始、全力以赴救治每一位患者，从出生仅30个小时的婴儿至100多岁的老人，不计代价抢救每一位患者的生命。疫情发生以来，湖北省成功治愈3000余位80岁以上、7位百岁以上新冠肺炎患者，多位重症老年患者是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的，治疗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

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集中力量办大事。新冠疫情发生后，全国上下紧急行动，依托强大综合国力，开展全方位的人力组织战、物资保障战、科技突击战、资源运动战，全力支援湖北省和武汉市抗击疫情，在最短时间集中最大力量阻断疫情传播。2020年1月底，习近平主席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谭德塞表示：“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展现出中国速度、中国规模、中国效率。”我们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医疗支援行动。调动全国医疗资源和力量，全力支持湖北省和武汉市医疗救治。自1月24日（除夕）至3月8日，全国共调集346支国家医疗队、4.26万名医务人员、900多名公共卫生人员驰援湖北。人民解放军派出4000多名医务人员支援湖北，承担火神山医院等三家医疗机构的医疗救治任务，空军出动运输机紧急运送医疗物资。从全国调集4万名建设者和几千台机械设备，仅用10天建成有1000张病床的火神山医院，仅用12天建成有1600张病床的雷神山医院。短短10多天建成16座方舱医院，共计1.4万余张床位。大规模、强有力的医疗支援行动，有力保障了湖北省和武汉市救治，极大缓解了重灾区医疗资源严重不足的压力。

中国共产党作为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有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面对疫情危机，迅速科学作出决策，实行高效有力的危机应对。中国共产党460多万个基层组织，广泛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筑起一座座抗击疫情的坚强堡垒。在疫情危及人民生命安全的危难关头，共产党员冲在最前面，全国3900多万名党员、干部战斗在抗疫一线，1300多万名党员、干部参加志愿服务，近400名党员、干部为保卫人民生命安全献出了宝贵生命。

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就能将如此巨大的流行疫病控制住，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忍不拔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生动地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相互之间的手足情意，充分展现了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担当。

2020年9月8日，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得到了最广大人民衷心拥护和坚定支持，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和执政力的广大而深厚的基础。这次抗疫斗争伊始，党中央就号召全党，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担当和风骨！”“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再次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显著优势，是抵御风险挑战、提高国家治理效能的根本保证。衡量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成功、是否优越，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其在重大风险挑战面前，能不能号令四面、组织八方共同应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能够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独特优势，这次抗疫斗争有力彰显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越性。”[27]

“坚持生命至上、以人民为中心”，一句通俗易懂、朴实无华的语言，包含着丰富的价值哲学的思想。

坚持生命至上、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价值主体的思想。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党和国家事业的创造者，是推动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决定力量。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他说，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我们的力量源泉。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没有人民支持和参与，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和挑战，只要有人民支持和参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越不过的坎。可以说，“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改革开放中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改革开放每一个方面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实践和智慧”。[28]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120周年诞辰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在人民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必须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必须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我们要珍惜人民给予的权力，用好人民给予的权力，自觉让人民监督权力，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使我们党的根基永远坚如磐石。”[29]2014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我们要紧紧依靠人民，充分发挥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为了人民干事创业，依靠人民干事创业。我们要坚持“以百姓心为心”，倾听人民心声，汲取人民智慧，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坚持生命至上、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人民福祉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为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关键在于能否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需要，能否用恰当的方式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的实践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成功的经验，也经历过挫折和苦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出新的特点，人民群众的需要与需要的满足也呈现出诸多困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会议强调，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所谓共享，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21次会议上提出：“把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共同富裕方向，始终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激发全体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促进社会公平，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30]这是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而提出的重大战略判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斗争原则，在政治方面体现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障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权利；在经济方面体现为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切实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在文化方面体现为创造丰富多彩的精神产品，让人民群众过上具有“诗和远方”的生活；在社会建设方面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不断提高和保证改善民生水平；在生态建设方面能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坚持生命至上、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评价思想。毛泽东曾提出“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31]，所谓对人民负责，就是我们的一言一行，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如果错了，就必须要改正。要“为人民的利益而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因此，“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32]。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33]因此，要真正让人民来评判我们的工作。“知政失者在草野。”任何政党的前途和命运最终都取决于人心向背。“人心就是力量。”我们党的党员人数，放在人民中间还是少数。我们党的宏伟奋斗目标，离开了人民支持就绝对无法实现。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如果自诩高明、脱离了人民，或者凌驾于人民之上，就必将被人民所抛弃。任何政党都是如此，这是历史发展的铁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6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凡是有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就坚决干、加油干、一刻不停歇地干；凡是不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就坚决改、彻底改、一刻不耽误地改。从根本上说，无产阶级政党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都是为追求真理。而中国共产党人所追求的最高真理，就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从而正确解决了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真理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问题，实现了价值评价标准与真理评价标准的统一，价值观与真理观的统一。

