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回
格竹子志向遭挫败，见唐寅初次悟良知
（一）
王守仁的家在余姚城武顺门西边，靠着龙泉山。
王家在守仁的父亲王华老先生中状元以前算不上大户，所以住宅的格局不算大，房舍也不多，一大家子人住不下，从邻居家租了一座两层的小楼，取名叫“瑞云楼”，一家人都在楼里住。后来王华中了状元做了官，又在前院加了个小小的门厅，盖了一间轿房，修起砖雕的门楼儿，在瑞云楼后的空地上盖了几间罩房，样式朴素得很，看不出官宦人家的气势。
听说守仁迎娶新夫人回来了，王华的如夫人杨氏满脸笑容直迎到二门。
杨氏这年也就三十来岁，可身子已经发了福，又白又胖像个新箍起来还没上漆的水桶，脸蛋儿像个发面馒头，鼻子眼睛都挤到一块儿去了。可她自己并不觉得，走起路来还像小姑娘一样扭着腰肢，平时说话也总是娇滴滴的，只有吵架的时候才拿出真正的嗓门儿来。见守仁他们在二门里下了车，杨氏抢上前来拉住宜畹的手亲亲热热地上下端详：“多俊俏的新娘子哟！咱家大少爷可真有福。”嘴里说着奉承的话儿，眼睛直往宜畹的身后瞟，见抬进来的嫁妆足有二十几大箱，把半个院子都占满了，又羡慕又嫉妒，提高了嗓门儿尖声尖气地说：“不愧是千金大小姐，瞧这嫁妆多气派，我看千金也不止呢！”
这句市侩的话说得好没意思。
这些日子宜畹早从守仁嘴里把王家上下的情况都打听清楚了，知道这个杨氏不是什么贴心可靠的人儿。
守仁的父亲王华原有一妻一妾，夫人郑氏是守仁的生母，五年前已经去世了。侍妾杨氏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守俭，一个叫守章。守仁的母亲去世后王华又续了弦，新夫人赵氏生了一儿一女，儿子名叫守文，女儿叫守让。现在王华在京城做官，赵氏夫人带着儿女跟王华同住，杨氏带着两个儿子和守仁一起住在余姚。
守仁的父亲不肯带杨氏进京，因为这女人实在不是省油的灯，事儿多嘴碎，时不时还闹点儿闲事出来。自守仁的母亲去世后，杨氏对守仁就一直不好，后来王华续了弦，杨氏又欺负新夫人老实，时常找茬子和她争吵，惹得王华挺烦，就把她扔在了余姚老家。眼下王华在詹事府做官，虽然服侍太子，可詹事府是个清寒衙门，除了每月十六石大米的俸禄，其他没有一两银子的进项。京城、余姚两个家都靠这点儿官俸支撑着，日子过得挺紧巴。杨氏是个势利的人，手里没有闲钱，她待守仁就越发刻薄，她的两个儿子和守仁也不亲近。这么一来，守仁在这个家里就没什么亲人，日子过得十分清苦。直到宜畹进了王家，守仁身边才总算有个知冷知热的人了。
宜畹年纪虽然不大，却聪明得很，知道杨氏这样的小人不能得罪，进门前已经给她备了份厚礼。现在听杨氏说话这么市侩，又特意找出两匹上好的苏绸、一枚分量重些的金凤钗，自己这边略一安顿好，就把东西给杨氏送过去了。
哄住了杨氏，把家事都安顿好之后，宜畹开始督促着守仁读书作文章，准备考试。
老父亲是位状元公，守仁也是出了名的神童，这样的人不做个像样的官儿岂不惹人笑话？宜畹对丈夫要求不多，可“官太太”还是要做的。现在守仁只是童生，要中举人、考进士才有官做，前头的路还长着呢。可王守仁脑子太聪明，这样的人永远不安生，时不时总要闹出点儿故事来。
这天宜畹正在房里做针线活，守仁捧着一本书喜滋滋地跑进来：“我刚看了一本书，很有意思。”说着忙叨叨地念了起来：“‘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者，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念了一大段，问宜畹：“这里说的‘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就是圣人境界吧？”
守仁念的是南宋朱熹老夫子所著的《补格物致知传》里的一段话。
原来《大学》一书里有“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的话，而朱熹认为“致知在格物”一句尤其要紧，专门写了一篇《格致补传》的文章，守仁看的就是这个东西。
“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是不是圣人境界？宜畹哪里知道。
对宜畹来说，“圣人境界”是天上的星星，摘不到手，根本不想碰它。何况手上正忙着，头也不抬地回了声：“不知道。”
夫人对这问题全无兴趣，守仁倒是兴致勃勃：“我觉得仿佛是这意思！”见宜畹头也不抬，也不回话，就自己琢磨半天，忽然说，“我觉得‘格物致知’是个大道理！你想想，若能好好用一番功夫，悟到一个至关紧要的大道理，对天下事来一个融会贯通，真到了‘表里精粗无不到，全体大用无不明’的地步，明明就是个‘圣人’境界！”
一听这话，诸宜畹扔了针线捂着肚子笑倒在床上。
见夫人笑话他，守仁有些不高兴了：“跟你商量大事呢！你不懂就算了，笑成这样干什么？”
说真的，守仁读的这些书宜畹没读过，这些拗口的大道理她也确实不懂。可有些道理不用看书，只要稍用脑子想想就能明白，她说：“我问你，全天下除了一位孔圣人，还出过别的‘圣人’吗？”
“还有孟子称‘亚圣’……”
“还有吗？”
守仁想了想，摇头：“没了。”
看着守仁的呆样宜畹忍不住笑：“你知道没了就好！天下人都知道‘圣人’是做不成的，别说真去做圣人，就算在这上头想想也是多余的！”
——宜畹这话不止她一个人这么说。走到大街上随便拉住一个人，不管他是士农工商、贤愚精粗，只要问他“想不想做圣人”，此人回答的大概都是这句话。
被夫人迎头泼了一盆凉水，王守仁也没了兴头儿，捧着书本走开了。
宜畹把守仁的话看成了玩笑，可守仁心里却没放下“成圣人”的念头。
官家子弟，状元公的后人，打小儿就被人捧着、哄着、宠着。加上自己又确实有些才气，人见人夸，十多年的“夸奖”攒下来，把个守仁惯得不知天高地厚。现在他脑子一热，真要从“格物致知”四字动手，一鼓作气成个“圣人”，别说宜畹劝他不听，就算老父亲来了怕也拦不住。
于是守仁不管不顾，下定决心要“格物致知”，找一件有意思的东西潜心研究，一直研究到大彻大悟为止。后来一想：自己一个人琢磨有些寂寞，就把这个主意跟平时在一起混的小兄弟们说了。结果一帮公子哥儿却把这话当了玩笑，只有一个叫钱若木的小子觉得有趣。于是守仁就把钱若木领回家，俩人关起门来商量了半天，最后决定：守仁家里有一片竹林，竹子这东西挺好，蕴含的道理很多，岁寒不凋、虚心有节……干脆，就选定竹子做“格物”的标本，直到悟出一个天下通行、融会贯通、无所不至、无所不明的大道理为止！
说干就干，两个年轻人一人搬把椅子进了竹林，往那儿一坐，对着竹竿儿发起愣来。
守仁和钱若木就这么对着一片竹林一天天耗下去。整个白天都在竹林里转悠，或者对着竹竿儿发呆，晚上也在那儿坐着不走，困极了就叫人搭个竹床胡乱睡下。
见守仁没完没了地发疯，宜畹心疼了。但她知道守仁的脾气，认定了死理儿就一条道跑到黑，谁也劝不住。只有让他折腾到实在无路可走，自己罢手，才能算完。可她又觉得守仁这毕竟是在琢磨学问，要是自己跑去阻止，以后守仁在学问上就不肯下功夫了。这么一想，宜畹也就不去过问什么，只在守仁回来吃饭的时候问一句：“还去‘格’竹子吗？”
此时守仁已经熬得魂不守舍，呆呆地点头，宜畹也就不拦着，任他去。
这么昏天黑地地折腾了三天，钱若木眼看不是路子，就说自己得了感冒，一路打着喷嚏回家去了，剩了守仁一个人还在没白没黑地冲着竹子发愣。
以前守仁“发疯”时还有个姓钱的陪着，如今人家都打了退堂鼓，只剩守仁一个人在那儿犯傻，就显得特别惹眼了。宜畹心里知道这一家子人没有一个跟守仁真心亲近，除了说风凉话的就是看笑话的。现在守仁这个样子，只有自己能替他挡一挡，干脆搬把椅子坐在守仁身后，手里做些针线活儿，就这么一整天地陪着他。家里的丫环仆人从这儿过，看这夫妻俩一块儿犯傻，都捂着嘴偷笑。宜畹只当听不见、看不到。
到第五天，守仁的“母亲”杨氏过来探望。见守仁脸色发青，两眼呆滞，愣愣地对着竹林坐着，见人来了只是茫然地点点头，连句问候的话都不会说了。就一脸紧张地对宜畹说：“这孩子八成是冲撞了什么，中了邪了，依我看，不如找个道士来家里做场法事。”
