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厄尔·霍珀

哈伊姆·温伯格

在此，我们会概述社会潜意识这个概念的发展，划分出其中几个当前热门的领域。我们相信社会潜意识研究处于团体分析项目的核心，它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

一

在弗洛伊德之前，潜意识心智的概念常常被哲学家使用，比如斯宾诺莎、莱布尼兹、叔本华和尼采。对他们来说，潜意识心智是指任何时候都在意识领域之外的感知、想法、感受和感觉。弗洛伊德继承了这个传统，与此同时又试图突破它，从而发展了一种人格的地形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精神生活可以以意识的三个层面来呈现：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包括无意识。作为一个名词，“潜意识”指缺乏意识觉察的心理或精神的过程、现象或结构。作为一个动词，它指使或者已经使这些过程、现象或结构以压制、压抑和分裂的方式潜意识化。作为一个形容词和副词，潜意识指处于或被置于一个人的意识觉察之外。人们假定潜意识只是程度上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状态。人们也假定潜意识以某种方式起源于人类身体和人类这一物种的内部。

弗洛伊德最初强调由于潜意识心智与本我相关，而本我位于大脑的特定部位，因此潜意识心智与意识心智功能不同，意识心智与自我相关，自我在大脑中所处的部位也不同于本我。这个人格模式被修正了许多次。最后，弗洛伊德假设部分的自我、超我和它们的各种功能也是潜意识的。更晚的和更为进步的人格结构模式认识到了外在客体的内化。

意识心智总的来说被认为是根据现实检验、理性思考、逻辑法则和次级过程来行使功能的，潜意识心智则是根据初级过程的原理和原则行使功能的。[1]弗洛伊德相信人类的想法、感受和行为的许多重要方面是受这些潜意识的非理性力量塑造和指导的，而且这些力量是不允许被直接有意识地觉察的。不过，通过对行为倒错、幻想、自由联想、梦以及临床症状等的研究，潜意识还是有可能被了解的。

潜意识系统的内容不只是处于意识领域之外，它们还通过使用所谓的对抗痛苦的焦虑（如果一个人觉察到这些现象就会产生）的“防御”彻底地和它分隔开来。换句话说，因为压抑和分裂，潜意识心智的内容被阻止进入意识心智。不进行不同方式和程度的歪曲，使得这些材料更能被自我和超我的意识心智所接受，潜意识过程和现象就无法进入或再进入意识-前意识系统。换句话说，潜意识是幻想、想法、愿望、欲望、创伤性记忆等的储存库，由于它们和痛苦的情绪联系在一起，因此是不被接纳的。此外，防止具有威胁性的材料进入意识的防御机制也是潜意识的。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精神分析学者了解到，只将所谓“个体”和他的身体作为潜意识和前意识现象唯一或者主要的来源来关注，有太大的局限性。非常必要的是给予社会和文化背景下贯穿从出生到死亡的生命轨迹的人类相互关系的影响以更多的重视。虽然具身化的本我是心理和情绪生活的能量来源，但家庭、团体和更广阔的社会同样是。人们将他们的社会环境内化，也将很多东西投射到社会环境中。

人们已经认识到，社会团体的历史和身体的历史非常不同：身体开始于怀孕，而社会团体开始于非常久远的以前。社会和它们的文化不断变化发展，人类在社会-文化模式中的创造性表现一代又一代地被内化、分享和传递，但代际文化传递的过程依然不明晰。

一些精神分析师和社会学家开始建立社会环境对人们潜意识生活的影响的理论，反之亦然。例如，荣格的集体潜意识理论尤其重要，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回顾他的这一贡献。在弗洛伊德学派的精神分析领域，艾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的工作值得特别关注。弗洛姆没有从被投射到社会环境中的事物的角度来对社会环境做出一长串解释，而是试图阐明潜意识心智是如何同时被身体和社会塑造的。尽管如此，借鉴德国传统的哲学和文献学对“ur-themes”（普遍主题）[2]的研究，他认为社会是一种有机体，不仅具有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结构等特性，还有它独有的力比多和死亡本能。事实上，他提到过社会潜意识心智，而且他是第一个使用“社会潜意识”这个名词的人。不过弗洛姆并不清楚他的焦点是在心理过程和现象的社会来源上（但这一特定社会或特定类型社会的成员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心理过程和现象），还是在那些也是社会结构的来源的特定的心理过程和现象上。

对社会潜意识的研究和临床应用是福克斯工作的核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福克斯受到法兰克福的存在主义哲学和社会学，以及德国精神分析的影响，它们反映在贝恩菲尔德（Bernfeld）、弗洛姆、弗洛姆-莱希曼（Fromm Reichmann）、霍妮（Horney）等的早期工作中，他们非常关注阶级结构、性别角色以及社会的权力结构对人格的影响。不过，对于人们没有觉察的内化的社会环境以及人们没有觉察的外在社会环境的特性，福克斯也使用社会潜意识这个概念。他发表在《英国精神分析杂志》上的第一篇文章关注内投射的过程，这很有意思，因为那时伦敦的精神分析师大多把注意力放在投射的过程上。福克斯很少使用社会有机体这个概念。

福克斯强调人们没有意识到许多社会和文化因素以及力量，就像人们没有意识到许多生物学因素和力量一样。他将后者视为“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潜意识”，他写道，还存在着：

一个完全不同的、个体同样没有觉察到的领域……同样被巨大的力量驱使和塑造，就像被他的本我驱使和塑造，在对它没有觉察的情况下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和模式极力地防御对它的认识。我们可以把它叫作社会或人际潜意识。（Foulkes，1964）

后来，他放弃了人际潜意识这个概念，但继续使用人及团体的社会潜意识。

遗憾的是，福克斯没有详细阐述他的社会潜意识概念，没有以一种系统的方式定义这个概念，或解释他如何在临床工作中使用这个概念。不过，福克斯相信身体、心智和社会相互依赖，彼此交织。因此，“个体”和他们的“团体”只是观察者建构的抽象概念，是一个观察者感知到的人物和背景的关系。

比昂是团体动力学（如果还不是真正的团体治疗的话）的精神分析研究的创始人之一，他并没有使用社会潜意识这个概念。不过，他确实提到过团体的心理。他当然对被他称为“基本假设”的团体现象感兴趣，但基本上认为它们是团体成员的投射创造的产物。他也对“领导力”感兴趣，但主要关注与基本假设相关的特定角色的结合力，也就是“基本假设团体”的领导力。“工作团体”的领导力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分类，就像工作团体本身一样。不过，比昂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团体现象的现实和团体现象的内化上。虽然比昂使用“团体心理”这个概念，而且提到能够使用关注个人和他们的团体的“双目视野”的重要性，但他对社会事实的真实存在是模棱两可的。因此，比昂不使用社会潜意识这个概念也就不令人惊讶了。