回顾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走过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每一个人都会深深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以彻底唯物主义的革命胆略和科学态度，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领导艺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以“以人为本”为最高执政理念，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最高价值追求，“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34]，闯过道道难关，克服重重阻力，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和全面的创新，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概括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培育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也令许多外国人发出感叹。《匈牙利外交政策》杂志主编包拉日·约瑟夫认为：“今后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的命运如何，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取决于中国能否在顺应人民意志的情况下建立一种对其他国家人民也有吸引力的现代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的一项重大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在这方面中国将继续发挥其历史性的作用。”

摩洛哥拉巴特大学教授、摩中友协秘书长艾哈迈德·布斯库勒指出：“中国发展和进步的新经验在于：它继承、发展和丰富了中国的传统和智慧，同时又吸收了世界进步的东西，以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新面貌出现在世界上。中国的建设成就充满了教益，丰富与发展了第三世界发展的理论。它向世界人民展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发展道路。”[35]

五、依靠人民创造伟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活力

依靠民力，最大限度地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聪明才智，是中国共产党能够赢得人民支持和依赖的民力保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依靠民力，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创新精神，自己动手解决中国人自己的问题；就是千方百计集中民力办大事，向全世界人民展示中国人的自尊自信的精神风貌；就是激发人民群众的拼搏精神，全民动员勇于克服一切困难；就是发扬互帮互助的友爱精神，齐心协力战胜各种自然灾害。相信人民，依靠民力，为民办好事，为民办实事，是中国共产党赢得全国人民信赖和拥护的重要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中国共产党拥有五大优势时说，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坚持党的一切工作体现人民的意志、利益和要求，这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总是能够根据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集中民力，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

我们来讲一位大家都很熟悉的著名人物，是如何在我们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创造出人间伟业的。他就是研究出东方魔稻、解决了中国人吃饭问题的袁隆平。

2001年2月19日，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的首次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正在进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大会上讲话。在这次会上，袁隆平被授予2000年度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奖金500万元。

朱镕基在讲话中指出，要尊重知识，崇尚科学。崇尚科学的民族，才是最有希望的民族。对作出重大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利用科学技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有突出贡献的人员进行奖励，是党和国家长期坚持的一项重要制度。这体现了中华民族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优良传统，是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对科技工作者辛勤工作与所作贡献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朱镕基特别指出：袁隆平的卓越成就，不仅对我国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也是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贡献。这再一次证明，中华民族是富有智慧和创造力的民族。

新华社北京2019年9月17日电，国家主席习近平17日签署主席令，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17日下午表决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授予42人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其中袁隆平等8人获授共和国勋章。而此刻的袁隆平正从湖南长沙专程赶到衡东县洣河桥村，查看“第三代杂交水稻”制种情况，因为“第三代杂交水稻”制种将用于双季晚稻种植。袁隆平获授共和国勋章，是党和人民对其贡献的高度肯定。

