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治病的权利

可如果他是一点一点地追问，这是什么针剂，它有什么作用，是不是确实需要，从道德的角度来说该不该用，而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又不得不向科斯托格洛托夫解释这种新疗法的功能和可能造成的后果，那他很有可能会彻底造反的。

然而，他正是在把自己出色的论据抛完了的时刻屈服了。

她则趁此机会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仿佛是在谈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似的（因为她已被这种解释弄得疲惫不堪），而心里却清清楚楚：正是在目前，单纯X光的效验已在病人身上得到证实的情况下，向肿瘤发动一次新的打击的时刻到来了，这是当代的一些权威人士所竭力推荐的治疗这种类型癌症的措施。在对科斯托格洛托夫的治疗过程中，她清楚看到了非同一般的效果，岂能迁就他的顽固态度而完全放弃对他采用她所相信的各种方法。诚然，缺少原发病灶的标本玻片，但他的直觉、观察和记忆，无不向她提示，他的肿瘤正是那种类型的，而不是畸胎瘤，也不是肉瘤。

正是关于这种类型的肿瘤，正是关于这种肿瘤的转移，东佐娃在写一篇副博士论文。就是说，她不是一直在写，而是曾经开了个头，后来时断时续，她的朋友们鼓励她，要她相信一定能获得圆满成功，但她整天被各种各样的琐事缠住，压得透不过气来，已经不指望哪年哪月还能通过论文答辩了。倒不是因为她缺乏经验或资料，而是因为这两者都太丰富，日常的工作要求她时而到荧光屏前，时而到化验室，时而到病床边，要把诸多X光片加以选择、描述，形成自己的见解，并使其系统化，还有，答辩前的几门必须通过的考试——这一切实在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做。本来是有半年的假期从事科研的，但医院里从来没有这种易治的病人好让医生脱身，也不可能从哪一天开始停止给她带的三个年轻的主治医生答疑而离开半年。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听人说过，似乎列夫·托尔斯泰曾这样谈论过自己的一个兄弟：他具备作家的一切才能，但是缺少成为作家的缺点。大概，她也缺少将人造就成科学副博士的那些缺点。总的来说，她可不需要去听别人在她背后窃窃私议：“她不单单是名医生，她还是位医学副博士呢。”她也不需要看到自己写的文章前面（她已发表过十几篇了，文章虽短，但质量都很高）加上被排成小号字体、但颇有分量的头衔。诚然，钱多来一点，绝不会是多余的，但要是得不到，那也没什么。

即使不写学位论文，那种被称为学术性的社会工作也足以使她忙不过来。在她们医院里，经常举行临床剖析会，分析诊断和治疗方面的错误，提出新措施的报告——这样的会必须出席，而且必须积极参加（尽管放射科医生和外科医生本来每天也都进行商讨，分析错误，采取新的措施，然而这些会还是照样要开）。而市里还有一个X光学会，也经常举行报告会，展出X光片子。前不久还成立了一个肿瘤学会，东佐娃不仅是会员，还担任了学会的秘书，那里跟一切新开创的事业一样，工作忙到了极点。还有医生进修学院，还要跟《X光学报》、《肿瘤学报》、医学科学院和情报中心通信。结果，大学问虽然都似乎出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而他们只需在这里给人治病，但却没有一天只是治病而不为科学忙碌。

今天也是这样。她得给X光学会主席打电话，谈她即将去做的报告。还得马上把杂志上的两篇短文看完。再就是给莫斯科写一封回信。另外还得答复一个偏僻地区肿瘤防治站要求答疑的来信。

再过一会儿，一位外科的女主任医师做完一天的手术之后，就要按约定的时间和东佐娃一起为她的一名妇科病人会诊。而在门诊结束之前，还得跟自己带的一个主治医生一起，去看一下来自塔沙乌兹的那个很有可能是患小肠肿瘤的病人。她自己今天还约好了跟X光技术员一起研究如何提高设备利用率，以便给更多的病人照射。给鲁萨诺夫打恩比兴针剂的事也不能忘了，应该上去看看；这类病人他们只是不久前才开始接手治疗，先前都是转到莫斯科去的。

