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噩梦的征兆

1834年，当支离破碎的德国还处在奥地利的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亲王统治下时，著名的抒情诗人海因里希·海涅写了一本启示性的预言书。在这本书中，他强烈反对本国民族主义者的种族差别论。那些人坚持认为一种据称是带有神秘精神的德意志文明比西方国家的文明拥有更为深厚的力量，并且具有纯正德意志血统的人命中注定将要统治这个世界。海涅预见到将来的某一天，被这些理论所引发的革命暴力必将“使整个世界陷入恐怖与惊骇之中”。诗人预测说，当那可怕的一刻来临时，古老日耳曼人的“战争疯狂”将被再次唤醒，“日耳曼人所崇拜的恶魔的力量”将湮没自公元772年查理曼大帝使最后一个异教的撒克逊人部落受洗礼以来使他的国人发生转变的基督精神。

穿着华丽的近卫军制服的威廉二世继承了霍亨索伦家族对装饰的爱好。在他成为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皇帝的头16年里，他卫队的服饰被修改了37次。

“如果和平的护身符——十字架被打破的话，”海涅断言道，“古代北欧传说中狂暴的战士们那种充满野性的疯狂将怒涛般涌现出来。而这个护身符却是如此的脆弱，终有一天，它将被可悲地打破，那时，黑暗就会降临。古老的石制神像将从历史遗忘的废墟中重生，擦去他们眼中附着了1000多年的尘土；最早获得新生的雷神将用他的巨锤去砸碎中世纪哥特式的大教堂！”

99年后，随着阿道夫·希特勒的出现，海涅那可怕的预言变成了现实。1933年，当希特勒夺得政权后，他狂傲地宣称：“是的，我们是野蛮人！我们就是野蛮人！这是个值得尊敬的称号，我们将使世界为之改观。”对希特勒来说，野蛮是所有文明的根基，是能取代濒死文明的唯一力量，就像古日耳曼种族用战斧消灭衰弱的罗马帝国一样。所以同样地，他也能消灭堕落的西方现代文明。通过强调自己是个德国神话中的英雄以及突出普鲁士军队的功效等手段，希特勒将他的第三帝国描绘成伟大历史延续的一个部分。

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希特勒及其追随者们的信条，并不像其他政治观点那样被频繁地引用，人们也不把它看成是一种无法完全理解的怪异的民族思想。纳粹们把他们政治中的成功归因于那段耻辱的和平时期——在凡尔赛强加于德国的被称作“羞耻的条约”签订之后的那一时期。然而，德国小说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托马斯·曼等人却得出不同的结论。从1940年流亡美国起，托马斯·曼便宣称：“希特勒的那些令人厌恶的行为并不使人感到意外，除了一些心理上的准备之外，他永远也不可能从已深陷其中的通货膨胀、失业、资本家的投机买卖及政治阴谋等泥潭中拔身。”

这些言论常被视为美国珍珠港事件前反德国战争狂的引言。德国并非没有充实人类通过劳动而积累的智慧和精神上的遗产，比如说令德国人引以为荣的歌德和席勒、巴赫和贝多芬。但是希特勒却抛弃了德国人仁爱和宽厚的传统，他将德国民众的思想引入黑暗的一面，如长久以来向外扩张的梦想、种族优越感、对政府至高无上的信任以及对战争的美化等。

弗雷德里克·巴巴罗萨为德国几代人带来了德意志第一帝国的辉煌。根据传说，他从未死去，并将在某一天醒来，领导德国进入一个新的黄金时期。

像神圣罗马帝国一样闻名的第一帝国是继查理曼帝国之后的一个政治实体，它由德国国王奥托一世在公元962年建立。其公然的目的就是使基督教徒处于一个世俗的和教会的职权均统一的国家统治之下：教皇及教区牧师为教徒们提供精神上的帮助，而皇帝则处理世俗上的一切事物。但是事情并未如其所愿地发展。当欧洲其他国家已经建立了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时，德国仍处于停滞不前的分离的半封建国家。当拿破仑在1806年以武力结束了神圣罗马帝国时，德国——确切地说是由许多小国家组成的德国的地图就像一床疯狂的床罩那样，包括314个州和1475个地区，一些几乎只有一座城堡和一条护城河。但是它们各自有自己的军队、官僚政治、货币和法庭。

到了12世纪中叶，德意志帝国处于弗雷德里克一世的统治之下。由于他的一生均在战争中度过，所以被人们称为巴巴罗萨（野蛮人）和红胡子。1190年，当巴巴罗萨带领德国人参加第三次圣战时，因盔甲过重而落入河内淹死了。但是在浪漫的民间传说中，巴巴罗萨是永生的。他沉睡于一座高山的神秘洞穴内，他的骑士们守卫着他安睡的石桌，他的胡子仍在生长，并将石桌完全缠绕起来。尽管处于睡眠中，但他仍是德国的守护人。根据某种传说，在德国向外扩张的最佳时刻，他们尚武的国王将从睡梦中醒来，援助他的子民们。

正当此传说随着时间的消逝逐渐模糊起来时，它又在一些人的思想中重新滋长蔓延。在19世纪90年代，一尊巴巴罗萨——这位中世纪帝王的大理石雕像在他可能藏身的图林根州的基夫霍伊泽山中被竖立起来。德国的学童们沉浸于他的传说中，争相前往参观。民族主义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将他视为齐格飞（他的4幕歌剧《尼伯龙根之歌》中北欧神话中的英雄）的灵魂的再生。阿道夫·希特勒不喜欢将巴巴罗萨的洞穴设想为在图林根州，而偏向于在巴伐利亚州伯特斯加登旁的阿尔卑斯山中。当纳粹德国准备入侵苏联时，希特勒为了用这个古老而神秘的传说来激励他的士兵们，他将攻击计划的原定名“德国人”改为“巴巴罗萨”。

巴巴罗萨死后不久，一队德国的十字军战士在巴勒斯坦建立了一个宗教团体。他们也因这个传说而将其定名为“条顿武士”。为了恢复古代修道士们清苦、禁欲、顺从的生活，每个武士都被授予一把剑、一片面包和一套旧式服装。19世纪最受欢迎的普鲁士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写道：“即使在文明已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仍可看到，规则、法律和习俗均是统治人和利用人的一种手段。在这可怕的约束下，整个世界显示出规则是主要的、庄严的，而个人是渺小的、无关紧要的。这样就形成了无私的奉献精神。”

1226年，“条顿武士”移居至东北欧的地中海沿岸，并发动了一场血腥的圣战以迫使当地人加入基督教。在几乎将当地人完全消灭后，武士们建立起了行使政府职能的机构，并不断向这一地区移居德国人。大约300年后，该地区的主要首脑——勃兰登堡的艾尔伯特改信路德派的教义，并使这一地区成为非宗教性的公国。那些“条顿武士”严格的生活戒条转变为该公国法规的一部分，而这些法规比“条顿武士”的教义存在的时间更长，他们构成了普鲁士军官团的框架基础。

马丁·路德留下了一些让人无法忍受的有害的教义。阿道夫·希特勒将这位16世纪卓越的宗教领袖作为其个人崇拜的英雄之一。但影响希特勒的并非路德的宗教改革，而是他狂热的大民族主义以及他所坚持的对国家的绝对忠诚和对犹太人的鄙视。纳粹们恶意地强调路德教义中这有害的部分并将这位圣徒作为他们的标志之一。在1937年，纳粹理论家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攻击路德教派的牧师们并未对国家社会主义显示出足够的热诚，并断言如果路德仍在世的话，定会成为纳粹党的一员。罗森贝格惊人的言论部分地建立在路德关于政府的理论上。援引《圣经》第十三章第一节中的话说：人应像遵守上帝的命令一样顺从于世俗的政权。路德宣称，人生在世再也没有比服从其统治者更为重要的事了。他写道：“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的长官就是坐在了上帝的身边，他们的判决就好比上帝在天堂中做出的一样。”

