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象数这门放射着神秘幽光的学问，在中华民族的科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它走过了五千年以上曲折而复杂的道路。但从象数的起源和发展看，其一开始就与各门科技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研究它们的方法和手段。科技界虽用它作为研究问题的金钥匙，但巫术也用它来作为占筮的工具，由于概念混淆，常常使科学工作者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后世更有一些人囿于“象数就是占筮”的说法，遂使科技界的广大学者望而却步，以致不敢问津了。撰写本书的目的，主要是想弄清象数的科学内容及其与中医学的密切关系，从另一个角度加深对中医基本理论的探讨并指导中医临床实践，不涉及象数方面的学派之争，希广大读者鉴谅！
在原始社会里，人们以图画书写，以结绳、垒石记事，这就是象数的起源。进入渔猎时代和农耕社会，乃有伏羲画八卦之说，八卦实际上是象数兼赅的。画八卦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描述古代先民为了生产和生活，去观测天文、气象，从而发现了一整套认识、分析、处理事物的规律和方法的过程，也就是形成象数之学的过程。象，包括了物象和法象，古人将之都概括在卦象之中，它既源于万事万物之物象，又是万事万物之法象。数，包括了河洛数、甲子数、乐律数等，所以又有黄帝命大挠作甲子、隶首作数的传说。《后汉书·律历志》说：“记称大挠作甲子，隶首作数，二者既立，以此日表，以管万民。”考古发现，在旧石器时代就出现了使用砭石治病。如1963年在内蒙古多伦旗头道洼新石器遗址中出土了一枚石针，长4.5cm，一端扁平呈半圆刀形，可用以切开脓肿；另一端锥形，可作针刺之用；中间手持处为四棱形，经鉴定被确认为是针刺的原始工具——砭石。这枚砭石有多种器物形态，多种治病功用，这就是“象”的概念；有一定的长度，就是“数”的概念。也就是说，这枚砭石是有象可征、有数可考，是象数兼赅的了。此外，还发现有竹针、骨针等等，也有不同的形状和长度，说明古代医家已经能够运用象数来制造医疗工具了。《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记载有“美疢不如恶石”，恶石即指砭石。《山海经·东山经》说：“高氏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箴石。”箴石亦即砭石。《说文解字》指出：“砭，以石治病也。”
象数在夏、商、周三代已形成完整的体系。在象的方面，三易皆把卦理用物象来加以说明，如乾、履、无妄等卦皆有天象；大畜、小畜等卦皆以天比朝廷；同人、大有等卦皆以天比君主；泰、否等卦皆以天比君子、阳气、刚健之类；谦、剥等卦皆以地比小人、阴气、柔顺之类。又以震雷比刑律之威严；巽风比号令之功能；坎水比民众、美德，亦比阴险、陷井；离火比明察、文明；艮山比贵族、贤人；兑泽比美女、恩泽等。此外，仰观于天，则有日月雷雨之喻；俯察于地，则有山川草木之喻；远取诸物，则有龙鱼马鹿之喻；近取诸身，则有首腹手足之喻；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则有羝羊触藩及鸿渐于陆之喻等等。在数的方面，夏代就开始用勾股定理作治水测量，商代就发明了算盘，历代遗留下来的著作《周髀算经》《九章算经》，就有分算法、方格算法、圆周率算法、比例法、虚位法、弦图证法、方程式算法等等。