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
程步先生不是历史学家，我也不是。他写这本书，我写这篇序，都有风险。
何况程步先生这回涉及的，还是秦始皇这样一个敏感的话题。更何况程步先生居然还认为，秦始皇是历史上有为之君中最仁慈的，是“仁君秦始皇”。天啦！这个结论和我写序这事一旦传出去，肯定是骂声一片。我甚至想象得出那些通栏标题：易中天、程步之流为秦始皇翻案，下一目标锁定……
这不是危言耸听，他们干得出来，而且以前没少干。比如李零先生的《丧家狗》，就被妖魔化。这一回，我们肯定又会被咬得遍体鳞伤。
所以我必须与程步先生“划清界限”。并亮明观点。第一，我对秦始皇没有研究。秦始皇是仁是暴，我不知道。第二，秦始皇与秦政治不能打等号。就算始皇“仁”，也不等于秦政不“暴”。第三，就算秦政不“暴”，也决不可能“仁”。从秦孝公到秦始皇，秦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先是公国（孝公时代），后是王国（孝公之后），消灭六国、兼并天下之后又成为帝国。但无论是孝公时代的秦公国，孝公之后的秦王国，还是始皇时代的秦帝国，都不行“仁政”，也不主张行“仁政”。当然，他们也不主张“暴政”，至少不公开主张。为什么呢？因为从孝公到始皇，秦的国家意识形态，就是法家学说：秦的治国方针，也是法家的那一套。这个方针，是商鞅在孝公时代为秦国奠定的，以后又在嬴政时代为韩非、李斯所确立。法家的主张是什么？既反对“仁政”，也反对“暴政”。用韩非的话说，就是“仁暴者，皆亡国者也”（《韩非子·八说》），也就是仁政、暴政都要不得。要什么？苛政。事实上，从孝公到始皇，秦公国也好，秦王国也好，秦帝国也好，其“政”都是苛政，其“法”也都是严刑峻法。比如商鞅规定，但凡不务农而经商，或者干农活不卖力的，老婆孩子都要被收为官奴（《史记·商君列传》）；治安的要求，则竟是“步过六尺者罚，弃灰于道者被刑”（刘歆《新序》）。这就实在是太严峻！没错，商鞅执政时，秦国确实做到了“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史记，商君列传》）。但这决不是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而只是为了让人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也就是只为国君战斗，不为自己战斗；只杀外国人，不杀泰国人；只为高官厚禄杀人，不为蝇头小利杀人。结果是什么呢？是培养出一大批如狼似虎毫无爱心的杀人机器。正是靠着这些杀人机器，秦王嬴政才完成了他的“兼并事业”，把整个天下都变成了他的家产，把普天之下的人民都变成了他的臣仆。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下，嬴政本人是仁是暴。实在已经是无足轻重的事情了。秦始皇这个“案”，我看不“翻”也罢！
那又为什么还要为本书写序？
真正打动我的，是程步先生“用另一种方法读史”的主张。程步先生能有这个主张，则又因于他不是历史学家，而是媒体人。史学家与媒体人有什么不同？不同就在于，前者一般都相信史书，后者却明白得多个心眼。我们知道，史书记载的所谓“历史”，无非“过去的新闻”；媒体报道的所谓“新闻”，则完全可能成为“将来的历史”。这里面，就有一个“如何报道，如何记录”的问题，也还有一个“如何编辑”的问题。这些问题，史学家不一定清楚，媒体人却门儿清，因为他们有切身体会。媒体人比谁都心里有数，同样一件事情，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笔法去报道，完全有可能让读者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也就是说，媒体人在进行报道的时候，完全能够做到事件、起因、结果、细节都真实，却让读者的感受不真实，并诱导他们得出不真实的结论。
在这方面。我也是有切肤之痛的。但为了不得罪媒体。我还是举史书为例。比如赤壁之战前的孙刘联盟，周瑜、鲁肃、诸葛亮，都起了重要作用，他们也都同孙权谈过话。但根据陈寿的《三国志》，我们只知道周瑜的谈话在后。鲁肃和诸葛亮谁先谁后，就不清楚了。这样，当后人叙述此事时，就必须进行编辑。把诸葛亮的谈话编在前面，给人的感觉就是“诸葛亮说服了孙权”。把鲁肃的谈话编在前面，给人的感觉就是“鲁肃说服了孙权”。这就全看你怎么编辑。根据我和媒体打交道的经验，编辑比记者更重要。正是他们，决定着舆论的导向，也左右着读者的感受和情绪。历史上那些修史的人，包括伟大的司马迁，就都是编辑，或者是编辑兼记者。他们怎么编。我们怎么读，怎么信。如果你没有一点媒体经验，弄不好就会傻乎乎地被牵着鼻子走。程步先生因为自己是媒体人，深知其中奥秘，便在读史的时候多了一个心眼。这个我很赞成。我还建议，读报的时候，也要多个心眼。否则，遇到居心不良的编辑，你上当受骗，他还没事偷着乐：哈哈！任你精似鬼，喝了老娘的洗脚水！
由此可见，程步先生的结论是否成立，可以讨论。但他不盲从，则应该肯定。同样，我们作为读者，当然也不必盲从，不必认为程步先生所说就是对的。他其实也是编辑呢！他在阐述自己观点的时候，对史料也有自己的取舍和编排。例子我就不举了，相信读者自会判断。再说一遍，结论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思考。
是耶？非耶？百家争鸣罢！
2008年9月18日 于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