其实杨氏说这些话，一是讽言刺语，想拿守仁当笑话；二是出个歪主意，给守仁难堪。如果宜畹真的听了她的主意，找什么道士来“驱邪”，这事传出去准得坏了守仁的名声。这样的花招宜畹哪会看不透？可杨氏好歹也是长辈，宜畹不愿意得罪她。就笑着说：“那些做大学问的人都是这样，并不稀奇。孔圣人小时候自己和泥捏一些小碗小盘子摆在门槛上当成礼器，学着公卿的样子跪拜行礼，邻居们看了也说这孩子‘傻’。可见自古至今，成大事的人都要过这样的关。”
杨氏没读过什么书，不知道这些圣人的典故。可她也不能就此让宜畹唬住：“这么说咱家这位大少爷将来也要做‘圣人’？”
对势利小人一定要不卑不亢。现在杨氏得寸进尺，宜畹也就郑重其事地对她说：“圣人不是人人能做。可相公的才气大家有目共睹，现在他要做大学问，琢磨大道理，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我看单凭这份志气，以后就算做不成尚书也能当个侍郎。”
这一句话可厉害。
杨氏对守仁没有什么好心，可守仁的才气本领半个余姚城的人都知道。现在宜畹一句话递过来，立刻打掉了杨氏的气焰。杨氏忙说：“做大学问也别急在一时呀，要是累坏了身子可不值得。”
宜畹笑眯眯地道了几声谢，把杨氏送走，回来看着呆头呆脑的丈夫，禁不住悄悄叹了口气。
真是笨人有笨人的可气，聪明人也有聪明人的可恨。这个不着调的家伙，到底要折腾到什么时候？
折腾到第七天，守仁到底躺倒了。
守仁的身子从小就单薄，这次发傻整整七天七夜，内伤于神、外感于体，一场大病来得好凶！竟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就这么乱糟糟忙叨叨，把他们新婚后的第一个新年给混过去了。
闹病的时候守仁自然没工夫读书。后来慢慢闲了下来，也懒得看书，把养病当成借口，只管和一帮小兄弟到处游荡。宜畹见了就说他：“你这个人脑子一热就发疯，心一冷又是这样，不想做‘圣人’了？”
守仁叹一口气：“这些天下了不少功夫，一丝一毫的道理都悟不出，看来‘圣贤’真不是一般人能做的。”
——“‘圣贤’真不是一般人能做的。”有这句话，说明王守仁这场“成圣贤”的试验彻底失败了。后人看了王守仁“格竹子”的事情也许觉得好笑，其实从这件小小的“傻事”里折射出的问题很大，也很值得深思。
显然，年轻的王守仁想要从几棵竹子上头“格物致知成圣贤”是非常幼稚可笑的，因为在办这件事之前，王守仁已经连犯了三个大错：他不知道什么是“圣贤”，不知道人为什么要“做圣贤”，更不知道一个人怎么才能“成圣贤”。
这就是俗语说的“一问三不知”吧？
有意思的是，对王守仁“格竹子”这件傻事儿古人的评价却极高。为什么一个年轻人做的傻事儿可以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原因也简单：成与不成且不提，单是这个“成圣贤”的勇气就已经无比珍贵了。
人，生而平凡，有几个敢说自己立下了“成圣”的大志？可人生不立大志，失去的东西会更多。于是后人给王守仁“格竹子”以极高的评价，赞的就是他这股志气和勇气。
至于说“格竹子”的事儿看起来有些可笑，正应了老子那句名言：“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不笑不足以为道！”这句话看起来有趣，品味起来，深邃。
丈夫在人生道路上摔了个跟头，诸宜畹丝毫也没感觉到。听守仁说这泄气的话，她心里倒踏实了。
宜畹只是个低头过日子的女人家，能把自家小日子过好她便再无所求。至于像孔子、孟子那样吃苦受穷、颠沛流离的倒霉“圣人”，丈夫真去做她还不肯呢！现在守仁扔下“做圣人”的念头，宜畹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这些日子她也摸到了丈夫的脾气，知道这个人软的不听硬的不怕，却最吃捧，就笑着说：“不做圣人就算了，书总还要读吧？将来你考个功名，做了官，我也沾你的光，过几天好日子。”
宜畹这些话是太太哄丈夫的“法宝”，只这一捧，王守仁立刻得意起来：“你想让我做什么官？”
只要守仁不瞎闹腾宜畹就烧高香了，至于做什么官，其实不重要，随口应了一句：“也不要太大的官，做到侍郎就够了。”
侍郎是个从二品！还不大？宜畹这话纯是玩笑。守仁也就笑着回答：“好，我就考个功名，做个侍郎玩玩！”
做侍郎的话当然是玩笑，可从这天起守仁好歹又把功课捡起来了。
这一年正是乡试年，秋天守仁就要到杭州去考举人。对读书人来说，科举是头等大事。老父亲也从京城写信来，嘱咐守仁用功备考。宜畹拿着老父亲的信来劝他，守仁却说：“考个举人有什么难的？这时候就‘苦读’起来，到考进士的时候还不累死？”他每天照样游逛，一点儿也不肯用功。一直玩儿到临考，才带了个书童晃晃悠悠去了省城杭州。
不久喜报临门，守仁真就轻轻松松中了举人。
这一下诸宜畹再也无话可说，只剩下高兴了。而王守仁连书也不看照样中举，又一次在所有人面前露了脸，更是傲气得不得了。
第二年正是大比之年，于是守仁又在家里玩儿了小半年，直到过了春节才告别妻子，满腹豪情直奔京城，准备考状元、做翰林去了。哪想三场考罢，名落孙山。守仁并不泄气，回家复习三年，又进京城再赴科场，想不到再次铩羽而归。
（二）
眼看守仁连续两次都没考中进士，整整浪费六年光阴，老父亲王华有点儿不高兴了，觉得守仁待在余姚整天荒废学业，毫无长进。宜畹不知规劝丈夫，也让老先生不满。到守仁第二次落榜，老父亲干脆不让守仁回余姚，就留在京城，踏实苦读。
在老父亲身边王守仁该不会搞什么花样了吧？未必。
这一年，京城附近发生了两次地震，闹得人心惶惶。年底，蒙古鞑靼部骑兵连续进犯甘州、凉州等地，和明军连番激战，宣府、辽东也发生战事，边疆警报频传。
听了这个消息，正在家里闭门苦读的王守仁又激动起来，心里萌生了“投笔从戎”的念头，就把“四书五经”扔在一边，翻出《孙子兵法》看了起来。闲来无事，又弄来一堆瓜子花生之类的在院里空地上摆列阵法，琢磨步、骑兵进退攻伐的章法，虽然只限于纸上谈兵，倒也搞得有模有样。
老父亲王华原本对儿子的功课盯得挺紧，可现在守仁忽然扔下功课折腾起兵法来，王华倒没吭声。在这位老先生看来，国家正在多事之秋，守仁有心为国效命也不是坏事，反正离大考还有三年，也不急在一时，就任由守仁自己研究兵书，不加干涉。
可老父亲没想到，守仁这个人不管做什么事都特别有热情，咬住就不放。现在闷下头来琢磨兵法，一用功就是整整一年！这么下去怕是又要耽误功课了。
这天守仁正在屋里用功，老父亲笑眯眯地走了进来。
平时父亲轻易不到自己屋里来，每次来必有要紧的话说。尤其老父亲平素不苟言笑，今天却是笑着来的，守仁心里更有点儿说不出的紧张，赶紧起身让座，自己恭恭敬敬地在一旁垂手而立，等父亲教训。
其实跟儿子聊天王华也有点儿紧张——就是因为紧张，才变得笑容可掬。在书案旁坐下，一时还真找不到说辞，就把堆在案上的纸头儿翻了一遍。然后尽量把语气放得平稳些：“又看兵书呢？”
听父亲这么问，守仁害怕父亲责备自己研究兵法耽误功课，一时不知如何作答。王华看出儿子误会了自己的意思，就问：“你研究兵法也有段日子了，有什么心得吗？”
见父亲并不出言责备，反而问得亲切，守仁的胆子大了些，张嘴就是一句：“父亲是否觉得本朝兵势之弱、将才之缺是历朝所罕有？像南宋那样的残破朝廷，还有岳飞、韩世忠、宗泽这些名将，可眼下咱大明朝连一员像样的名将也数不出来！再这么下去，早晚出大事。”
年轻人都会有这些偏激的想法，一点儿也不稀奇。王华点了点头：“说得有理，本朝名将不多，自成化年间就是如此……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对这些事守仁倒有想法，只是平时当着父亲的面不太敢说。现在听父亲问自己怎么办，犹豫了片刻，答道：“朝廷用人需在长远处着眼，先挑选一批有志向的公卿后裔、世家子弟，由朝廷委任文武全才之士加以培养，将来一旦国家有事，这些世家子不至于毫无作为。”
守仁提的这个想法对边防颇有益处，王华微微点头：“不错。”
听父亲说“不错”，守仁的胆子大了些，接着又说：“兵部应该每年抽调官员到边境巡视，关防有了漏洞，当场着令士卒修补，边军将士有什么需要，也由这些官员直接向朝廷奏报。有兵部官员直接督促，边关的战备就能做得好些。”
守仁这话说得很实在，王华又是微微点头：“有道理。”
见老父亲连连赞许，守仁更来了兴致：“我觉得这些年边军最大的毛病就是行动迟缓。长城外的蒙古人有的是好马。听说一个蒙古骑兵上阵时可以配两三匹战马，轮换着骑，一天一夜能奔驰数百里。可咱们军中骑兵有限，步兵跟不上骑兵，战车火炮又笨重，结果是骑兵不够使，步兵跑不动，火器给养跟不上。遇到蒙古人偷袭，部队还没集结，敌人都跑光了，这个仗怎么打？”
