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春雷滚滚，呼唤科技企业

第一节　背靠浙大的起步

回忆我们的追梦之旅，首先要感谢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一声“春雷”。

——王文鉴

1983年7月的一个下午，正在车间里忙着检查产品质量的余姚城北电容厂质检员王文鉴突然接到一个通知，说是让他尽快去一趟公社，工办的人要找他谈话。

听说公社找自己有事，组织纪律性一向很强的王文鉴二话没说，当即放下手头的工作，顶着盛夏的烈日马不停蹄地赶往城北公社。

当时的王文鉴并没有意识到，他即将面临的是一个足以改变他人生轨迹的重要机遇。

“文鉴啊，城北公社要办一家光学仪器厂，我们已经商量过了，这个企业只有你去，才有可能办好！”工办主任陈绍银一见到王文鉴就打开天窗，迫不及待地亮明了谈话的意图。

“光学仪器厂？”王文鉴颇感意外。那不是技术要求很高的企业吗？城北公社要办光仪厂，哪有那个条件呀，自己不会是听错了吧？

“没错，我们要跟浙江大学合作，办一家有科技含量的企业！”陈绍银的脸上洋溢着兴奋和憧憬，向王文鉴介绍起事情的具体经过。

20世纪80年代，十亿神州激情燃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犹如一股强劲的东风，吹遍了华夏大地。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地处长江三角洲南翼、宁绍平原东端的余姚，村社经济焕发出了勃勃的生机，胶木厂、塑料厂、五金厂、冲压件厂……各种企业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美中不足的是，受客观条件的制约，建立的都是一些低附加值的小企业，唯独没有科技型的工厂。

城北公社亦是如此，这几乎成了公社领导的一块心病。

机遇总是会在不经意间悄然降临到有准备的人头上。这年的春夏之际，余姚粮食局计划自建一家榨油厂，选址城北公社。按照当时的惯例，粮食局需拿出一批农转非指标给城北公社来换取征用的土地。

“我们不要农转非指标，你们只要帮我们办一家有科技含量的工厂就行！”城北公社抓住机会提出了这个“小小的”要求，却让粮食局的领导犯了难。人家是搞粮食供销的，也没什么高科技的产品呀。

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粮食局领导一筹莫展之际，局里一位名叫谢宜良的科长提供了一条极有价值的信息。他说：“浙江大学光学系的施柏煊老师是我同学，听说浙大光仪厂这几年生产任务很重，正有意扩大生产，不妨去谈谈看。”

浙大光学全国有名，他们设计生产的都是货真价实的高科技产品！获此消息的城北公社领导大喜过望，在谢宜良的介绍下，当即与浙江大学光学系取得联系，并顺利达成了合作意向。

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要办一家从未涉足的科技型企业，资金、场地和技术固然缺一不可，但更重要的还是物色一个既有胆量又有能力挑起创业重担的管理人才。

合作意向是达成了，可管理人才在哪里呢？

那些日子，城北公社的领导们为了在全公社范围内选出这样一名堪当重任的人才，不知开了多少次会。合适的人选并不是没有，王文鉴也是大家不约而同第一个想到的。

但是也有人心存顾虑，因为王文鉴的经历实在太特殊了。

1947年6月，王文鉴出生在余姚城北公社谢横江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在家中排行老大，下有三弟一妹，家境贫寒，按照当时的说法，可谓是根红苗正。作为长子，王文鉴的身上寄托着全家的希望。父母常常教育他：要想出人头地，就要好好念书。因此，王文鉴从小不仅爱看书、学习好，而且责任感和进取心都特别强，是别人家拿来教育孩子的榜样。

1963年，王文鉴考入重点高中余姚中学，他的组织和领导能力从此逐渐显现。高二那年，他担任了班长；进入高三，他又被选为校团委委员、护校队长。由于表现出色，1966年高中毕业前夕，他被学校内定推荐报考军校。然而，正当他憧憬着美好大学梦的时候，“文革”开始了，和那些尚未踏上社会的年轻学子一样，王文鉴一下子被弄得晕头转向。但作为优秀学生干部，他的脑海里始终坚持着这样一个信念：要听党的话，跟党走。所以，在运动初期，无论是“大串联”还是写“大字报”，他都严格按照县委和校党支部的部署约束自己的言行，不敢越雷池半步。

