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与教

孔子干七十余君不能用，仁政无所设施，故终其身以学与教为事。

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又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孔子既常以此自许，子贡亦以此为孔子之圣德，可知二者为孔子之志，为孔子之终身事业。

《论语》首章即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骤然读之，未免过于平常，细意绎之，此数语者，实孔子晚年自述之语：“学而时习之”，好学不厌也；“有朋自远方来”，诲人不倦也。知教与学为孔子之终身事业，则知孔子之悦此乐此为不虚矣。《中庸》云：“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见知而不悔，惟圣者能之。”与《论语》云“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同为孔子而发，不过一为孔子之自述，一为子思赞扬圣德之辞。孔子自述，过为谦抑，得子思之言对照，而义方明。故知此三言者于孔子晚年生活，实已包容尽致。孔子师表万世，始立学者释奠于先圣先师，四时释菜于先师，学者入学即宗师仲尼。

然孔子所学者何学也？是不可以不晓。孔子尝谓“学而时习之”，“学而不厌”，“好古，敏以求之者”，“信而好古”。《中庸》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故可为说曰：“孔子所好之古，学尧、舜、文、武之道。”《孔子世家》载孔子所师事者众，何者为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耶？孔子虽多能，而不以多能为贵，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告子贡曰：“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曰：“然，非欤？”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告曾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也。”孔子虽多能，而自谓有一贯之道，不以多能为贵。曾子释一贯之义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再徴之孔子所许为好学者，惟颜子一人：一则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再则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孔子所许为好学之人如此，则孔子所好之学可知也。《中庸》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见知而不悔，惟圣者能之。”圣者非即孔子耶？又曰：“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从容中道之圣，非即依乎中庸之孔子耶？执善固执之贤，非即择乎中庸之颜回耶？故知孔子之学，仁学也，忠恕之学也。《论语》言：“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中庸》言：“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故孔门之学，虽始于博学穷理，归根则在躬行实践，学孔子之学，固当勉力于斯也。

孔子既以此学，即以此教。孔门四科，以德行居首，而次以文学、言语、政事。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凡此皆可以见孔子对于教育目的。其施教也，则循循然善诱人，有教无类，类者，贵贱贫富阶级。故远近来学。官学变为私学，贵族教育变为平民教育，于是平民崛起，如颜渊、子路、原宪之徒，以白屋之士，皆得受高等教育，此中国学术一大转变之关键也。惟中庸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其至则圣人有所不知；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其至则圣人有所不能。孔子虽以此教，惟颜子三月不违仁，拳拳服膺而勿失，余子则日月至焉而已。孔子教亦多术，各视其性之所近而道之，视其性之所短而救之，然皆圣人之一体，惟冉牛、闵子、颜渊具体而微。观《论语》所记门人问答之辞，胥依人为说，而问仁者尤众，其所答皆异，以皆仁之一体也。孔子不轻以仁许人，诚恐执此一端以为仁之具体也。

近世学校之弊，师生如同路人，虽学风之儇靡有以致之，司教者亦不能不分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