可是她却在跟顽固地胡搅蛮缠的科斯托格洛托夫的争吵上浪费了时间！这种工作方法真有点可笑。还是在他们谈话的时候，负责给伽马射线机安装附属设备的技工们就两次从门缝里张望过。他们想向东佐娃证明采用一些没有列入预算的施工方案的必要性，希望她给他们签发施工单和说服院长。此时他们正拉着她去院长那里，但在走廊上没走多远护士就递给她一份电报。电报是安娜·扎齐尔科从新切尔卡斯克打来的。她们已有十五年没有见面和通信，但这是跟她很要好的一位老朋友，还是在进医学院之前的1924年，她俩就在萨拉托夫的一所助产学校同过学。安娜来电说，她的长子瓦季姆今天或明天将从地质勘探队转到柳霞[9]医院里来，要求对他多多关照，并把他的病情如实写信告诉她。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心情激动，撇下技工们，直接去找护士长，要她把阿佐夫金的床位保留一天，准备给瓦季姆·扎齐尔科。护士长米塔，像往常一样，总是在医院里到处奔波，找她并不是那么容易。后来总算找到了，她答应把床位留给瓦季姆，可是却给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出了个难题：放射科最好的护士奥林皮阿达·弗拉季斯拉沃夫娜要被调去参加市工会金库司库学习班学习十天，这十天的工夫得找个人顶替她。这件事简直不可思议，而且也是没法办到的，东佐娃当即和米塔一起迈着坚定的步子，穿过好几个房间到挂号处去给区工会委员会打电话，希望回绝他们。但是，电话先是这边有人打，后是那边又占线，最后总算打通了，对方一推了事，叫她们往州工会委员会打电话，而那里的人对她们这种政治上所持的漠不关心的态度表示惊讶，莫非她们认为工会的财务工作可以放任自流。看来，无论是区委会的人还是州委会的人，无论是他们本人还是他们的家属，谁也没有领教过肿瘤的厉害，而且他们以为肿瘤绝不会光顾他们。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顺便给X光学会挂了个电话之后，就急忙去找院长求援，可是院长正跟一些陌生人坐在那里商量按预算计划修缮他们的侧楼的事情。就这样，一切都悬而未决，于是她穿过今天不在那里工作的X光诊室，回到了器械室。此时那里正是间歇时刻，护士在红灯下记录结果，见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回来了，马上向她汇报，说经过盘点，底片库存按目前的用量顶多能维持三个星期，而这就意味着必出事故，因为申请底片的报告打上去，少于一个月的时间是兑不了现的。东佐娃由此而明确认识到，今天或明天就得找药剂师和院长（可这并不容易），一定要让他们把申请单发出去。

随后，安装伽马射线装置的技工们在半路上把她拦住，她也就在施工单上签了字。此时她正好顺路到X光技术员那里去一趟。她坐了下来，开始跟他们一起计算。根据历来的技术规定，器械工作一小时之后应当休息半小时，但这一点早已被人遗忘，未被遵守，所有的器械都是连续九小时运转，也就是放射科一班半的工作时间。然而，尽管在机器负荷这样重的情况下，尽管在熟练的技术员能把机器下面的病人迅速更换的情况下，依然来不及做需要做的那么多次数。应当给门诊病人每天照一次，而住院病人每天照两次（就像从今天起给科斯托格洛托夫规定的那样），以便加强对肿瘤的打击，而且也可以加快病床的周转。为此，他们瞒着技术监督人员，偷偷把电流从十毫安改为二十毫安。结果，速度倒是提高了一倍，但射线管子的寿命显然也会缩短得快些。然而，还是周转不过来。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今天来这里，就是为了在名单上标出记号，同意对哪些病人做多少次不用加保护皮肤的一毫米厚铜滤器的直接照射（这也能把每次照射的时间缩短一半），对哪些病人则加上半毫米厚的铜滤器。

随后她登上二楼，去看看鲁萨诺夫打过针之后有什么反应。接着她回到又在继续给病人照射的短焦距器械室，想着手整理自己的文章和信件。这时叶丽扎薇塔·阿纳托利耶夫娜很有礼貌地敲门求见了。

叶丽扎薇塔·阿纳托利耶夫娜只不过是放射科干杂活的一位“保姆”，但谁也不好意思对她称“你”、称“丽扎”，或者就像年轻医生对年老工友那样称呼“丽扎阿姨”。这是一位很有教养的妇女，值夜班的空闲时间里她总是坐在那里看法文书籍。可不知为什么她竟在肿瘤医院里当清洁工，而且工作十分认真负责。不错，她在这里可以领到一份半定额的工资，有时这里还发给百分之五十的津贴，为的是补偿X光对健康的危害，可是对工友的补贴却减少到百分之十五，然而叶丽扎薇塔始终没有离开这里。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她说时微微弯着腰表示歉意，就像特别注重礼貌的人那样，“为一点小事来打搅您，我感到很不好意思，可我真不知该怎么办！要知道，抹布没有了，全用完了！拿什么去擦灰尘呢？”

