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吕思勉先生，字誠之，筆名駑牛、程芸、芸等。一八八四年二月二十七日（清光緒十年二月初一日）誕生於江蘇常州十子街的吕氏祖居，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農曆八月十六日）病逝於上海華東醫院。吕先生童年受的是舊式教育，六歲起就跟隨私塾教師讀書，三年以後，因家道中落而無力延師教授，改由父母及姐姐指導教學。此後，在父母、師友的幫助下，他開始系統地閲讀經學、史學、小學、文學等各種文史典籍。自二十三歲以後，即專意治史。吕先生夙抱大同思想，畢生關注國計民生，學習新文化，吸取新思想，與時俱進，至老彌篤。

吕先生長期從事文史教育和研究工作。一九〇五年起開始任教，先後在蘇州東吴大學（一九〇七年）、常州府中學堂（一九〇七年至一九〇九年）、南通國文專修科（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一年）、上海私立甲種商業學校（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四年）等學校任教。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先後在上海中華書局、上海商務印書館任編輯。其後，又在瀋陽高等師範學校（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二年）、蘇州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上海滬江大學（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上海光華大學和華東師範大學任教。其中在上海光華大學任教最久，從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五一年，一直在該校任教授兼歷史系系主任，并一度擔任該校代校長。一九五一年，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光華大學併入華東師範大學，吕先生遂入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任教，被評爲歷史學一級教授。吕先生是教學與研究相互推動的模範，終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吕先生是二十世紀著名的歷史學家，對中國古代史的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他在中國通史、斷代史、社會史、文化史、民族史、政治制度史、思想史、學術史、史學史、歷史研究法、史籍讀法、文學史、文字學等方面寫下大量的論著，計有通史兩部：《白話本國史》（一九二三年）、《吕著中國通史》（上册一九四〇年、下册一九四四年）；斷代史四部：《先秦史》（一九四一年）、《秦漢史》（一九四七年）、《兩晉南北朝史》（一九四八年）、《隋唐五代史》（一九五九年）；近代史一部：《吕著中國近代史》（一九九七年）；專著若干種：《經子解題》（一九二六年）、《理學綱要》（一九三一年）、《宋代文學》（一九三一年）、《先秦學術概論》（一九三三年）、《中國民族史》（一九三四年）、《中國制度史》（一九八五年）、《文字學四種》（一九八五年）、《吕著史學與史籍》（二〇〇二年）；史學論文、札記及講稿的彙編三部：《吕思勉讀史札記》（包括《燕石札記》、《燕石續札》，一九八二年）、《論學集林》（一九八七年）、《吕思勉遺文集》（一九九七年）；以及教材和文史通俗讀物十多種，著述總量超過一千萬字。他的這些著作，聲名廣播，影響深遠，時至今日，在港臺、國外仍有多種翻印本和重印本。吕先生晚年體衰多病，計劃中的六部斷代史的最後兩部《宋遼金元史》和《明清史》，已做了史料的摘録，可惜未能完稿，是爲史學界的一大遺憾。

本書收録了吕思勉先生有關中國文化思想史的論著，共計九種：《醫籍知津》、《群經概要》、《經子解題》、《中國文化史六講》、《理學綱要》、《先秦學術概論》、《大同釋義》、《中國社會變遷史》、《中國政治思想史十講》。

《醫籍知津》寫於一九一九年夏，是年吕先生由謝利恒（觀）先生介紹進上海商務印書館任編輯，協助謝先生編纂《中國醫學詞典》，撰《中國醫籍源流論》一篇，系統叙述中國古代醫學典籍及其源流派别。《中國醫籍源流論》後未收入《中國醫學詞典》，由謝先生私人木刻印行少許册分送同行友人。《醫籍知津》手稿一册，五萬餘字，即《中國醫籍源流論》的底稿。上世紀八十年代，《醫籍知津》經吕先生的女兒吕翼仁先生抄録，并與楊寬先生一同校對、補正、分節并加標題。胡道静先生審閲後，撰寫了《題記》。此次刊出，以抄本爲底本，并校以原稿，胡先生的《題記》用作附録，以供讀者參考。

《群經概要》係未刊稿，爲吕先生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在蘇州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專修科講稿，由湯焕文君記録，再由學校印成油印本講義。油印本原題名爲《群經筆記》，後定名爲《群經概要》，與一九二六年初版的《經子解題》相互發明。吕先生以歷史發展的眼光研究群經，故《群經概要》一書，更像是一部簡明的經學史、學術史，其中不乏獨具的見解。