王华微微一笑：“你有什么好办法？”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练一支精兵。我看不妨从驻军每一万人中精选三千人留在边关外头，给他们配备最好的马匹、兵器、车辆，专门用来和蒙古人作战。其他人马调回来守关，这样既省了钱粮，又加快了兵马调动的速度。”
守仁所说的办法竟和朝廷从边军中抽调精兵组建“墩军”的思路不谋而合。虽然显出了年轻人对军国大事的无知——因为“墩军”制度早就正式推行了。可毕竟守仁这个想法是对路的。老父亲听了倒很高兴：“抽调回来的兵马如何安置？”
“长城一线地广人稀，有的是土地，可以把地分给他们，让军人在边境附近囤垦，种出来的粮食一半自己吃，另一半支援在前线作战的精锐部队。”
这个想法又和朝廷的思路完全一致。
说实话，王华也没想到自己的儿子在政事方面有这样的天分，谈起军政大事居然头头是道！心里十分高兴，不由得连连点头：“你这话都有道理。”
眼看自己说一句，父亲赞一声，守仁心里十分得意，嗓门也越来越高了：“眼下军队里人事浮滥，赏罚不明，很多边关将领不是靠战功升迁，而是靠裙带关系。这些人没有战功，胆子又小，到了任上只知道盘剥军士、勒索地方，打起仗来却不顶用。对这些无能之辈一定要严加整饬。”
裙带关系是天下第一大“关系”，要是随便就整饬得动，朝廷还会是现在这个局面吗？王华忍不住微微摇头：“这一条可不容易办到……你接着说。”
“我总结了这么八条。”守仁在桌上的纸堆里翻了半天，找出一张纸来，“一是蓄材以备急，平时培养人才，战时就有将才可用；二是舍短以用长，那些有战功的边将往往粗鲁暴烈，身上毛病多，对这些人不要计较小节，应该量材使用；三是简师省费，裁撤老弱兵员，节省军费；四是囤田自足；五是严格军法；六是恩遇士卒以励士气；七是用兵之时舍小利以顾大局；八是严守以乘弊，平时坚守不出，待敌一露破绽，就集中兵力出塞攻打，务求犁庭扫穴，一鼓全歼！”
说实话，守仁所总结的这八条兵法都是纸上谈兵。可是一个从未接触过政事的年轻人，可以“纸上谈兵”到这个地步，已经非常难得了。
王华今天来是要劝守仁在“四书”上头多下功夫的。可他知道守仁聪明透顶，狂放热烈，颇有豪气，这是个成大事的性格，不能随便打击，最好是把道理讲通，让守仁自己改弦易辙。他手捋胡须沉吟半晌才说：“你这一年的书没白看，说的话都有道理。可你认为大明朝‘连南宋都不如’就偏激了。我朝立国之时谋士如云、勇将如雨，因为那时候太祖皇帝光复山河，百战强兵，练出一批名臣大将来。正统年间也没有名将，我军在土木堡大败，蒙古人直逼京师，一场决战，石亨、郭登、范广这样的名将就顺势而出了。本朝看似没有名将，主要是因为眼下没有大仗可打。”
父亲这些话守仁不太能接受：“这些年边境年年有事，怎么会没有仗打？分明是这些庸碌之才不敢出战。”
“有你这种想法的年轻人很多。可你想过没有，咱们既然已经修了长城，为什么还要轻易出塞作战呢？”
父亲话里有话，守仁不敢插嘴，老老实实地听着。
王华不急不躁，一字一句缓缓地说：“年轻人，一提到打仗，十个有九个要说‘开疆拓土’。可真正说到开疆拓土，那些适宜农耕的上好土地都在大明境内。长城以外不是草原大漠就是酷寒之地，大多不适合农耕，占领这些土地再开垦出来，能打几粒粮食？相反，为了经营这些新开之地，我们却要在塞外驻扎多少军马，迁移多少百姓去囤垦？就算我们出兵把蒙古人逐退，围了一块土地囤垦起来，可时间一长，蒙古人缓过劲来，势必反扑！这些新囤之地孤悬塞外，难以自保，那时候恐怕还要再建一座长城去保护新开拓的地方，这笔开销算起来该有多大？又劳民伤财到什么程度？”
这样一笔细账像守仁这样的年轻人是不愿意算的。王华也知道儿子的想法，就不跟他算这个账了：“咱们不说开疆拓土，只说‘开塞出击，犁庭扫穴’。长城以外有多大地方你知道吗？那些草原大漠加起来并不比大明的疆域小！这么大的地方除了荒山就是大漠，连一座像样的城池都没有。我们的大军出塞之后往哪儿开进？打谁？粮秣给养如何供应？这些问题都解决不了。而且我们在明敌人在暗，派去的兵少，蒙古人就会集结几倍的人马来攻；去的兵多，他们一看不敌，立刻四散而去，一天一夜能跑出几百里，我们的大军在草原上转悠，连个人影都见不着，饭也吃不饱。等大军疲惫了，露出空子了，这帮家伙突然聚集起来，呼啸而至！结果是：只有他打你，你打不着他。你说这个仗该怎么打？”
老父亲几句话把守仁问得无言以对。半天他才嘟哝一句：“也不能老是凭借长城固守，这样太被动了。”
听守仁说出这么幼稚的话，王华笑了起来：“你这就没见识了，长城虽然不会动，可它本身就是一件兵器，凭借长城固守，就是世上最凌厉的攻势。”
老父亲这句话让守仁彻底摸不着头脑了，闷了半天，说了一句：“儿子不明白。”
既然守仁说他不明白，老父亲就得让他弄明白，他解释说：“长城以外的蒙古人分成很多部族，所有部族都想从大明这里得到好处。如果一个部族侵扰边境得了便宜，其他部族就会一拥而上，抱成团儿到边境来抢掠。可现在我军凭借长城，把所有钻得进来的口子都堵上了，不管敌人攻哪一点，只要烽火一起，援兵顷刻就到，敌军袭扰边境不但捞不到好处，反而常吃败仗。人都是讲究实际的，眼看这个部族侵扰之后没得到便宜，其他部族就不愿出手了。这些蒙古人只有打仗的时候才会抱成一团，平时不打仗了，他们就各过各的日子，有些部族之间互相还有世仇，杀来杀去。现在长城突不破，他们没有大仗可打，自然就不会轻易抱成团儿。只要他们不抱团，每个部族的势力就都不算很强，不会成为大明的心腹之患。”
王华说的都是实话，可王守仁并不能完全接受：“近百年来蒙古人突破长城也有多次，父亲怎么说‘不是心腹之患’呢？”
王华摇摇头：“你只看到蒙古人偶尔突破长城，却没往深处想：一来，长城只是一道边墙，后头还有重重险塞。唐宋之时，敌军时常突入中原，可我朝建立至今，从没有一支敌军能够深入中原腹地，这才是要紧的；二来，这些年蒙古人此兴彼衰，当年那些强盛的部落没几年就或衰落或消亡，已经换了多少代？可我大明始终岿然不动！所以敌我之间孰强孰弱不能只看表面，要从根本处着眼……”
被父亲一提示，王守仁有如醍醐灌顶，连连点头。
守仁把这个问题弄懂了，王华才接着往下说：“我刚才也说了，有长城做屏障，蒙古人侵扰边境就捞不到油水。可他们又急着从中原搞到粮食、棉花、布匹、茶叶，还有盐和铁，不然他们在草原上的日子会很难过。既然抢不解决问题，他们就只好和中原做贸易，用牛羊、马匹换取粮食、棉布、茶叶，这么一来就是大明朝说了算了。这些部族对大明恭顺的就准他贸易，不老实，就断他的贡市！咱们把长城关卡的大门一开，他们就能做买卖；把门一关，他们就没钱赚，甚至没饭吃、没衣穿。这时候他们当然只好听话了。”
这些王守仁真是没有想过，不禁笑了起来：“这招厉害。”
“这还不算厉害。如果这些部族有一支侵扰了边境，咱们就把城门一关，然后告诉所有部族：‘因为这个家伙惹了事，我们不得不停止贸易。’其他的部族平白无故赚不到钱了，他们能答应吗？这帮蒙古人自己就会去收拾那个惹事的部族，咱们只要坐在长城的城楼上看戏就行了。”
老父亲说的话确实是一般年轻人想不到的。现在听他这么一讲守仁也开了窍：“这么说，正是长城防线使蒙古各部族不能合为一体？”
“对！几百年前蒙古人曾经集结起一股多么强大的力量，灭金灭宋，建国立朝，其疆域之广简直难以想象。可今天长城以外的蒙古人全是一盘散沙，这都是靠了长城之利。我大明朝自立国以来一直花大力气整固长城，甚至把京师都移到北边来，这是有一番深谋远虑的。”
王守仁低下头来凝神细想：可不，还真是这样！就笑着说：“孙武子有言：‘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长城防线就是孙子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道理吧？”
见儿子总算开窍了，王华也很高兴：“你这话说得好。‘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天下事都是这个道理。蒙古人要和咱们做朋友，就真心结交他们；可他要和咱们打仗，大明朝有的是雄兵坚城，也不怕他。”
王华不愧是个状元，文韬武略非同小可，谈起兵法头头是道，不由守仁不佩服：“父亲也曾研读过兵法吗？”
王华淡淡一笑：“其实文官之谋、武将之勇的根本道理是一样的。只要弄明白了其中的关窍所在，则文官也能治军，武将也能治国。”