在福克斯和比昂构建相关理论的同一时期，莫雷诺在心理剧的框架下，皮雄-里维埃在更广泛意义上的“团体工作”的框架下，也关注社会中的心智和心智中的社会的循环过程。莫雷诺使用的是与心智的二元共同建构相关的“共同潜意识”和“人际潜意识”等术语，而且他借助社会计量学研究了社会系统的结构。皮雄-里维埃在团体的自然环境中展开的工作确实是最早应用团体分析的例子之一。相比于比昂对关于包含基本假设的角色的结合力的研究，他对社会-文化-交流模式的人格化的研究和福克斯的观点更类似。

二

人们普遍认同，20世纪60年代，在伦敦、纽约、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及其他都市，团体分析师、精神分析团体治疗和团体动力学的学生还没有采用社会潜意识和人际潜意识的概念，而且对将“潜意识”的概念与“社会的”和“文化的”的概念相结合多少感到有些矛盾。不过，一些团体分析师，主要是与福克斯和他的同事相关的团体分析师，开始使用社会潜意识的概念，有时是指个人，有时是指团体或者其他种类的社会系统，有时是指两者。这些团体分析师根据他们对受社会因素和力量影响的人格潜意识结构化的敏感性，以及他们从精神分析和社会学的角度对团体和社会系统的研究，开始将自己与精神分析师区分开来。虽然他们和比昂、埃兹里尔（Ezriel）、蒂尔凯（Turquet）以及其他人保持对话，这些人帮助发展了与塔维斯托克诊所相关的团体关系运动，但他们避免使用作为团体关系运动基础的克莱茵的心智模式。他们使用的是由温尼科特及“独立的精神分析师团体”的各个成员（他们发展建立了英国客体关系学派）发展出来的心智模式。

这种关于社会潜意识和英国客体关系思想，或者通常被认为是温尼科特的客体关系思想的视角，已经被厄尔·霍珀说明和阐述过：最初他作为社会学家与莱斯特大学社会学系的诺伯特·埃利亚斯对话，随后在伦敦的团体分析协会上咨询了福克斯，后来又作为精神分析师和团体分析师继续关注社会学知识。当霍珀开始接受团体分析师的培训时，他与福克斯讨论了他的哲学博士论文，福克斯理解他想阐明对实现社会阶层目标的贪求的社会来源，而不是仅仅聚焦在它的俄狄浦斯来源上。这篇论文是对霍妮工作发展的一种尝试，后来以《社会的流动性：一项对社会控制和贪得无厌的研究》（Social Mobility：A Study of Social Control and Insatiability）为题目在1981年发表。福克斯同意对于团体分析来说，包含许多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甚至当代精神分析的思想传统和知识是必要的。例如，在社会学中，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关于失范的观点，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关于社会和人格系统的观点，安妮·帕森斯（Anne Parsons）关于在意大利南部发现的反向俄狄浦斯情结的观点；在人类学中，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关于建立在社会和文化结构基础上的替代形式的俄狄浦斯情结的观点，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关于性别认同的观点，以及美国非常重要的其他文化和人格思想流派的成员的观点；在社会心理学中，G. H.米德（G. H. Mead）关于象征性互动的观点，以及本杰明·沃尔夫（Benjamin Worff）和其他社会语言学学者的观点；还有在当代精神分析中，米切尔（Mitchell）及其他人对性别认同的研究。霍珀将这些材料引入了团体分析研究所（伦敦）的第一个资格认证课程的课程内容。这成为马尔科姆·派因斯花费多年汇编的《心理、自体和社会》一书的核心。

在和福克斯及其同事一起工作期间，霍珀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各种类型的焦虑和更具概括性的各种人格特征的社会-文化来源的文章。与此同时，他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团体和其他类型社会系统的不同方面的文章，比如教育系统、分层系统、社会攻击模式、巨大社会创伤、情境问题和开放系统思考、大团体动力学、平等，等等。换句话说，霍珀试图发展福克斯关于社会潜意识的研究的两个焦点：团体和其他类型社会系统的各种特性的内化，以及社会环境以它自己的言语的阐释。这些文章的一部分后来被收入《社会潜意识：论文选集》（Hopper，2003a）。

实质上，霍珀接受“社会潜意识”指人们对社会因素和力量缺乏意识这一事实，但特别提出这个概念也指人们没有意识到的社会因素和力量，这和更为传统的关于“潜意识”的概念类似，既指人们没有意识到许多生物学的以及随后各种心理学的因素和力量这一事实，也指人们没有意识到的那些生物学和心理学的因素和力量。尽管这种双重用法令人困惑，因为它既指一个人的心理生活的一些方面，又指已经被内化的团体的一些方面，但似乎并没有可以替代它的用法。不过，霍珀认为，在讨论这些过程和其中涉及的客体时，绝对地分清楚我们指的是个人系统还是社会系统是非常必要的。换句话说，他强调社会潜意识这个概念的意义取决于观察者的感知和他双目视野的焦点的完形（格式塔）。他还强调做这样的区分几乎总是需要对后来派因斯所称的“参考框架”进行明确的说明。

更具体地说，霍珀根据人们“没有觉察的”社会、文化和交流的“安排”（arrangements）来定义社会潜意识。“安排”是对系统、结构和它们的各种表现形式的一种委婉表达，以社会为例，它们特定的机构和组织，以及在一个更加抽象的分析水平上，它们的亚系统，如政治、经济和教育亚系统，等等。虽然霍珀也使用“互动系统”“规范系统”“交流系统”以及“社会结构”“文化结构”“交流结构”等概念，但这些社会学术语很少被团体分析师采用。

“未觉察”（unaware）是对整个潜意识过程的一种委婉表达。不过，在传统的以生物学为基础的潜意识概念中，社会潜意识包括“无意识”，“被压抑”和“被分裂”的“动力性潜意识”，以及“关于外在世界及其内在表征”的前意识。而且，对外在世界的社会、文化和交流安排没有觉察是一个涉及三人以上的关系过程，绝不只是单个个体对外在社会环境的认识的问题。对于有相互关系的人们，社会环境不只是什么“外在于”心智以及一个人是否意识到它的问题，而是一个同时被发现和创造，或者更准确地说，共同创造的过渡性客体和过渡性现象的问题。“外在世界”常常被用作“社会环境”的同义词。不过，虽然社会环境的所有方面都是外在世界的方面，但对任何一个特定的人而言，其外在世界的所有方面并不都是可与他人共享的社会环境的方面。事实上，外在世界的某些方面并不真的是社会环境的方面，虽然所有对外在世界的感知都需要经过感知过程的调节，这些感知过程涉及交流系统，尤其是语言的概念。尽管这是一个有关讨论的参考框架的问题，但我们必须小心识别我们要讨论的社会性客体，并接受任何社会系统中个人变化和多样化的可能性。