路德对其他民族的怀疑深深感染了德国的巨头们，他说：“尽管他们接受洗礼并成为名义上的基督徒，但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他们都是野蛮的。所以若有人想冒险地用信条来统治一个国家或整个世界的话，那他就像一个牧羊人身处于由狼、狮子、鹰和羊们组成的群体之中，羊一开始会安全，但那不会持续很久。这个世界是不能用念珠来管理的。”

接着，路德便行动起来。当再浸礼教徒（一个实行成人洗礼的教派的信徒）开始改变宗教信仰时，路德主张处死他们。同样地，他也毫不同情1524年的农民战争。当数以万计的农奴向他们的世俗统治者提出挑战时，这位伟大的宗教改革者拒绝支持他们。他声称：“如果农民们公开叛乱，那他们就违反了上帝的旨意。你可以让一个人秘密地或公开地刺杀别人，但记住，叛乱将比其他任何行为更具有毁灭性和杀伤力。那就像一个人必须杀死一条疯了的狗，如果你不那样做，它就会攻击你。”

路德一开始对德国的犹太人只显出少许偏见，他也可以在教皇因其不正当行为而损害了基督精神的情况下接受德国犹太人拒绝改变其宗教信仰。但在实行宗教改革之后，他的容忍达到了极限。因为这时，犹太人再也没有理由拒绝加入基督教了。他把他们称作德国的瘟疫和绝对的祸害。在他的一本名为《犹太人和他们的谎言》的小册子里，他暗示德国的贵族们说纳粹们将在1938年的某一天（水晶之夜）将他们的理论付诸实践。他说：“首先，会在犹太人的教会和学校里放火，接着便会毁坏他们的房屋。他们的房屋将被出售，从而使他们不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然后犹太人的祷告书和犹太法典也将被夺走，而他们的教师将被禁止教授生活及承受肢体的痛苦。因为犹太人并没有在农村从事商业活动，所以，他们的公路通行许可证也将被取消。随之而来的就是禁止犹太人放高利贷，并且他们的所有财产将被剥夺。最后我建议将青壮年的犹太人套上链枷，给他们一把斧子、一个纺锤、一根卷线杆或一根轴，让他们用自己的汗水来换取面包。”

欧洲的其他国家或是信仰基督教，或是信仰天主教，而宗教改革却使德国人在这两种信仰中产生分歧。这种宗教上的分歧在1618年引发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是因贵族们为了争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而爆发的。因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继承权自1438年起就被奥地利天主教的哈布斯堡家族所控制，所以这场战争席卷了拥有不同信仰的整个欧洲。在这之后的30年间，整个欧洲大陆成了一个血腥的屠场，嗜杀成性的士兵就像强盗劫掠一般横行于城镇和乡间，并遗留下了许多有害的东西，比如谋杀、强奸、抢劫以及传播伤寒与瘟疫等流行性的致命疾病。

这场争斗直到1648年各国在曼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的西发里亚地区签订协约之后才宣告结束。这所谓的西发里亚和平条约彻底毁灭了神圣罗马帝国继续存活的可能性。法国在这一条约中获得了大片土地，包括阿尔萨斯和洛林，并且获得了在莱茵河对岸建立要塞的权利。而德国却被分裂成更多的小国和地区，比以前更为孱弱。这场长期的战争给德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最为严重的就是它在这场战争中损失了全国近三分之二的人口。

德国作家汉斯·冯·格里美豪森曾写过一部建立在他自己的童年生活经历上的描写恶汉与盗贼的小说。这部名为《辛普里希西芒斯的冒险生涯》的小说将当时许多幸存者的思想感情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在农场被劫掠之后，辛普里希西芒斯加入了一队强盗般的士兵，支撑着他的唯一信念就是：有一天，一位日耳曼的英雄将建立一个强盛的德意志帝国。这位宽宏大量的领袖仍将让具有日耳曼种族血统的英国、瑞典、丹麦的君主们保留他们的领土，当然只是作为帝国的一块封地。但是他将毁灭其他所有的欧洲国家以作为报复。这个奇异的帝国的首都将是一个新兴的城市，被命名为日耳曼尼亚。到了下个世纪，这个梦想成了现实。通过霍亨索伦家族的势力，勃兰登堡和普鲁士的各个小邦被统一成欧洲的一个主要强国——德国。

其实，在“三十年战争”的后期，勃兰登堡的弗雷德里克——一个神圣罗马帝国的有权选举皇帝的大诸侯已经丧失了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争端的决心。为了保证霍亨索伦家族的统治权，他决心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在数十年后，他将军队由下层社会的佣兵所组成的杂牌军改组成拥有3万人的精英力量。与此同时，他还建立了与之相对应的政府机构来协调军队的日常供给。为了得到控制着大量农民的贵族与大地主的支持，他将他们的临时地产以分封的形式给予他们，使他们获得了对封地的绝对控制权。

代表们在1648年签署了结束“三十年战争”的《曼斯特条约》。这一条约承认了德意志诸邦为主权国家，并且这些国王有权与他们的国民们一起选择是信仰新教还是天主教。

到1688年他死为止，这位伟大的君主已经赢得了本国所有人对他的敬仰。在1701年，他的儿子——弗雷德里克一世在波罗的海的海港城市康尼格斯堡建立了普鲁士王国。但是直到1713年，这位伟大君主的孙子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夺取王位之后，他的将全国军事化的梦想才得以实现。

这位非凡的统治者将其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到实现其祖父的愿望中去。他曾说过一句著名的格言：“上帝要做的是救人，其他的任何事均由我来完成。”威廉一世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管理军队。他在写《步兵行为守则》时，着重强调了无休止的操练，他还使君权变得更为集中、有力。他迫使他的士兵们宣誓效忠王室，“当一个人向王室的旗帜宣誓效忠之后，他就将他所有的东西，包括他的生命，献给了君主”。普鲁士人称他为军人式的国王，而两个世纪后，奥斯瓦尔德·施彭格勒将他视为第一个国家社会党人。

威廉一世从普鲁士的贵族中招募军官，很快，每一个贵族家庭均至少有一个孩子在军校学习或在军官团服役。而那些传统的农村贵族所控制的农民的孩子们则仅能成为军队中基数最大的下层军官或士兵。

虽然普鲁士的人口数量在欧洲仅位列第十三，但其83000人的军队却排在欧洲大陆的第四位，其军费开支更是国内其他政府部门的5倍多。但是，尽管威廉一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于军队，他仍只是把他训练有素的士兵们看作纯粹的防卫力量。

一个七零八落的帝国

在17世纪中叶，德国地图就像一块块马赛克拼凑起来的镶嵌图案。尽管1648年在西伐里亚签订的条约终止了破坏性的“三十年战争”，但在谈判中人们试图通过镇压宗教和政治冲突来使各王国、亲王封地、公国、选区、教区和城邦统一为神圣罗马帝国的构想却并未实现。那些信仰新教的国王们在拥有自己领地的主权后，信仰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皇室和帝国会议被人们称为“一把没有刀柄的钝刀”。