1967年，随着余姚“文革”的又一波高潮掀起，围绕着解放老干部和筹建新生革命政权问题，形成了两大派别。王文鉴被其中一派群众组织推举为负责人之一，弱冠之年就成为县革委会的一名领导。然而正是这段历史，给王文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厄运和打击。虽然在“文革”期间他从未参加过武斗，甚至还因多次保护老干部而赢得了良好的口碑，但毕竟他曾担任过革委会职务，因此在1976年至1978年的“揭批查”运动中，他被隔离审查，经历了一场大起大落的波折。

是金子总会有发光的时候。解除审查后回乡务农的王文鉴，不久就被谢横江村的城北电容厂聘任为质量检验员。虽然只是一名村办企业的质检员，但从联系业务到组织生产，厂里的大小事务几乎都有他忙碌的身影，王文鉴用行动再次向大家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如今，要让曾被隔离审查过的王文鉴来负责筹办光仪厂，这合适吗？毕竟这是全公社的一个重点项目啊，要是办成功倒还好，若是失败了，公社领导肯定得背负舆论压力。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看王文鉴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他能力强，办事牢靠，经验又丰富，这是大家公认的。至于他的人品怎样，也是有目共睹的。”公社党委副书记熊南星对于自己的想法从来都是直言不讳。

“是啊，其实电容厂也都是靠他在撑着。”对整个城北村社企业了如指掌的陈绍银也点头赞同，“说句难听话，如果王文鉴办不好这个光仪厂，我看我们整个公社也没有第二个人能办好了。”

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王文鉴的内心就像打翻了五味瓶，既充满了感动，又充满了矛盾。感动的是，无论自己的际遇如何，始终还有那么多领导惦记他、信任他，对他的人品和能力给予客观、充分的肯定，并且愿意把筹办光仪厂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矛盾的是，正因为大家都这么信任他、看好他，更让他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

回想自己这36年来的人生经历，曾经辉煌过、风光过，但也正是因为历史的问题，又经历了从巅峰到谷底的巨大跌宕。如今，电容厂的质检员虽然当得安稳，也不乏小小的存在感，但那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心态，仍不时会在他的心中泛起波澜。他不甘平庸，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所以他一直在思考着未来、等待着机遇。

善于分析形势的王文鉴清醒地知道，倘若要在原来的阵地上重新爬起来，已经不太可能，瞄来瞄去，只有村社企业或民营企业，才有可能成为自己施展才华的新阵地。他暗暗告诫自己，“在一个阵地上倒下，要在另一个阵地上站起来！”

现在，再次证明自己的机遇骤然降临眼前，王文鉴却没有感到多么兴奋。他知道，这是唯一一次证明自我的机会了，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否则，他就将愧对领导对他的信赖，成为众人眼中真正的失败者。那将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结局啊！

是抓住机遇，迎难而上；还是求稳求妥，守住眼前的一切？他觉得自己需要好好地考量考量。

“陈主任，先让我回去考虑一下好吗？”

“好，我给你两天时间，你尽快答复我。”

那天晚上，王文鉴辗转难眠。他反复权衡利弊，不断提醒自己：王文鉴，光仪厂可是社办的重点企业，回旋余地肯定要比村办的电容厂更大。况且，这次又要跟浙江大学合作，人家的光仪系可是赫赫有名的啊，能从他们那里学到先进的光学仪器制造技术，如此难得的机会，怎能轻易放弃呢？再难再苦，也要硬着头皮上啊！

他又问妻子缪敏娥，想听听她的意见。其实妻子的想法挺简单：夫妻二人都已在社队企业上班，日子过得也算安稳，何苦再去劳心劳力办什么厂呢？不过知夫莫若妻，一看丈夫紧锁的眉头，缪敏娥就知道了王文鉴的心思，于是她柔声说道：“想做什么就放手去做，不要有顾虑。”

有了家人的支持，王文鉴底气足了不少。但是他觉得自己有那么一段特殊的历史，从当时的政策看，这个事情到底可不可以去做？还是需要请专家再帮他把把关，这样才更可靠。于是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匆匆赶到了宁波地委大院的门口。