从内化过程的角度来讲，社会潜意识总是指已经被内化的社会性客体的潜意识约束，以及那些还没有被内化的社会性客体的潜意识限制。约束并不只意味着“抑制”和“局限”，还包括“促进”和“发展”。比如，约束的过程甚至主导着感觉向感受的转化，概念向想法和思考的转化。关于既局限又促进的这一观点，从身体和物种对内在世界的影响上也可以得到证明。“约束”的概念主要借鉴了涂尔干（Durkheim）和其他早期法国社会学家的工作，他们是在考虑“社会事实”的潜意识约束时使用这个术语的；他们指的并不是“社会潜意识”，而是“集体良知”，这个术语并非意指“社会潜意识”，它建立在一种对“社会事实”存在的理解的基础上，这些社会事实被特定社会的成员内化和分享。限制的概念建立在弗洛伊德关于“社会与人的对立”的观点上，而约束的概念想要对这个观点进行修正。然而，精神分析结构模式的发展，以及它对内化客体的强调，意味着将限制理论极化为约束理论是不正确的。实际上，限制倾向于变成被内化的约束。

有着相互关系的人们在从受孕到死亡的过程中并不仅仅是相互作用而已。从一开始就不存在“婴儿”这种东西，而只有“在和母亲的关系中的婴儿”（Winnicott，1952）；不存在“个体”，而只有“在社会中的个体”（Dalal，1998）；不存在“第一个人”，而只有诞生在一个养育的团体中的人（Hopper，2003a）。婴儿出生之前，受精卵只是母亲身体的一部分，反之亦然；在母亲怀孕和婴儿诞生的过程中，胎儿和母亲相互影响，相互回应；事实上，胎儿和母亲构成了一对独特的相互联系的客体（Puget，1986）。婴儿出生之后，内投射和投射发生在一个关系网络中婴儿和母亲（他者）相互参与和相互依恋的过程的情境中。人们是从对关系的需要和欲望开始开启他们的生活的，这些需要和欲望即使不比本能的需要和欲望更多，至少也是一样的。他们寻求一种既有“我们”也有“他者”的感觉，那是在融合和个体化之间的某种状态。身份和认同既是亲和的，又是对抗的。人们是在关系、家庭和各种各样的团体中诞生的，它们塑造了参与其中的人的人格，而人们反过来又塑造了自己的团体。这种相互影响会持续一生（Scheidlinger，1990）。

根据这种观点，心智不是单个个体单一大脑的功能，而是关系的心智。事实上，共同意识、共享意识、共同潜意识和共享潜意识，更不用说福克斯和莫雷诺多多少少只是顺便提及的人际潜意识，都体现了普遍存在的和特定关系中的关系心智。

最近，关系精神分析师很明显没有意识到福克斯、莫雷诺、皮雄-里维埃和其他人的贡献，认为他们的研究：

建立在从传统的观点向关系的观点转换的基础上，其中前者研究患者的心智（心智被看作独立和自主地存在于个体的边界内），后者认为心智与生俱来就是二元的、社会的、互动的和人际的。（Aron，1996）

在这一背景下，蔡塞尔（Zeisel，2009）以及其他“现代分析师”甚至已经开始提出“关系自我”的概念。除极少情况外，例如图波特-奥克兰德和比洛（Billow），关系分析师很少会承认团体分析对他们思考的影响，比如关于所谓的“第三方位置”。奥格登（Ogden）似乎尤其对团体分析健忘。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温尼科特最后的工作中，当他开始将社会和文化看作过渡性现象来讨论时，他使用了矩阵的概念和其他借鉴自社会学和团体分析的术语。

根据这种观点，关系心智也是动力性的。虽然大脑本身在成长、发展乃至退化过程中容易发生改变，但关系心智“没有时空概念”，弗洛伊德和后来的比昂在讨论个体的潜意识心智和团体的潜意识基本假设时并没有充分重视关系心智。关系心智是由与某个人有关系的那些人的心智界限所界定的，也受到个体所在的社会、文化和交流网络中的变化的调节。

这种观点还认为，社会性的潜意识心理包含了创造性和创造的可能性，甚至运用超越性的想象力的能力和意愿都是一种相互关系的人的行动。换句话说，希望是一种集体美德。

社会、文化和交流的安排的内化是建立在许多神经生物学过程的基础上的，从社会性本能到母婴交流模式，包括使用所有的感觉和器官。例如，以镜像神经元为基础的镜映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但是社会性大脑的许多还没有被理解的方面同样重要。

言语交流或语言对社会潜意识的形成至关重要。语言是一种首要的工具，社会现实借助它并通过它而被感知、被建构。语言定义、命名和描述客体。它塑造和影响对所有外在现象的感知。它组织起概念，因此也构造了思维本身。这些都是相互和循环的过程（Derrida，1974；Lacan，1977）。虽然言语交流的发展受各种先天因素的支配，而且交流的姿势出现在掌握语言之前，但是学习一种语言能推动个体迈向智力和人格发展的新的台阶。真正让我们有别于其他物种的是我们使用语言和象征系统进行思考和交流的能力，这是我们理性和信仰的基础，是我们渴望制定长期目标，渴望发展正义、真理等抽象概念的基础。因此，它是复杂文化的基础（Cassirer，1946）。

很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从一开始，自我就既是身体的自我，也是社会的自我。尽管经典精神分析假设，被内化的客体总是会被潜意识幻想所修饰，而且在它们被内化之前，这些潜意识幻想已经被投射入它们，但外在客体能够并经常以多少有些新颖的方式被内化。虽然外在的社会性客体可能已经被共同建构，但内化的社会性客体未必会被之前的投射污染。换句话说，“坏”客体不仅仅建立在对已经被之前与死亡本能相关的焦虑和幻想的投射所调整的客体的内化基础上。这些投射并不是最早的心理行为，而且“坏”的内在客体几乎总是建立在“坏”的外在客体的内化的基础上的。因此，至少在理论上，拥有或发展一个一般意义上的足够好的社会、特定意义上的足够好的母亲和家庭是可能的，它们的内化可以修正“坏”客体的发展，就算不能在一开始防患于未然。将临床理论与社会-政治取向和价值观分开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此，针对一条病因链或一系列事件的临床干预既是一种政治行动，同时考虑到“第一推动力”，也是一种宗教行动。

社会性客体是通过对各种充满爱和滋养性的客体的认同的积极过程，以及对各种攻击者的认同的消极过程而被内化的。社会性客体的内化某种程度上总是与缺失感、丧失感或和主体依赖的客体的分离相关。因此，内心生活的基础总是根植于创伤性体验，不管是出生时悲欢离合的创伤，还是那些家庭生活情境中的早期母爱剥夺的创伤（Hopper，1991）。这些内在客体在积极和消极的包裹中被保留下来，而且这一内心表征的结构可能建立在一种重建失去的子宫的努力的基础上。

