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君道法天道

韩非子以前的法家多是实践家，重律文、重实操，其学说着眼于解决切身所遇的现实问题，而在理论性、系统性、思辨性上则有欠缺。至韩非子则将法家前辈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并借助道家思想对法家基础理论进行了演绎性思辨，于是法家学说就有了较完整的体系性。正因为如此，韩非子才被称为“法家集大成者”。在法家学说的本原处，韩非子援引老子思想，从“天道”演绎出了“君道”。

一、以道为师

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出自《主道》）

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韩非子据此得出君主要效法道的结论。如何效法道呢？看问题要看其本原，判事之成败要看它是否符合客观规律的准则。本原和准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客观性的因果关系，有此因则有此果、知此因则知此果。

守自然之道，行毋穷之令，故曰明主。（出自《功名》）

遵守自然的规律，推行源源不断的法令，所以叫作明主。

“道”这个概念，用现代词汇翻译，勉强可以译为“客观规律”。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与两千年前不可同日而语，古人描述“道”时，很多现象现在都可以更科学地进行解释了，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说古人创造的“道”这个概念是错的，或者过时的。体道有多种途径，所以古人在不知道地球是圆的，也不知道地球是围绕太阳转动的情况下，能制定出天文历法，即是一例。中国古时学问多重在人生界，当世人性与古时人性无异，古时人性的研究成果便有当世价值。

法“道”而行的难点，其实不在于知道要循道、顺道，而在于个人理解的“道”是什么。所以在实践中，这是很容易走入误区的，即你以为自己所做的符合“道”，其实你错了。一定要在体悟“道”上下功夫，体悟“道”不是一时一刻的功夫，而是一生一世的功夫。如何下这个功夫？法家不太讲功夫论，但儒家讲功夫论多，可以用儒家的功夫来加以论证，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出自《中庸》）

韩非子提出以“道”为师的意义有二。

一是让领导者有所敬畏。不要因为权势在身，而纵性逞欲，行事不作分析、不作论证、不计后果，置组织的利益、众人的得失与感受、未来的利益于不顾；也不要因为一时之成绩，就罔顾事实、倒行逆施、指鹿为马、为所欲为。人一旦把自己当成神，基本也就处于癫狂状态了，也就距离灭亡不远了。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Those whom God wishes to destroy,he first makes mad.”古希腊悲剧诗人欧底庇德斯说：“神欲使之灭亡，必先使之疯狂。”

二是让领导者意识到人必有自身的不足与局限，必须勤以学习、宽以纳谏、缜以思考、慎以决策，才能不远“道”不悖“道”。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李世民问给事中孔颖达：“《论语》说的‘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是什么意思？”孔颖达做了解释后，又说：“非独匹夫如是，帝王亦然。故《易》称‘以蒙养正，以明夷莅众’。注：蒙童时代就培养纯正无邪的品质；治民理政，不以苛察为明，容物亲众。若其位居尊极，炫耀聪明，以才凌人，饰非拒谏，则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

二、守虚静

故虚静以待，令名自命也，译：让事物以它反映的内容来确定其名。令事自定也。译：让事情以它自身的规律去形成。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形名参同，译：让他自己的言与行验证相合。君乃无事焉，归之其情。译：让事物呈现出它们的真相。

故曰：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译：臣子将会精心粉饰自己的言行。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译：臣子将会伪装自己的观点。故曰：去好去恶，臣乃见素；译：臣下就会表现出自己的本真之情。去旧去智，臣乃自备。故有智而不以虑，使万物知其处；有贤而不以行，观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尽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贤而有功，去勇而有强。

君臣守职，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谓习常。故曰：寂乎其无位而处，漻乎莫得其所。译：君主虚静寂寥得好像不在其位，群臣不知道君主在哪里。明君无为于上，君臣竦惧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贤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穷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此之谓贤主之经也。（出自《主道》）

万物与人都有其天赋之性，顺其性、尽其性，才能发挥其效用。要顺其性、尽其性，就不能乱干预。组织的强大，在于激发成员的潜能，组织领导者的核心价值，在于要尽智集智、尽力集力，而非逞一己之能。所以在组织与组织成员的关系上，要以不乱干预、让组织成员能够发挥其才能为基本原则。不乱干预，令物自生，就是“守虚静”的含义之一。