在国内，广泛流传着很有意思的一种说法：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要靠“两平”，一要靠邓小平的生产责任制；二要靠袁隆平的“东方魔稻”。在国外，许多人把“东方魔稻”看作继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后的第五项重大发明。

袁隆平是一位无党派人士。1930年出生于北平（北京），1953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大学毕业后，他满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豪情，来到湖南省十分偏僻落后的湘西安江农校当老师。在校期间，他讲授植物学、作物栽培等农业方面的课程，并开始进行一些科学研究，为日后的重大科研攻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0年，罕见的大饥荒无情夺去无数中国人的生命。袁隆平不仅目睹了这场来势凶猛的大灾难，而且也经历了饥饿的痛苦。这种严酷的现实深深地刺疼了他的心灵。他决心进行杂交水稻的研究，解决人们的吃饭问题。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他带领自己的团队，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突破经典遗传理论的禁区，提出水稻杂交新理论，实现了水稻育种的历史性突破。近些年，袁隆平担任首席科学家的海水稻研究团队在山东、浙江、江苏、海南、青海等多个省份开展海水稻种植研究，已建立多个区域试验种植基地，覆盖示范种植面积近数万亩。2020年10月，在江苏如东栟茶方凌垦区进行测产，经专家团队对三块各一亩左右稻田机收实测，“超优千号”耐盐水稻的平均亩产量达到802.9公斤，这个产量创下盐碱地水稻高产新纪录。

从国际上看，耐盐碱水稻研究许多国家都在做，包括印度、日本、韩国等国家，甚至有些国家已经研究了几十年，但进展都不大。为什么我们仅通过短短几年研究，就有所突破？袁隆平回答：“因为我们将水稻耐盐碱基因与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结合了起来。”袁隆平提出的发展耐盐碱水稻的目标是，在10年内，选育出耐盐度在千分之三至千分之六、耐碱在PH9以上的耐盐碱水稻品种，且年推广面积达1亿亩，平均亩产300公斤，这样每年就可增产300亿公斤粮食。“300亿公斤粮食”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这相当于湖南目前全年粮食总产量，可以多养活近8000万人口。我国有15亿亩荒芜的盐碱地，是国家重要的后备耕地资源。以袁隆平为先锋的我国水稻科研工作者，致力于突破“藏粮于地”空间，拓展“藏粮于技”储备，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提供了一条全新的思路。

袁隆平的研究成果有力回击了国际上某些质疑的声音。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曾于1994年提出一个质疑：“谁能养活中国？”他认为，尽管中国的粮食基本能够自给自足，但是从长远看，“中国的粮食产量不足以满足自身需要，未来中国将是粮食进口大国，这将引起世界粮价上涨及粮食供应紧张”[36]。到21世纪30年代，中国的人口总数将达到16亿，到时谁能够养活中国这么多人？谁能拯救由此而引发的全球性缺粮危机？布朗的观点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也引起国际舆论的喧嚣。一时间，质疑者有之，批评者有之，肯定者也有之。针对这种情况，1995年8月，袁隆平在一次高级别的国际会议上郑重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不仅能完全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而且还能帮助世界人民解决吃饭问题。这句话又一次生动地体现了以袁隆平为代表的中国人，所具有的伟大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体现出中国人依靠科技创新，不仅要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且要为解决世界人口的吃饭问题作出贡献。