“小王啊，今天你怎么到这里来啦？”时任宁波地委副书记黄建英一见到王文鉴，就主动打起了招呼。

“黄书记您好，我来找您有点事。”

“噢噢，那好，我找人接待你一下。”黄建英以为王文鉴有什么问题要反映。

“黄书记，您不要找人，我今天的问题，您就能够回答。”说着，他把城北公社打算让他筹建光仪厂，并且准备与浙大合作搞培训的经过简要说了一遍，末了问道：“黄书记，我这样的情况，您觉得做这件事可以吗？”

“可以啊，完全可以啊，现在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黄书记十分肯定的态度，顿时让王文鉴感觉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1983年9月9日，在一声火车汽笛的长鸣中，王文鉴和粮食局委派的谢宜良师傅一道，带领6男2女8位应届高中毕业生，登上了余姚开往杭州的列车。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浙江大学光学仪器中心的试验基地——浙大光仪厂，他们将在那里参加为期8个月的光学镜片冷加工技术培训。

这些头一次出远门的年轻人们争先恐后地张望着车窗外飞快掠过的风景，个个脸上都红扑扑的，满是兴奋与激动。他们是城北公社从几十位高中应届毕业的报名者中，通过笔试、面试层层选拔出来的，每个人都在高考中因几分之差而名落孙山。因此，能够通过招工这样“曲线救国”的方式去浙大参加培训，亲身感受梦寐以求的大学校园生活，大家的心中自然是充满了期待。

“那个时候对我们应届毕业生来说，没考上大学，进企业工作也算是一条比较好的出路，更何况还要送我们去浙大培训，当然是很有吸引力的。”多年以后，舜宇集团总裁助理张国贤回忆时仍感觉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那时除了笔试、面试，还要参考我们的高考成绩。那年我的成绩离分数线只差8分，所以被选中参加第一批的培训。”

望着这些无忧无虑、满脸兴奋的年轻人，王文鉴的内心却一点也轻松不起来。无形的压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这些孩子们跟王文鉴相差足足有一半的年纪，因此在他的观念中，自己不只是这些孩子的领导，更是他们的“家长”。孩子们的父母都乡里乡亲的，倘若没把这些孩子带好，今后怎么向他们的父母交代？另一方面，他还有一个更大的担忧，就是怕这些孩子心里还惦记着高考，不能安心学技术。毕竟自己是过来人，也曾有过美好的大学梦，能够深切地体会到对于年轻学子来说，那是怎样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情结。

“对他们来讲，也许高考的吸引力比参加工作、学习技术更强；但是对我来讲，办厂才是最重要的。既然我们送这8名学生来培训，那就必须要把技术学到手，否则他们三心二意地不好好学，或者学到一半都跑去参加高考了，我的厂还怎么办得起来？”想到这里，王文鉴的眉头便情不自禁地蹙紧了。

揣着这样的忧患意识，王文鉴带着大家来到了省城杭州。步出站台，看到车站广场边停靠着一辆贴有“浙江大学”字样的汽车，他赶紧上前询问：“请问，这是接送浙大新生报到的专车吗？”

一位工作人员见他们一行都背着薄被行李，一副新生报到的模样，便热情地招呼道：“是的是的，快上车吧！”

汽车载着这帮充满好奇心的年轻人，穿街走巷来到位于杭州老和山下的浙江大学，最终停在了第四食堂的门口。一大帮新生下了车后，纷纷被各个系的学长学姐们领去报到了。王文鉴一行无处可报到，便由谢宜良的同学施柏煊老师领着，来到了光仪系的新生宿舍：“有些新生还没来报到，你们就先在这里借住两天，等租好了房子，再搬过去吧。”

第二天正好是周六，王文鉴带着大家又是找房子，又是买东西，整整忙活了一天。经过实地走访和比较，他们在浙江大学南边玉泉村的一户村民家租了两个房间。面积大一点的那个房间就作为王文鉴、谢宜良和6名男生的宿舍，另一个小房间则给2名女生当了宿舍。然后，他们又匆匆赶到百货商店，买回了10张折叠式的钢丝床，运回宿舍摆放起来。房间太局促，钢丝床一摆，就基本没什么回旋余地了，中间几张床甚至只能拼在一起，而行李和生活用品，就都只能塞到床下了。好在这批刚刚走出校园不久的年轻人早已习惯了集体生活，对这种“地铺式”的群居方式倒也挺适应的。