这张1901年张贴出来的庆祝普鲁士王国建国200周年的海报上画着霍亨索伦家族的9位君主，从最上排左首的弗雷德里克一世到最下排中间的威廉二世。家族中最卓著的成员——伟大的弗雷德里克排在弗雷德里克一世下面一排的最左边。

霍亨索伦城堡坐落在南德意志乡间，高1000英尺。这座修建于15世纪的城堡处于斯瓦比亚阿尔卑斯山边的内卡河流域。伟大的弗雷德里克的遗体就保存在这座城堡里。

不过，威廉一世的儿子弗雷德里克二世也是一位天资聪颖的军事天才，并因此而赢得了“伟大的弗雷德里克”的称号。他常说：“不使用武器的谈判就像不用乐器的音乐一般。”在他执政的46年里，他始终奉守此信条。在他的一生中，他发动了无数次的战争，吞并了许多个小国家，使普鲁士一跃成为欧洲大陆的主要大国之一。

大约在1740年，弗雷德里克二世撕毁了其父亲对奥地利统治者玛利亚·特蕾莎做出的不侵犯的保证，对西里西亚的哈布斯堡王国发动了突然袭击。“西里西亚之争”导致了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长达8年的战争，并在此之后转化为普鲁士与由奥地利、法国、俄国、瑞典、西班牙等国组成的政治联盟之间共7年之久的军事冲突。由于弗雷德里克卓越的领导才能，普鲁士在此事件之后变得比以往更为强大了。

弗雷德里克的最终目标是要让普鲁士政府“像哲学一样具有条理性，以使金融、政治、军队合理地协调起来：也就是使政权更为巩固并使国家更为强盛”。他将自己描述为仅仅是全能的国家的一位仆人，这使他让手下的大臣们自觉地意识到他们与普通的职员并无多大的差别。这样一个良好运作的政府为后世的普鲁士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即最好的政府就是一个独裁的政府。专制的军官团体现出了普鲁士人的特点。他们类似于“条顿武士”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使这些固执的贵族们在任何困难面前都毫不畏缩。法国政治家奥纳里·德·麦尔伯伯爵半开玩笑地评论道：“与其说普鲁士是一个拥有军队的国家，不如说它是一支拥有国家的军队。”

伟大的弗雷德里克不仅是一名成功的军人，同时也是一位技艺娴熟的横笛手，一位富有哲理的诗人，是艺术的忠实守护者。他这军事能力与艺术才能的完美结合深深地吸引了阿道夫·希特勒，他希望有一天能拥有与弗雷德里克同样的能力。在二战时期那暗无天日的生活中，希特勒靠阅读弗雷德里克在“七年战争”中所面对的困难来安慰自己。希特勒臆想着他和这位普鲁士伟大的领袖拥有相同的生理和心理特征——一样清澈的蓝眼睛，同样大小的手，外形相同的头颅。当然，还有对犹太人同样的憎恶。实际上，希特勒非常崇拜弗雷德里克。他买了一张弗雷德里克的肖像画，并坚持无论到哪儿都随身携带着，包括在他最后的藏身地——柏林地下的指挥部。

但是，弗雷德里克的独裁统治并未在普鲁士生存很久。当他于1786年去世时，由于他没有子女，所以他的侄子弗雷德里克·威廉二世继承了王位。在这之后不久，这位新国王发现他正面对着法国大革命所造成的不可抗拒的压力。到了1792年，法国军队横扫德国，击败了普鲁士的霍亨索伦家族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威廉二世和法国单独签署了和平协议，普鲁士仍维持着自己的独立。但是很快，他又面临另一个更难以应付的对手——拿破仑·波拿巴。1805年，拿破仑在奥斯德立兹摧毁了奥地利的军队，并于一年之后又在耶拿击溃了普鲁士人。至此，整个德意志均置于法兰西皇帝的控制之下。

拿破仑推翻了濒死的神圣罗马帝国的旧体制。为了巩固他的领土，他将德意志原有的300多个州减少至30个左右，并将其中的大部分并入法国。为了平衡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国的实力，拿破仑在德意志南部又建立了“第三个德意志地区”，它包括了巴伐利亚、渥特堡、巴登、达木斯塔特和整个萨克森州。这个被称为“莱茵省”的地区被并入法国，而且法国的军队还占据着普鲁士的首都--柏林。尽管很多德国人均钦佩拿破仑所带来的现代化改革，但他们仍憎恨自己的无能。不久，德国的文人们发起了一场著名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这种萌芽于法国大革命的人人平等的理想被他们很快地传播为一种新的爱国主义思潮。在其他国家，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仅局限于文学和艺术领域，而在德国，它却演变成了一场暴力的政治运动。

在1813年，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正对着一群学生演讲，号召他们作为志愿者来抗击拿破仑。图片上方的肖像画从左至右分别是反法运动的领袖恩斯特·阿恩特、约翰·菲希特和弗里德里希·约翰，他们鼓吹德意志民族的高贵论，并呼唤一位菲雷尔来统一德国。

这些新思潮的先驱者之一就是柏林大学的校长，著名的哲学家约翰·戈特利布·菲希特。他的“向德意志致辞”的演讲深深地感染了他年轻气盛的听众们。他说道，德国人天生就具有非凡的能力和特殊的权力来履行其使命，如果需要的话，不惜以武力来达成这一使命。他感染了他的追随者们，使他们下定决心要赶走法国人，并将分裂的各地区统一成一个强大的国家。就像小说家格里美豪森笔下虚构的人物，他呼唤这样一位伟大的领袖来建立一个强大的帝国，从而为德国人争得更大的生存空间。

基督徒弗里德里希·吕斯——一位柏林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也像他的同事们一样为此信条而痴狂。他称法兰西民族是一个“卑鄙的、令人作呕的种族”，他要求以法律的形式来禁止在学校和法庭上使用法语。吕斯尤其憎恨《拿破仑法典》中的征税条款，因为它使犹太人同高贵的德国人在法律面前享有同等的待遇。更有甚者，他还想要强迫所有的德国犹太人穿上打黄色补丁的衣服以使纯种的德国人可以认出这些“希伯来敌人”。

民族主义诗人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是另一个反法反犹太分子。在1810年发表的一篇演讲中，他呼唤一位具有菲雷尔性格的“战斗者”，即不由理性所驱使，而充满了“世纪的黑暗力量和人们对他狂热的爱”。他说，德国所需要的，是一个“有能力统一国家的军事暴君”。

阿恩特相信，每一个民族的发展都应与其过去的历史相一致，而他要感谢上帝给予他纯正的日耳曼血统。因为他认为日耳曼种族比其他种族——例如法兰西、西班牙、意大利等更为高贵，这些种族都因与其他民族互相通婚而成了“杂种”。他宣称：“德意志民族是世界性的民族，上帝让整个地球成为他们的家。”

和路德一样，阿恩特也非常虔诚地宣扬爱国主义精神。他鼓吹道：“信仰的最高境界就是热烈地爱着自己的祖国甚过于法律和国王、父亲和母亲、妻子和孩子。”他的充满感情的著作被中小学作为标准的读物。一首名为《哪儿是德国人的祖国》的歌在民族主义运动中被几代人所传诵，直至其被《德意志高于一切》所替代。这首歌唤起了德国人心中建立一个强大帝国的渴望，这个帝国将包括世界上所有说德语的地区。就像歌中所唱到的那样，只有等到那一天来临，德国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德国。