根据这种观点，社会潜意识是通过一系列的保护性防御来维持的，防御能识别某些社会现象引起的痛苦的焦虑体验：社会性客体没有被感知到（“没有被了解”）；如果被感知到了，就不被承认（“被否认”）；如果被承认了，就不被看作问题（“本来如此”）；即使被认为其有问题，也不会被以一种恰当的独立和客观态度去思考（“确信”）。这一系列防御在某种程度上和与生物基础的潜意识相关的主要防御是同时运行的：从一般意义上的拒绝承认、否认、分裂和压抑到更为表层的有意识的压制现象。当对因认识到社会现实而产生的焦虑的防御减弱或失败时，人们就会努力实施各种应对策略和各种形式的重要调整，包括合法和不合法的创新、反抗和革命，以及各种形式的异化，比如仪式主义、逃避主义和机械主义，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Hopper，1981）。

总而言之，当福克斯写道，个体是“彻头彻尾的社会性的”时，他的意思是一个人的潜意识心智在其起源、内容、发展和维持上总是社会性的，这么说并不是要否认持续的生物性需要、欲望和本能的重要性（Knauss，2006）。根据这种观点，如果不是绝大多数精神分析师持续地忽略了社会性客体约束的存在和重要性，我们是不需要社会潜意识的概念的。

三

一些团体分析师关注社会环境的内化，对霍珀社会潜意识概念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有些人已经开始使用文化潜意识的概念，主要是为了强调对价值观、规范以及其他通常被视为特定社会“文化”基本要素的事物进行内化的重要性（比如，美国的Spector-Person（1992）和英国的Pines（2009））。文化潜意识概念和构成美国人类学“人格和文化”学派的观点一致，这个学派将特定社会的文化影响其成员人格（反之亦然）的方式作为它的焦点。法国精神分析师和团体分析师倾向将“文化的”和“社会的”区分开来（比如，Devereux（1982）、LeRoy（1994）、Rouchy（1987）和Kaes（1987））。不过，也许有点讽刺，涂尔干和其他法国社会学奠基人会认为这是一种既不必要也不可取的实践。这种对文化潜意识的详细说明没有认识到社会科学家使用的“社会的”一词包括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现象，有时还会带一个连字符——“社会-文化的”。只有在有必要关注社会现实的文化方面、性质和维度，比如社会系统的价值观和规范，而不是一个互动系统的性质，比如某些人相互联系的频率时，他们才会使用文化的概念，与社会的概念区分。

某些团体分析师关注某些特定的外在客体的内化。例如，达拉尔（1998）认为社会潜意识“……是心理结构中社会权力关系制度化的表征。在这个意义上，它是社会和心理之间的桥梁”。不过，虽然社会权力关系对于社会潜意识的形成至关重要，但它们既不会是唯一的也不会是最重要的被内投射的社会性客体。例如，关于权力关系，要详述父亲的内投射，至关重要的是，不仅要在他家庭地位的背景下考虑俄狄浦斯情结，还要考虑他和他的家庭在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此外，将所有的内在客体投射到外在世界起到了心理和社会之间的桥梁作用。内投射的作用也是如此。达拉尔的取向让我们想起了艾里希·弗洛姆关于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心理表征的重要性的观点。实际上，团体分析的创始人之一德马雷（de Maré，1972），也强调表征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现象关联的心智中的重要性，并假定经济权力会建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又会建构文化“内容”（content）。

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特定社会系统的成员可能已经内化了同样的社会性客体。因此，社会潜意识属于特定的社会系统，而不是普遍意义上的社会系统。（这是弗洛伊德定义的“团体”的基础，虽然他关注的是对团体领导的共同内化。）不过，尽管某些被特定社会系统中的特定个体内化的社会性客体可能和那些被系统中其他人内化的客体相同，但有些是不同的。这些被内化的客体的变化和多样性取决于这个系统的规模和结构复杂性，系统中人们的地位，甚至这个系统在政治、公民文化以及社会控制模式方面“极权主义”的程度。

对特定社会系统成员的社会潜意识形成特别重要的那些社会-文化-交流安排方面的清单中，应该包含关于社会现实的集体假设、拒绝承认、社会防御和各种形式的结构性压迫（Brown，2001）。当然，拒绝承认是一种社会防御，因为它的目的是否认社会现实，并且可能为多人所共有；拒绝承认是最强烈的社会防御，因为它的目的是否认由将特定外在现实感知为对生存的威胁而导致的毁灭性恐惧。拒绝承认结构性压迫可能是一个关于“张力”和“累积性的”社会创伤的问题，就像在极权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的主要功能就是坚持拒绝承认这种社会防御。关于社会防御，对研究在各种紊乱关系中各种形式的重要调整适应的表现非常有帮助（Friedman，2004）。科恩（Cohen，2001）对社会创伤的“文字”否认、“解释”否认和“委婉”否认的思考非常值得关注。

温伯格（2007）同意社会潜意识的定义应该明确它的内容，这主要是为了将这个概念用于操作，使它更易于进行实证研究。焦虑、防御、幻想、神话和集体记忆尤其重要。此外，他认为关于社会创伤和社会荣耀的集体记忆，不管是否“被选择的”（Volkan，2001），都应该被认为是特定社会系统成员的社会潜意识的基本组成部分，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塑造了系统的身份认同，因而也塑造了其成员的社会身份认同（Halbwachs，1992）。集体记忆可以被定义为系统成员集体采用的对过去的陈述（Kansteiner，2002）。这些陈述促进了对系统历史连贯一致的叙事的形成。虽然它们并没有提供对现实中发生了什么的准确的历史解释，但它们满足了特定的需要，具体化了对系统的意识，创造了一种连续感，并建立了一种团结感。

这些文化遗产可能会转化为神话，这些神话是更为精心阐述的关于重要事件的故事，通常会包含一些英雄的和向往的事件。神话和对错没有关系，而是混合着事实和幻想。有些神话自古以来就存在，有些神话则是在试图理解一些重要的集体事件时被非常快地创造出来的。神话有许多功能，可以用无数的方式去解释。对集体记忆的阐述和神话的创造就像梦的工作中的继发修正。

温伯格强调，虽然一个特定社会系统的成员可能对他们的神话和集体记忆有意识或处于前意识状态，但他们可能对这些神话和集体记忆的防御功能没有意识，尤其是那些涉及与社会无力感和社会身份认同相关的共同焦虑的防御功能。他们也可能对这些现象对他们日常生活的约束和限制没有觉察。温伯格也会在社会潜意识的“弱成分”和“强成分”之间做出区分，或者在社会潜意识的外围成分和核心成分之间做出区分。

