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理查德·瓦格纳

鉴于我们审美大众的特有性格，为了避开集中在本书中的思想可能带来的干扰、激动与误解，也为了能带着同样沉思的快乐（这种快乐像灵感时刻的美好结晶，铭刻在每一页之上）来写一篇前言，我设想着您，我最尊敬的朋友，在收到这本书时的情景。您，也许是在冬雪中的夜晚散步之后，看到扉页上被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读到我的名字，然后便立刻确信：不管这本书的内容如何，作者要说的必定是一些严肃而迫切的东西。此外，他的一切感想都像是与您当面交谈一样，并且只能把适合当面交谈的东西记入书中。

有鉴于此，您将记得，当您那篇辉煌的贝多芬纪念文章问世之时，也就是在战争爆发时的震惊与庄严之中，我把这样的想法汇集到了这本书里。然而，有人可能认为，这种想法的收集是审美上的放纵而非爱国的鼓舞，是快乐的游戏而非勇敢的严肃。那这些人就大错特错了。在真正读完这本书后，这些读者会惊讶地发现——我们要讨论的是多么严肃的德国问题，我们把这个问题真正置于德国希望中心的旋涡与转折点上。

然而，看到一个审美问题被如此严肃地对待，这可能会有点令人不快，因为他们认为艺术不过是一种娱乐的消遣，不过是系在“存在的严肃”上可有可无的鸣钟，似乎无人知晓这样的对立立场与“存在的严肃”有何关系。

那些严肃的读者可以把这作为一个告诫：我深信，艺术是人生最高的使命以及最本质的形而上学的能力。在这里，我要把这本书献给这样的人，献给在这条路上我的振奋人心的先驱们。

尼采　1871年底，巴塞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