另一个受欢迎的新民族主义分子是一个叫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约翰的年轻教师。他出生于普鲁士，并在对霍亨索伦家族的崇敬中长大。约翰相信，普鲁士人可以非常容易地和其他日耳曼人区别开来，因为他们有着非常雄健的走路姿态和刚毅的外表，当然还有他们直率的语言。他声称：“就连在玩耍的小孩们都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他们可以比其他国家的孩子们玩更多种的战斗游戏，而且在游戏中如果有人逃跑的话，他们将会齐声呐喊：‘这不是真正的普鲁士人。'”自从1800年与阿恩特会见之后，约翰将他对普鲁士国家的热情转移到德国人民身上，并将其大部分精力用在传播民族主义思想上。他的一本名为《德意志民族》的著作被奉为早期纳粹主义经典。他写道：德国人已变得非常可悲，因为他们已经开始模仿法国人的生活习惯。伟大的弗雷德里克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政权，但是普鲁士仍衰败了，因为它没有建立在“民族必备精神上”——一个约翰新创造的词用来传输一种可以深深植根于德国人精神世界里的神秘而有创造力的力量。他还提倡用“菲雷尔式的铁血政策”来创建德国的未来，并声称“德国人民将会把他视为救世主并原谅他所犯下的任何罪行”。

1811年，约翰建立了他的第一个组织——“健身运动社团”。该社团的活动目的就是为了向人们逐步地灌输一种所谓的永恒的德意志精神，并要在精神上和物质上为德国而战。为了显示出他们的与众不同，约翰让社团的成员们都穿统一的灰色衬衫，并相互称呼为日常用的“您”或“你”，而不用比较正式的第三人称单数。

正当约翰及他的信徒们在德国传播反法思想时，拿破仑远征俄国失败。在法兰西帝国大军从莫斯科撤退后，普鲁士的新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三世终于鼓起勇气同俄国、奥地利、英国结成了反法同盟。这场解放祖国的战争是自十字军东征以来，德意志各国第一次团结起来为了共同的目的而发动的战争。1813年10月，反法同盟的联军在莱比锡与法军会战，拿破仑的军队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法军的残余部队退过了莱茵河，德国重获自由。

但是，民族主义分子的另一半梦想——统一全德意志仍未实现。获得胜利后的各盟国，包括德意志各国的君主们在维也纳举行了一次集会，这次国际性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商议如何在拿破仑衰败后重新分配欧洲。这次会议结束于1815年6月，而刚好在此之前，拿破仑彻底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他从被放逐的厄尔巴岛潜逃回法国，并在滑铁卢再次被英国和普鲁士的联军击败）。于是，这次会议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此事的影响。这些德意志君主们不喜欢约翰，因为他希望激发德国人的反法情绪，以此来团结所有的德国人将法国人赶出他们的土地，并将此转化为一场政治斗争。到了希特勒统治时期，这位独裁者甚至计划在易北河畔建立一座雄伟的新都城，并将其命名为日耳曼尼亚。

这些德意志各国的君主渴望能继续拥有各自的权力，不希望发生任何约翰式的转变。他们与奥地利保守派大臣梅特涅一起组成了一个由奥地利所掌控的德意志联邦。数年后，痛苦的约翰大声疾呼：“德国需要为她自己发动一场战争，一场摆脱弗兰克（奥地利皇帝）帝国的战争，一场为建立一个完全属于她自己民族的国家的战争。这个时刻必将到来，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不经历出生时的阵痛而来到这个世上。”

约翰的梦想最终得以实现，这有一部分应感谢“维也纳会议”对战利品的分配上。在历史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同盟国的代表们出人意料地将普鲁士视为欧洲稳定的重要保障。他们经过讨论后，准许普鲁士在东边拥有波兰领土，还让其将萨克森州的广大领地及莱茵地区和西伐里亚纳入其版图之内。普鲁士则将其战略重心西移，并可以从盟国处获得足够的煤和铁来发展工业。同盟国已将普鲁士确立为掣肘法国的一种平衡力量。

约翰更新了他的理论来进一步燃起人们对统一的热情。他建立了“国家学生联合会”，提出了荣誉、自由和祖国的口号。他们尊崇的颜色为黑色、红色和金色。这些普鲁士的传统颜色在德国人与法国人的斗争中几乎被彻底湮没掉。这些颜色组成了民族主义运动的基本色调。

为了强调中世纪崇尚简朴的价值，约翰在当时便身穿朴素的原色布料长袍，他将其称为“真正的德意志服装”。他穿着这样的衣服横行于被征服了的巴黎，爬上了凯旋门，并且敲碎了胜利女神口中的小喇叭。而在德国，他的一些年轻的信徒则身穿熊皮制服来强调条顿主义文化。他们中的一些人常在大街上闲逛，并嘲笑穿戴得精美整洁的市民为拍法国马屁的人。

“国家学生联合会”于1817年10月18日在色林吉亚的沃特堡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的地点和时间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一座赫然耸立于山顶的中世纪城堡不仅是作为骑士风格盛行的一种象征，同时它还是马丁·路德完成他重大的将《新圣约》翻译成德文版的地方；这一年恰好是路德宗教改革三百周年的祭典，而这一天则是“反法战争”周年纪念日。这样，马丁·路德和击败拿破仑的普鲁士元帅格布哈特·冯·布吕歇尔均与这场运动联系起来了，路德是因为他完成了德国的“内部解放”，布吕歇尔则因为其为德国赢得了外部自由。

这次会议的高潮是火炬游行：一队队身穿褐衣的青年将那些反民族主义作者的著作一部部投入篝火中。这一事件被视为纪念路德对天主教教义的焚毁，震动了整个欧洲。一个世纪后，纳粹的焚书活动成为它的一个翻版。

约翰和他的追随者们不断散播民族主义的种子，从一小部分大学知识分子到广大中产阶级。但他们从未获得足够的支持来挑战梅特涅重建的旧政府。为了巩固对德意志联邦的控制，奥地利政府加强了检查制度，并组织了一个间谍网来随时报告民族主义分子宣扬政治改革的各种言论。它所发布的首批命令之一就是除去“具有独裁统治倾向的约翰和阿恩特”。在梅特涅的要求下，普鲁士政府逮捕了约翰，并取缔了他的“健身运动社团”。

1848年3月，随着飘扬着的黑、红、金相间的运动旗帜，民族主义者们在柏林设置路障和普鲁士军队战斗。这次起义要求实行两院制立法体制，但是被国王坚决地否决了。

在此后的30年里，梅特涅维持着这种不稳定的权力平衡。但是到了1848年，革命的火焰燃遍了整个欧洲大陆。那一年，德意志联邦的一些新生党派受法国革命的影响（法国人赶走了路易士·菲利普国王，建立了共和国），在法兰克福的圣保罗大教堂召开了德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制宪会议。在此次会议的当选委员中有两位老人——79岁的阿恩特和70岁的约翰。年轻一些的民族主义分子纷纷向他们致敬，因为他们作为民族主义运动的旗帜已矗立50年不倒。

但是由于各党派之间的分歧过大，所以这次会议并不成功。在经过激烈的辩论之后，只是发布了一个无多大意义的公告，即准备建立一个世袭君主制或君主立宪制的联邦国家。他们知道，如果这么做的话，奥地利是不会同意的。于是，他们将建议提交给弗雷德里克·威廉四世（他于1840年继承了王位）。令他们失望的是，普鲁士国王傲慢地拒绝了他们的提议，他将此举视为“对王冠的玷污与背叛”。国王的态度彻底地摧毁了自由主义者们企图走民主路线来建立独立的德意志民族自己的国家的希望。