《經子解題》一九二六年四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收入“國學小叢書”初版，一九二九年十月收入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一九三三年三月國難後第一版，一九三四年一月國難後第二版。上世紀八十年代後，《經子解題》先後收入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論學集林》（下文簡稱“教育版”），一九九五年十二月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二十世紀國學叢書”（一九九六年三月第二版，下文簡稱“華師大版”），一九九九年一月上海文藝出版社“學者講壇叢書”（下文簡稱“文藝版”），二〇〇六年六月中國書籍出版社“國學名家選粹”叢書（下文簡稱“書籍版”）。“教育版”訂正了初版的錯字和刊誤，但《莊子》一節内有個别删改。“華師大版”、“文藝版”均按“教育版”重印，也都訂正了錯字、刊誤，但删改之處未能恢復。“書籍版”按初版重印，無删改，但初版中的一些錯字、刊誤仍沿而未改。此次刊出，除訂正了初版的錯字、刊誤外，删改之處也予以恢復。

《中國文化史六講》寫於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間，是吕先生在江蘇省立常州中學授課時的講稿。原計劃分二十講，現僅存六講，江蘇省常州中學校史陳列室藏有油印講義。一九九七年九月，《中國文化史六講》收入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吕思勉遺文集》（下），二〇〇七年一月收入天津古籍出版社的“名師講義”叢書。此次刊出，按原油印稿出版，校正了個别錯誤。

《理學綱要》寫於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間，是吕先生在上海滬江大學任教講授“中國哲學史”時編寫的講義，後經修改，於一九三一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初版，一九三四年四月國難後第一版。一九八八年三月上海書店影印出版，一九九〇年收入上海書店“民國叢書”第二編影印出版，一九九六年三月收入東方出版社“民國學術經典文庫·思想史類叢”。此外，還有臺北市華世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的重印本。《理學綱要》初版後，吕先生自己即作過一遍訂正。其後，楊寬、吕翼仁先生又再校對。本次刊出，以初版爲底本，同時吸取了作者本人、楊寬、吕翼仁先生的校訂成果。書中《訂戴》一篇，原刊於一九二八年《光華期刊》第三期（一九二八年五月出版），初版時附於“總論”内，現仍用爲附録。

《先秦學術概論》一九三三年十月由上海世界書局初版，一九八五年六月收入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的“中國學術叢書”（下文簡稱“大百科版”），一九九二年收入上海書店“民國叢書”影印出版，一九九六年“大百科版”由更名後的東方出版中心重印（下文簡稱“東方版”），二〇〇五年十二月收入雲南人民出版社“二十世紀學術要籍重刊”出版（下文簡稱“雲南版”）。《先秦學術概論》出版後，吕先生自己曾作過一遍校訂，“大百科版”、“東方版”均按吕先生的校訂改正了部分錯字和刊誤，但未刊陳協恭先生寫的《序》，且《墨家》一章有少許删節。“雲南版”增補了《序》，訂正了一些遺漏、錯字和刊誤，但删節之處未能補全。此次刊出，除增補陳《序》、補全删節及訂正刊誤、錯字外，還增加了一處吕先生的眉批。

《大同釋義》原名《孔子大同釋義》，寫於一九三〇年代初，初刊於一九三五年《文化建設（月刊）》第一卷第十、十一期。《大同釋義》係以文言文撰寫，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間，吕先生爲給光華大學學生作演講，特將《大同釋義》改寫爲白話文，取名《中國社會變遷史》。一九九七年九月，《中國社會變遷史》改名爲《大同釋義》，收入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的《吕思勉遺文集》（下），但有删改。此次刊出，《大同釋義》和《中國社會變遷史》均按原稿校訂勘誤，删改的地方也按原稿補全。

《中國政治思想史十講》原是吕先生一九三五年在上海光華大學的演講，由吕翼仁先生記録，初刊於《光華大學半月刊》（第四卷第五期至第五卷第四期，1935,12—1936,12），署名爲“吕思勉講，吕翼仁記”。上世紀八十年代，吕翼仁先生曾做過一些校對和整理工作。一九九七年九月，收入《吕思勉遺文集》（下），有删節。二〇〇七年一月收入天津古籍出版社“名師講義”叢書，增補了删節。此次刊出，按《光華大學半月刊》的刊印稿重新整理，除了改正刊誤、恢復删節外，個别文字則按吕翼仁先生的修訂改正。爲了便於閲讀，《中國政治思想史十講》由編者按每一講的内容添加了標題。

李永圻 張耕華

二〇〇八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