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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八路军挺进平型关
平型关北有恒山如屏高峙，南有五台山巍然耸立，海拔都在1500米以上，真可谓是“峻岭雄关”。
1937年9月14日上午，“嘀……”的一声脆响打破了平型关一带的宁静，一辆军用吉普车开到了平型关口。
汽车停稳后，率先从车上走下来的是我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
1937年9月14日，山西大地刚刚进入秋天，恒生、五台山上的树叶虽然已经不如夏季那样郁郁葱葱，但在一片光秃秃的黄色土地上，那些树叶的绿色依然还是格外耀眼。
在恒生和五台山的夹缝中，有一条不甚宽的地堑式带状低地，在这条带状低地中的隆起的部分有一座历史险关——平型关。它北有恒山如屏高峙，南有五台山巍然耸立，海拔都在1500米以上，真可谓是“峻岭雄关”。
“嘀……”的一声脆响打破了平型关一带的宁静，一辆军用吉普车开到了平型关口。
汽车停稳后，率先从车上走下来的是我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随后车上又下来几个参谋人员。
中国共产党的将领林彪这个时候为什么会来到平型关呢？这还要从当时抗战的大背景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全力促成抗日统一战线建立说起。
1931年9月18日，以日本军官河本末守中尉为首的7名驻扎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按照预定的阴谋，炸毁了南满铁路柳条湖村一段。
日军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村一段后，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本军队，随即向沈阳东北军精锐第七旅驻地北大营发起进攻。当时，东北军的总人数有30万左右，而日本关东军此时在东北的兵力只有1万余人。
由于执行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导致在兵力上占优势的东北军将士对突如其来的进攻毫无戒备，致使日军偷袭得逞。仅一星期，就侵占了辽、吉两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正值国际联盟召开第十二届大会。国民党政府不积极动员人民和军队抗击日本侵略军，却把一切希望寄托于国联。
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步步紧逼，于次年初又发动了“一·二八”事变，激起爱国官兵的强烈反抗，但国民党政府提出所谓“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中国守军在腹背受敌、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不得不弃守上海。
随后，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驻军，而日本却可驻兵上海；此后《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先后签订，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大开方便之门。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为捍卫领土主权，“九·一八”事变翌日，处在最前线的中共满洲省委当即发表了中国抗战史上、也是“二战”史上受侵略国家向法西斯国家发出的第一个宣言《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第一时间揭露了事变真相，戳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阴谋。
随即，中共中央于9月20日、22日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图谋，严厉谴责了国民党政府“高唱无抵抗主义与和平镇静的忍耐外交”的卖国辱权的不抵抗政策，号召全体中国人民“驱逐帝国主义滚出中国”。
国民党政府签订淞沪协定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即刻通电向全国人民宣告：“否认反革命的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谈判与密约，否认五月五日卖国的国民党政府签订的停战协定”，并号召全国人民“保卫中国的领土的完整，来求得中国完全的独立与解放”。
针对《塘沽协定》，1933年5月3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平津华北宣言》郑重宣告，“只有全中国民众的血的战斗，才能收复我们已失的土地。”
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又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明确表示共产党和红军愿意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筹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并呼吁各党派和军队首先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会议从理论和政策上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提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1936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各抗日部队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抗日义勇军，在白山黑水间打击日本侵略者。
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将“抗日反蒋”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8月25日，中共中央致书国民党，再次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一些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抗日救国高潮，北平、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武汉、太原、广州、济南、福州等地的大中学生和市民纷纷集会游行，通电抗日救国，并结队赴南京请愿、示威，要求政府出兵抗日。
人民自发抵制日货，要求对日经济绝交。一些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国民党军中的爱国官兵也开始改变政治态度，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反共，立即抗日。全国各地翻腾着抗日救亡的怒涛。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迅速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派周恩来、叶剑英等人赴西安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6项条件。
从“西安事变”后到全国抗日爆发前，为了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
当时，国民党正在准备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为了促进国民党政策的转变，中共中央已在1937年2月10日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点相应的保证：