《孙子算经》还总结了自孔子以来的大衍策算法、孙子数物算法。数物算法在现代称为“余数定理”，韩信曾用来作点兵之用，计算极为快捷。在战国时期形成的医学经典《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就全面引入了象数之学来类比推理，作为中医学的说理工具。《素问·上古天真论》“法于阴阳，合于术数”这句话便充分体现了中医与象数之学的结合。“法于阴阳”，就是要用“象”的方法来研究养生之学；“合于术数”，就是要从“数”的角度来验证这些养生方法是否合于数理。《素问·征四失论》说：“不知比类，足以自乱，不足以自明。”从“象”的理论提出了“取象比类”的方法。《灵枢·九针论》说：“夫圣人之起天地之数也，一而九之。”从“数”提出了论述，还涉及了甲子、音律、漏刻、晷景等数的计算和运用方法等。
到了汉代，象数的研究被推向了一个高潮，但却向两个极端发展：一是把象数之学用于占筮，一是使象数之学向科技方面发展。本书主要是探讨象数与中医学的关系，所以只就后者的内容加以论述。先就“象”的方面来谈，秦火以后，谈易象的书被烧掉了，汉代去古未远，知道“易”是从古天文学观测中发现的，但没有弄清发现易象的这一派属于盖天派的天文观测方法，恰好汉代又出现了浑天派天文学，于是学者们盖天、浑天不分地研究下去，以致南辕北辙，风马牛不相及，这种研究使中国的学术在历史上形成了极大的混乱，严重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所以，我们今天来研究汉代象数之学应持一分为二的态度，取精用宏。汉代人治学严谨，为我们在象数方面保存、搜集和整理了大量资料，使后世获益不浅。就易象讲，如孟喜之于卦气、焦赣之于卦变、虞翻之于消息、费直之于十翼解法、马融之于考据、郑玄之于爻辰、荀爽之于升降等等，都深有研究，虽然有得有失，但得还是主要的，只要我们不以占筮之说禁锢了自己头脑，从科学的角度去做进一步探讨，还是会找到它的活水源头的。再就数的方面来谈，《汉书》有“术数略”；汉人徐岳著有《术数记遗》，本洛书而发展了方阵之学，称洛书为三三方阵，在此基础上推出了四四方阵、五五方阵，……正十方阵、双十方阵、百方阵等，这与近代位置解剖学、电子回路网、一笔作几何的原理不谋而合，后来传到西方，发明了魔方。汉代刘歆还求出了圆周率的近似值是3.1547，后世称为“歆律”。《汉书·五行志》说：“伏羲氏维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锡赐洛书而陈之，洪范是也。圣人行其道而葆其真，河洛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作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粲然者也。”汉代医家张仲景，本《内经》象数之理作《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本《素问·天元纪大论》“阴阳之气，各有多少，故曰三阴三阳也”，提出以“六经论伤寒”的学说；本“形有盛衰，谓五行之治，各有太过不及也”，提出以“五脏论杂病”的学说。六和五数者，经和藏象也。