回顾袁隆平的研究工作，就会发现他始终得到党和政府的直接关心和支持。早在“文革”期间，袁隆平的研究工作就遇到了许多困难。1970年，六年多的潜心研究，数千次的杂交试验，结果都不理想，产生的只是越来越多的待解谜团。因此，“水稻杂交无优势”的论断越来越被人们相信，对袁隆平的质疑不绝于耳。在这个关键时刻，同年6月，湖南省革委会在常德召开“湖南省农业学大寨科技经验交流会”，袁隆平作为一名中专老师被破例请上主席台发言。他在发言中流露出愧对大家的期望，述说了其间的艰辛和技术实现的难度。当时的省委领导华国锋听完袁隆平的发言后，专门找他谈话，鼓励他说：“周恩来总理经常过问杂交水稻，希望你们继续研究下去，把它搞成功。”并提示袁隆平：“是不是你们研究的技术路线有问题，应该另辟蹊径。”华国锋还向湖南省有关部门打招呼，要求他们对杂交水稻研究大力支持。探索真理的勇士没有被歧途、错误和失败吓倒，他从党和国家的关怀中又一次获得力量，抬起头，挺起胸，知难而进，勇往直前。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党和政府一如既往积极支持袁隆平的研究工作。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在同中央领导同志的谈话中说：“农业问题也要研究，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湖南的水稻原来增长15%—20%，最近有个新发展，又可以增长20%，证明潜力还是大的。科学是个了不起的事情，要重视科学。”1989年8月28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中南海接见全国科技和教育界21位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袁隆平应邀出席。1991年3月16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到湖南农业科学院考察，在袁隆平陪同下参观了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江泽民高兴地说：“我看了你们研究中心的杂交水稻，就看到了农业的希望。中国耕地少，单产增加10%，就相当于增加了10%的耕地面积，科技兴农潜力很大。”考察期间，江泽民还欣然挥毫题写了“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

习近平和袁隆平则相见于1998年，那时习近平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主管农业，十分关心种业问题。重逢在2013年4月28日。习近平到全国总工会机关看望劳动模范代表，共庆“五一”劳动节。袁隆平对习近平说，我有两个梦：一个是“禾下乘凉梦”，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并详细介绍了自己的研究目标和计划。听完后，习近平和大家一起为这位老科学家的奉献精神热烈鼓掌。再逢在2018年4月12日下午，习近平到三亚考察的第二站，就到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海南）。习近平见到袁隆平的第一句话是：“你身体还硬朗啊！”充分展示出总书记对科学家的关心和挂念。88岁的袁隆平邀请习近平走上超级稻“超优千号”展示田的田埂。2017年，这一品种曾以平均亩产1149.02公斤刷新世界水稻单产最高纪录。习近平询问品质怎么样？袁隆平回答，可与国际优良品种媲美，我们不以追求高产量牺牲高品质。

2016年11月，为鼓励全国科技工作者担当时代使命，国务院批准同意将每年5月30日定为“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在第四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袁隆平、钟南山、叶培建等25位科技工作者代表给习近平写信，表达了在新时代创新创造创业生动实践中建功立业的决心。5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他们回信，向他们并向全国科技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习近平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是战胜困难的有力武器。

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全国科技工作者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在临床救治、疫苗研发、物质保障、大数据应用等方面夜以继日攻关，为疫情防控斗争提供了科技支撑。习近平希望全国科技工作者弘扬优良传统，坚定创新自信，着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勇于攀登科技高峰，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党和政府充分肯定袁隆平团队的研究成果，给予了很高的荣誉。最感人的是，2004年年底，袁隆平获评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04年度人物”十大人物之一。颁奖词是：毕生梦想消除饥饿——袁隆平：他是一位真正的耕耘者。当他还是一个乡村教师的时候，已经具有颠覆世界权威的胆识；当他名满天下的时候，却仍然只是专注于田畴，淡泊名利，一介农夫，播撒智慧，收获富足。他毕生的梦想，就是让所有的人远离饥饿。喜看稻菽千重浪，最是风流袁隆平。

最有意思的是，1999年10月，经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发现的一颗小行星（8117）被命名为“袁隆平星”。这颗小行星是1996年9月18日在兴隆观测站发现的，发现后的暂定编号为1996SD1，其中SD正好是中文“水稻”的汉语拼音字头，当它获得“8117”这一永久编号后，为了表示对“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的敬意，天文学家们决定把它命名为袁隆平星。