组织最希望组织成员把心思都投入到公事上，如此才能创造最大价值。但是人天生有私心，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考虑，组织成员难免通过取悦领导者、蒙蔽领导者、利用领导者进行投机。明智的领导者以大局为重，不希望组织成员把心思用在投机上，所以就需要采取措施反制。这样上下级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博弈关系，下属想投机取巧走捷径，明智的领导者希望他们以公事为重。领导者如何赢得这种博弈呢？以现代博弈论的术语来讲，就是要切断下属用以选择博弈策略（即如何投机）的信息来源，什么信息呢？就是领导者的好恶与成见。那么领导者的博弈策略也就清晰了，那就是隐藏个人的好恶与成见，也就是要“守虚静”。所以，隐藏个人的好恶与成见，就是“守虚静”的另一个含义。

守虚静并不意味着领导者真的无所事事了，前面提到的“任贤者”“断事”“刑名参同”是领导者的基本职责。谋事时，领导者应当扮演选择决策的角色，即“断事”；行事时，领导者应该扮演评判赏罚的角色，即“刑名参同”。

对领导者而言，所谓“守虚静”绝非古代隐士、出家人追求的那种几乎绝对化的无所欲求，而是求其大者而已。何谓大者？汇众人之智为我之智，凝众人之勇为我之勇，集众人之贤为我之贤，合众人之名为我之名。如此，方可谓“领导”。

要做到“守虚静”并不容易，修养的核心在于能够驾驭个人的私欲，这个私欲既包括个人贪大、贪多、贪速、贪财色、好名等欲望，也包括个人逞能炫耀之心、嫉恨之心、成见之心。有这些心思在，就很难做到“守虚静”；就很容易越俎代庖，偏离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就很容易被臣下投机利用。所以“守虚静”的关键在于修身。所谓修身，不是追求“心如死水、无欲无求”，不是偏执地戒名戒利，而是修炼一个勿过、勿滥、勿害生，舍小取大、取之有道、用之有度的驭己状态。

又，“守虚静”即是无为而治。讲“守虚静”时，是从内而言、从功夫而言；讲无为而治时，是从外而言、从效用而言。二者实是一事。

三、无为而治

天有大命，人有大命。译：自然有必然的趋势，人类有普遍的法则。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疾形；曼理皓齿，说情而捐精。故去甚去泰，身乃无害。权不欲见，素无为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虚而待之，彼自以之。四海既藏，道阴见阳。左右既立，开门而当。勿变勿易，与二俱行。注：“二”即天有大命、人有大命。行之不已，是谓履理也。

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译：事物都有它适宜的用处，才能都有它施展的地方。各处其宜，故上无为。使鸡司夜，令狸执鼠，皆用其能，上乃无事。上有所长，事乃不方。矜而好能，下之所欺；辩惠好生，下因其材。上下易用，国故不治。（出自《扬权》）

谨修所事，待命于天，毋失其要，乃为圣人。圣人之道，去智与巧，智巧不去，难以为常。民人用之，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国危亡。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督参鞠之，终则有始。虚以静后，未尝用己。译：从来不用自己的主观臆断。凡上之患，必同其端；信而勿同，万民一从。（出自《扬权》）

天有大命，人有大命。也就是说，自然有必然的趋势，人类有普遍的法则。这是人所不能违逆的，要顺而用之。天是世界万物的主宰者，君主是人间的主宰者，有智慧的君主要法天、法道。

好美味、好美色、卖弄才智都是人之常情，但过度沉溺于此，对君主有害而无利，所以君主必须要学会自律。儒家讲克己，佛家讲禁欲，实质也都是讲自律。不过儒佛讲自律是为求道，法家讲自律更多为政治权谋，功利色彩很浓。但恰恰是因为这一点，对很多人来讲，法家提倡的自律更容易去做。

如何效法天呢？天上星辰有规律地运转，上天并没有伸出一只手去拨动；地上四季有规律地更替，上天也没有念咒施法实现变迁。但是我们看到的这种秩序，却是上天想要的。也就是说，上天是无为而治的，但一切又尽在掌握。所以智慧的君主也要无为而治（不是任何事都用权力通过各种运动或命令强行推动），最大限度地利用物和人本身的规律特性实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要做到这些就要“守虚静”，即“虚而待之，彼自以之”（不乱干预，让他自行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