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提出的实现国共合作的条件。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实际上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主张的决议案。从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国民党三中全会后，国共正式谈判，周恩来于3月下旬去杭州，与蒋介石开始了这历史性的对话。周恩来向蒋介石表达了共产党愿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重申了关于两党合作的原则立场，向蒋介石提出了十一项要求和六项口头声明。
并明确表示，国共两党合作到底的最好办法是制定一个共同纲领，作为双方行动的准则。蒋介石提出，由周恩来起草这个纲领。
周恩来返回延安，起草共同纲领，并与蒋介石约定在庐山商谈。此时，国共两党合作问题虽没有具体达成协议，但内战是可以停止了。因此，中共中央于4月15日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明确指出：全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的目的已经实现了，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基本上已经结束，今后发展阶段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实现对日抗战。
6月4日，周恩来到庐山与国民党会商国民大会代表与抗日诸问题，并在宋子文、宋美龄、张冲参加下，与蒋介石谈判。
周恩来首先提交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它的内容包括三个部分：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民权，保障人民自由；实现民生幸福，建立国防经济。细则共三十五条。
尽管会谈进行得并不是很顺利，但这毕竟是国共两党坐下来进行的认真的会谈，它至少表明国共再次合作的历史时刻已经为期不远了。
在谈判中，国民党提出了关于军队问题的意见，由共产党根据以前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先发表对外宣言，然后南京政府发表三个师的番号，并委任师长。三个师仍照十二个团编制，人数可容纳四万五千人。在三个师之上设立政治训练处，负责部队指挥。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出国留洋。南方中共各游击队，经国民党调查后，进行编遣，原领导人离开部队。
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蒋介石坚持由国民党方面人员担任边区政府正职长官，副职由边区自行选举。蒋介石还表示，狱中共产党员，可由国民党分批释放。
对于国民党的要求，党中央进行了认真研究，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纲领，以便奠定同盟会及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在承认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同意国共两党各推出同等数量的干部，组织最高会议，以蒋介石为主席，承认其依共同纲领有最后决定权。但必须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的独立性。并坚持红军改编后，由朱德为总指挥。最终，协议未能达成。不过，在谈判中，周恩来掷地有声的话语，深深刺激了国民党蒋介石。
对于日本，蒋介石依然抱有幻想，他说：“时局虽然如此，但是日本在今年以内，我看不至于发动战争。不知周先生意见如何？”
对于蒋介石的和平幻想和苟安心态，周恩来进行了沉痛驳斥，他说：“我们同蒋先生有不同的看法。日本目前正充分把握了这种有利的时机，东京一面喊着反苏反共的调子，一面向我步步进逼。如何独占中国，已经成为东京最积极的行动了。如果说战争的发动问题，实际上早在1931年‘九·一八’就开始了。”
事实正如周恩来所言，日本侵略者自九·一八事变侵吞我国东北后，到1936年，日军已从东、西、北三面包围了北平。从1937年6月起，驻丰台的日军连续举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
面对事实，蒋介石不得不点头同意。周恩来最后说：“刚才我所谈的都是事实，都是有非常可靠的根据。局势是在这样发展，日本更大的侵略战争迫在眉睫！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这次来，希望和贵党的会谈，尽快取得积极的成果。”
从1937年2月到9月，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等先后举行了五次谈判。在此期间，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严词拒绝。于是，日军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又炮轰宛平城，第二十九军奋起抗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
“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在“七·七”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电全国，号召中国军民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宣言说：
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中共中央的宣言，大大激励了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坚决抗战的信心，全国各族各界人民热烈响应，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陕北的红军将领集体致电蒋介石，强烈要求开赴山西前线。
1937年7月，国民党中央军停止进攻陕甘宁边区，撤销了设在西安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改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任命顾祝同为行营主任。南京政府又撤销了亲日派张群外交部长的职务。从此，国内和平基本实现，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折点。
在这种形势下，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历史性的讲话，宣布对日作战。从此，中华民族的五指终于握成了一个拳头。
在各界的鼓舞和督促下，蒋介石从庐山返回南京，并立即召集军政负责人到首都研讨抗日对策。1937年8月，周恩来同朱德、叶剑英等赴南京参加最高国防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广泛接触了冯玉祥，白崇禧、龙云和刘湘等地方实力派代表，并就抗战形势、国共合作等问题同他们交换了看法。
到8月18日，国共双方就陕甘宁边区人事、红军改编和设立总指挥部以及在若干城市设办事处、出版《新华日报》等问题，达成协议。
8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西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任命朱德、彭德怀分别为正副总指挥，下辖3个师，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正式下达命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一一五、一二零一二九三个师，每师下属两个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