在编辑这套系列丛书和撰写第一册的引言时，霍珀和温伯格已经开始就社会潜意识的概念和理论进行对话。霍珀认为一个特定社会系统的成员可能内投射了这个系统各种各样的方面，而且实际上，为构成特定社会系统成员的社会潜意识要素的一系列社会性客体划定界限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可能列出一个完整的所谓社会潜意识内容的清单。比如，对于社会系统，无论交流的内容为何，包含普遍意义上的语言和交流系统是必要的。尤其重要的是家庭结构、阶级、团体地位形成、族群、传统的等级、性别和社会角色、年龄层次，以及社会的基本信仰和道德。

霍珀还暗示，弱和强、外围和核心的区分取决于观察者的特定兴趣，它们可能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虽然原始的内化过程总是会受到丧失、分离和无法依靠的创伤性经验的修饰，是继发的社会创伤集体记忆内化的诱发因素，但对创伤体验的强调可能是团体分析师的兴趣的一个功能，他们倾向于相信无助感和创伤性体验是人类境况的核心，而不是嫉妒和死亡本能。支配社会的社会-生物秩序的规范似乎具有普遍的重要性，也许尤其和环境母亲的特性方面的社会潜意识理论相关。霍珀（2009，2011）评述了创伤在团体分析的社会和理性身份认同上的重要性。加伍德（Garwood，2001）关于创伤性社会环境内化的某些方面的述评也非常有帮助。

四

社会潜意识概念发展的另一条线索是建立在从强调共同建构的社会环境的内化向强调共同建构的社会环境本身转变，从关注共同建构的社会环境特性的潜意识表征向关注这些特性的潜意识共同建构转变的基础上的。精神分析的发展从一个身体心理学向两个身体心理学[3]，然后向两人心理学——实际上根据定义是指三人心理学转向，如果这还不能说是一种多人、多层次和多维度的心理学的话，它也已经带来了对社会和社会心理的“影响领域”和“过渡空间”的现实的认识。

长期以来，在团体分析中不言自明的是，虽然社会现实与心理现实不同，社会现实和心理现实也和生物现实不同，但社会现实和心理现实依然是真实的。承认社会事实的现实性和有效性是社会学的基础，也是一般意义上社会科学的基础，承认心理事实的现实性和有效性则是所有深度心理学的基础。同时承认社会事实和心理事实的有效性是团体分析的基础。

虽然莫雷诺、皮雄-里维埃、比昂和其他人提到过“团体的心态”，但福克斯走得更远，他写道：“我们可以以假定存在个体心智的方式假定存在团体心智”。他认为心智是社会系统的特性，而且社会系统的心智超越了其成员的心智。团体心智或者社会系统心智也大于团体或社会系统中个体成员心智的简单总和。事实上，为了团体心理治疗目的而聚在一起的团体成员间自由悬浮的交谈实际上和精神分析中个体病人的自由联想类似。此外，一个特定团体的心智一定会在它所处的社会系统的心智中被情境化。换句话说，一个特定团体的心智一定是社会心智的一部分，而且是它存在于其中的中介机构和组织心智的一部分。根据这种观点，团体心智及任何其他种类的社会系统心智，根据定义都是社会性的潜意识心智，虽然它们可能会被根据它们的前意识和潜意识元素对待。

在团体分析出现在伦敦的背景下，团体心智的观点或许也部分地来源于赫顿（Hutton，1976）以及其他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工作，他们参与了团体分析协会的智识活动。他们强调了根据“交流是信息的流动”来理解所有人类现象的重要性。博姆（Bohm，1980）早期关于隐含的秩序的工作，关于科学哲学的各种讲座和研讨会，特别是关于亚原子粒子、能量、混沌和复杂理论等的研究，都很重要。团体分析师也讨论了为了更全面地理解一个社会和组成它的亚系统的心智，而去研究智人及其他物种的社会形态的可能性，这些社会形态包括从灵长类的群体（Chance & Jolly，1970）到鸟群、鱼群、牛羊群和“聪明的蜂群”等（Miller，2010）。然而，对社会形态的研究和那些受神经生物学结构支配的物种，而不是那些受它们的文化支配的物种更加相关。新近的对团体和其他社会系统“集体智力”的研究表明，“团体大脑”的概念已经在研究日程上了（Woolley，Chabris，Pentland，Hashmi & Malone，2010）。

尽管霍珀和温伯格承认社会心理领域的现实性和有效性，也承认一般意义上的团体和社会系统的过渡空间，但关于根据团体心态和团体心智的概念进行思考的价值和实用性，他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现在概述一下这些不同意见。

霍珀认为，如果一个社会系统具有心智，那么它就有意识心智和潜意识心智，而且根据定义，一个社会系统的潜意识心智就是它的社会性的潜意识心智。不过，霍珀质疑使用社会系统的心智这个概念，进而使用关于所谓的一个社会系统的“心智”的社会潜意识概念，这样做是否具有价值和实用性，不管这个社会系统是指一个团体还是整个社会。许多社会科学家、团体分析师和精神分析团体治疗师，尤其是在美国，拒绝谈论“团体心态”“团体心智”“团体潜意识心智”“团体潜意识”“团体社会潜意识”，等等。有些同道避免使用这些概念，是因为他们不接受社会事实的现实性和有效性（对他们来说，只有个体有机体才是真实的，而社会事实被认为是投射的产物），而其他许多同道有更充足的理由。比如，他们认识到，社会系统的规模越大，它具有一个支配一切的“心智”的困难就越大。实际上不可能假定社会系统与组成它的子系统同构，也不可能假定这些子系统与其成员同构。此外，很重要的是要避免为了描述社会系统的特性而使用用于讨论人的特性的术语，比如“男性生殖器的社会”或“自恋的社会”；类似地，也要避免为了描述人的特性而使用已经发展出来的讨论社会系统的特性的术语，比如“官僚的人格”或“有效率的人格”。这些同道理解这些术语的内涵，但认为它们不够明确。他们认为消灭社会系统和其成员的个人系统之间的差别就无法研究它们普遍和特定的联系。尤其重要的是不能认为所有的团体和社会系统都拥有“集体的意图”（Searle，1995），因为集体的意图以及集体意图赖以发展和维持的特定结构的发展是有问题的和多变的。

霍珀还认为，为了拥有所谓的“心智”，系统必须拥有一个“大脑”。社会系统没有大脑。因此，社会系统没有“心智”（Winnicott，1949）。与此对应的是，为了拥有心智，一个人必须拥有社会或文化。对他来说，仅仅有一个大脑是不够的。尽管霍珀和达拉尔坚持认为人总是存在于他们的社会情境中，但人并不总能被整合到他们的社区里，或者被潜在的文化同化。这是理解某些自闭症谱系的精神病理的基础：一个没有心智的大脑或者在与他人交流的能力上存在困扰的心智。