图画中的是1862年47岁 的 奥 托·冯·俾斯麦，他在这一年成为普鲁士首相，事实上他是普鲁士的真正统治者。他撕毁了友好协定，放弃了原有的计划，背叛了寻求权力的支持者们。

自由主义者们对民主的幻想被无情地击碎，他们从迷梦中痛苦地惊醒过来。他们在反省自己的失败时，一位委员宣称：“德国被原则和教义死死地框住，当权者们所想要的除了权力还是权力！无论是谁只要给予他们权力，他们便会效忠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忠诚。”另一个委员郁闷地预示说：“自由和统一不可能同时获得。统一必将首先到来，而且只能由一位专制君主来实现。”

但是有些东西比德国的政治运动更为惹人注目，那就是工业革命的到来。早至1834年，普鲁士已经开始建立其统一的海关体制，以解决联邦各国间错综复杂的商业往来。普鲁士还设法吸引联邦内其他公国来参与，并给予他们比奥地利所能给予的更多的权力。

资本主义和都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以及中产阶级逐步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使普鲁士在19世纪50年代末已成为名义上的宪法制国家，它已极度谨慎小心地开始试行议会制政府模式。

在威廉四世死后，他将王位传给了他的弟弟威廉——一位训练有素的军人。为了突出普鲁士的重要性，威廉坚持要在“条顿武士”所建造的中世纪古城康尼格斯堡行加冕礼，那里也是勃兰登堡被宣布为普鲁士王国的地方。就像他所在霍亨索伦家族的先辈们那样，威廉发布的第一条命令就是加强对军队及王权的控制。当法律有可能挑战到其权威时，宪法制生存的危机开始逐步加深。威廉派遣其最得力的使臣去法国寻求帮助。这样，在1862年9月22日，奥托·冯·俾斯麦到了柏林并被任命为德国首相。在以后的28年里，这位普鲁士贵族军官的后代成了德国军方最有力的统治者。

俾斯麦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绝对的保守主义者，他甚至于在普鲁士和奥地利发生小规模冲突时站在奥地利一边。在他整个一生中，他始终是专制政治的代言人，他也从未对他的立场产生过丝毫的怀疑。他曾说：“我只按我自己的意愿做事，否则我就什么也不做。”从任何方面来说，俾斯麦都有着常人不可抗拒的魅力。普鲁士人卡尔·舒尔茨是一位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移居美国的旅行家和政治家，他这样描述俾斯麦：“高大、威武、宽厚的肩膀，以及每个人都能从画像中看到的那亚特拉斯肩膀上的硕大的头颅。这些特征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尽管俾斯麦是个桀骜不驯的人，但他仍保持对国王的忠诚，这是因为路德派教义已深深地扎根于其思想之中。他说：“我首先是个保王主义者。我可以直接称呼国王的名字，并且，作为一名贵族，我甚至可以发动政变将他赶下王位。我通过自己的方式选择我应效忠的国王，我影响他、信任他、指导他。但是他是我所有思维和行动的中心，我将为这个中心而改变世界。”

俾斯麦的政治思想并不复杂，普鲁士和德国的强盛与衰弱均取决于一个因素——那就是权力。他相信权力是解决所有政治问题的决定性因素。他通过一道简单的命令就轻易地解决了威廉的军事预算危机。他规定：无论何时，只要议会和国王不同意增加军事预算，政府就有权力增收新的税款并使用它，直到该预算得到批准。立法院的代表们几乎不敢对此有任何的异议。德国首个工人阶级政党的创始人费迪南德·拉萨尔将普鲁士人和英国人对此类事件的态度做了个对比。他说道：“在英国，若是政府官员征收未经国会批准的税款，那么国民们将拒绝缴纳。如果这些政府官员坚持要这么做的话，他们就会被逮捕。法庭将驳回他们的任何辩解并将他们投入监狱。而在普鲁士，事情的结果却截然相反。那些不缴纳税款的国民们将以‘违背法律的权威性’被逮捕，而那些政府官员们将因他们的尽忠职守而受到赞扬。”

在军队得到了足够的军费后，俾斯麦开始了与奥地利长时间的竞争。早在1856年，他就写下了这么一段话：“德国这块土地对于我们和奥地利来说都太小了，我们都需要通过争夺其他国家的领土来扩大生存空间。”俾斯麦通过间接的方式来达到他的目的。他于1864年发动了对丹麦的战争并夺取了斯兰斯维格和霍尔斯坦两个公国。为了防止普鲁士独自扩张，奥地利也参与了这场战争。所以这两个公国成为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共管地区，而这种争夺土地的折中方法正是俾斯麦所希望的。因为与此同时，他允诺将威尼西亚地区（奥地利于1797年强占了此地区）归还给意大利，从而使意大利人毫不犹豫地站到了普鲁士一边，而且他还通过游说联邦议会得到了德意志联邦各国的支持。在做完这些事之后，他便命令驻斯兰斯维格的普鲁士军队将奥地利人驱逐出霍尔斯坦。

这场由俾斯麦所操纵的战争只持续了几个星期。普鲁士军队于1866年7月3日在库宁格拉茨战役中彻底击溃了奥地利人。俾斯麦在这次胜利中显示出了他的宽宏大量，他驳回了他的将军们提出的进军维也纳的要求。他说道：“与奥地利的竞争已经告一段落，现在是恢复两国友谊的时候了。”在这之后的和平时期，普鲁士吞并了奥地利在战争时的一些盟国，并将这些地区与斯兰斯维格和霍尔斯坦合并成一个新联邦，称为北德意志联邦。这样，中欧的权力重心就转移到了普鲁士。

民族独立运动的诱惑取代了人们对宪法体制的追求，俾斯麦的声望开始剧增。当时著名的社会主义评论家威廉·李卜克内西哀叹道：“鲜血看上去就像一种奇异的果汁，它可以使人们将所依赖的人看作为天使，尽管事实上他是个魔鬼。俾斯麦对宪法的破坏被冲洗得了无痕迹，取而代之的是萦绕在他头顶上的荣誉的光环。”

俾斯麦说：“德国并不是普鲁士自由的象征，而是代表着它的权力。我们并不需要以讨论和投票表决的方式来解决那些重要问题，而只有通过铁和血。”这是让任何一个德国人都铭记心中的名言。但是，为了实现他的诺言，俾斯麦还需要另一场战争——一场同法国人的战争。

战争的导火索很快就被点燃了。南德意志信仰天主教的霍亨索伦家族的一位亲王被推举出来继承西班牙王位，而法国为了遏制普鲁士的扩张反对这一提议，于是这位亲王的候选资格被取消。但是当时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仍不放心，他派遣使臣去向威廉一世寻求更进一步的保障。当时的普鲁士国王并不具有决断权，他仍像往常一样给俾斯麦发了份电报，简要地叙述了和法国使臣之间的谈话内容。俾斯麦抓住了这一机会。他拟订了一份让法国人感到被侮辱的电报，并将这份电报在报纸上发表。他说：“在午夜前巴黎就会知道这件事，基于这份电报的内容以及其在报上的发表，法国人会像看到红布的公牛一样怒不可遏。”俾斯麦的策略成功了：愤怒的法国人向普鲁士宣战。

1871年1月，德军炮击摧毁了巴黎市中心，包括香榭丽舍大街两旁的建筑。然后，胜利的德军在协和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德军占领了法国北部，直到1873年法国支付了50亿法郎的赔款。