周日一早，他们就从暂住的光仪系宿舍搬了出来。校园生活还没过上两天就要搬走，这帮小鬼心里本来就有点小失落，没想到来到大学校门口，又被门卫给拦住了。为啥？因为人家新生过来报到，都是背着行李进校门的，可是这帮孩子，怎么是背着行李出校门的呢？警惕性颇高的门卫一边盘问，一边用狐疑的目光打量他们，显然是把他们当作“小偷”了，你说丢不丢人呀！王文鉴见状，赶紧上前解释一番，那门卫才如释重负地朝他们笑笑，挥手放行了。

从村民那里租的集体宿舍，环境拥挤倒还在其次，最令人头疼的是蚊子实在太多，多得连这帮从小生长在农村的孩子都受不了。房间那么挤，根本没办法装蚊帐，所幸天气就快凉下来了，蚊子也猖狂不了多久。所以，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好歹算是安顿下来了。

王文鉴稍稍舒了口气，便又紧锣密鼓地安排起了8名新员工的实习工作：谢瑞芳、胡贤宏学习镜片粗磨技术；张国贤、徐焕建学习平面镜片的研磨和抛光技术；郑庆泰、吴斌、赵幼芬学习球面镜片的研磨和抛光技术；俞月珍学习镜片的检验技术。

当8名员工的学习和生活全都安排妥当，培训工作也步入正轨后，王文鉴就神色匆忙地赶回了余姚。筹建镜片加工厂还有千头万绪的工作，比如场地要落实，资金要筹措，设备和原材料要采购，等等，都得他去一一张罗、一一落实，他一刻也等不起啊。

所以，在最初的那段培训时间里，王文鉴一次又一次在杭州与余姚之间来回奔波。他既要与城北公社、浙大光仪厂以及挂靠单位城北胶木厂的领导反复协商办厂事宜，又要跑去各地的玻璃厂、设备仪表器械厂等问型号、谈价格，还要忙里偷闲挤出时间，一趟趟地跑到杭州，了解和督促这批新员工的学习培训和思想状况。因为他知道，人是事业成败的关键，城北光仪厂能否顺利办起来，从某种程度上讲，直接取决于这批新员工队伍是否稳定、技术能否真正学到手。

“我们现在虽然条件艰苦一点，但将来肯定会很好的。俗话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你们就是星星之火，将来的公司，就是要靠你们去‘燎原’的！”每次从余姚来到浙大，王文鉴都会给这帮年轻人加油鼓劲，并且对他们循循善诱，“现在你们正处于职业的起点上，都是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希望你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将来能成为企业的技术骨干、管理骨干！”

然而没过多久，王文鉴的担心还是成为现实。那天，他去浙大光仪厂的车间察看员工们的培训情况，偶然瞥见一名学员的桌上放着一本厚厚的书，一种不祥的预感立马涌上心头，他悄悄走过去一看，果然是一本高考复习教材！

看来，这个年轻人一面参加培训，一面还在偷偷准备着来年的高考。而且，这种情况在这8名员工中肯定不是个别现象。这可是个不容忽视的大问题，到底有多少人存在这种现象，必须尽快摸清情况，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1983年11月下旬的一天，王文鉴第一次把8名员工召集到一起，开了一个气氛严肃的会议。

“你们都是经过公社的招考层层挑选出来的，是人才，也是工厂的职工。我们把大家带到浙大来培训，是希望你们可以学好技术，回去后成为厂里的骨干。”说到这里，王文鉴的神色凝重起来，他话锋突然一转，说道：“但最近我发现，你们当中有不少人精力不够集中，一边培训实习，一边还在自学高中教材，准备参加明年的高考。我并不反对你们高考，但‘腻线锋头独头尖⁽¹⁾’的道理大家都懂，公社是不允许这种‘脚踏两条船’行为的，而且我也认为，这种‘对面襟衣双纳进’的想法很不好。这样下去，很有可能你们技术没学好，书也没读好，高考也考不上，最终落得‘两头空’。”