老父亲教给守仁的这些话句句都是箴言，将来王守仁自己建功立业的时候，这些道理都用得着。
虽然老父亲所说的话句句在理，可王守仁那个天生的聪明脑瓜儿还是琢磨出一些问题：“长城当然有用，可我军这么多年始终固守长城，年年消极防御，几乎从不出战。我想这还是因为朝廷没钱吧？”
这句话说到要紧的地方了。
长城固然有利，可自正统朝至今，明军几十年间凭借长城消极防御，局面搞得这么被动，说穿了，实在是因为军费不足。没钱，怎么打仗？
儿子说的话涉及朝政的根本问题，王华反而不想往深里说了：“这些年国内灾荒太多……”
这样的话就说服不了王守仁了，他毫不客气地抢过父亲的话头儿：“我看不是灾荒太多，而是朝廷开支过大。”
半晌，王华勉强应了一句：“开支也大……”
“可老百姓这些年没少缴税！为什么税收得越多，朝廷反倒越穷？”
是啊，为什么？
其实王华知道原因，可他从心眼儿里不愿意说。
见老父亲不吭声了，守仁就自己往下说：“当年鲁哀公因为饥荒要对鲁国百姓加征赋税，向孔圣人的弟子有若问计，有若不提增税，反而劝鲁哀公减税，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咱们大明朝怎么就不出几个有若这样的贤臣呢？”
发了一会儿愣，王华低声道：“早就有人劝过，不听……”
听父亲这么说，守仁的火气也上来了：“朝廷这些年收了多少税，边关将士却没饭吃，老百姓还是照样饿死！都说弘治朝是‘盛世’，可这几年没少饿死人！盛世还能饿死这么多人吗？”
“……是啊，钱都养了宦官，养了贵戚，养了王爷了。”
这是自家院儿里，关着门和儿子聊天，否则王华绝不会说这样的话。
大明王朝施政严酷，太祖、成祖、仁宗、宣宗都是英明之主，国势方强，还维持得住。到英宗、宪宗两朝就渐渐走了下坡路。如今弘治皇帝继位，为人慈和敦厚，是位有道明君，可惜办起事来优柔寡断，一味守成，不能进取。成化辛丑状元公王实庵先生是个正直纯臣，面对积弊忧心如焚，这几年也在皇帝面前委婉地劝说过几次。可朝廷痼疾已深，积重难返，王华的劝说起不了什么作用。
现在当着儿子的面，一向沉稳的王实庵意外地说出一句偏激话来。可王华知道，单凭偏激改变不了朝局，紧随其后的，只是一声长长的叹息。
见老父亲叹气，王守仁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好端端养那么多宦官干什么？都是祸国殃民之辈！当年太祖皇帝还专门立了铁牌，严禁太监干政，后人怎么就不听呢？”
要在平时，王华早就不往下说了。可今天这位老先生也动了感情，话多！扳着手指给儿子解释起来：“本朝的朝政架构向来如此。司礼监、东厂、锦衣卫是皇帝的耳目亲信……”
东厂、锦衣卫是皇家耳目，这是好听的话。其实天下人都称这些家伙为“鹰犬”。对这些走狗王守仁厌恶至极：“太监到了地方每每胡作非为，御史和地方官奏报上来，皇上又护着这帮阉子……”
王华微微摇头：“你这话错了。天子最担心的是乱政的叛臣贼子，所以安排亲信耳目监视官员。对这两股力量皇上一定要折中处置，抑其强，扶其弱。处理朝政、治理地方的权力在各级官员手里，太监没有实权，所以太监的势力是弱的，这么一来皇上就会打击朝臣，庇护太监。”
王华有些激动了，这辈子也就这么一次，这位城府极深的老先生居然把这些牵筋透骨的实话说出来了。
听了这些话守仁坐不住了：“皇上这样的搞法，太监一旦坐大，就会迫害朝臣，为祸作乱！”
王守仁年轻，话说不到点子上。王华轻轻摇头：“前朝曾出过王振、曹吉祥、汪直这些大宦官，一个个权倾朝野！可天子一旦感觉到太监为祸，只要一弹指，这些权阉立刻灰飞烟灭。为什么？因为太监只是个阉人，出了皇宫就没有他们的活路，皇上要杀这些人太容易了！所以天子不怕太监作乱……”
这一下子守仁有些明白了：“也就是说我朝的制度是朝臣提防太监，太监效命天子，天子敬重朝臣。”
王华点点头：“本朝制度环环制约，这是历朝所没有的。”
听到这儿守仁又明白了：“就是说只要皇上敬重大臣，朝政就清明；如果皇上不敬大臣，朝政就昏暗？”
父子之间，说些犯忌的话也无妨。王华点点头：“也可以这么说。”
一听这话守仁直跳起来：“说来说去，原来我大明朝的一切权柄只在皇帝一个人手里，他明则天下明，他暗则天下暗！”
听守仁把话头直指到皇帝身上去了，王华不由得沉下脸来。守仁吓了一跳，低下头不敢吭声了。
其实王华不高兴，并不是嫌守仁说得不对，恰恰相反，是自己这个聪明的儿子一语道破了玄机。
大明朝已经把治国之术发挥到了极致！正像王守仁说的：天下尽掌在天子一人手里，明倚内阁，暗操独治。天子明，天下明；天子暗，天下暗。
默然半晌，王华忽然沉声说道：“天子明决，是社稷之幸；天子不明，就是儒生没有尽责，未能辅弼朝廷。所以我们这些读书人一定要好好读书，要考功名，要做官！然后做诤臣，做谏臣，做忠臣！为了完成一谏，粉身碎骨、肝脑涂地，在所不惜！”
——王华说的是什么？他把孔圣人的两句名言放在一起说了。这两句话一是：“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二是：“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孔夫子把皇权比作猛虎恶犀，把人民利益比作玉璧。于是孔子认为：皇权如同猛兽，一定要关在笼子里！如果皇权冲出笼子，人民利益因此受损，就要由儒生们承担责任！
怎样承担？
杀身成仁！
王实庵先生说的是孔孟儒学真正的内涵。
孔、孟二位圣人的话从没有藏起来过，“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在眼前摆着呢！儒生们谁不读《论语》《孟子》？哪个不看《大学》《中庸》？看过这些书，就必然看见了这些能改天换地的大道理！至于看完之后懂不懂，懂了之后敢不敢照做，那就难说喽。
王华这人性格严厉迂缓，是个有城府的人。可这位老先生心里有那个“把皇权关进笼子”的想法，事到临头，也有“杀身成仁”的胆气。能得这两个真谛，说明王实庵不是奸佞小人，不是庸腐禄蠹！
至于守仁，和父亲如此深谈，对他来说还是第一次，看到老父亲那个坚强执着的内心世界，令他又敬又佩。老父亲这些话对他一生事业都将产生很大的影响。
王实庵并不是个会表达感情的人，见儿子激动得满脸通红，眼睛里都是崇拜的意思，倒有点儿局促起来了。于是换了个话题：“有句俗话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个‘高’字你怎么看？”
“市井之人大概觉得当官的人作威作福就是‘高’了。”
王华摇了摇头：“这么说就偏了。读书人的高，就高在一个‘理’上。天下只有读书人肯思考，思考了才能明理，明理了才能做事。做什么事呢？不是升官发财、作威作福，而是尽忠职守、为民请命。当年孔圣人在齐国、鲁国求官，后来又周游列国，都是为了求得官职，因为一个人只有做了官才能真正去办大事、办正事。你将来要想报效国家、为民请命，就得先做官；要想做好官，现在就得多读书，从书里多做学问。学问做透了，才能把官做好。你说对不对？”
发了一会儿呆，守仁低下头来，老老实实地说了一句：“父亲指教得是。”
由这天起，王守仁抛开了年轻人的空想，从一个比较实际的角度开始思考“从政”的意义。明白了原来考科举不是为了在人前显贵、升官发财。儒生们出来做官，是要为天下人做一番大事的。
也是从这天起，守仁真正把一切闲心都放下，连苦读了一年的兵书也都搁下，一门心思做起科举的学问来了。
（三）
转眼到了弘治十二年，又是一个大比之年。
这一年王守仁已经二十八岁，为了应付这次大考，他足足下了两年的苦功，把一部《四书集注》烂熟于心，平时又和父亲评论时事，在京城交朋结友，讲谈学问，自己在屋里也试写了无数文章，只觉心胸豁然，文思日进，对这次春闱大比已是志在必得。
能不能考得功名，有一半儿是运气。但守仁年纪也不小了，不管这次能否及第，该让他在京城名流面前露个脸了。状元公王实庵就在府里办了个诗会，邀请文坛名家来赴雅宴，希望守仁能和这些世伯、世叔多亲近，攒个人脉。
王华这个人诚朴厚道，很受弘治皇帝器重，学问又好，在京城有人缘，面子大，诗会这天凡被请的客人差不多都到了。一时间府里高朋满座，诗赋雅集，场面十分热闹。王华早早就在门口迎客，一边招呼客人，同时眼睛往街上看着。