法国人没有想到的是，普鲁士军队为这场战争已经准备了3年。正当慌乱的拿破仑三世匆忙地从遥远的非洲召回预备队时，德意志联邦各州都已随普鲁士之后进入了战争状态，并在统帅赫尔穆特·冯·毛奇的指挥下对法国发动了突然袭击。几星期后，德军在色当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并俘虏了12万法军，其中包括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拿破仑三世的溃败在巴黎引发了革命，法国人推翻了君主制，实行共和。

这次普法战争使俾斯麦与普鲁士军方产生了不和，问题出现在对军队的控制上。一开始，这位首席大臣让将军们指挥这场战争，但是在色当战役后，俾斯麦想迫使法国尽可能快地签订和平协定。他担心在达到他的政治目的前，俄国会出面干预此事。但是毛奇并未理会俾斯麦的建议，他认为俾斯麦在多管闲事。

到了9月中旬，德国军队包围了巴黎。俾斯麦主张炮轰巴黎以迫使法国投降，但是毛奇反对这一提议。他不再将巴黎看作为一个军事目标，而将德军主力投入到与法国南部剩余法军的战斗中去。然而俾斯麦有他自己的办法，炮击最终仍被无情地执行了。不过，军方和政府之间的权限仍模糊不清，将军们从未放弃在军事行动中的特权。

1871年春，法国宣布投降。普鲁士得到了50亿法郎的赔偿，并且还迫使法国割让了阿尔萨斯和洛林。至此，德国取代法国成为欧洲的领导力量。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凡尔赛镜宫（半世纪后，德国将在这里签署自己的耻辱性条约）行加冕礼成为皇帝，并在德意志联邦各国的一致同意下正式建立了德意志帝国。俾斯麦理所当然地被委任为首相。许多德国人认为俾斯麦建立的政治体制与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体制有着同样的神秘性与庄严感，所以他们将这新的帝国称为德意志第二帝国。诗人弗朗茨·埃马努埃尔·盖伯尔想象着皇帝的宝座被劫掠物所环绕，而理查德·瓦格纳则将德意志帝国皇帝的皇冠称为世上所有皇冠中最高贵的。

无数的声音融入这一得意扬扬的合唱中。小说家古斯塔夫·弗赖塔格创作了一部描写普法战争的长篇历史叙事诗；自由主义诗人赫尔曼·鲍姆加滕写道：“眼泪顺着我的面颊不住地往下流，我们做了什么竟然得到主的如此恩宠？仅仅20年的时间，我们的所有愿望与梦想全都实现了。”

国外的批评引来了德国国内的一片反驳声。特赖奇克激动地说：“看看我们对世界和平做出的贡献，谁敢反对说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人们并不希望属于德国？这些地区是我们公平地以武力取得的，而且我们要加强对他们的控制——由德国来控制，我们决不允许他们脱离于帝国之外。”一份周刊这样评论道：“人们接受表面繁华实质已腐败的法国文化要比能完全地欣赏深层次的德国精神容易得多。这场战争显示出德国人实质上并不需要被其他非德国血统的人所理解。”

俾斯麦没有参与到这股狂热的爱国主义潮流中去。他宣称德国已经得到了它想要的，现在要做的就是如何将现有状况维持下去。俾斯麦的首要任务就是制定一部能适合他与威廉一世之间特殊关系的宪法。他想使政府具有表面上的代表性，而实权却掌握在皇帝和首相的手里。俾斯麦轻而易举地就达到了这一目的。他把帝国变成一个新的联邦制国家，各个联邦国都保持相对的独立，并拥有处理各自内部事务的权力。皇帝则负责处理国际事务，并且是帝国军事力量的最高统帅。军队只对皇帝宣誓效忠而不是效忠于宪法。不仅如此，威廉一世作为普鲁士王国的国王，他或是他的首席大臣俾斯麦还主持着由各联邦国国王组成的联邦议会。这样一所上议院有助于掩饰普鲁士的霸权地位。作为帝国里最大王国的居民，容克们（普鲁士的贵族地主）占据着联邦议会中的大部分席位，这样他们可以通过投票正大光明地使自己的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

帝国国会下院则由所有成年人投票产生。但是这种民主并不使人感到振奋，因为下院议员们不仅没有薪水，他们的权力也少得可怜。皇帝可以凭自己的意愿随时召集或解散议会，而政府的大臣们和首相只对皇帝一个人负责。这样，这种所谓的政党竞争所产生的议会其实就是勉强拼凑起来的一个团体，目的就是为了能按统治者的兴趣和利益来进行立法和制定政策。这种安排也适合俾斯麦，因为这样就可避开他最害怕的东西——真正的民主。帝国的军队也仍然不受法律的约束而直接掌握在普鲁士手中。为了试图让英国访问者了解这个帝国，威廉·李卜克内西嘲讽道：“如果你想了解德国，你必须抓住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德国就像一个颠倒了的金字塔，它的牢牢地嵌在地上的顶点就是普鲁士士兵头盔上的长钉，而其他所有的东西都基于这点上。”

在完成了这些之后，俾斯麦开始着手将德国建成为欧洲的经济中心。他极力发展工业，并建立了稳定的市场流通机制。但是俾斯麦很快就发现他正受到两个大政治团体的威胁。一个是天主教中心党，它主要集中于巴伐利亚、莱茵地区、西里西亚和普鲁士的波兰地区。另一个就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在俾斯麦眼中，这两个团体的忠诚已不仅仅局限于德国范围之内，他们已成为了危险的“国中之国”。

俾斯麦通过颁布温和的社会法来减缓社会民主党人的不满。同时，他发动了一场名为“为文明斗争”的运动来压制天主教徒。他解释说：“一个新教徒的王朝对天主教进行攻击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现在所发生的是古已有之的王权与神权之间的斗争。”

穿着白色骑兵制服的俾斯麦看上去就像长着白胡子的普鲁士威廉一世国王——威廉一世于1871年1月18日在凡尔赛镜宫登基为德意志帝国的皇帝。

俾斯麦驱逐耶稣会（天主教修会之一）会员并攻击其他的教会。他强调，牧师们必须经过培训并且要获得国家的许可才可活动。仅仅在普鲁士就有近一半的主教被投入监狱，上千个教区出现空缺。梵蒂冈新近宣告的教皇制度的绝对可靠性使民族主义新教徒们十分恐慌，他们纷纷支持强制性的反天主教法。然而天主教中心党仍然十分盛行，这使俾斯麦意识到他必须放弃他的攻击。当然，这得在他完成对宪法特权的严重削弱之后。

在外交舞台上，俾斯麦无疑是成功的。他运用他的才智，建立了一个精心构制的联盟来维持权力的平衡。在谈到他成功的原因时，他说：“我的成功并不在于获得了更多的领土，而是对整个政治形势有一个总体的把握。那就是除了法国之外的所有政治力量都需要我们，并且由于他们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使他们不能结成同盟来反对我们。”他知道德国处于易受攻击的欧洲中心地区，所以，一旦世界处于由5国（德国、奥地利、俄国、英国、法国）保持的不稳定的平衡中时，所有的施政纲领简化为一条准则：成为3国同盟中的一个。

在俾斯麦的政治生涯中，他始终得到一个温顺的皇帝的支持。但是到了1888年，91岁的威廉一世去世，他57岁的儿子弗雷德里克三世继承了王位。弗雷德里克三世是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长女的丈夫，他非常羡慕英国的议会制，并梦想有一天也能使德国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在普法战争期间，他在日记中写道：“直到今天，我仍然希望德国能从道义上获得胜利，而不是通过铁和血。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高尚而又艰难的任务，那就是在将来使我们亲爱的祖国不再像今天这样受到世界的怀疑。我们必须向世人显示，德国所获得的权力对人类来说不是危险，而是一种福音。”不幸的是，他并没能实现他的理想。在戴上王冠仅仅99天后，弗雷德里克三世便死于喉癌。