魏晋时期，对象数之学发生了很大争论。王弼作《周易注》六卷、《周易略例》一卷，这位学者只活了24岁，但他有独到见解，发现了汉代一些学者在象数方面的研究走入歧途，推论愈细而脱离实际愈远，为了补偏救敝，他提出了“得意忘象”的观点。指出象是为了明意的，也就是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一个深刻的道理，懂得这些道理后，不要拘泥于比喻之象是否恰当，是否真有其事。魏晋时期对数的研究，特别对圆周率的测算很有成就。魏人刘徽把圆切成正多角，分成307.2边的多角形，算出圆周率为3.14159。南朝祖冲之作《缀术》，在世界上第一个算出圆周率的精密值在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这不仅阐明了圆周和直径的关系，而且还解决了天文和数理相关的问题。《张丘建算经》还提出了不定式方程式，如“百鸡算法”就是用这个方程式来求出的。刘辉《皇极历》还提出了数字方程式，这种方程式在西方直到牛顿时代才出现。至于象数在医学方面的运用，首推皇甫谧和王叔和。皇甫谧著《针灸甲乙经》，运用阴阳五行理论论述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十二经标本根结等。他在数理方面，还根据营卫运行的周期变化，采取了“按时取穴”的方法。如《气息周身五十营四时十分漏刻》篇，以一昼夜漏水百刻，计算营卫运行周身及脏腑情况。营气一昼夜，循行左右前后二十八脉五十周，五脏皆受气。卫气昼行于阳，夜行于阴，亦五十周于身，因此，以漏水法计算，可测出营卫运行的部位。在此基础上，才能掌握“刺实者刺其来，刺虚者刺其去，此言气之存亡之时，以候虚实而刺之”。只有了解其经脉之气运行的方向和时间，方可“迎而夺之，去而追之”，准确用迎随补泻的刺法。皇甫谧非常重视从数理方面来确定经穴的部位，据古代解剖所述骨节大小、骨度、脉度、肠的长度及肠胃容积大小，迥环曲折等情态，作为厘定腧穴的依据。西晋太医令王叔和著《脉经》，也很重视象数，除分述脉的阴阳表里外，还列出三部九候、二十四脉形态，在此基础上详述脉象主病，及寸、关、尺不同变化和诊断等，总之，脉亦是象数兼赅的。
唐宋时期，象数趋向于具体化。从象的方面说，唐代有李鼎祚撰写《周易集解》十卷，保存了汉代三十余家有关象数的论著，使汉以后失传之作得以保存下来。宋代华山方士陈希夷及周敦颐、程颐、朱熹、邵雍、蔡季通等，皆以图象说易，对象的研究有极大贡献，如八卦、太极、河洛等图都赖以保存下来，并从理学的角度做了许多阐发。从数的方面来说，唐代和尚张遂以大衍数作新历，验日月蚀。如在《历本议》中说：“天数始于一，地数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刚柔；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记闰余；天数中于五，地数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历。……一、六为爻位之统，五、十为大衍之母，成数乘生数其算六百，为天中之积；生数乘成数，其算亦六百，为地中之积。合干有二百，以五十约之，则四象周六爻也；二十四约之，则太极包四十九用矣。”《周书》“千里一寸”，即今之比例法，常用来计算地面相隔很远的南北点距离。周代以洛阳为地中，立标竿测日影，推算太阳距地面高度，在不同的两个地方测量，并同时量取两地太阳影子长度，若两地相差一寸，则南北相距一千里。唐开元十二年，南宫在河南选地实测，发现“千里一寸”有误差，今已知是地球上纬度不同的问题，因纬度不同则影长之差亦异，乃发明“极差法”纠正之。宋代理学家邵雍撰《皇极经世书》，提出“皇极数”。秦九韶著《数学九章》，已将147000写成
