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时梦:自传三部曲之一
- (肯尼亚)恩古吉·瓦·提安哥
- 4066字
- 2021-07-06 16:59:02
我出生于一九三八年,当时世界被笼罩在又一场战争的阴影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我的父亲是提安哥·瓦·恩杜库,我的母亲是万吉库·瓦·恩古吉。我并不知道自己在家中二十四个孩子中的排行是多少。我的父亲有四个妻子,我知道我在我母亲的家中排行老五。在我之前我有大姐加冬妮,大哥华莱士·姆万吉,二姐尼卓琪和三姐加西露。我还有一个小弟,恩津居,我母亲的第六个孩子,也是最小的孩子。
我对家的最早的记忆是那个宽广的庭院里连成一个半圆形的五座小屋。其中一座是我的父亲的,那里也是晚上山羊睡觉的地方。它是主屋,但并不是因为它比别的屋子大,而是因为它坐落在半圆形的直径轴的中央,与其他四间屋子相隔同等的距离。这间主屋叫做幸吉楼。我父亲的妻子们,也就是我口中的母亲们,轮流将食物送到我父亲的小屋中。
每座女人的小屋都根据不同的用途被划分出不同的区域:屋子中央是一个由三块石头堆砌起来的火炉,然后还有卧室和类似食品室的地方,一大块空间被用作羊圈,通常还有一块地是用于催肥那些为特殊场合准备的绵羊或山羊。每座小屋还有一个谷仓,那是一个建在桩柱上的小圆屋,墙壁都是用细树枝编起来的。谷仓是用于衡量富庶和饥馑的工具。在丰收之后,谷仓中会堆满玉米、土豆、大豆和豌豆。我们能通过谷仓中粮食的多少来知晓饥饿的日子是否即将来临。与庭院毗邻的是一个巨大的奶牛牛栏,旁边还有一些为牛犊搭的小牛棚。女人们收集牛粪和羊粪,把它们一齐倒在庭院入口旁边的垃圾堆里。历经多年后,这个垃圾堆逐渐变成了一座长满鲜绿的刺荨麻的小山。对那时的我来说这座小山丘巨大无比,每当看到成年人轻松地爬上爬下时,我都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山坡下面则一片草木葱茏。当我还在蹒跚学步的时候,我常常看着我的母亲们和年长的手足们穿过大门走进庭院。在我的心中,好像是这片森林具有神奇的力量,它能在早晨将人们吞进深处,而又在晚上毫发无损地将他们吐出来。一直到我能从庭院走到外面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片树林里有许多小径。人们告诉我树林的另一端是利穆鲁镇区,而再跨过铁路线,则是白人们的种植园,我年长的手足们在那里采摘茶叶以维持生计。
接着,这一切都变了。我不记得这些变化是循序渐进的还是突如其来的,但的确,一切都变了。奶牛和山羊是首先消失的,留下空荡荡的棚屋。垃圾堆不再是倾倒牛羊的排泄物的地方,却单单堆放生活垃圾。最后,它的高度不再像从前那么骇人,连我也可以毫不费力地跑上跑下了。还有,我们的母亲们不再去庭院附近的田地里做农活了,而是到离住宅区很远的地里去。我的父亲遗弃了幸吉楼,于是母亲们得历经长途跋涉才能将食物带给他。我还记得树木被砍倒,只留下光秃秃的树桩,土地被重新翻过,然后被种上了除虫菊。看着树林在除虫菊的侵蚀下慢慢消退让我产生一种不可名状的感受。更加不寻常的是,我的长兄长姐们按季节需求,开始在逐渐吞噬树林的菊地里工作,而之前他们不过在铁路另一边的欧洲茶园里干活。
这些地理上和社会形态上的变化并非有条有理地进行的,它们彼此之间有重叠,有穿插,让人一时无法理解。但是一段时间后,我还是理清并串联起了一些线头,就如我从迷雾中慢慢现身一般,事情的因果变得清晰起来。我了解到我们的土地并不完全属于我们;我们的住宅群其实属于一位非洲地主——地主教士斯坦利·卡华乎,也就是我们口中的斯坦利老爷;而我们则是“阿何伊”,意思是自由租户。我们是怎么成为自己土地上的“阿何伊”的?我们世世代代的土地被欧洲人夺走了吗?迷雾并未完全散开。