弗雷德里克的29岁的儿子成为新的皇帝——威廉二世。年轻的威廉并没有继承他父亲的自由思想。他憎恨立宪和各类政党（他将议会称为由一群猴子和行尸走肉所组成的），同时也嫉恨俾斯麦的特权，并且拒绝顺从于这位老首相。他认为，是上帝指引他，让他领导他的子民们。俾斯麦为此叹息道：“这位新皇帝就像一个气球，如果不紧紧地抓住它的线，你永远也不知道它会飘到哪儿去。”另一位观察家说：“陛下的具有专制倾向的决定并没有经过对事实的认真思考，而仅凭其自己的想象。任何一个投其所好的人的言论都被视为具有权威性，而与其意见不同的人都被他称为白痴。”

很快，任性的皇帝和固执的首相就在社会福利法的问题上产生了矛盾。威廉二世支持这一立法。他能登上皇位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由阿道夫·施特克尔领导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所提倡的国家主义的重要性。而施特克尔——一位善于蛊惑人心的新教会的牧师把对工人的剥削和犹太人的资本集中看成是一回事。不过俾斯麦反对向劳工更进一步的让步，这最终导致了他和皇帝关系的彻底破裂。为了阻止威廉二世干涉其他方面的事务，俾斯麦搬出了尘封已久的弗雷德里克·威廉四世在1852年签署的一道法令，那就是普鲁士各大臣在向国王汇报事务前必须先与首相商议。盛怒下的威廉二世责成俾斯麦要么撤销这一法令，要么就辞职。痛苦的老首相选择了辞职，并于1890年3月17日正式退休，归隐于他在斯兰斯维格--霍尔斯坦的封地。

新德国

在1871年普鲁士和南德意志诸邦组成联盟共同击败法国后，普鲁士的领袖奥托·冯·俾斯麦把4个王国、6个主要公国、5个公爵领地和7个亲王封地全部置于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这时已成为德意志第二帝国皇帝）统治的德意志帝国版图内。尽管各个选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自治权，但德国第一次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奥托·冯·俾斯麦专横的作风、光秃的脑门和臃肿的腰身不可避免地使他成了讽刺画的主角。这些画的主题是：

1．俾斯麦就像胜利女神般在勃兰登堡大门的顶上驾着战车。2

．当教皇利奥八世伸出他的脚让俾斯麦亲吻时，俾斯麦回应他的是他的靴子。

3．俾斯麦就像德意志帝国国会坚定的训练者。

4．俾斯麦始终压制着德国的劳动党。

5．就像一个迷人的农场主的女儿，俾斯麦把面包屑扔给那些他宠爱的国家。

6．在自傲的威廉二世的注视下，俾斯麦从德国这艘大船的驾驶舱里走了下来。

7．在退休期间，“海中怪兽”依然滔滔不绝地发表着自己的观点。

1888年，俾斯麦在皇宫前欢迎新皇帝——年仅29岁的威廉二世。年老的首相说：“他的不成熟将使他不能成为一个好的领袖，他过于自负了。”

1890年，俾斯麦辞职后，人们在柏林火车站和他告别时赠予他良好的祝愿。一位评论家写道：“他的离开并不符合人们的政治意愿，这个国家已经习惯于服从他的任何指令。”

尽管威廉二世宣称原定方针不会改变，但是他很快就将注意力转移到对外政策上来。这位年轻的皇帝并不满足于在欧洲大陆的霸权，他开始着手将德国变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殖民大帝国，并且为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做准备。这种政策在当时是比较适当的，整个德国进入了一个空前膨胀的时期。大多数的国民们都认为皇帝的这种国际政策对于如何解决利用他们无穷的精力找到了一条最佳出路。

在公众们不加鉴别的对国家政策的认同中，民族主义思想又死灰复燃，这集中体现在1890年成立的“泛德联合会”上。这个组织信奉这样的思想：具有纯正血统的日耳曼人是文明的创造者和传送者。他们对人类文明的进步起着推动作用，而犹太人却一直起着消极的反作用。这种思想在德国的英国裔作家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瓦格纳的女婿）的宣扬下在德国迅速普及。“泛德联合会”提出的目标是将所有德国人居住的土地统一成一个大联邦，其中包括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瑞士、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奥地利。泛德主义者们希望以这个大帝国为基础，从而达到统治整个世界的目的。尽管许多人认为“泛德联合会”是德国民族主义者的一个疯狂的边缘组织，但是它的成员仍包括了许多帝国里最受人尊敬的军界、工业界、政界和学界的领导人。

保罗·安东·德·拉加德、尤利乌斯·朗本和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的一些种族主义和反民主主义著作也体现出了当时德国人的心理。拉加德坚持说民主和文明是相互排斥的，他对俾斯麦建立的帝国感到非常的失望，因为它的人种并不完全纯正，而且它花费了过多的口舌在议会制政府上。他渴望一个新的帝国，而这个帝国将由一位“拥有良好的直觉并按自己的需要来行事”的菲雷尔来统治。朗本的观点与拉加德的一致。在他的一本名为《教育家伦勃朗》（他称这位仁慈的荷兰画家是德国种族主义的起源）的畅销书中，他呼唤新的巴巴罗萨——一个充满激情的刚强的独裁者，他能够带领德国人实现他们祖先的愿望。在特赖奇克的作品中则充斥着对伟大德国发动战争的颂扬。他预测说，新的德意志帝国将取代过去大英帝国的地位并将征服中欧的斯拉夫人。他宣称：“那些愚蠢地主张世界和平的人显示出了他们对亚利安人是世界性民族的无知。”皇帝威廉二世频繁地出席特赖奇克的这些演讲。

这种轻骑兵卫队的海豹皮制帽子最早出现于17世纪的匈牙利雇佣军中。

在阅兵式上，皇帝近卫军的官兵们带着镶有帝国之鹰的虾尾头盔。而在平时执行任务时，长的尖针则代替了帝国之鹰。头盔由黄铜造成，这种合金表面上看起来和黄金一样。

在德国普通家庭中，数量众多的啤酒杯、小雕像和“我曾为国家服务”的证明书是为了提醒他们，德意志帝国是一个以军队为根基的国家。年轻人将服兵役看成是一种光荣。所以，军服不仅是一件衣服，更是一种尚武传统的象征。对大多数士兵来说，普鲁士于1840年左右开始使用的长针头盔是一种标准的帽子。每个王国都在头盔上镶嵌了王室标志，那些历史悠久的团还把过去在战斗中获得的荣誉也添加了上去。这些团的军服装饰着颜色明亮的贴边和饰面。但是，到了1910年，随着那场失去人性的战争的到来，军队换上了暗灰色的战斗制服（如下页所示）。

帝国传统的象征

枪骑兵戴的是镀有骑兵式样的鹰的蓝色钢盔，第8团的许多士兵都戴这种头盔。

第10汉诺威枪团的头盔上镶有在西班牙为惠灵顿公爵服务的代表战斗荣誉的鹰饰。

第13枪骑兵团头盔上的绳子是为了不让头盔在骑马时遗失。在头盔上镀着的熊是在与拿破仑一世的战斗中获得的荣誉，包括滑铁卢战役。

炮兵团头盔的顶针上装饰有炮弹的图案。

第92布伦瑞克步兵团的头盔和便帽上装饰有头盖骨和交叉腿骨组成的图案，它属于1809年的布伦瑞克军团制服。军服肩章上的条纹表示这套制服是给年轻的学生兵或刚服役一年的新兵穿的。