这倒也是个需要考虑的问题！部里规定给肿瘤医院提供镭针、伽马炮、“稳压”设备、最新式的输血仪器、近期的合成药品，然而在这样一份堂皇的清单上是不会有普通抹布和普通刷子的位置的。尼扎穆特丁·巴赫拉莫维奇回答说：既然部里没有规定，难道要我自己掏钱给你们买？有一个时期把破床单撕成抹布用，但是总务部门发觉之后便禁止这样做，担心会贪污新的床单。现在，要求把破旧的床单送交指定的地点，由权威验收人员注销之后才能撕掉。

“我想，”叶丽扎薇塔·阿纳托利耶夫娜说，“为了摆脱困难，如果要求我们放射科的全体工作人员每人从家里带一块抹布来，您看好不好？”

“倒也是个主意，”东佐娃叹了口气，“恐怕也没有别的办法。我同意。请您把这个建议跟奥林皮阿达·弗拉季斯拉沃夫娜说一下……”

对了！奥林皮阿达·弗拉季斯拉沃夫娜本人也需要设法帮她解脱出来。让一个最有经验的护士脱离岗位十天——这简直是太荒唐了。

于是她去打电话。还是毫无结果。随后她马上去看从塔沙乌兹来的病人。她先在黑暗中坐着，让眼睛适应一下。然后察看病人小肠里的钡餐造影，她一会儿站着，一会儿把桌面似的防护屏放低，让病人朝一边侧卧，又朝另一边侧卧，以便拍片。她戴着橡皮手套轻轻揉压病人的腹部，根据他叫“疼”的部位察看那些模糊的斑点和阴影，随后，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把片子转到诊断室去。

就连她的午饭休息时间也会在处理这些事情的过程中错过去，只是她从来没有觉察罢了，甚至在夏天，也看不见她拿着两片夹肉的面包到小花园里去坐会儿。

马上又有人来叫她到换药室去会诊。在那里，外科主任医生先向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介绍了一下病人的病史，然后把女病人叫来看了一会儿。东佐娃得出结论：只有一个办法可以使病人得救——切除子宫。刚刚才四十岁的这个病人哭了起来。医生们让她哭了几分钟。“这样一来，生活岂不就完了！……要知道，丈夫会把我抛弃的……”

“您就别对丈夫说做了什么手术！”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给她出主意，“他怎会知道呢？他永远也不会知道。您可以把这事瞒起来。”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总是把救人性命放在第一位，是的，正是指性命，因为病人到了她们医院里，事情几乎总是性命攸关而不是无关紧要的；她一向认为，只要能保住性命，落得任何残缺都是值得的。

然而今天，不管她在医院怎么忙得团团转，某种东西整天都妨碍着她的信心、责任和威严。

这是不是由于她自己的胃明显感到疼痛？有几天她没感觉到疼，有几天稍稍有点儿疼，今天则疼得比较厉害。假如她不是一位肿瘤专家，那她对这种疼痛决不会在意，或者相反，会毫无顾忌地去检查，但她对这根线实在是太熟悉了，知道绕上第一圈——告诉家里、告诉同事——意味着什么。她自己暗暗怀着俄罗斯人的那种侥幸心理：也许能应付过去？也许只不过是神经上的一种感觉？

不，整天妨碍着她，使她仿佛感到刺痛的并不是这一点，而是另外的事情。这种感觉虽然模糊，但却使她坚信不疑。直到现在，当她回到自己角落里的桌子跟前，触及到被目光敏锐的科斯托格洛托夫注意到的夹着《射线病》原稿的厚纸夹，她才明白，整天不仅使她不安而且还刺痛她心的乃是同他关于治病权利问题的那场争论。

她还听见他说过这样的话：“您二十年前就给某个这样的科斯托格洛托夫照射过，那人曾竭力拒绝，害怕这种治疗，而您一再让他相信，一切都很正常，因为您还不知道有射线病！”