说到这里，王文鉴的语气又缓和下来，语重心长道：“所以，我希望你们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尽快跟家里商量一下，是继续参加培训，还是打算明年参加高考，最后要做出一个决定。如果选择参加培训，就要集中精力学好技术；如果还想参加高考，那么就尽快选择学校进行复读，全力以赴准备参加明年的高考……”

会后，为了准确掌握每个人的想法，王文鉴又逐一找这8位学员单独谈了话。基本摸清了每位学员的真实想法后，他立即动身赶回余姚，向城北公社的工办主任陈绍银做了专题汇报。

“陈主任，我发现有好些学员都在一边参加培训，一边准备高考，这样不只学不好技术，而且他们如果真的考上走掉了，那我们的厂也办不成了！”王文鉴焦急地说道。

“那你看，该怎么办呢？”陈绍银也着急起来。

“我已经反复做了大家的思想工作，并且让他们做出一个明确的选择，目前估计还是会有几个人要参加明年的高考。所以得赶紧补充力量，重新招人！”王文鉴显然已经想好了对策。

1984年的春节刚刚过完，重新回到浙大光仪厂继续参加培训的张国贤突然发现，徐焕建、郑庆泰和吴斌没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景昌生、叶新元、包国芳和李琪华四张新面孔。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那次王文鉴与每位学员单独谈话之后，有三位学员经过与家人的慎重商议，最终选择退出实习培训，复读去了。于是，对实习人员可能存在的变化早有预见的王文鉴，便根据他对镜片产品加工工序的了解，在春节前又重新招录了四名新学员，充实到了春节后的实习培训队伍当中。

经过这次换人的波折，培训人员终于稳定下来，年轻的员工们也由此感受到了王文鉴的做事风格。这个大家心目中的家长式师傅，虽然平时总是态度和蔼，轻言慢语，但只要是他认准了的目标，是决不会放弃的。

重新集结起来的培训人员刚刚到岗，王文鉴就将他们召集到一起，再次向大家描绘了城北光仪厂的发展前景，并且鼓励他们专心致志、努力学习，争取将来成为企业的栋梁。

“技术学了是自己的，火也烧不掉，贼也偷不走。”王文鉴一边用朴实而又生动的语言训导大家，一边给每位学员分发了一本由浙大曹天宁老师编著的《光学冷加工工艺学》。

细心的王文鉴注意到，这批刚刚离开校园不久的年轻人，都还保持着良好的阅读和自学习惯。而光学冷加工技术的培训，除了跟着师傅机械地照搬照练，更重要的还是得在理论上深入学习、悉心揣摩，才会有快速的提高。所以，他专门从浙大新华书店为大家买来了这本教材。

有了这本《光学冷加工工艺学》后，学员们果然一空下来就自觉地翻看学习，再也没人偷偷去看高考复习资料了。

转眼到了5月下旬，一天，王文鉴忽然收到一封从上海寄来的信，他不禁有些纳闷：虽然自己在上海也有几个朋友，但平时交往并不多啊，而且看信戳上的地址也并不熟悉，这到底是谁寄来的呢？

王文鉴好奇地拆开信封一看，顿时傻眼了。显然，这封信并不是写给自己的，因为信的抬头上明明白白地写着“友章”，而不是“文鉴”二字。

信的内容并不长，王文鉴草草看了第一段，便大致清楚了事情的经过。

友章：

你的来信已于昨日收到，信中一切详知，现在我在上海实习，没有机会当面跟文鉴讲，但是我马上给他去信，请放心，我于本月28日回杭，到时候碰到文鉴会跟他讲的。

原来，王文鉴之前在城北电容厂一位名叫董友章的同事，见城北公社正在筹办光仪厂，便产生了跳槽的念头。刚巧他的堂兄董纪友就在浙江大学念书，经常会跟王文鉴相遇，于是他就写信给堂兄，希望他能找机会帮自己向王文鉴推荐一下。

董友章的这种心态，在当时的余姚城北公社还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因为这家正在筹办中的光仪厂，是整个城北公社的第一家科技型企业，而且开办之初就把员工送到浙江大学这样的知名学府进修培训，这在整个余姚都是一件轰动的事，对这家企业充满了幻想和向往的年轻人不在少数。