π000。杨辉将洛书方阵扩大到一百二十八方阵，并阐明了方阵的许多用途。唐代医家孙思邈十分强调象数与中医学的结合，如孙氏在《论治病略例》中说：“夫二仪之内，阴阳之中，唯人最贵，人者禀受天地中和之气，法律礼乐，莫不由人。人始生，先成其精，精成而脑髓生，头圆法天，足方象地，眼目应日月，五脏法五星，六腑法六律，以心为中极。大肠长一丈二尺，以应十二时；小肠长二丈四尺，以应二十四气；身有三百六十五络，以应一岁；人有九窍，以应九州。天有寒暑，人有虚实；天有刑德，人有爱憎；天有阴阳，人有男女；月有大小，人有长短。……古者上医相色，色脉与形不得相失；……中医听声，声合五音，火闻水声，烦闷干惊；木闻金声，恐畏相刑。……下医诊脉，知病源由，流转移动，四时逆顺，相害相生，审知脏腑之微，此乃为妙也。”宋代医家钱乙，以五行五脏之象数诊治小儿疾病。如钱乙在所著《小儿药证直诀》中提出：“心病，多叫哭惊悸，手足动摇，发热饮水。”“心主惊，实则叫哭发热，饮水而搐；虚则卧而悸动不安。”“肝病，哭叫目直，呵欠、顿闷、项急。”“肝主风，实则目直大叫，呵欠、顿闷、项急；虚则咬牙，多欠气。”“脾病，困睡泄泻，不思饮食。”“脾主困，实则困睡，身热饮水；虚则吐泻生风。”“肺病，闷乱哽气，长出气。”“肺主气，实则闷乱气急，喘促饮水；虚则哽气出气。”“肾病，无精光，畏明，体骨重。”“肾主虚，无实也，唯痘疹，肾实则变黑陷。”以上钱氏建立的小儿五脏辨证的理论体系，仍然是象数兼赅的。五，数也；证候，象也。宋代刘温舒著《运气论奥》讲五运六气，求深反浅，纯以甲子、音律推60年天时民病，不按《内经》宗旨，脱离具体天象，脱离医疗实践，给中医学术造成极大混乱。就常理而论，断无60年而一轮回的气象变化，更断无60年而一周期的疾病变化。如此一来，反使中医活泼泼的五运六气理论成为了烦琐哲学。
明清时期，对象数之学有了更进一步的研究和新的发现。从象的方面看，明代来知德撰《周易集注》十五卷，《图解》一卷，把汉易的象数与宋易的理气融为一炉。他说：“流行者气。”因天地变化，不外阴阳二气的流行；“对待者数”，言此气可从爻位奇偶之数的变化去纪理；“主宰者理”，是说阴阳奇偶的变化，不外一理而已；“明理者象”，即言天地万物之理，无不寓于象中，象才是气、数、理的实体，无象则无气、数、理。清代符永培在《周易集注》跋文中说：本书“妙语不测，法象自然，理气象数，无所不备，剖析诸爻，独具诸解，发前人因数取象之意，补先人训诂所未及。”清代陈梦雷著《周易浅述》八卷，他认为易道虽广，但不超越理、气、象、占四个方面。如说：“有是理乃有是数，……数不可显，理不可穷，故寄之于象，……知象则理数在其中。”“有象即有占，《本义》分龙马日月之辞为象，吉凶悔吝之辞为占，然占即在象中。”这就是说，龙马日月就是比喻之象，本此象以判断吉凶悔吝的情况就是占。占卜者却搞了概念转移，引申来断定人的富贵穷通，遂使一门高深的学术陷于左道旁门的神秘化之中。我们不但不能陷于其中，而且还应从中吸取实用的东西。如在数的方面，明代有刘仕隆《数学诗》附于《九章通明算法》一书之后，系“亦庄亦谐”的作品。其中“三姐妹回娘家”，类似于求最小公倍数的算法；“七层宝塔点红灯”，即八卦乘方算法；“三足团鱼七眼龟”，开了二元一次方程的先河；“酒肆闹纠纷”，乃一笔作几何；“笨伯持竹竿”，是钩股弦互证法。朱戴堉运用等比级数法，平均分配音律之数，一正前人音律之失。在象数与医学结合方面，明代有孙一奎，以太极之理阐述命门学说。如说：“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统体一太极，在万物各具一太极，即阴阳而在阴阳，即五行而在五行，即万物而在万物。……人在大气中，亦万物之一物耳，故亦具此太极之理也。唯具此太极之理，则日用动静之间，皆当致夫中和，而不可须臾离也。医之于数，正示人节宣天地之气，而使之无过不及，攻是业者，不能寻绎太极之妙，岂知本之学哉！”