的确，她不久就要到X光学会去作一次报告，题目是“关于迟发性射线病病变”。内容跟科斯托格洛托夫指责她的那一点几乎一样。

还在不久以前，不过一两年，她和其他一些X光专家（这里的，莫斯科的，还有巴库的）开始遇到这些起初无法解释的病例。脑子里出现了疑问。后来便是猜测。关于这个问题他们相互之间通起信来，交换意见，暂时不在报告中涉及，而在报告会的中间休息时交换意见。这时有人从美国杂志上读到一篇文摘——美国人那里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而病例不断增多，病人陆续前来诉苦，这一切突然得到了一个名称：“迟发性射线病病变”。这样一来，该在讲台上去谈这类病例并提出解决方案的时刻也就到了。

这种病变指的是，有些病人十年、十五年前经过大剂量的X光照射治疗取得良好的、成功的，甚至辉煌的疗效，而现在照光部位突然出现坏死和畸形。

如果很久以前做的那些照射是为了治疗恶性肿瘤，那就无怨可诉，至少说是迫不得已。即使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这也是出于无奈：拯救病人免于必死的厄运，唯一的方法就是采用大照射量，因为照射量小不起作用。今天，带着残疾找上门来的病人应该明白，这是他为自己已经额外度过的岁月以及尚可度过的余年所付出的代价。

然而，十年、十五年或者十八年以前还不曾有“射线病”这一名称的时候，X光照射被认为是最见效的、绝对可靠的治疗方式，是现代医学技术取得的辉煌成就，假如给劳动者治病不采用这种技术而另找别种相应的或迂回的途径，那简直就会被认为是思想落后，甚至差不多是暗中破坏。当时只担心组织和骨头的早期严重损伤，但那时当即掌握了如何避免这种损伤的措施。于是也就照个不停！照得津津有味！甚至对良性肿瘤也照。对小孩子也是如此。

现在，这些孩子已长大了，变成男女青年，有的还结了婚，但却带着无法挽回的残疾来求医，患处正是当初一照再照的地方。

去年秋天来了一个病人，不是到癌症楼这里来，而是到外科楼，但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得知之后，也去看了一下。那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身子一侧的手和脚比另一侧发育差，甚至颅骨也是如此，因而他从下到上看上去有点儿呈弧形，跟漫画里不成比例的人一样。

对照了病历档案之后，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确定，此人就是当年由母亲带到医院里来的那个两岁半的男孩，骨头有多处病因不明的损伤，但完全不是肿瘤性质，代谢功能出现严重破坏，外科医生当时立即把他转到东佐娃那里，指望碰碰运气，说不定X光能奏效。这样，东佐娃就给他照射，X光果然奏效！而且效果又是那么好，母亲高兴得哭了，说永远忘不了她的救命之恩。

而现在他是一个人来的——母亲已经去世，谁也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他，谁也无法从他的骨头里把过去照的射线抽回去。

就在前不久，已经是1月底，一位年轻的母亲来诉说乳房里没有奶水。她不是直接来到这里的，而是从一所医院转到另一所医院，最后才转到肿瘤医院的。东佐娃不记得她了，但由于她们医院里的病历卡是永久保存的，便到存放档案的小仓库里去翻了一阵，找到她1941年的病历卡，从中得到证实，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曾经来过，并且很听话地躺在射线管下照一个良性肿瘤，要是现在，那谁也不会用X光来治这种肿瘤的。

东佐娃只好在老卡上继续往下写：软组织萎缩，种种迹象表明这是迟发性射线病病变。

当然，无论对这个畸形的少年，还是对这个不幸的年轻母亲，谁也不会解释说，他们小时候接受的治疗有问题，因为说明这一点对个人无益，对公家也不利，只会妨害在居民中间进行医疗卫生方面的宣传工作。

但是，这些病例却引起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的震动，她痛心地感到一种无法赎偿和纠正的罪过，而今天科斯托格洛托夫恰恰击中了这一点。

她两手交叉地放在臂肘上，在房间里两台已经关掉的机器之间那狭窄的通道上从门口走到窗前，又从窗前走到门口。

但老是提出医生给病人治病的权利问题能行吗？如果老是那么去想，如果对每一种今天在科学上得到认可的疗法都总是怀疑，担心它将来会不会被否定或推翻，那么，鬼才知道这会导致什么结果！要知道，甚至阿司匹林造成死亡的病例也是有记载的：有人生平头一次吃阿司匹林就死了！……要是那样的话，就根本没法治病！根本无法做到日常的救死扶伤。

