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的救市哲学

央行制度的建立，意味着当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央行行长被自动默认为救市的第一负责人。在100年前，美国还没有系统的救市能力之前，摩根被自动地推选为救市的总指挥，民间的美联储主席。70岁的摩根，一生经历了太多的危机。1907年的大恐慌，是他全力奋战的最后一场危机。据当时媒体的估计，摩根在危机期间累计贡献的救助资金高达5000万美元，是当时纽约证券交易所总市值的0.2%，大致相当于今天的500亿美元。另外可以做参照的数据是，这个数字是摩根银行存款总额2亿美元的25%，是当时纽约所有国家银行的总资产18亿美元的3%。

即便以现在的筹集资金的速度来衡量，摩根在当时的行动能力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比如，在第一次向纽交所砸钱救市的时候，摩根只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就筹集到了2500万美元的资金，这在当时人人自危，所有的金融机构都把钱攥得紧紧的状况下，非常难得。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压缩的时间轴上与危机对抗。媒体称摩根在救市中的表现是一个“人形银行”（a bank in human form）：摩根个人的资源规模在纽约市的所有金融机构之中排在第四位或者第五位。再加上摩根公司的资源和他的朋友圈，摩根可以动用的资金量有可能超过美国任何一家银行。没有这样的能力，摩根就无法成功救市，但也正因为摩根具备这样的能力，导致了5年之后国会对“货币托拉斯”展开调查。

救市需要制度安排

处置危机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对救市的组织来说，需要建立决策机制和沟通机制。从投入救助行动开始，摩根做的第一个重要决策是迅速搭建起一个系统性的救市机制：成立以他为核心的最高决策层和决策机制。具体而言，救市团队由两个委员会组成：由3人组成的最高决策层和由另外3人组成的调查小组。团队成员之间拥有长期的理解和信任，对危机的后果有着统一的认知，因而在行动上高度协调一致。即便之前有过作为竞争对手的嫌隙，但是在危机面前，投入救助的成员都全力以赴。虽然是在100多年前，爱因斯坦还是伯尔尼专利局的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职员，但从本书中的描述可以看到，那种行为的速度和力度，和今天相比几乎没有实质上的差距。在沟通机制上，最高决策层要求所有相关人员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见面：每晚7点半在一家俱乐部的包厢共进晚餐。

以今天的“后浪”与“前浪”说来看，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独特的现象：最高决策层的平均年龄为65岁，其中年龄最大的70岁，最小的57岁。用中国的退休标准来衡量，他们早就应该退休或者即将退休了，但在100多年前，他们是大恐慌中调动金融资源的核心人物。其实，在美国商界和政界，对年龄没有歧视。比如，2020年，特朗普74岁，拜登77岁，巴菲特刚刚过了90岁生日，而他的搭档芒格，已经96岁了。调查小组平均年龄为40岁，其中年龄最大的45岁，最小的35岁。也就是说，整个救市行动的核心机制，是60岁以上的“前浪”在40岁的“后浪”的支持下，翻滚向前。这两个小组在年龄上几乎可以视作两个辈分。即便在一个小组里，年龄最大的和年龄最小的也整整相差了一代人。这样的辈分和这样的年龄梯度当然是在无意中形成的，但它的好处却是显而易见的：凝聚了阅历丰富的人所沉淀的智慧，以及年轻新锐旺盛的精力和乐观。同时，让后浪在危机之下得到充分的锻炼和考验，从而为未来的危机储备战略人才。

虽然大恐慌席卷纽约，但整个救市决策团队从始至终仅有6名成员。迅速形成干练、高效和默契的核心团队，是摩根成功救市的内部制度安排。其中以调查委员会支撑决策委员会、决策委员会调动所有资源的做法非常经典。另一个制度安排是通过集体兜底最大可能地消除博弈，让所有的人在一条船上，共渡难关。

在摩根团队所有的救市行动中，有很多细节体现出了他们的创造性。比如，他们成立了一个宗教委员会，由牧师们出面安抚民众的恐慌和焦虑。对救市来说，信心比黄金更宝贵，而唯一能提供最广泛的确定性的，就是宗教教义。

在救市层面，在创造确定性的努力过程中，始终要解决的两个问题是：钱从哪里来？信心从哪里来？相信读者在通读本书之后会从中得到自己的答案。

集体兜底优先

央行是应对金融危机最大的制度安排，因为它提供了最大的确定性。遵循白芝浩原则 [3]，人们默认央行是“最后贷款人”，是最终兜底的人。但在100多年前，美国没有央行制度的时候，摩根式救市的特点是集体兜底优先，就是所有人都要有份。这是摩根始终坚持的救市原则。比如，在摩根第一次砸钱救市的时候，为他的2500万美元资金池提供资金的包括9家银行。在筹集资金的时候，不管是强迫还是说服，摩根总是让其他人先开口，等大家把钱凑得七七八八了，他和核心成员再最后兜底。