社会系统的“心智”的概念确实是建立在社会系统就像人一样的比喻的基础上的。这个比喻是一种启发性的手段，将我们的注意和好奇心引导向社会系统的某些部分、方面和过程，目的是提高我们对它们的理解。不幸的是，生物性和人格化的类比，即社会系统就像有机体和人一样，容易导致同源性，即社会系统事实上就是有机体和人。使用这些类比的同道容易忽略这种思考方式的影响。例如，他们更愿意保持系统的稳定，不愿意培育它改变的潜能；他们赞同现存的权力结构，而不是其他替代性的结构。

被比喻性地认为是社会系统的心智和潜意识心智的东西被错误地认为就是社会系统的心智和潜意识心智，这让我们想起在19世纪，在《社会》（Society）的第一版中，伟大的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写道，社会就像一个有机体，但在第二版中他写道，社会就是一个有机体，这使他不得不面对许多关于社会变化和社会愿望问题的争论和困难。这个谬误让我们想起米尼聂乌斯（Menenius），莎士比亚《科里奥兰纳斯》（Coriolanus）中一个慈祥的人物的开场白，他说到罗马的“身体政治”，使用了同源性的理论，即罗马是一个人的有机体，它的各个部分可以比作社会的各个阶级，并认为那些掌握权力的人是社会的大脑和心脏，那些没有权力的人是社会的胃和生殖器。米尼聂乌斯谬误也可以在“人格化的”类比和同源性中看到，这在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师中很常见，他们将社会系统视作他们研究的客体，我们经常能看到他们引用团体的本我、超我和自我。这种思考方式延伸到了机械性的类比和同源性：社会系统是一台机器而不是像一台机器，这意味着系统可以以无限的方式无穷尽地被改变，常常不考虑涉及的社会系统的成员，因此，这是一个社会工程的概念。

霍珀假设，避免使用关于社会系统心智的有机体的和人格化的同源性理论这个基本原则，有一个例外，即被称为“受创伤的”“受伤的”或“破碎的”社会系统。在《团体潜意识生活中的创伤体验》（Traumatic Experience in the Unconscious Life of Groups）一书中，他（Hopper，2003b）认为受创伤的人会以一种涉及与他人的人际合并感、融合感和混淆感的方式退行，作为对伴随创伤性体验出现的对于毁灭的恐惧的防御。因此，受创伤的人们的社会系统也会从复杂退行到简单，举例来说，社会变得像团体，团体变得像它们的个体成员。受创伤成员所在的系统的结构可能会变得脆弱，甚至崩溃，这些系统中的成员不仅在转化的过程中，而且在他们的人际关系和他们对共享的价值和规范的认同上，可能会变得“迷惘”。虽然在有机体、人们、团体和更大、更复杂的社会系统中，同构一般是一个程度的问题，但是当系统受到创伤时，组成其的子系统的同构程度往往很高。受创伤的人会变成他们受创伤的社会系统的分形，受创伤的社会系统也会成为受创伤的人的分形。为了应对对创伤性体验的失败的依赖，反过来，在时间塌陷[4]的情况下，一个团体的成员可能会再次体验甚至会重现他们未曾哀悼的和未处理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来自他们自己的过去，也来自上几代人传递给他们的过去。在这种情况下，提到社会系统的心智似乎是恰当的。

总而言之，社会系统具有这个系统的成员不同程度上没有意识到的交流模式和文化，即使他们共同建构了这些交流模式和文化，内化、共享、继承并传递了它们。霍珀倾向于使用从社会学和人类学中发展出来的，社会系统、社会、文化和交流系统等概念，而不是社会心智、团体心智、家庭心智、组织心智等概念。他强调，尽管二元心智的概念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它和两个人的心智并不是一回事。不过霍珀认为使用受创伤的社会系统的心智也许是恰当的，因为这些系统中的成员可能会自我保护性地参与相互合并的过程。

与霍珀的观点不同，温伯格认为涉及社会系统的心智的有效性的争论必须从“心智”的定义开始。引用西格尔（Siegel，2006）的话，“心智可以被定义为调节能量和信息流动的过程……心智在神经生物学和人际过程……的交换中出现”，而且“……能量和信息能够在一个大脑中或在大脑间（我们采用了斜体）流动”。温伯格相信，一个社会系统不需要为了拥有心智而拥有一个大脑。对一个社会系统的成员来讲，拥有一些大脑并彼此互动就足够了。换句话说，在社会系统的成员间的能量和信息流动就是社会系统的心智。因此，社会系统的心智存在于由系统的所有成员共同创造的过渡空间，而且是他们的人际关系和他们创造“以我们为中心”的空间的能力的一种功能。此外，温伯格相信，社会创伤和它们的变迁构成了所有社会中社会潜意识的核心要素，因此社会和它们的成员之间的同构程度总是很高，仅就这一点来讲，受创伤的社会并不构成一个特例。因此，他认为社会系统的心智不仅仅是社会系统的文化或社会组织的同义词，而且还是一个实质的问题。

五

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福克斯渐渐停止使用团体心智这个概念，转而支持他的矩阵概念。这个概念不是建立在社会系统和个人之间的同源性的基础上的，这使得矩阵的概念比团体心智的概念更有用。福克斯（1973，1975）将矩阵定义为“假设的交流和关系的网络”。换句话说，矩阵是指社会学家所说的社会系统的“组织”或“社会组织”。社会系统的组织是多维度的，我们有可能要考虑它的多个特性，比如互动模式、规范、交流，等等。不过，矩阵这个词旨在表示子宫、母亲、物质、铸模、多变量、多维度，以及也许是最重要的，网络或社会-文化-交流网络（比如，Roberts，1982；Lintott，1983；Ahlin，1988；Hinshelwood，1989）。莫雷诺也使用了这个概念。

绝大多数团体分析师乐意采用矩阵的概念而放弃团体心智的概念。虽然我们需要一个概念、一个术语来表示社会系统和它的各种特性，但我们相信心智的概念应该留到论及人的时候使用。然而，在英语语言环境和西方哲学传统的背景下，人们几乎不可能准确表达社会事实这个概念，它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而是共同建构的、主体间的，或实际上是“过渡性的”。当然，这一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例外就是德马雷的工作，他对大团体以及30～35人的“中型团体”的兴趣确实更多的在于对团体心智的持续研究，而不是关于小的“大团体”或大的“小团体”的动力学（Lenn & Stefano，2011）。

福克斯在谈及团体的社会组织时会使用“动力性矩阵”这个术语，在谈及社会的社会组织时会使用“基础矩阵”这个术语。他并没有创造表示社会系统的矩阵的概念，即比团体更大、更复杂，比社会更小、更简单的系统，比如各种组织；他也没有创造表示家庭的矩阵的概念，所有的家庭都是团体，但不是所有的团体都是家庭，在这个意义上，家庭矩阵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团体矩阵。不过，一些团体分析师已经使用动力性矩阵的概念讨论组织或家庭的矩阵。