我的父亲是一个性情冷淡的人,他很少提起他的过去。母亲们是我们生活的中心,但她们似乎并不情愿泄露任何她们知道的关于父亲的细节。然而,我从人们的悄悄话、暗示以及偶尔的奇闻逸事中收集到的一点一滴,逐渐拼成了一幅描绘我父亲的人生和他那边的家人的简易图。
我的爷爷原本是个马赛族孩子。他为了逃避某种灾难,可能是饥荒,而作为战争赎金、一名囚犯或孤儿流浪到一片位于木兰格的吉库尤宅地。一开始,他并不会说吉库尤话,而他常常念叨的一些马赛词汇在吉库尤人的耳朵里听起来像是“图库”或“图库卡”,于是他们给他起名叫恩杜库,意思是经常说图库的孩子。他甚至还被给予令人尊敬的氏族名:姆万吉。他们说,爷爷恩杜库最后娶了两位妻子,她们都叫万格茜。他与其中一位万格茜生育了两个儿子,恩津居,也就是我们经常称呼的木库鲁伯伯,以及我的父亲提安哥。他们还育有三个女儿,万吉鲁、恩吉瑞和瓦利姆。他的第二个万格茜也为他生了两个儿子:卡利琪和姆万吉·卡鲁提亚,他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医生姆万吉,这是因为他日后成为了一名包皮切割手术的专家,并且在整个吉库尤和马赛地区行医。
命运并没有给我见恩杜库爷爷和万格茜奶奶的机会。一种神秘的疾病肆虐了整个地区。我的爷爷是最早离世的人之一,他的两个妻子和女儿万吉鲁紧随其后。临终前,我的奶奶深信这个家族被某个历史久远的致命诅咒或某个嫉妒的邻居施展的妖术笼罩——不然人怎么可能发一次高烧就撒手人寰呢?她要求我的父亲和他的哥哥去寻求那些早先逃离到卡贝特的亲戚们的庇护,那些远在千里之外的亲戚中包括他们的姐妹恩吉瑞和瓦利姆。奶奶还要求他们发誓此生不回木兰格,并且向他们的后代保守对祖籍的秘密,这样他们的子孙就不会心生回到家族土地的念头,也就不会面临同样的厄运。这两个男孩并未辜负他们的母亲:他们逃出了木兰格。
多年后当我读到《旧约》中关于大规模的灾难的故事时,我才开始慢慢理解这种杀死我的祖父母并且让我父亲背井离乡的神秘疾病。那时候,我会想象我的父亲和他的哥哥像《圣经》里的人物那样加入某个远离瘟疫的大逃亡,去寻找乐土。但是当我读到阿拉伯奴隶贸易、传教士探险家,甚至一些更伟大的人物,比如一九〇七年的年轻气盛的丘吉尔、一九一〇年的T.D.罗斯福以及一连串的后来者,我又重新想象我的父亲和叔父是两位身配弓箭的冒险家,在同一条路径上反复探索,躲避猎人的追杀,与潜行捕食的狮子打斗,从滑溜的毒蛇口中九死一生、从覆盖了无数山谷和山脊的原始森林中勇敢地劈开野荆棘丛,杀出一条血路,直到他们突然站在辽阔的平原上。他们心怀敬畏和恐惧。在他们眼前呈现的是高高低低的石头建筑、被不同形状的马车和不同种族的人——有黑人也有白人——挤得水泄不通的道路。一些白人坐在马车里,由黑人们前拉后推地让马车行进。这些一定就是白鬼,我们叫他们“秘诅蛊”,而这个地方,内罗毕,他们之前听人说过是从地球的肠子里跳出来的。但是他们怎么也无法想象到这一条条的铁轨和那些吐出火焰且偶尔还发出令人血液倒流的叫喊声的怪物们。
内罗毕就是被怪物创造的。一开始,它还只是个因为建造铁路而形成的原材料集散中心和周边行业的聚集地,但它很快便扩展成一个拥有上千非洲人、上百亚洲人以及一小部分脾气暴躁的欧洲人(他们才是这里的主子)的城镇。到一九〇七年,当温斯顿·丘吉尔作为亨利·坎贝尔·班纳曼[5]的议会副部长掌管英属殖民地时,他来到年仅九岁的内罗毕,他写道,所有在内罗毕的白人“都是政治家,而且大部分是政治党派的领袖人物”。此外,他还表示对“一个如此年轻的贸易中心能够引起那么多各不相同且互相矛盾的利益关系,以及一个如此小规模的社区能够表达出如此有活力,甚至激烈的意见”[6]的怀疑。