没多久，一乘小轿抬了过来，轿里下来一个五十来岁的小老头儿，穿一身简单的蓝布袍子，看起来很是朴素，甚至有点儿土气。老头儿个子不高，体态清瘦，眉毛疏淡，眼睛不大，微微眯着，嘴唇挺薄，习惯似的紧抿着，脸上没有一丝笑容，看着倔头倔脑的，走路的时候微微弓着腰。一见此人来了，王华几步迎上去，离着老远就拱手笑道：“西涯先生肯赏光，寒舍今日真是蓬荜生辉。”
来的这个人叫李东阳，王华今天办这个诗会，请来最重要的一位客人就是他。
李东阳号西涯，湖广茶陵人，以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的身份入内阁参与机务。这位老先生能办事，敢劝谏，是位出了名的耿介直臣，而且才气极高，诗词文章冠绝一时，平生著述多至上百卷，是大明朝最著名的“台阁体”诗风领袖，京城文坛第一流的人物。人也好，不犯倔的时候很随和，跟王华是莫逆之交。
见李东阳到了，满屋子的客人都抢着过来和他打招呼。
眼看重要的客人来得差不多了，先到的人也写了几首好诗出来，把气氛搞得很热闹了，王华就把守仁叫过来和前辈们见礼。冲着王华的面子，那些官僚文士对守仁自然也十分客气，这个夸他的相貌，那个赞他的礼仪，哪句话好听就说哪句。
见大家把儿子夸了一顿，好听的话说得差不多了，王华才叹口气，对李东阳说：“这孩子不成器，至今未得功名。”
听说守仁没考上进士，李东阳微微一笑：“我看令公子不俗！以他的才气，今科必定得中状元！”
鼓励人的话嘛，当然就得这么说。这句夸人的话一出口，所有人都笑了起来，七八张嘴一起说：“西涯先生法眼，一定不会看错。”
既然话说到这儿了，李东阳也有心试试守仁的才气，就站起身来高声笑道：“今天蒙实庵先生做东，京城名士到了一多半，正是盛会雅集，连厅堂里的风都带着墨香。我看就趁这机会让我这侄子作一首《状元赋》，大家观摩一下如何？”
一听这话王守仁心痒难耐，跃跃欲试。但在父亲面前一句多余的话也不敢说，连头也不敢抬，只是拿眼角儿偷瞄着父亲。却见父亲笑而不语，似乎微微点头。
王华对自己的儿子非常了解，知道守仁才思敏捷，吟诗作赋都是拿手的，正想趁这机会让他在众人面前露露脸、扬扬名。至于文章优劣倒在其次，反正有李东阳在这儿托底，也出不了什么漏子。
见父亲没有阻止的意思，守仁也不客气，铺纸提笔一挥而就。李东阳拿过这篇《状元赋》看了一遍，高声赞道：“天才！天才！”
李东阳如此盛赞，可不得了！王华大喜过望，赶紧说：“西涯先生可把这孩子惯坏了。”
听李东阳赞守仁是天才，在场的人都争着拿过守仁的文章来看，也都一个个挑起大拇指赞不绝口。
今天这场盛宴王守仁只是个“借东风”的年轻人，李东阳才是真正的贵宾。现在守仁已经在众人面前露了脸，自然有人出来捧李东阳：“西涯先生是文坛泰斗，何不作一首供我辈追摹？”
一听这话李东阳赶紧拱手谦谢。
捧场的人既然张了嘴，自然要把场面一捧到底，哪里肯听，自行铺纸研墨，把李东阳硬拉过来，李东阳也不再推辞，略一沉吟，提笔录了一首：
先生深卧菊花丛，曲几围屏杳窕通。
本为红尘辞俗眼，岂因多病怯秋风。
交情尽付炎凉外，身计聊凭吏隐中。
相过不嫌憔悴质，只应风味与君同。
李东阳不是个毛头小伙子，早就没有那股子狂放劲儿了，在这样的场合，他录的只是一首旧作。可不管新旧，这诗果然是好，词句孤淡苍陌，柔缓冲和，清逸雍容，毫无戾气。“文坛泰斗”四个字名不虚传。堂上宾客齐声喝彩，争相传阅。这种时候自然是谁身份高谁就站在前头，身份低些的在一旁帮衬。在一群老先生面前，守仁这样的后生晚辈自然就被挤到边儿上去了。
年轻人，大多不喜欢这些吹吹拍拍的事儿。见没自己的事儿了，王守仁也就悄悄退开。一回头，见临门的桌上坐着个粗壮的年轻人，穿一件蓝葛布衫子，长着颗狮子一样的大脑袋，高颧骨大下巴，重眉毛小眼睛，一副厚嘴唇，两只招风耳，粗手大脚样子挺丑，一个人坐在那儿一杯接一杯地喝酒，头也不抬，似乎并不打算来凑这个热闹。
守仁并不认识这个人，可看他的样子觉得有趣，正犹豫着是不是过去打个招呼，已经有人走过来高声说：“西涯先生是文坛巨擘，献吉老弟是新进翘楚，也作一首让大家开开眼吧。”
听这人提到“献吉”二字，王守仁心里一动：难道这个年轻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陕西才子李梦阳？
想不到父亲还真有面子，在家里办个诗会，居然把李梦阳都给请来了。
李梦阳，跟李东阳名字很像，一字之差。可这两位在诗文方面却是对头。
李梦阳字献吉，陕西庆阳人，二十一岁得了陕西乡试第一名解元，继而考中进士。这年才二十七，比守仁还小一岁。这个李献吉出了名地好喝酒，爱打架，刚直狂放，才气逼人，进京没多久就以诗词文章名动京师，几乎和李东阳比肩。凡是在京城住着又读过些书的，没有不知道这一老一少“二阳”的。
不过这老少二阳并不是朋友，他们在诗文方面的看法是对立的。
中国诗歌兴于魏晋，盛于唐宋，后来渐渐失去活力，到了明朝，竟演化出一种专门以凑合字数、追求漂亮、宣扬盛世、歌功颂德为主流的诗歌体裁，内容贫乏无趣，只追求文字华丽。因为这种无聊诗风在朝廷官员里特别盛行，所以被称为“台阁体”。如今大明朝君明臣直，太平盛世，歌功颂德的“台阁体”正合于时，更是把持了诗坛的主脉，把一切新东西都湮没了。
这个时候，就出了一位陕西才子李梦阳。
李梦阳这个人才气极高，脾气很大，对陈腐讨厌的“台阁体”恨之入骨，早在家乡的时候就已经对着那帮专写“台阁体”的“老家伙”们开骂了。等到中了进士，入朝为官，更是无日不骂，无时不骂！一边骂，一边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诗风，结交了一大群和他志趣相投的年轻人，大家凑到一块儿边写诗边骂人。结果诗也出了名，骂也出了名。
而被李梦阳他们骂得最狠的就是内阁次辅李东阳。因为李东阳是京城里的文坛泰斗，当朝“台阁体”第一人。理所当然，他就成了这帮年轻人嘲骂的对象。
其实李梦阳骂李东阳，李东阳这位文坛前辈却不记恨。今天这个诗会，就是李东阳跟王华说了，专门把李梦阳请来的。不然王华哪会让这“二阳”在自己府上见面？这不是给李东阳难堪吗？
李东阳从年轻时候学的就是“台阁体”，到上了岁数，他自己也觉出“台阁体”不好的一面来了，平日写了不少拟古的诗作，虽不敢说日新月异，毕竟这推陈出新的意思还是很明确的。
可惜，在年轻人看来，“老家伙”的改变永远不够。
结果是李东阳这个“老家伙”一边自己下功夫，一边想跟李梦阳他们拉拉关系，不管文坛上也好，朝廷里也好，如果有可能的话，对这些年轻人提挈一把。可惜李梦阳他们根本不买账，一点儿不把“老家伙”放在眼里。今天李梦阳应王华之邀来赴诗会，眼看一帮当官的都围着李东阳溜须拍马，这个穷山沟里撅出来的愣杆子在一旁暗暗冷笑，满心想着要给这帮“老家伙”们一个难堪。现在有人请他“也作一首”，李梦阳也不推辞，抬起头来略一琢磨，挥笔就写：
黄河水绕汉宫墙，河上秋风雁几行。
客子过壕追野马，将军韬箭射天狼。
黄尘古渡迷飞挽，白月横空冷战场。
闻道朔方多勇略，只今谁是郭汾阳。
大才子就是大才子，这首诗写得天雷滚滚，浊浪沉沉，格局雄健，气势逼人，真就把李东阳那首盖过了，在场的人没法儿不喝彩。
哪想到一个好儿还没叫完，李梦阳抓过诗笺两把扯个粉碎，往地上一扔，操着一口土腔说了句：“啥嘛，根本看不成！”转身回到桌前又自斟自饮喝起酒来。
这是成心找别扭……
李梦阳这一下把所有人弄了个扫兴。好在这些都是人情世故的老手，眨眼工夫又找到话题聊了起来。只是再没人搭理这个浑了巴叽的愣小子了。
一片热闹中，守仁笑呵呵地凑了过来：“献吉先生好，在下王守仁。”
李梦阳看了他一眼，随口说：“好呢。”
“咱们一块儿喝两杯？”
李梦阳还是一句：“好呢。”倒了杯酒一口喝干。俩人就这么默默地对坐了一会儿，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两个年轻人初次见面，互相不熟，加上刚刚闹了一场别扭，眼下李梦阳对王华没什么好气儿，对守仁自然也有点儿看不上的意思，不太想搭理他。见守仁坐在面前不走，就故意说：“听说你两回都没考上进士？”
李梦阳话里的意思是给守仁添堵，故意气他。守仁倒不以为意，微微一笑：“别人都以考不上进士为耻，我却以考不上进士就心急为耻。”
这句话答得挺妙，也合李梦阳的口味，对守仁的敌意立刻减了几分，又问：“你是李西涯的学生？”
守仁赶紧摇手：“家父和西涯先生是朋友。”
李梦阳在这里已经待烦了，觉得和守仁还对脾气，就站起身来：“这地方闷得慌，我知道一个地方不错，王兄有兴趣吗？”
李梦阳的“地方”守仁当然有兴趣，就跟着他出来了。