团体的动力性矩阵主要建立在它的交流系统结构的基础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认为团体的凝聚力建立在其交流系统的连贯一致的基础上）。社会的基础矩阵是建立在它的交流系统以及特定时间内人们关系的其他维度和要素的基础上的（这就是为什么社会的凝聚力建立在其互动系统的整合和其规范系统的一致的基础上）（Hopper，2003b）。

社会系统的矩阵被概念化为对一个特定社会系统的成员的约束和限制的来源。然而，一个团体的动力性矩阵总是反映了基础矩阵的约束和限制。事实上，一个团体的存在依赖于它与它所处的社会系统的关系。团体总是存在于社会内部，甚至在团体成员进入团体之前，社会就已经为他们提供了“共同基础”，而且当他们在团体中时，社会会继续影响他们。福克斯（1975）将一个社会的基础矩阵看作“业已存在的共同体……在（它的）成员之间，（最终）是在他们都是人类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在一个特定社会的基础矩阵中，有些要素建立在这类社会典型的社会、文化和交流安排的基础上，有些要素建立在这个特定社会的安排的基础上，还有些要素是建立在智人这个物种的基础上的，因此有可能是具有普遍性的，也就是说，在所有的社会中我们都能看到这些要素。（许多心理剧专家和社会剧专家用“社会场域”（socius）表示基础矩阵，意思是在社会-文化-交流关系中被表达的社会的心态。）

虽然矩阵创造了有着相互关系的参与其中的人们，同时又被他们所创造，但矩阵有它们自己的结构和功能自主性。根据定义，动力性矩阵在不断地变化。基础矩阵也一直处在变化中，但它们在起源和发展上是跨越代际的。

一个系统的矩阵必须根据开放系统的观点被情境化。虽然社会系统的边界和其参与者的边界之间的差别必须保留，但任何社会系统的矩阵都处在其亚系统的矩阵和其更大的情境系统的矩阵中间。因此，总的动力学会在不同的社会内部被重述，社会的动力学会在不同的地区和特定的场所、组织、家庭、二元关系中被重述，当然，反之亦然。这种重述被称为“等效”，它是建立在投射和内投射性交流的基础上的，涉及重复痛苦的叙事的冲动，这种冲动在它最初被引发的情境中无法得到表达（Hopper，2003b）。

动力性矩阵和基础矩阵有一个几乎完全被团体分析师忽略的维度，即技术和经济组织。比如，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挑战了我们对个体性和社会性的理解，对这些技术的使用带来了与他人的虚拟关系和实际上的隔离。Facebook迫使我们重新发现人类关系的社会计量学。

人们潜意识地共同建构了他们的社会系统的矩阵，也总是参与社会系统的人格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和他们的社会系统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具体地说，关于交流系统及其水平，社会系统的成员某种程度上总是这个系统中所有成员的发言人。这不仅是对某些特定角色吸引力的易感性的问题（Kernberg，1998；Redl，1963），也不仅是实现某些与基本假设相关的角色职能的效价问题（Bion，1961），它常常是一个关于一个人多大程度上为他自己、为各种亚团体和为社会系统的所有成员发言并进行旷日持久的反省和协商的问题。事实上，这样的协商总是会引发对个人和他们的团体，进而对社会潜意识的边界的思考。

六

许多人会把社会潜意识的概念和集体潜意识的概念相混淆。事实上，这两个概念既相似，又不同。虽然荣格并没有这样提到潜意识心智，但我们可以说他（1936）对作为智人这个物种的一员的每个人类的集体潜意识心智和每个特定人类的个人潜意识心智进行了区分。我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人类就他们的集体潜意识心智而言都是相同的，就他们的个人潜意识心智而言是不同的。

集体潜意识包含着“原型”的意象，但并不是大量的原型本身。除了通过它们的痕迹，原型并不能真正地被认识到，这和柏拉图通过洞穴情境对认识论的讨论很像。这些原型的意象似乎是普遍和永恒的，因为它们来自生物性的与生俱来的原型。这些原型和它们的意象被认为是基于该物种在很久以前的情境中习得的特征，通过遗传获得的。不过，有些原型的意象是普遍和永恒的，是因为它们与本身就普遍和永恒的“生活事件”，比如出生、成熟阶段和死亡等相关。

这种经典的荣格学派的观点和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Totem and Taboo）中的经典观点类似。荣格和弗洛伊德假定人类繁殖出的最早一批团体的磨难和痛苦被编码入他们的基因结构，并以原型或类似原型的形式传递给了后代。这个想法后来从本能的来源的角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克莱茵学派的精神分析师声称它们是“潜意识幻想”的一个来源（Solomon，2007）。

虽然对集体潜意识的系统发生基础多少有些怀疑，但荣格还是接受有机体和个人与社会和文化在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方面的发展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相似之处。荣格假定心理生活和生物生活受“个体发生概括种系发生”（ontogeny recapitulates phylogeny）的原则支配。因此，文化极大的表型多样性受到数量少得多的基本的、与生俱来的、主要的原型和原型的意象的支持。这些原始的幻想使人类倾向于反复不断地制造相同或相似的神话观点和其他集体现象。不过，荣格认为这些倾向不仅是限制，还是约束，它们可以是有生产性的，与创造性、想象和问题解决相关，就像我们讨论过的梦一样（Hadfield，1954）。

许多荣格学派的人相信当代部落成员的宗教表达了一些基本的真理，这些真理已经被消灭或至少湮灭在更“现代”的人的信仰系统中。他们还把古代和当代的传说，尤其是宗教传说，看作对发生在人类文明开始时的一些重要事件的集体记忆。在这种联系中，集体潜意识具有一个“宇宙的”维度，而且对来自超自然的心灵世界的确定性影响是开放的。这是一种表达物种根植于上帝的头脑的方式，某些荣格学派的人认为这是一种更为诗意的方式，在当代混沌和复杂理论的语境下，将集体潜意识的概念与共时性和自发性理论相联系。反之亦然。

一些现代荣格学派的人已经在使用集体潜意识的概念，用来强调人际潜意识和共享的潜意识是社会现实的共同建构，也是焦虑和防御的共同建构的基础（Zinkin，1979）。在这一背景下，他们也关注社会化过程的重要性。当代荣格学派的共识是集体潜意识的概念应该用于强调对文化以及文化的某些方面的内化的重要性。亨德森（Henderson，1984）提到美洲原住民的“文化潜意识”，认为荣格最初称为“集体的”东西是取决于文化的。换句话说，总是根植于生物学的原型，通过“文化扎根”的过程在每一个文化和时代发展其特定的内容。因此，每种文化都是集体潜意识这一普遍主题的体现，是对特定社会系统文化的特定主题的表达，这反过来又带来了成员集体潜意识的文化成分。尤其重要的是文化情结这个新概念（Singer & Kimbles，2004），它指的是代代相传的价值、规范和信仰被内化的结构。许多文化情结都与社会紧张和冲突有关，也与那些被认为理应如此的价值观、规范和信仰相关。正如更普遍的文化一样，文化情结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只有当我们无法获得空气时，我们才会意识到它。