平原上的这些现代楼房对兄弟俩的影响大相径庭。当时他们寄居于在乌苏鲁的阿姨的屋檐下。一段时间后,我的叔父离开了城镇的喧嚣,去尼德亚和利穆鲁的偏远地区寻找发迹的机会,并以卡拉乌家族作为他的基地。而我的父亲则深深地被城镇中心的生活和其中肤色迥异的居民迷住了,于是选择留了下来。最后,他找到了一份在一幢欧洲住宅里当家仆的差事。同样的,关于这段在白人房子里的人生经历我知道的并不多,我只听人说过他是如何逃脱被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命运的。
一八八五年的柏林会议将非洲按照欧洲各国的实力强弱划分给了不同国家,自从那时起,德国和英国就一直在东非的殖民地问题上处于互相敌对状态。这一点由两个冒险家很好地证实:一位是卡尔·彼得斯,一八八五年建立了德国东非公司;另一位是在由威廉姆·麦金农爵士[7]于一八八八年创建的英国皇家东非公司工作的弗雷德里克·卢加德。这两个私立公司为自己的利益开拓出大片领地,并声称他们各自令人尊敬的领袖俾斯麦[8]和格莱斯顿[9]只提供了“微不足道”的支援。这些领地后来被建成不同的国家,也就是说,被殖民化了。而当母国咳嗽时,这些殖民体系的产儿相继感染了不可抑制的流感。所以当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一名名叫加夫里洛·普林西普的塞尔维亚学生在萨拉热窝刺杀弗兰兹·菲尔迪南,当时奥匈帝国的继承人后,一场在剑拔弩张的帝国之间的欧洲战争最终爆发了。坦噶尼喀[10]和肯尼亚这两个殖民国家站在他们各自的母亲的那一边,向对方宣战。德国军队由封·莱托-福尔贝克将军率领,他们与由扬·史末资将军带领的英军对抗。但这不仅仅是欧洲殖民者之间的战争——毕竟他们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都不到。他们征用了大量非洲人作为他们的士兵或英国工程兵团的成员。非洲士兵的死亡人数——不管是在战场上牺牲还是由于染上疾病和其他生理问题——远远超过欧洲士兵的死亡人数。他们在战争中的牺牲几乎无人记得,除了在那些他们安营扎寨的地方,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11],卡里奥库(斯瓦希里语中对英国工程兵团的称呼)这个名字永远被人铭记。由于非洲人被强迫加入一场他们不明缘由的战争,许多人像我父亲一样都想尽办法不被卷入其中。每次我父亲知道自己要去体检时,他就会嚼一种特别的树叶,这种树叶能将他的体温提升到警戒水平。但是,也有其他的故事证明他的白人雇主因为不愿失去父亲这个家仆而故意对他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从这个历史事件以及我父亲的同辈人来看,我推测出他是在一八九〇到一八九六年之间出生的,这正是维多利亚女王在她的首相——罗伯特·塞西尔,索尔兹伯里的第三任侯爵——的帮助下,接管了当时的公司“财产”,并将它命名为东非保护国,并在一九二〇年更名为肯尼亚殖民地和保护地。对英国殖民权的高效性的最好证明则是从基林迪尼到蒙巴萨的乌干达铁路的建成——那条承载着我父亲看到的口吐烈焰、声嘶力竭的怪物的高速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