当时董纪友正在上海实习，并没有机会直接跟王文鉴提及此事，于是他就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给董友章的回信，另一封是写给王文鉴的推荐信。没想到阴差阳错，竟将两封同时寄出的信件装错了信封，结果就把寄给堂弟董友章的信寄到了王文鉴手里。信中还写道：

我给你说说我所了解的事吧。光仪厂的一帮小鬼，学习时吊儿郎当，技术说有多差就有多差，如果厂办起来的话，没有三五年是不会兴旺起来的，况且你到现在为止还不懂得光仪这一套，在技术上比起来就吃亏了一点。现在电容厂虽然不景气，但我自己认为要比光仪厂好。这也是我从文鉴讲话的口气中分析出来的，谁也不能说三五年后两个厂的前途会如何。我说以上的话，并不是叫你不要到公社厂里去，能去当然很好，那里的前途大嘛。我的意思是不要把公社想得太美好，万事开头难，他们起初是会碰到困难的。告诉你，现在连文鉴自己对光仪厂也没有信心了。当然喽，他不能在自己公社里说这些话，要是说了，人家要骂他的娘的……

看到这里，王文鉴的心头仿佛被一块大石压得透不过气。唉，正所谓旁观者清啊，他所面临的困境，其实明眼人都看得一清二楚的。但正因如此，他更不能轻言放弃，他必须用事实告诉大家，在他王文鉴的辞典里，没有“失败”二字！

于是在公社的支持下，他又及时选招了第三、第四批青年员工，陆续将他们送到了浙大光仪厂和杭州照相机研究所进行培训。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确保城北光仪厂在开办之后有足够的技术工人，能够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

王文鉴表面上平静似水，不温不火地张罗着一切，内心里却时时泛起巨大的波澜。没有人可以分担，甚至没有人可以商量，他只能用别人无法想象的毅力，默默地支撑着自己，一件一件地把筹建工厂的所有事务安排落实到位。

令人欣慰的是，1984年年初，中共中央发出的一号文件确定了农村工业的重点是要在责任制基础上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同时，积极发展农村的商品生产。政策的明确鼓励，给了王文鉴莫大的鼓励和信心。在各方的大力支持下，城北光学仪器厂的各项筹建工作有序推进。

首先，由王文鉴起草并提交的《关于增减（筹建）光学仪器厂的规划报告》得到公社的正式批复同意，这份报告对光仪厂的厂房、设备、资金来源和最初三年的发展方向做出了初步的规划；同时，为了尽快起步和便于管理，城北公社决定采取“以老带新”的方式，先将光仪厂挂靠在余姚县城北胶木厂名下，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运行模式，王文鉴被正式任命为城北光学仪器厂副厂长，全权负责光学方面的生产、经营及日常管理工作，厂长则暂由胶木厂厂长兼任。

听说城北公社要创办科技型企业光学仪器厂，农业银行余姚支行环城办事处也伸出了援手，办事处主任谢文献亲自给光仪厂批复了6万元的贷款，这在当时是承担了不小风险的。有人问：“城北光仪厂虽说是科技型的，但这高科技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凭啥就相信他们一定能成功？”谢文献说：“因为我相信这个人，我相信王文鉴做的事一定会成！”

与此同时，企业内部也通过带资招工的方式，募集到了4万多元的资金。企业购买设备和原材料等的开办经费因此有了着落。

1984年7月，第一批培训人员学成归来，即将开工的城北光仪厂终于拥有了一支属于自己的镜片加工技术队伍。

这年的10月3日，刚成立不久的余姚乡镇企业局做出了一个足以载入当地史册的决定：正式批准城北公社光仪加工项目成立，并将原城北公社规划中定名的“余姚城北光学仪器厂”更名为“余姚县⁽²⁾第二光学仪器厂”。

就这样，历尽各种艰难曲折的余姚第二光仪厂，终于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在城北胶木厂腾出来的四间旧厂房中风风火火地开张了。一帮充满干劲的热血青年在王文鉴的率领下，带着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踏上了一条波澜壮阔的创业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