1910年，第105萨克森步兵团的军服，是在行军和野战中穿的。它去掉了那些装饰，华丽的头盔也蒙上了野战灰布。

这套亮灰绿色的枪骑兵制服是胸甲骑兵开始穿束腰上装时的样式。宽的条纹带（各个团的颜色各不相同）是用来遮盖纽扣的。

第108萨克森枪团穿戴的是暗绿色的束腰外衣和奥地利式的平顶帽。旭日状的盔饰是萨克森士兵和来复枪兵吹号手使用的。该团在阅兵时头盔上装饰着马鬃。

威廉二世喜好用夸大的做法来增加世界其他各国对德国的敬畏。用他的话说，他将给“阳光所能照耀到的”所有地方的德国人先穿上“盔甲”，然后再“让他们的盔甲闪光”。当他派遣军队去镇压中国的“义和团运动”时，他要求他们要像野蛮的匈奴人那样残忍。而当大英帝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试图通过谈判来平衡欧洲大陆的权力时，德国皇帝这样回复道：“在欧洲没有权力的平衡，只有我和我的25个军团。”

在威廉二世的授命下，海军上将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开始实行庞大的战舰建造计划以赶超英国海军。但无论是皇帝还是他的将军都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鲁莽的计划将会迫使英国向他的传统敌人——法国寻求帮助。与英国在海军装备上的摩擦只是德国与其他国家冲突中很小的一部分。不久，他与俄国的关系也开始恶化，俄国立即站到了法国一边。这样一个接一个地，德国很快就丧失了他与其他国家的友谊，最后只剩下奥匈帝国这唯一的同盟了。在1909年，帝国首相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维格总结了皇帝的外交政策：“挑战所有人，插手每个国家的事，但所得的结果都一样：没有削弱任何人。”

这 是1894年 拍的罕见的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前排中间）和她的王室亲属的照片。维多利亚的孙子威廉二世在前排的最左首；他的堂兄——俄国的沙皇尼古拉斯二世位于第二排的左起第二位；第三排的最左边是威廉的叔叔，后来成为英国国王的爱德华七世。

早在俾斯麦时期，军队的领导者们就担心德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可能会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所以他们很早就将注意力转移到如何控制国际争端上去。当提尔皮茨在等待他的海军建设计划被批准时，德军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伯爵就制订了一个危险的计划以应付与俄国和法国的两线作战。他建议用一支精锐的机动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占领中立的比利时与荷兰，从侧翼绕过法军防线，然后急转向南包围巴黎。同时德军主力则在东线阻挡俄军，在快速地击败法国后，再转向进攻俄国。当施利芬将他的计划提交给政府并说明他将不顾外交协约时，大臣们几乎立即同意了他的计划，但他们要参谋长向他们保证在不得不采取此计划时，他同时也要承担外交上的责任。

柏林的市民为1914年8月战争的爆发而欢呼，他们高举着威廉二世和他的盟友——奥地利皇帝弗朗西斯·约瑟夫一世的画像。一位狂热者写道：“对我们来说，战争是这个世界上最神圣的事。”

皇帝（左起第二位）和战时德意志帝国的主要领导人在一起，他们中有军队最高指挥官保罗·冯·兴登堡陆军元帅（最左边）和他最有才干的代表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右起第二位）。

到了1914年，军方对“预防性战争”的渴望已经得到了普遍支持，对外政策的决定权也在不知不觉中转移到了参谋部手里。不久，奥地利皇储弗朗西斯·费迪南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此事震动了整个欧洲。德国发现他已经被迫参与到了与他国的军事竞争中去。很快，俄国与法国分别于7月29日和8月1日宣布实行全国军事总动员，这给威廉二世增加了很大的压力。如果他在德国实行总动员失败的话，施利芬的计划就会搁浅。于是他不得不做出扩大军队规模的决定：将军队人数从1870年至今的25万人增加到200万人，而且紧张的局势迫使他没有过多的时间来推迟这一计划的实行。

德国民众对威廉的动员令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激动并给予积极的响应。一位青年作家卡尔·楚克迈尔声称，德国应该在全世界反对其过度扩张前就做好与之对抗的准备。他的话也透露了当时大部分德国人的心声。楚克迈尔这样描述他是如何被人们对战争的狂热所感染的：“当我在庞大的科隆站停留时，军队的开拔声与旅行者们的欢呼叫喊声组合成一首美妙低沉的乐曲，它就像宇宙中的电流辐射一般穿透我全身。那种分享人们对生活和生存的热爱的感觉是多么的美好啊！”这时，甚至那些平时的反对者也陷入了这种狂热中。康拉德·黑尼施说，刚开始时，对于是将热情投入到这种全国性的流行趋势中去还是继续遵守自己的原则确实很难让他做出抉择，但是，“我将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那一刻，当《德意志高于一切》这首歌风靡整个德国时，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完全可以在投入这场运动的同时仍保持清醒的头脑并不背叛自己的信仰”。

但是在胆小的赫尔穆特·冯·毛奇（色当战役时的老毛奇的侄子）的指挥下，修改后的施利芬计划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向法国的推进于9月份在马恩河被法军阻挡。这时，德国只能面对两线作战的困难局面。长达数月的相互间的屠杀（例如凡尔登战役）此起彼伏，这导致了以后的3年中德军在西线最多只推进了10英里的距离。与此同时，东线德军却在俄国和巴尔干地区取得了巨大胜利。而在战争进行的整个过程中，威廉庞大的海军始终被英国舰队封锁在波罗的海中。

1916年，战场指挥官保罗·冯·兴登堡成为德军参谋长，而原参谋长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被任命为第一任军需官。这样，德国实质上已成为了一个军事独裁政府。1917年俄国革命使得俄国退出战争，德国不仅在东线获得了广大的领土，同时也得到了短暂的喘息机会。但是德国普通民众并未因德国的这一胜利而得以改善生活条件，而且他们对德国在西线的失利也一无所知，他们仍坚信德国将赢得最终的胜利。然而事实上，德国已处于死亡的边缘。

1918年秋天，德军的最后一次全面进攻在第二次马恩河会战中失败，巴登的马克斯亲王组成的新政府对盟国提出的投降条件做出了回应。在盟国提出的条件中有一条是要求威廉二世退位，可威廉咆哮道：“伟大的弗雷德里克是不会主动放弃皇位的。”不过德意志德国已经开始崩溃：马克斯劝说鲁登道夫辞职取得成功；奥地利于10月27日退出战争；当海军上将赖因哈德·舍尔命令舰队出港时，水手们发动了兵变，并且很快就波及了陆军。

战争的最后一幕于1918年11月9日下午在皇家疗养地——比利时的斯帕上演。在鲁登道夫的继任者威廉·格勒纳将军的指示下，德军将“在他们的将军而不是皇帝的指挥下有秩序地返回家园”。威廉从皇帝的宝座上退了下来，但他仍保留着普鲁士国王的头衔。不过一切都太迟了，马克斯亲王已经把政府移交给了社会党人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威廉二世被遣送到了荷兰，他叫喊着：“背叛，先生们！这是赤裸裸的无耻背叛！”事情结束得如此突然让德国民众们感到自己被出卖了，在接下来的和平时期，尽管人们被告知他们也对战争的后果负有责任，但是复仇的种子已经在一代人心中散播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