大概，这条规律带有普遍性：任何一个做事情的人做的结果总是包含两个方面——既有益处，又有害处。只不过有的益处多些，有的害处多些。

然而，无论她怎样安慰自己，也无论她怎样清楚地知道，这些不幸的病例连同诊断错误、措施不当或治疗太晚造成的事故加在一起，也许在她所做的全部工作中还占不到百分之二的比例，而被她治好了的、救活了的青年人和老年人，女人和男人，如今在田野、草地和柏油马路上走，在空中飞，在攀电杆，收棉花，扫街道，站柜台，坐在办公室或茶馆里，在陆军和在海军中服役，人数成千上万，他们之中不是所有的人都把她忘了，不是所有的人会忘记她；她也知道，倒是她自己有可能把他们忘记，忘记自己治得最好的那些病例，忘记自己的那些极为艰苦的胜利，可是至死也会记得那几个起死回生的苦命人。

这是她的记忆的特点。

不，今天她已不可能准备那篇报告了，况且下班的时间快到了。（难道还要把稿子带回家去？大概带回去也是白搭，在这之前带来带去已有上百回了。）

而还应该做完的事，就是把《医疗放射学》上的几篇短文读完。再就是给塔赫塔-库佩尔的那位医师复信，回答他提出的问题。晦暗的窗外透进来的亮光愈来愈弱，她打开台灯坐了下来。一位已经脱去了白长衫的女医生从门缝里看了一眼，问道：“您还不走吗，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薇拉·汉加尔特也进来问：“您还不走吗？”

“鲁萨诺夫怎么样？”

“睡着了。没有呕吐。多少有点发烧。”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脱去套头的白长衫，露出身上的灰绿色塔夫绸连衫裙，这衣服上班时穿似乎太好了些。

“就那么随便穿您不觉得可惜吗？”东佐娃点头示意她的衣裳。

“有什么可惜的？……干吗压箱底呢？……”汉加尔特本想微微一笑，但结果却弄得有点可怜的样子。

“好吧，薇罗奇卡，既然是这样，那么下次就给他全剂量，十毫克。”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遇到谈话只会浪费时间的时候，总是以她素有的麻利作风快刀斩乱麻，并接着给那位医师写信。

“那么科斯托格洛托夫呢？”汉加尔特轻声问道，此时她已到了门口。

“交过一战，但他吃了败仗，屈服了！”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冷冷一笑，这一笑又使她感觉到胃部一阵刺痛。此时她甚至想把这种病症告诉薇拉，让她第一个知道，但在房间幽暗的深处她眯缝着眼睛望着薇拉，看到她像是要去看戏似的打扮——身穿外出穿的漂亮的连衣裙，足登高跟鞋。

于是她决定等下次再说。

大家都走了，可她还坐着。在这几间每天都受到照射的屋子里多待上半个小时，对她来说一点益处也没有，但这样那样的事情总使她脱不了身。每到休假的时候，她总是面色灰白，整年都是白血球数量连续下降，跌到了两千。要是把一个病人弄到这般地步，那简直就是犯罪。对一个放射科医生来说，每天按规定只能看三个胃病患者，可她每天看十个，而战时，甚至看到二十五个。度假之前，她总是到了需要输血的地步。靠休假也恢复不了一年之中的损失。

然而，非做不可的工作习惯每每不肯轻易放她走。每天快到下班的时候，她总是遗憾地看到，又没来得及把事情做完。即使是现在，她在考虑众多事情的时候，也再次为西布加托夫的厄运陷入了沉思，记下了在见到奥列先科夫医生时所要请教的问题。就像她带领自己指导的三名主治医生走上独立工作道路那样，战前，奥列先科夫医生也曾经亲自指导过她，极其细心地向她传授多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柳多奇卡，千万不要一头扎到专业化里面去！”他告诫她，“即使全世界都倾向于专业化，您也要坚持自己的做法——一手抓X光诊断，一手抓X射线治疗！哪怕世界上只剩下一个这样的医生，那您就做这最后一个好了！”至今他还健在，就住在这个城市里。