李梦阳带着守仁一直走到德胜门里，在崇教坊后头一条小胡同深处有个挺破的茶馆，门上挂着一块木板招牌，上头写着三个字：“谪仙居”。
谪仙，就是唐朝诗人李白。
招牌上这三个字写得敞手敞脚，歪歪斜斜，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细品却颇有风骨。守仁刚才看见李梦阳写诗，写得一手好颜体书法，现在一眼就认出，这三个乡巴佬一样又丑又倔又个性的字是出自他的手笔。
进了门，就闻着一股刺鼻的煤烟子味儿，一间厦屋里摆着五六张油漆斑驳的破桌子，十几条歪歪扭扭的烂板凳，茶博士在柜台边上缩着头打瞌睡，也不招呼客人。屋里散坐着十来个年轻人，扎成四五堆儿，每张桌上一壶茶，也没人去喝，一个个指手画脚地吵吵嚷嚷。见李梦阳进来，这帮年轻人有的起身拱手，有的只是随便挥挥手，胡乱问候一声。李梦阳走到柜上自己拿了一只茶壶、两个缺边少角的破茶碗，抓一把茶叶末子扔进壶里，拎过茶炉上烧着的大铜壶冲了一壶茶，给守仁和自己都倒上水，这才把桌边坐着的年轻人一一介绍给他：河南才子何景明，陕西来的康海、王九思，山东才子边贡，江南才子徐祯卿、顾璘……
好家伙！敢情半个大明朝的青年才俊都在这个不起眼的破茶馆里窝着呢！
这帮年轻才子们摊手敞脚地坐在烂板凳上，喝着又苦又酸的茶末子，粗声大嗓吆三喝四，狂放傲气旁若无人，一点儿虚文俗礼的假客气都没有。现在李梦阳一来，茶馆里头更热闹了。
一落座，李梦阳就跟大伙儿讲今天怎么折腾了李东阳这个“老家伙”一下，一帮年轻人都给他叫好。李梦阳喝了口水，一只脚踩在凳子上冲一帮兄弟们喊叫：“朝廷里的‘老家伙’比粪坑里的苍蝇还多，我一个人拾弄不过来！你们这帮家伙赶紧考中进士出来做官，咱一块儿跟这帮老家伙们斗！”
李梦阳的老乡王九思说：“满朝都是这帮老头子，一个个占着茅坑不拉屎，就知道混事！等老子将来做了御史台，非把他们一个个参倒不可！”
何景明笑着说：“你一个小小的御史想参当朝阁老？人家李东阳一抬手，先把你给参了。”
李梦阳把话接了过来：“我要是做了御史，可不打算参李东阳，咱们这位阁老诗写得烂，人品还不错。”
这倒是句公道话。诗好不好且不论，李东阳是位正直老臣，人品极好。
“那你想参谁？”
李梦阳拍着桌子吼着说：“我要参，就参张鹤龄那狗日的！”
寿宁侯张鹤龄是当朝张皇后的兄弟、大明朝的国舅爷。
弘治皇帝和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不同，是个非常专情的人，后宫除了张皇后之外没有任何嫔妃。因为皇帝和皇后感情太好，国舅张鹤龄就仗着皇后的势力胡作非为，名声很臭，却没人敢参他，也参不倒他。
“参不倒？参不倒也要参！越是这种癞狗越要追着打，打断他的脊梁骨！”李梦阳操着一口陕西土腔高声说，“你这伙知道啥是个李梦阳？李梦阳就是‘胆’！咱这人天生就是个愣杆子，脑袋是用石头做的，不管他有啥势力，只要我看不顺眼，就拿脑袋去㨃！就算粉身碎骨，也要把这污浊官场㨃几个窟窿！”
听李梦阳放出这样的话来，一屋子的人都给他叫好！王守仁也在一旁暗暗点头，觉得跟李梦阳他们在一块儿挺对脾气，就往边儿上一坐，听他们谈论古诗，随口批评朝政，或者口无遮拦地骂着“老家伙”，倒也爽快。
（四）
这一坐就一直坐到下午，却见一个年轻人走了过来，站在茶馆门外向里张望。
这年轻人戴一顶四方平定巾，穿件天青色绸衫，腰里系着绦子，高挑身材，生得长眉入鬓，目若星辰，唇似丹珠，俊朗帅气，仪态清雅，让人见了不由得多看两眼。江南才子顾璘一眼看见，赶紧迎了出来，把这个年轻人让进茶馆，高声说：“各位停一停，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吴门唐寅，我好不容易请过来的。”
好家伙，苏州才子唐伯虎到了！
唐寅这人可了不得，这一年刚刚三十岁，只比守仁大两岁，却成名已久，号称“诗画双绝，江南第一”，头年乡试考中了应天府第一名解元。虽然这一次唐寅还是头回进京来考进士，可他的诗画、名气早就传遍京城。所以唐寅一到京师，达官显贵都给惊动了，每天都有不少人捧着银子在他住的客栈门外等着，或求一画，或求一诗，也有名流士绅拿着名帖登门拜访，不为别的，只想和唐解元在一块儿坐坐，清谈几句。结果唐寅住的客栈门前车马如流，每天酬酢无虚，忙得一塌糊涂。今天顾璘还是摆出同乡的面子，好不容易把这位唐解元请到他们这个诗社里来。
这么一位人物到了，茶馆里的年轻人都兴奋起来，纷纷上前和唐寅见礼。唐寅这人儒雅得很，满脸带笑，话也不多，自己找个空位坐下，静静地听别人谈论。
这时候李梦阳又高谈阔论起来。三说两说就说到诗风的“复古”上头来了。坐在边上的何景明也喝了两杯酒，叫着“秦无经，汉无骚，唐无赋，宋无诗”，大发感慨，众人齐声附和。
热闹之中，唐寅忽然慢声细气地说了句：“‘复古’是好，可惜二十年后也就俗了。”
这句话声音不高，却一语惊动四座，所有人都往这边看过来。李梦阳高声说：“魏晋风骨、盛唐气象过一千年也不会俗！”
唐寅笑吟吟地回道：“古人的‘风骨气象’自然不会俗。可今人写的诗再怎么也不会变成‘唐诗’。今天大明朝流行‘台阁体’，复古的诗风是一股新潮流，当然有几分真精神，等二十年后大明的学子们人人‘复古’，那时难免流俗。”
唐寅这几句话说得更不中听了，李梦阳顿时虎起脸来：“你认为大明的诗风应该如何？”
“用自己的手写自己的诗，心里要真诚，句子不妨直白些，意思不妨简洁些，写完了也不必非要给别人看。”
唐寅说“不给别人看”是孤芳自赏的清高意思。可李梦阳是个争锋弄潮的性子，唐寅这份孤傲自赏他接受不了，气呼呼地问：“不给别人看，写来干什么？”
唐寅跷起二郎腿，操着吴侬软语不紧不慢地说了句：“烧掉……”
一听这话李梦阳气不打一处来：“说这些没用，你写几首诗我看看！”
唐寅把手一抄，淡淡地说：“在下并不怎么会写诗。”
只这一句话，在座的人各自扭头去说自己的话题，再没人理他了。
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南方人、北方人脾气性情大不相同。唐寅和李梦阳脾气相反，一个内敛一个外放。可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点：都狂放不羁、傲气十足！几句话不投机，弄僵了。这茶馆子是李梦阳的地头儿，结果唐伯虎让人家孤立起来了。
和唐寅一样，王守仁也是个“新来的”，看别人都冷落唐寅，守仁正好悄悄坐过来跟他打个招呼。守仁在江南颇有才名，唐寅也知道他，两个人就慢声细气地聊了起来。
聊来聊去，守仁问唐寅：“唐兄觉得献吉他们提出的‘复古’诗风不好吗？”
唐寅轻轻摇头：“倒不是好不好的问题，主要是看以后如何发展。”
在这方面守仁的看法倒和李梦阳相似：“唐宋以后文风确实不佳，本朝的‘台阁体’又庸弱……”
不等守仁把话说完，唐寅已经截住了话头：“‘台阁体’不好，都是应付人的空话，只知道歌功颂德，这样的诗，稍有心胸的人不屑于写它。献吉他们说‘复古’，是想找一股雄壮之气洗掉‘台阁体’的虚冗，这是对的。而且李献吉刚强勇猛、才气逼人，写的诗真的很好。咱们这些人诗不如他，做事也不如他。”
本以为唐寅对李梦阳很看不起，想不到他对李梦阳评价这么高。这一来守仁倒不明白了：“那唐兄怎么说献吉的诗将来会俗？”
唐寅连连摆手：“李献吉是个奇才，他的诗断不会俗！我是说这‘复古’的诗风很快就会俗起来。你想，以李梦阳他们这些人的才华勇气，将来必成一代文坛领袖，等他们成了大名，别人自然都来学他们，这一模仿，当然就俗了。”
原来唐寅说的是这个意思，李梦阳他们先前倒误会了。王守仁笑道：“那就不是献吉他们俗，而是别人要‘流俗’了。”
唐寅点点头，并没再说什么。可守仁这里回头一品，却有了感觉：“唐兄是说复古的诗风没有出路？”
唐寅要说的正是这个意思：“李献吉、何景明这几位的大名我在江南就听过。今天一见，倒觉得献吉他们太霸道，一味只称赞魏晋盛唐，对后人都不承认，表面上似乎是要打破俗冗，锐意革新，其实骨子里却把‘复古’二字看得太重，太强调古风古韵，这就成了泥古不化。可咱们毕竟是‘今人’，怎么也变不成‘古人’。所以这‘复古’诗风从根子上说是假的！一旦泛滥，就会变成另一种‘台阁体’，照样是拘束人心的东西。”
——“复古”诗风是假的……
唐寅这话可真让王守仁吃一惊：“依唐兄之见，若是复古之路走不通，今后诗词的出路当在哪里？”
