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和”辨证方法及入门九方

一、“中和”辨证方法

在中医药发展史上，中医辨证论治的方法是随着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发展逐步完善的。如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医学方书，记载了100余种疾病，280余首方剂，240多种药物，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疾病，其中内容以辨病论治为主，同时蕴含了一定的辨证论治的思想，但是并不成熟。医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一书，完善了中医辨证论治思想，使得中医辨证论治体系趋于成熟。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疾病谱和疾病特点也在不断变化，辨证论治的内涵和外延也势必需要不断继承创新，如何顺应时代要求，建立符合现代人疾病特点的辨证论治体系及其处方用药，是孙光荣教授等专家长期思考的问题。

孙光荣教授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经过反复研究、总结，在五脏调和、扶正祛邪的治疗思想引导下，逐步形成了其独特的“中和”辨证方法：四诊审证、审证求因、求因明机、明机立法。

第一步　四诊审证

孙光荣教授临证时注重四诊合参，认为只有望、闻、问、切统筹兼顾才能明确审查病因病机，尤其注重望诊和脉诊。问诊方面，注重询问患者水谷出入平衡，包括饮食、二便，以及男子遗精，女子带下、崩漏等症状。而在问诊时，孙光荣教授注重患者当下不适主症，认为以此为切入点，能分清主次，解决当前主要矛盾，如剥茧抽丝，缓图收工。通过以上四诊信息，初步确定患者的中医辨证，为进一步诊治奠定基础。

第二步　审证求因

孙光荣教授在辨明证型的基础上积极寻找致病原因，以求达到“治病求本”。采用“三因学说”，将外感风、寒、暑、湿、燥、火归于外因，喜、怒、忧、思、悲、恐、惊归于内因；其余饮食、金创等归于不内外因。在治疗疾病过程中注重患者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如贪凉饮冷，嗜食肥甘厚味，平素脾气急躁等。孙光荣教授认为不止于明辨证型，更是注重疾病本质的探求，从根本上入手，如此才能更好地为患者服务。此外，注重金元时期丹溪医派倡导的“气、血、痰、火、湿、食”诸“六郁”病因，在分析病因上注重内伤七情、劳逸失调、饮食不节、外感六淫的分析。孙光荣教授认为，正气与邪气应对立平衡，气血津液皆为守护之正，六郁、六淫皆为防治之邪。六郁为内邪，六淫为外邪。内邪为本，外邪为标，正气为本，邪气为标。其中“六郁”是导致人体疾病的重要原因。

第三步　求因明机

“机”即病机，《素问·至真要大论》曾列病机十九条，包括“诸痛痒疮，皆属于心（火）”等。孙光荣教授在寻找病机时注重《中藏经》提出的“上下不宁”学说。疾病辨证时首推脏腑辨证，而在脏腑病理变化中又尤重脏腑升降失常、上下不宁。生理状态下，各个脏腑升降有序，共同调节人体平衡，使机体维持稳态，生命健康向上。正如肝升于左、肺降于右；脾主升清、胃主降浊；心火下降、肾水上济、心肾相交、水火既济。而在病理状态下，机体的稳态被打破，升降出入失常，出现上下不宁，导致头晕、头痛、胸闷、气短、腹胀、腹痛、二便不调，遂至疾病而生。在中药调理时注重“平升降，衡出入”，正如《素问·六微旨大论》中说：“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此外，孙光荣教授还注重先天之本肾和后天之本脾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病机特点，在治疗时注重“顾护脾胃、补益肾气”。如治疗不寐病从“心主神明”论治，在辨证论治时重形神、调气血、平升降、衡出入。因心为君主之官，主血脉而安五脏，故神不寐者，乃五脏不和也，当和合五脏气血，脏腑不和的根本原因是“上下不宁”，即“母子”不和，乃五脏六腑之间的生克乘侮关系。根据《内经》六气致病理论，通过调理所在脏腑的母脏或子脏的方法，可以实现脏腑的调和，达到“上下”安宁的治疗效果，临证处方时重视脏腑的补泻方法。如《难经·七十七难》说：“见肝之病，则知肝传之于脾，故先实脾气，无令得受肝之邪。”在《难经·六十六难》说：“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根据五脏生克关系制定基本治疗方法，如滋水涵木、金水相生、培土生金等。凡脾胃虚弱者，当健脾益气；若有阴虚内热，虚火扰心者，清心安神，务使心火下行，肾水润上，水火既济，则神明安而不寐除矣。然有顽固性失眠者，多为血瘀、痰浊胶结而成，久病入络，当活血化瘀。

第四步　明机立法

法即治疗大法，证已出，当据证立法，据法立方。孙光荣教授认为中医诊疗的最高水平就是“调”，最终目标就是“平”，故孙光荣教授治病重形神、调气血、平升降、衡出入，使机体最终恢复“中和”，以达到气血调和、阴阳平衡之稳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