这些对经典荣格学派集体潜意识概念的修正，也就是共享的潜意识、人际潜意识、社会化、文化扎根以及文化情结，使得当代荣格学派的集体潜意识概念实际上和福克斯学派的社会潜意识概念几乎一致。不过，社会潜意识概念没有假定一个终极宇宙的背景。对未知和新颖保持开放可能是团体关系动力学的一个功能。社会潜意识概念也没有假定对后天获得的特征的继承（虽然对某些人而言这依然是个开放的问题）；社会潜意识是建立在通过各种社会机制，比如教育、育儿实践以及更为普遍的社会化展开的跨代际文化继承基础上的。集体潜意识将所有人作为同一个物种——智人的成员团结起来，并以同样的方式将所有的社会和文化团结起来。然而，社会潜意识将特定社会系统的成员团结起来，也会将一个社会系统的成员与另一个社会系统的成员区分开来。我们必须承认，尽管在物种和社会的社会系统层面存在相似和差异的模式，但我们总会面对解释人际差异模式的挑战。

七

分析对理解和认可社会潜意识的阻抗很困难，不管是在经典精神分析的两人关系中，在团体分析的小团体中，还是其他形式的团体心理治疗中，甚至在参与者订立合约以探索社会潜意识动力学的工作坊和会议这类大团体设置中。对社会潜意识的认识和理解构成了对我们的自恋性的宏大、全能、全知感的又一个痛苦的打击（这就是为什么涂尔干和马克思的深刻见解与达尔文、弗洛伊德、比昂、福克斯的同样重要，更不必说伽利略、爱因斯坦、克里克以及华生等人了，他们将我们从宇宙的中心移到了宇宙的外围）。保持对社会性客体的无意识的动机是调节焦虑的需要，这些焦虑来自人们对它们的认识，对它们的约束和限制的性质的理解，尤其是与无助感和无力感相关的那部分。此外，当我们对社会潜意识力量的理解使我们难以相信“自由意志”，难以接受我们有选择行为的自由，甚至选择不以善意行事时，我们很难致力于道德生活。理解社会潜意识能够导致对核心价值和道德规范的埋葬，这一过程是基于对文化相对性的一种极端解释而发生的，这种解释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放内疚和羞耻感，另一方面也会带来弗洛姆所说的逃避自由的结果。正如在更普遍性地理解潜意识的过程中，即使个体没有与社会潜意识的约束和限制相联系的情绪体验，获得对社会潜意识的理性领悟也是可能的。

这些阻抗根植于与早期生活经验相关的焦虑，开始于胎儿痛苦地意识到他不仅仅依附于子宫，而且子宫还依附于一个更大的客体——母亲，除此之外，不仅母亲“依附”于父亲，父母还依附于一个更大的家庭，家庭进而依附于更大和更广阔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结构。这种痛苦的领悟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意识到那些他者，以及他们的他者，都有自己的心理。我们是多么渺小和脆弱，我们让世界成为自己喜欢的世界的自由是如此有限（Hopper，2007）。

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涉及其中。其中一个因素是在现代工业和后工业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盛行，人际关系的现实令人难以理解。许多人能够感知物质的事实，比如他们的身体，但既不能感知心理事实，也不能感知社会事实，比如他们的心理以及他们的人际关系、团体、团体过程、组织和社会，等等。对于他们来说，社会性大脑的概念是自相矛盾的说法。另一个因素是临床医师很少接受社会科学的培训，因此，他们不愿意讨论外在社会环境的现实。

我们可以更加大胆地推测，理解社会潜意识的阻抗的另外一个来源是人们在理解普遍意义上的灵性和超自然性上的困难，以及在提出关于过渡性转换方面的问题上的困难。当然，这也是社会潜意识的约束的一个产物，因为其他文化中的人们没有这些特定的困难：他们发现思考灵性比思考物质世界更容易，而且对于他们来说，心灵世界和物质世界的分裂并不存在。

在移情和反移情过程中，早期生活经验具有同轴和螺旋运动的性质，涉及分析这些性质的重复的临床工作可能会提升人们对在任何时候以及一代又一代的生活中，在人们和团体之间发生的事情的兴趣和探索能力。

参考文献

[1] 处于“潜意识”的能力是大脑和身体的一种功能。认知心理学已经表明，我们能够潜意识地感知充满情绪的词语。神经科学已经发现大量的证据证明潜意识过程的存在。例如，科佐里诺（Cozolino，2006）宣称右脑功能和弗洛伊德的潜意识过程的概念类似，而且这些功能似乎发展得更早，受情绪和身体的反应指导，而且以非线性信息处理模式为特征，这允许对多个重叠的现实进行感知。额叶的腹中侧象限已经被识别为大脑的亚系统，如果受到损害，它会释放弗洛伊德认为与潜意识系统相关的功能，比如相互矛盾的消除，流动的情感投注、永恒性、以心理现实代替外在现实，或者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初级过程，而不是次级过程。

[2] 普遍主题是一个适用于所有人的理念，而不考虑人们的文化差异和地理位置。它是关于人类状况的核心理念，是关于人类本性以及人类和自己、他人、宇宙的关系的理念，它将跨越所有学科的理念联系起来。——编者注

[3] 我认为是里克曼（Rickman）首先使用了“一个身体心理学”（one-body psychology）和“两个身体心理学”（two-body psychology），以此从概念上强调母婴之间的相互关系，由此产生的对投射和内投射过程的新认识，以及近年来人们对社会大脑概念的理解。这区别于精神分析的经典范式，后者主要与“个体”（individual）有关，本质上讨论的是根植于大脑中的个体的心灵。不过，我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认为，身体的所谓“个体”与身体和心灵的所谓“人”（person）是不同的，关键在于，确实没有个体心灵这样的东西，但显然存在个体大脑。换言之，“人”从定义上看，在强调语言、权力关系等的社会文化政治背景下，至少处于与一个其他人的关系。因此，精神分析实际上是关于“人”的，与“个体”无关。——编者注

[4] 这个概念是由瓦米克·沃尔坎提出的，是他社会创伤后社会退行概念的核心。经历社会退行的人们像处于过往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一样地生活、思考和感觉，并会感受到一种重建“原始创伤经验”的强烈冲动。——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