唐寅沉吟片刻：“我心里是这么想的：李梦阳说前人‘古朴’，后人嘛，当然没法变成‘古’，可咱们就不能做到一个‘朴’字吗？现在的人说话越来越直白，我们写诗也应该直白，在直白里求一个‘朴’字，就是‘我’，有了‘我’才有意思。学摹古人，学来学去，‘我’在哪里？”
唐寅这番高论在守仁听来真是别开生面：“早听说唐兄的诗名著于江南，何不就作几首，让献吉他们看一下呢？”
唐寅淡淡一笑，仍然说了句：“我不怎么会写诗。”说着就把两只手一抄，微微仰起脸来，坐了片刻，又说，“也不怎么会骂人……”
想起李梦阳那老虎一样的气势，守仁不禁笑了起来：“我也不怎么会骂人。”
一句话把唐寅也逗笑了。
这天剩下的时间守仁就和唐寅清谈起来。
其实唐寅是个极淡泊的人；而守仁自幼家学渊源，是个一心求上进、要建功立业的人，这两个人在很多事的见解上并不相同。不过眼下在李梦阳的诗社里，这两位都是坐在边上插不上话的，所以私下一聊，倒聊得挺投机。
说来说去，王守仁忍不住问：“唐兄刚才说了一个‘朴’字，一个‘我’字，似乎大有意思？”
“不是两个字，只是一个字。‘朴’就是‘我’。”
唐寅说的这些话让守仁颇感兴趣：“能不能多讲讲？”
唐寅略想了想，慢条斯理地说：“说起儒学，早在汉唐就是天下显学，可真正把儒学当成大学问苦心钻研却始于宋。先有周敦颐、程颢、程颐几位前辈，到南宋又出了两位大儒，一位是朱熹老夫子，认为天下至理都在事事物物上，做学问应该从“格物致知”入手，广学博论，皓首穷经，读数不清的书，做数不清的思考，从而求得一个能把天下万事万物融会贯通的大道理，从此一通百通，达于‘表里精粗无不到，全体大用无不明’的境界。他这一脉后世称为‘理学’。另一位陆九渊先生和朱夫子是朋友，他认为天下至理皆在人的心里，心即是‘理’，讲究的是一切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思考所得就是道理，书看不看倒在其次。所谓‘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后世把陆九渊的学问称为‘心学’。宋孝宗淳熙二年，这两位大宗师会于江西广信鹅湖寺，各展胸襟，纵论圣学，史称‘鹅湖之会’。”说到这里抬头望着守仁，笑问，“朱、陆两门学问，你觉得谁对谁错？”
朱子理学、陆子心学是儒学的两大流派，凡读书人，要么认同“理学”，要么认同“心学”，两者都认可或者两边都不认同，几乎是不可能的。
王守仁的学问是“成化辛丑状元公”的老父亲督促着做的，他认同的当然是被朝廷推崇的朱子理学。于是点头答道：“我听父亲说过，朱子理学是微言大义；陆子心学‘近禅’，多半不通。”
王守仁和唐寅在性格、志向方面本就不同路，现在守仁这句话把两个人学术上的差异也给揭出来了：王守仁是朱子理学门徒，唐寅的学问功夫却在陆子心学上头。
大明朝廷推崇理学，贬抑心学。至于为什么发扬“理学”贬抑“心学”，这里面其实有一番不可告人的心术。对这些王守仁平时从没想过，偏偏聪明透顶的唐伯虎知道内幕。
今天这个破茶馆子里都是热血的年轻人，虽然话不投机，其实心气儿相通，意气相投。唐寅的话也就比平时多了：“朱、陆二位先生的理论都有道理，若仔细论起来，陆九渊的‘心学’更高些，也就因为这个‘高明’，后世人反而‘扬朱抑陆’，只推崇‘理学’，把‘心学’扔到一边去了。”
唐寅这么一说守仁就不明白了：“儒学是治国的大道理，为什么不用高明的，反而用浅显的？”
唐寅淡淡一笑：“我只是一点儿愚见，就当说着玩儿吧。朱熹让人多读书，多做学问，从书里领会出一番道理来，这样领悟出来的道理也许没有那么深、那么大，可读书人读什么书是朝廷规定好的，书里的字句如何解释，都是经过钦审钦议的，这样‘解释’出来的道理必是铁打的‘纲常’。读书人把‘纲常’认定了，思想统一了，大家才能坐到一起办国家大事。”他把那碗茶末子喝了一口，让自己的思绪略沉了沉，“读书人为什么读书？就是为了做官。这些官员凑在一起就成了朝廷。朝廷嘛，自然是个办事的地方，办事的地方最讲规矩！所以想做官的读书人都得按‘理学’的路子走，道理上一致了，谁也不敢出格了，朝廷就有了规矩。这就像下棋一样，‘直车跳马架子炮’，这些全是规矩。有了这套规矩，随便两个人坐在一起就能‘下棋’，是输是赢，一切清清楚楚。所以朝廷推崇朱熹，不用陆九渊，就是要拢住人心，维持这个‘规矩’。”
听唐伯虎说出朝政的内情，王守仁恍然大悟。接着就想道：“可大家的思想都被拢在一套‘死规矩’里头，很多高明的主张岂不是……”
唐寅点点头，接过守仁的话：“很多高明主张都被搁置了。”
这一下王守仁就不懂了：“高明的主意反而不用，岂不是很可惜？”
王守仁这一声质问，是天下年轻人都会问的话！唐寅自己何尝不这么想？可他是个知道内情的人，对此无可奈何，只能微微摇头：“是可惜。可治国未必要用最高明的主意，最重要的是讲究实际，何谓实际？就是一个‘忠’一个‘孝’，依此二字进去就错不了，若是出了这个格，则不问‘高明’与否，皆不可用。”
大明朝治理天下只在一个“忠”一个“孝”。“忠”就是忠君；“孝”就是孝顺父母——而皇帝是天下所有人的“父亲”。所以忠、孝二字最后都落在“忠君”上头，除去这两个字，其他皆不可用。这就是朝廷的规矩。
朝廷这套“规矩”其实还有更多内情，只是再说下去未免过于敏感，所以唐伯虎不愿意说，王守仁也没有再问。
半天，唐寅又缓缓说道：“陆九渊的‘心学’也是个大学问。他认为天下事无不发自‘人心’，人心就是‘天理’，这是对的。人生在世，要有心，有思想，有见解，有‘自己’，不然就成了行尸走肉。可你有这么多思想和见解，处处特立独行，时时要破‘规矩’，这不是惹朝廷讨厌了吗？所以上头的人虽然也承认‘心学’是个学问，却认定陆九渊的学说‘近禅’，是瞎蒙乱猜、胡说八道，扔到一边去了。你想，读书是为了考功名，不依‘朱子理学’做学问就考不上进士。这么一来读书人都只认‘理学’，谁肯下功夫去讨论‘心学’呢？”
一听这话守仁笑了：“我看唐兄在‘心学’上头下的功夫就不少。”
唐寅笑着摆手，指着自己头上的帽子开玩笑说：“哪里哪里！我也是‘理学’门徒，不然哪来的这个‘解元’？”说着俩人都笑了。
“唐兄不妨再说说这个‘我’……”
唐寅想了想：“当世有儒、释、道三家。释和道，咱们姑且算它是一家。儒家讲究一个‘进去’，要做事；释、道讲究一个‘出来’，要放下，可这两条路都不好走。你想，天下事纷纷扰扰，尔虞我诈，若进去了，污浊得很，把自己染黑了，不值；若说一切抛下，走出来，难免曲高和寡，孤苦难耐。怎么办？只能折中取势，有出有入、时出时入。要想进得来、出得去，就必须先找一个‘自我’。找到了‘自我’，就在心里树一间静室，随时把‘自我’养在里面。如此一来，世间一切纷扰都成了心外事，不至于污染身心。”
唐解元这些话王守仁闻所未闻，细想又觉得极有道理：“唐兄说的这个‘自我’究竟是什么？”
唐伯虎用手指轻轻点着桌面，一字一句地说：“‘我’就是人心里的良知。”
“良知？”
“对！那些私心人欲皆是邪门歪道，不算‘自我’；咱们一说‘自我’，指的一定是良知！天下人只要懂得人事儿的，个个都有良知，若说一个人全是私心人欲，一点儿良知都没有，那是不可能的。你说对不对？”
这句话守仁倒能接受：“唐兄说得对！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我固有之。’由此可知，天下人皆有良知。”
唐寅脸上挂起了一丝淡淡的笑意：“良知是你我心中天生地造的赤子之心。人生在世，莫贪名利，莫缠世情，莫问得失，莫寻出入，只要牢牢守住这颗赤子之心，一尘不染，万事无碍。”
唐寅关于“人人都有良知”的话说得好。可他那个把良知“养”在静室、“一尘不染、万事无碍”的主张却片面了。
找到“自我”是很重要的。可想把“良知”养在静室却不容易。因为天下事纷纭复杂，不可能完全避过。就像强盗，你躲在屋里，他可以踹开门闯进来，那时怎么办？所以培护良知不能全靠“静养”，而是需要磨炼、磨炼、再磨炼。
不管怎么说，唐伯虎这番关乎“良知”的道理算是给王守仁打开了一扇窗，让他在理学之外得以另辟蹊径。至于“磨炼良知”，就要等守仁自己去悟了。
而唐伯虎，后来却在“静养良知”上头摔了大跟头。
（五）
从这天以后，王守仁渐渐成了李梦阳诗社里的常客。至于孤傲的唐寅，再没到诗社里来过。
一个月后，王守仁下了科场，三场考罢，点中二甲第七名进士。
进士及第，就是鲤鱼跳过了龙门，这一下王守仁终于放下心来了。就成天和李梦阳他们一帮年轻人混在一块儿，谈古论今，吟诗作赋，喝了酒高兴起来，就把“老家伙”们拿出来损上一顿。可惜从上次见面之后，守仁就再也没见过唐寅的面。只隐约听说唐寅这场春闱落了榜，估计此时已经回苏州去了。