从救助美洲信托的全过程来看，虽然摩根团队率领的几位银行家跨界救助了美洲信托，但他没有直接让银行界为信托界兜底，而是坚持信托业集体兜底的原则，并承诺他和行业协会不会见死不救。比如，在危机刚刚爆发不久，摩根把所有的信托公司总裁都召集到一个会议室，要求他们拿出1000万美元的资金来救助美洲信托。在顺境中要别人出钱都是一件吃力的事情，更何况是在危机中的逆境。所有的人最先想到的都是自己的利益，会议室气氛凝重，没有人愿意开口。在事先安排好的一家由摩根掌控的信托公司的负责人表态之后，仍然没有人跟进。也许是为了让子弹飞一会，也许是摩根太累了，以至于他手里还拿着雪茄就睡着了。半个小时之后，摩根醒来，立即点名，让现场所有的人做出承诺。很快，摩根凑齐了825万美元，距离他的目标还有175万美元的缺口。摩根说，他和几位银行家会暂时负责剩余部分的资金，“但他们希望，一旦能够组织贷款并安排担保，在座的信托公司就要和未参会的信托公司一起，偿还这些银行的临时支援”。也就是说，摩根事先就讲清楚，虽然现在资金不够，但信托公司集体兜底的原则是不变的。银行家的帮助是临时性的，将来需要偿还。

这种行业自救的做法体现了这样一种思路：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节约又有成效。而其他几种形式都不划算：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只讲节约，不讲效果；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只讲效果，不讲节约；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效果，又不讲节约。

央行制度建立以来，各个国家金融危机的救市模式全部变成了央行兜底。央行兜底和集体兜底的不同在于，央行兜底是用国家信用向未来借钱，而集体兜底需要当时就凑齐所有的资金，因此施救方的资金必须多于被救助企业的需求。在某种程度上，前者是软预算约束，后者是硬预算约束。硬预算约束的好处是，施救方出资时会非常审慎，对被救助企业的审核也会相当严苛，可以做到既节约又奏效。硬预算约束考验的是大家对未来的信心和领导者的公信力。否则，大家很可能会各自捂紧钱袋，很难筹到足够的资金。

自摩根之后再也没有“人形银行”的出现，硬预算约束不得不让位于软预算约束。从一定程度上说，是用中央银行这样的制度安排替代了“人形银行”，因为后者是不可复制的。

沟通的确定性

在整个救市过程中，我们看到有两个地点频频出现：摩根图书馆和一家俱乐部的包厢。虽然出现在两个地点的人物往往是一拨人，但前者时常是面色凝重而显得硬，后者则总是幽默诙谐而显得软。摩根图书馆上演的场景是夜以继日的开会，开会的人数通常都是几十人。而俱乐部包厢的场景，则是每晚7点半的晚餐。开会的和赴宴的大都是同一拨人，他们常常吃完饭接着去摩根图书馆开会。

在今天看来，开会是一种古老低效的形式，更不要说几十个人一起开会。但是摩根的做法在当时之所以奏效，是因为这种做法意味着覆盖所有人的确定性：确定性的承诺，确定性的结果。一个著名的细节是，斯特朗凌晨3点离开图书馆的时候，却发现门被锁了，而钥匙在摩根那里。摩根这个做法可以有很多解释，但其中之一就是倒逼确定性的出现。

确保所有人都能及时准确地掌握所有的信息，在危机期间极其重要。因为危机的一个特点就信息时时刻刻都在快速变化和更新。妥善处置危机的必要条件，就是确保所有人都保持同频。这点看上去简单，但在慌乱疲惫的处境中，很容易被忽略。面对面的开会虽然陈旧，却比高科技的通信工具更有确定性。比如，在2008年美国金融风暴期间，沃伦·巴菲特就因为不会使用手机语音而错过了拯救雷曼兄弟的机会。那天是周末，巴菲特和朋友安排好了去看演出，一位巴克莱资本的银行家给巴菲特打电话，希望他为巴克莱收购雷曼兄弟提供担保。巴菲特说他要知道完整的情况和其中的回报，并让对方发传真给他。在当时，传真已经是一个几乎被淘汰的通信工具，情况又十万火急，于是，对方采用手机语音留言的方式跟他沟通。巴菲特看完演出之后，发现那位银行家没有发传真给他，于是事情就不了了之。直到一年之后，巴菲特的女儿帮他检查手机的时候，这条语音才被发现。

如果我们用100多年前的思路来看这件事，就会发现巴菲特和摩根一样，要求的是确定性：是书面文件而不是口头承诺。但是银行家没有意识到传真虽然陈旧，却是最具确定性的沟通方式。在违背了巴菲特的要求，没有采用发传真而是语音留言之后，他也没有和巴菲特确认是否收到留言，这一系列不确定性注定了沟通的失败。在当时，能够有实力和声誉挽救雷曼兄弟的，大概只有巴菲特了。虽然后来巴克莱银行收购了雷曼的美国业务，但是如果当初巴菲特收到了传真，雷曼兄弟也许会有不一样的命运。这一切，都是因为忽视了沟通的确定性。

沟通的确定性还体现在与公众的沟通上。大恐慌期间，不管是政府、行业组织还是摩根团队，都表现出娴熟大方的沟通能力。公众沟通可以分成两个途径：一个途径是通过媒体采访来实现，其特点是简单迅速，但不是百分之百的确定。在摩根的6人救市团队中，从一开始就设置了专门负责公共关系的官员，级别高至摩根的合伙人。这位官员负责定期和媒体交流，介绍援救行动的进展情况。另一个定期沟通机制是，每天深夜，对于不辞辛苦守候在门口的记者，不管是财政部长乔治·科特柳（George Cortelyou）还是摩根团队，都会亲自出面回答他们关切的问题，并将正面积极的信号释放给媒体。媒体报道之外的另一个途径是官方通过更严谨的声明或者公告来向媒体和社会发布重大消息，这样的好处是避免媒体传播过程中夹带的偏见和误解。这对于澄清真相，消灭谣言，有一锤定音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