“夫二五之精，妙合而凝，男女未判，而先生此二肾，如豆子果实，出土时两瓣分开，而中间所生之根蒂，内含一点真气，以为生生不息之机，命曰动气，又曰原气，禀于生生之初，从无而有，此原气者，即太极之本体也。”又以天地之理印证人身。如说：“人之与物，本天地之一气，同天地之一体也，故能与天地并立而为三才。……神统于心，气统于肾，形气交而神主其中，三才之道也。”又以八卦之理喻人身。如说：“人首尊而足卑，天地莫位也；脾肺相为母子，山泽通气也；肝胆主怒与动，雷风相搏也；心高肾下，水火不相射也。”赵献可（赵养葵）论命门很重象数。如说：“命门即在两肾各一寸五分之间，当一身之中，《易》所谓一阳陷于二阴之中。”又说：“命门在人身之中，对脐附脊骨，自上数下，则为十四椎，自下数上，则为七椎。《内经》曰：七节之旁，有小心。此处两肾所寄，左边一肾属阴水，右边一肾属阳水，各开一寸五分，中间是命门所居之宫，即太极图中之白圈也。其右旁一小白窍，即相火也；其左旁之小黑窍，即天一之真水也。此一水一火，俱属无形之气，相火禀命于命门，真水又随相火。自寅至申，行阳二十五度，自酉至丑，行阴二十五度，日夜周流于五脏六腑之间，滞则病，息则死矣。”张介宾《类经图翼·医易义》，更将象数与医理密切结合，分别从爻象、藏象、形体、生育、精神、动静、升降、神机、屈伸、变化、常变、鬼神、死生、疾病等各个方面加以论证。如说：“所谓一者，易有太极也，太极本无极，无极即太极，象数未形理已具，万物所生之化原。……医明乎此，乃知生生化化，皆有所原，则吾身于未有之初，便可因之以其肇基于父母，而预占其禀受之象矣。”又说：“质诸人身，天地形体也，乾坤性情也，阴阳气血也。左右逢原，纤毫无问，详求其道，无往不然。以爻象言之，则天地之道，以六为节，三才而两，是为六爻，六奇六偶，是为十二。故天有十二月，人有十二脏；天有十二会，人有十二经；天有十二辰，人有十二节。知乎此，则营卫之周流，经络之表里，象在其中矣。”清代邵同珍著《医易一理》，以易之象数结合医理论述。如说：“盖天地一大太极，人身一小太极，即两仪、四象、八卦，人身亦具备焉。脾土色黄居中，主静藏意，为诸脏资生之本，太极也。肝属木，居下为地，主血藏魂，为果敢之主；木性上浮，为升气之主；木居东方，其气从左而上升，是阳育于阴，于两仪为阴仪，于四象为太阴也。肺属金，居上为天，主气藏魂，司清肃之令；金性下沉，为沉降之主；金居西方，其气从右而下降，是阴根于阳，于两仪为阳仪，于四象为太阳也。心属火，居上为日，藏神主性，性者神之未动，在肺之中，为灵明之府，阳中阴精，于四象为少阴也。肾属水，居下为月，藏精主命，命者精之未动，在肝之内，为化育之主，阴中阳精，于四象为少阳电。此五脏配太极、两仪、四象之义。”又说：“是以易之为书，一卦一辞，皆藏在身体之形意；一象一爻，咸寓尊生之心鉴。故圣人立象尽意，设卦以尽情，系辞焉以尽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虽不言医，而意尽在其中矣。”唐宗海著《医易通说》《医易详解》，论述了人身八卦，并分别从生理、病理、治法等方面阐述了心肾坎离之关系，把《易经》象数与中医学理论融为一体。如说：“中国圣人作易，由太极衍为八卦，由八卦重为六十四卦，范围天地，曲成万物，是一本散为万殊，孔子所谓吾道一以贯之也。太极者，是天地未生之先，只浑然元气一团而已。由太极生两仪，有阴有阳；由两仪生四象，则阴中又有阳，阳中又有阴；由四象生八卦，邵子所谓先天八卦也，非仅空名，定有此八样气化以成天地。……《焦氏易林》又衍为三百八十四卦，二千三百四爻。然《内经》云：阴阳者，……数之可千，推之可万，安能以爻象尽之？圣人举例发凡，备于六十四卦，广矣大矣，莫能外矣，何必更加推衍。”又说：“数者，所以纪气也，苟无其气，则数只空名，非造化之确数矣。有如先天八卦之数，皆实有其气可凭，乾居一数者，盖肇造天地之先，太极初分，先有天阳，只有一点光气而已，故乾居一数。有此一点光气，故兑泽而二；光泽二气合化为热，于是生火，故离火居三；火气发为震动，故震居四；有发动则有往来，故巽风居五；雷动风散，雨水斯降，故坎水居六；有流即有止，有水即有山，故艮山居七；山水具而地体成，故坤地居八。”