这天，一帮子年轻人又混到一起，写诗填词，议论朝政，吵吵嚷嚷大发感慨。正聊得热闹，李梦阳的老乡康海从外头进来，嘴里大呼小叫：“你们听说了没，唐寅让锦衣卫的人抓起来了！”
这一声咋呼可真厉害！所有人都停了话，一起往这边看来。守仁第一个问：“怎么回事？”
“听说这个唐寅，哦，还有他一个苏州老乡叫徐经的，这两个人花了大把的银子贿赂今科的副主考程敏政，从他手里买了考题……”
江南第一才子唐伯虎居然贿赂考官！这可真是个天大的奇闻。
“怎么回事，你仔细说说。”
“我也是听人说的。”康海坐下喝了口水，“程敏政这个老家伙你们知道吧？”
程敏政大家当然知道，这是大明朝一位出了名的神童，十三岁就被皇帝特诏送进翰林院读书，十九岁得中顺天府乡试第一名解元，二十三岁高中榜眼，从此平步青云。如今担任礼部右侍郎，皇上有什么诏令敕书都交给他写。名气之大仅次于李东阳，是京城文坛坐第二把交椅的“老家伙”……
顾璘在边上问：“我听说这老家伙傲得很，人倒挺正派，不至于出卖考题吧？”
顾璘是唐伯虎的老乡，说话难免向着乡亲。康海立刻冷笑一声：“他正派？你看见啦？！”
守仁赶紧说：“你们先别斗嘴，说事儿。”
康海喘了口气，又说：“唐寅和徐经俩人是一起进京的，这个徐经家里有的是钱！不知托了谁的关系，从程敏政手里买了考题，事先做好卷子让姓程的看过，等上了考场，徐经和唐寅就按事先准备好的卷子照抄一份，往上一送。程敏政看见卷子当然知道这是徐经，这是唐寅，然后红笔一勾，这不就中进士了吗？结果这个程敏政也真废物，硬是把事儿给办漏了。阅卷的时候一眼看见这两份考卷，老家伙一激动，当着所有考官的面顺嘴说出一句：‘这准是徐经、唐寅的卷子！’就这一句话，让给事中逮个正着，立刻参了他一本。这不，程敏政、徐经、唐寅都下了大狱了。”
康海这一句话引得众人齐声叫好。何景明说：“我早看出姓唐的是个骗子，上次来咱们诗社，一首诗都作不出来。”
康海对唐寅也有些看不惯，高声说：“这回可没他的好果子吃了！犯了这么重的罪，至少也得流配三千里，那个程敏政估计脑袋要搬家了。”
在座的才子们又是一片哗然。有叫好的，也有人觉得惋惜，还有人说几句风凉话，逗个趣儿。正闹着，忽然边上有人插了一句：“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你们哪知道实情？”众人一愣，扭头看去，却是山东才子边贡说话了。
边贡字廷实，也是位大才子，诗词文章和李梦阳、何景明不相上下。而且边贡运气好，二十岁就考中进士，今年才二十三岁，官已做到太常博士，茶馆里这帮才子就数他的官儿大。
现在这位太常博士忽然插话，似乎知道“内情”，王守仁赶紧凑过来问他：“你说说是怎么回事？”
边贡把在座的人都看了一眼，掩着嘴神神秘秘地说：“跟你们说，这个事咱们哪儿说哪儿了，绝对不能传出去，不然就是给我找麻烦！”
一听这话所有人都点头：“行，我们保证不外传，你说吧。”
边贡又左右看看，这破茶馆里就他们几个人，这才压低了声音：“唐寅这事上头已经查出眉目来了，是个冤案。”
“怎么叫冤案？”
“早先阅卷的时候，那个程敏政不知吃了什么药，拿着两份卷子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了一句‘这准是徐经、唐寅的卷子’，身为春闱主考，犯这样的大忌实在出人意料，结果让给事中把他当成‘舞弊者’给参了。皇上知道这事以后马上把程敏政调离考场，派李东阳去复查，你猜怎么着？唐寅、徐经这两份卷子都没录中。”
边贡的几句话把大家都搞糊涂了：“你到底什么意思？”
“唐寅和徐经压根儿就没考上，都让程敏政给刷下来了！”
“就是说……”
边贡把两手一摊：“根本就没人作弊！你想啊，程敏政要是舞弊，这俩人咋会给刷下来呢？”
“那程老头阅卷的时候瞎叫唤什么呀？”
“吃饱撑的呗！”
一句话把所有人都说乐了。
其实这事儿并不奇怪。
科举是为国选才，并非文章写得精彩就一定能录中。有时候文章精彩，可是阐述的道理不合时政，或者略有犯忌之处，也可能被黜落。唐寅、徐经的文章被考官当众称赞，却没录取，应该是这方面的原因……
守仁最关心唐伯虎的情况，赶紧又问：“后来这事怎么处理的？”
边贡又把声音压低了些：“现在呀，所有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程敏政这事是个冤案，可问题是这事儿已经传出去了，天下的举子都听说了，所有人都在骂！这时候你说程敏政没舞弊？举子们不信！”
“那咋办？”
是啊，那怎么办呢？
这帮年轻人只有骂“老家伙”的本事最拿手，真正碰上这种朝廷要事，他们一个个都没主意。
边贡咂咂嘴：“进士大考是为国家选拔人才，太重要了。如果因为一个‘舞弊案’把名声搞臭了，失信于天下读书人，对朝廷是个不小的打击！所以上头已经定了：无论如何，就把这个案子当‘考场舞弊’来办！”
一听这话，在场的所有人都傻眼了。
这帮年轻人志大才高，论本事个个都不得了。可他们毕竟是年轻人，单纯脆弱，现在听说有人受了陷害，而陷害他们竟是为了给朝廷赚一个“公平清廉”的名声，这几个年轻人心里都觉得难以接受。
为了“公平”而毁人前程？为了“清廉”而污人清白？
可是，如果不毁这三个人的前程，天下人就不信“公平”；不污这三个人的清白，天下人就不信“清廉”。这就是现实……
好半天，还是守仁问了一句：“朝廷怎么处置唐寅他们？”
“唐寅、徐经削籍，永不准再入科场。至于程敏政嘛，虽然罪不至死，丢官罢职是难免的，也许还得判个流刑，发配边关。”
听了这个消息，守仁心里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
老天爷似乎有意为难唐寅，像他遇到的这桩冤案在史书上都找不出先例来。江南第一才子就这么倒了。
说真的，在这个诗社里还真没有人把唐寅当一回事。因为唐寅太孤傲了，这间诗社里的所有人他都没看在眼里，不肯当着他们的面写诗来证明自己的“才华”，甚至都没和这些才子们正经说几句话。这些人里只有王守仁和唐寅聊了几句。也就是这么几句话，已经让守仁知道：唐寅其人盛名无虚。因为他一句话就点中了李梦阳他们的要害。
——复古，复古，表面上是在反对“台阁体”。可是说了半天空话，发了半天牢骚，把“老家伙”骂来骂去的，说到底，这些年轻人非要写“古诗”，不是创新，而是在“守旧”……
想到这儿，守仁心里一动，忽然明白了唐伯虎被程敏政黜落的原因所在！
唐伯虎说对了：朝廷要的不是第一流的人才和最高明的主张，大明朝廷要的只是一群严守纲常、中规中矩的理学门徒。像唐寅这样特立独行的人，虽然写出的文章足以令考官惊叹，可这个官，轮不到他做。
怪不得李梦阳他们这么强势，唐寅却倒了。原来李梦阳的“复古”是理学，是纲常，是正宗；唐寅的“良知”是心学，是左道。在官场上，只有李梦阳这样的人才能站住脚。像唐寅这种孤僻清高的思考者，是一定会被击倒的。
唐寅就不该来考这个科举，因为他根本不适合当什么官。
看着李梦阳他们喝酒，写诗，手舞足蹈，高谈阔论，守仁忽然想：要是这位恬淡得像一团柳絮的唐寅又来了这个场合，他会怎么样呢？
估计这一回他不会再和李梦阳争执了。只是跷起二郎腿，抄着手坐着，微微扬着脸，两眼望天，带着一抹自得其乐的微笑，既不说话，也不写诗。
既然不说话，不写诗，那唐寅何必再来这个诗社？
也对，后来唐寅确实再没到这个诗社来过。
京城里这些年轻的才子们继续谈他们的复古诗风，骂着李东阳和他们那帮“台阁体”的老家伙；而老家伙们此时大概正在内阁签押房里写奏折，处理着天下大事。
回了家乡的唐寅，又在干什么呢？
唐寅是否已经找到了“自我”？王守仁不知道。可守仁却知道李梦阳他们并没找到“自我”，李东阳他们这帮办大事的老家伙们，似乎也没找到。
而守仁自己，也没找到。
到哪儿去找“自我”？王守仁不知道。可守仁却知道：闷在这个小茶馆里写复古诗，怕是永远也找不到……
发了一会儿愣，王守仁站起身来冲李梦阳拱拱手，走了。此时李梦阳正和别人吵得不亦乐乎，没工夫回答，只冲守仁挥了下手。
从这天起，这个当时大明朝最高级的诗社，守仁不怎么来了。
考上进士的第二年，即弘治十三年，守仁被任命为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整天忙着公事，那个诗社，就再也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