最风光的是，2011年1月《中国国家形象片——人物篇》拍摄，袁隆平成为杰出代表人物之一，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的大型电子显示屏上向全世界人微笑。

最难忘的是，2010年9月1日是袁隆平八十寿辰。湖南卫视为袁隆平和正在此间举行的首届中国杂交水稻大会献上了一台名为《为了大地的丰收》的文艺晚会。晚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发来贺信，祝贺袁隆平院士80岁生日。贺信道出了国家领导人和一位普通农业科学家的友情，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相信人民、依靠民力解决社会发展难题的胆识和胸怀。

最令人动容的是，2020年9月29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袁隆平颁授“共和国勋章”时，两人说起了“悄悄话”。袁隆平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了“悄悄话”的内容。总书记问我，有什么进展？我说，我们正在向1200公斤亩产冲刺。在人民大会堂的直播现场，在数亿人的众目睽睽之下，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和一位顶级科学家关心的不是“勋章”，而是中国人民的肚子能否吃饱、能否吃好！

袁隆平说：“今天被授予‘共和国勋章’，这是最高奖励，我们激动，这是对我们的最大鼓舞。”

“东方魔稻”对中国和世界意味着什么？美国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帕尔伯格对此作出了回答：袁隆平发明的“东方魔稻”，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为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粮食安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把西方国家远远甩到了后面，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地利用了水稻杂种优势的伟大科学家，袁隆平为中国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随着农业科学的发展，饥饿的威胁正在退却，他必将引导中国和世界过上不再饥饿的美好生活”。因此，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杂交水稻之父”或者“东方魔稻之父”，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而且是全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全人类带来了福音。

袁隆平自己却说：“在杂交水稻的研究推广过程中，无论从人力、物力和财力上都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这是杂交水稻得以成功的最大关键。”[37]袁隆平研究杂交水稻的过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历来坚信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的基本理念，敢于和善于放手发动群众，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基因。1934年1月，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一点也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38]在整个中国革命过程中，毛泽东都十分重视党的群众路线。他经常教育党员干部，要做到从群众中来，只是完成了领导工作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将这些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领导意见再回到群众中去；党要依靠群众，又要教育引导群众前进。“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我们的工作犯不犯错误，其界限也在这里。”[39]这是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赢得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和信赖的重要原因。

实现人民群众的期待和愿望是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的探索是改革不断发展的推动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起步。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创举，这个制度的思路和做法来自人民群众。邓小平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作为全国的指导。”[40]广大人民群众在改革大业中发挥聪明才智，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个领域，都有发明创造，都积累了新鲜经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日益完善，在实践中路子越走越宽。习近平总书记说：“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没有人民支持和参与，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41]“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改革开放中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改革开放每一个方面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实践和智慧。”[42]

当下，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在这个时期，我们的发展要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从主要看发展增长速度有多快转变为主要看质量效益有多好；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由低水平的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迁。要实现这一转变，必须依靠高素质的劳动者大军，要“更加注重加强发挥企业家才能，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43]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依靠在全体劳动者中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44]

改革的过程必然会遇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困难，遭受来自国内外的挑战。然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只要有人民的支持和参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越不过的坎”。[45]同时，习近平要求全党：“全面深化改革是立足国家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进行部署的，要注意避免合意则取、不合意则舍的倾向，破除妨碍改革发展的那些思维定势。对党和人民事业有利的，对最广大人民有利的，对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有利的，该改的就要坚定不移改，这才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国家和民族负责。”[46]党的十九大提出：要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就是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是一切依靠群众破解我们当下面临的发展难题的具体举措，是群众路线在这个时代的体现。

改革开放是我国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必须坚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改革开放中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改革开放每一个方面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实践和智慧。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越繁重，我们越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越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善于通过提出和贯彻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带领人民前进，善于从人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完善政策主张，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为深化改革开放夯实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