辛亥革命至今，研究象数与中医学结合的人更不胜枚举，现仅以易学家杭辛斋、医学家郑钦安为例。杭辛斋在光绪年间曾任《国闻报》主编，是我国报纸的创办人之一。民国初年，因抗议袁世凯恢复帝制被捕，1916年6月，做了83天皇帝梦的袁世凯“驾崩”，杭先生才获释出狱，从此退出政界，潜心研究易学，著有《杭氏易学六种》，在象数方面很有发挥。如说：“易如大明镜，无论以何物映之，莫不适如其本来之象。……凡近世所矜为创获者，而易皆备其象，明其理于数千年之前。盖理本一元，数无二致，时无古今，地无中外，有偏重而无偏废。中土文明，理著于数，而西国则数胜于理。重理，或流于空谈而鲜实际；泥数，或偏于物质而遗精神，唯易则理数兼赅，形上道而形下器，乃足以调济中西末流之偏，以会通而宏其旨。”由此可以看出，杭辛斋已把古代的“象数”用“科技”一词来取代了，他对象数之学确有阐发。在象的方面，他把物理上的光学、色彩学，化学的原子学说，西洋飞机、大炮、蒸汽机的发明、制造原理，与《易经》的制器尚象结合起来论述，确有见地，这些理论对于今日自然科学的研究都有极大启示。在数的方面，把易数与现代数学沟通：第一，他简述了数的起源和属性，如他在《易学笔谈》中说：“音出于律，律出于数，数出于阴阳之自然。”“凡数皆起于阴阳。象者，阴阳相变者也；数者，奇偶相生者也。”第二，对易数的类别做了归纳，提出有卦数和河洛之数、大衍数、邵雍先天八卦数及其本数、扬雄《太玄》八十一数、后天八卦数及其本数、虞氏先后天八卦数合数、天地范围数、八卦成列数等等。还详论了易“逆数”的道理，易数向各门科学渗透以推动科学发展的事实，以及历代先贤皆强调数理的重要。举出《尧典》说：“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又在《易数偶得》中说：“三代制礼，悉本于数。……王制、月令如渊太室冕旒车旗之制，与朝贺祭祀重器服物之显，合于象数者无论矣。”民国初年，医家郑钦安融象数于医学中，在诊治疾病方面独树一帜，取得了很大成绩。他首先把乾坤坎离与脏腑之象结合起来论述病情，以辨识阳虚证法和阴虚证法两大纲领；以坎离二卦象心肾，提出坎为水，离为火，必坎上离下乃水火既济。就人体而论，则肾为水，心为火，必心火下交，肾水上承，乃心肾相交。郑氏在《医理真传》中说：“人禀天地之正气而生，此坎离所以为人生立命之根也。固肾中真阳，肇自坤元，乾坤彼此互为其根。心火下交于肾，肾水上济于心，一升一降，往来无穷，性命于是乎立。”他创有补坎填离丹，用治心阳虚，以大辛大热之桂附为君，补坎中之真阳；用蛤粉补离中之真阴；加姜草调中，而交通上下之枢机。又取交泰丸，象泰卦天地交泰之义，用治痞证。痞者否也，否乃天地之气否塞不通，痞证亦人身上下之气否塞不通，若气机上下交通，则痞证自愈。因心阳不下交，则上炎而生热，遂形成阳热实证，实则泻之，故交泰丸中用苦寒之黄连，直折其火之上炎，而导之下行。肾水不上承，则下焦阴盛而生寒，遂成阴寒虚证，虚则补之，故交泰丸中用辛热之肉桂，温补命门之火，而鼓舞肾气上升。如此一补一泻，一清一温，调其坎离水火、心肾阴阳之升降，则天地之气交泰，其否自除。郑氏有胆有识，附片用至八两，以合八卦之数；干姜用至四两，炙草二两，由此可见郑氏将象数落实于中医临床的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