她已经把灯关了，可是又从门口回来记下了明天要做的事情。穿好了自己的那身蓝色的，但已不是新的大衣，她还折向院长办公室，但那里的门已经上了锁。

最后，她从掩映在白杨树中间的台阶上下来，沿着医疗中心的林阴路走去，但思想还整个儿沉浸在工作中，她甚至想也不想要从中摆脱出来。天气不知是好是坏——她根本没有在意。不过，还没到黄昏时分。在林阴路上遇到许多陌生的面孔，但这在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那里也没引起女性的那种自然而然的好奇心——所遇到的人中间谁身穿什么，头戴什么，足登什么。她一路眉头紧皱，锐利地注视着所有这些人，仿佛是在给这些人身上今天还感觉不到、但明天就会出现的肿瘤定位。

她就这样走着，从医疗中心的一个内部小茶馆旁边和一个经常在这里卖漏斗状报纸包的扁桃仁的乌兹别克男孩身旁走过，一直来到医院大门口。

守大门的是个警觉而又爱训人的胖女人，她只放健康的、不受限制的人出大门，病人到了这里则被她喝令回去。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走出这道大门，似乎应当从工作环境转向家庭生活了。但她却不是这样，她的时间和精力并不是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平均分配的。她把精神最好的那一部分时间花在医疗中心，而出了大门以后和早晨上班之前很久，工作上的种种想法还像蜜蜂似的在她头脑周围盘旋。

她把寄往塔赫塔-库佩尔的信投进了邮筒。穿过马路走向电车终点站。她要乘的那路电车响着当当的铃声调过头来。人们从前门和后门拥了进去。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急忙去占了一个座位——这就是她离开医院之后的第一个小小的希望，她由此开始从主宰病人命运的医生变成任人挤来挤去的普通电车乘客。

但不论是在电车沿着年代已久的单线轨道隆隆行驶还是在错车站久久停靠的过程中，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一直是无意识地望着窗外，时而思考着穆尔萨里莫夫肺部出现的转移，时而思考着打针对鲁萨诺夫可能发生的影响。今天巡诊的时候他说话的那种训人的腔调和威胁的口吻，从上午起被一大堆别的事情冲淡了，此时，下班以后，又显现出令人心情压抑的积淀：晚上和夜里折磨她。

电车上的许多女人也像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那样，随身带的不是小巧的女式提包，而是塞得进一头活猪仔或四个大面包的那种大拎包。电车每过一站，窗外每掠过一家商店，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的思想就愈来愈被有关家庭和家务的事所控制。这一切都压在她的身上，而且只能由她承担，因为能指望男人干什么家务呢？她的丈夫和儿子都是这样的，有一次她去莫斯科开会，他们整整一个星期连碗也没有洗过：倒不是故意留给她洗，而是认为这种周而复始老是重复的工作毫无意义。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还有一个女儿，已经出嫁了，并且有了一个小孩，可她跟没有丈夫差不多，因为正在闹离婚。一天下来，这时才第一次想起自己的女儿，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并未感到高兴。

今天是星期五。这个星期天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一定得大规模地洗一次衣服，因为积下的太多了。这就是说，下一周前半期的菜无论如何要在星期六晚上做好（她每周做两次菜）。而今天晚上就得把要洗的衣服泡上，不管多晚睡觉。这会儿，也只有这会儿，尽管已经晚了，还得去一趟中心市场，那里到了晚上也能买到东西。

她在需要换乘另一路电车的地方下了车，但她向邻近的食品店橱窗看了一眼，决定进去看看。肉食部空空如也，售货员也走了。鱼类柜台那里没什么可买，只有小鲱鱼、咸比目鱼和鱼罐头。她从五光十色的金字塔式的一排排瓶酒和褐色的（跟香肠的颜色几乎完全一样）圆滚滚的干酪跟前走过，想在杂品柜台那里买两瓶葵花籽油（在这之前只有棉籽油）和一袋压缩大麦片。于是她穿过安静的店堂，在收款处付了钱，回到杂品柜台来取货。

可是正当她站在两个人后面等候取货的时候，商店里突然起了一阵闹嚷嚷的声音，人们从街上蜂拥而至，都在熟食柜台和收款处排队。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哆嗦了一下，不等杂品柜台把东西给她，就急急忙忙也去排队，在售货处和付款处各占了位置。在弯曲的有机玻璃柜台里边还是什么东西也没有，不过紧紧挨在一起的排队妇女肯定地说，将有火腿香肠出售，每人可买一公斤。

她的运气不错，稍晚一点再排第二次队也许还来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