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X年，我三（顾城）
听了玉的故事，我只是笑了笑。我没有说地说了：你这是多虑了。
可是许多多虑的事，后来却也会成为该虑的事，或者成为应该不虑的事。
欧洲、香港、美国转了一圈回来后，我接到了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邀请，请我去讲授中国古典文学，职务是该大学亚语系研究员。我接受了这个邀请。
临别前，北京的诗友文友朋友们为我和雷送行，搞了好几场活动，有在餐馆的，有在酒吧或者KTV的，也有在朋友家里的。
那次是在朋友家里。
在晚会即将结束、已经有朋友或朋友的朋友站起来告别时，在我和雷也打算站起来时，英儿走到了我的面前，她的脸不再是白里透红，而是整个的红着的了。她灵动的眼睛不再灵动，而是盯着我看的。她说：顾城，我喜欢你，我爱你，我想跟你在一起。
在场的有十几个人，十几个人发出十几个声音，有说着告别宣言的，有举杯碰撞的，也有讲着这个那个故事的。十几个声音全部平息了下来。十几张脸都看着我，看着雷，看着英儿。有没听清的，有刚想往门口走的，分别轻轻地问周围的人，当然是问，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了，谁说了什么话了？在得到相关的答复后，这些轻轻的话也没有了。挺大的房间，只剩下了女人和男人的呼吸声。
我没有看那十几个人，我看的是雷。雷没有看那十几个人，她看的是一张报纸。
也就是说：雷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对英儿这番英雄言论，她完全没有反应。或者说，她唯一的反应是看报纸。
之后，我们，我和雷，就启程去新西兰了。我想说：去我们生命的辉煌的终点站。它既是辉煌的，同时却也是终点站。辉煌我当时想到过，终点站之说却是后来才知道的。
我在飞行途中写了一首关于英儿或者英子的诗，叫《缘》。我承认，这首诗写得有点乱，因为我也不知道我想说的到底是什么：
她在飞机上说/她要死了天王红玉斑/饭票没了他可以打两/是一种小钥匙链子连的鱼/报纸都传开了八马门前/栏有人要有人说有人/有我也更有有人门上/英子手上/有一个苹果过/一边啃一边挥/这之后/就在餐厅里搬盘子看每周报价/高高的好是每周人都看的姻/都换上我们认识的年轻姑娘
这是我唯一点着名写到英儿的诗。《英儿》不算，那是小说。
还有一些其实写到英儿的诗，只是没有点名。比如那首在我的诗里算得上出名的《分别的海》：
我没有渔具/没带沉重的疑虑和枪/我带心去了/我想，到空旷的海上/只要说：爱你/鱼群就会跟着我/游向陆地//我说：你别开窗子/别移动灯/让它在金法琅的花纹中/燃烧/我喜欢精致的赞美/像海风喜欢你的头发/别开窗子/让海风彻夜吹抚/我说：还有那个海湾/那个尖帽子小屋/那个你/窗子开着，早晨/你在黑甏中沉睡/手躲在细棉沙里/那个中国瓷瓶/还将转动
奥克兰是个美丽的城市。可是我不喜欢城市。当一名大学研究员有个稳定的生活，可是我不喜欢稳定的生活。其实这么说也不对，不全对，我不喜欢的是有稳定收入的出没在人群里的生活。
我们，我和雷，在周末和节假日，游遍了新西兰。雷开车，或者我们坐船，我做梦。我特别喜欢新西兰的第二大岛激流岛，那里离奥克兰很近，我们去了几次。从第二次开始都是我提出到那里去的。雷从来不反驳我。她说：好的。就象她问我要不要学开车，我说不想，她也说好的。我觉得，有雷在就行，就能生活，能生活就行，我负责做梦。当然还有就是把梦里的事情写下来，小鸡小鸭也好，小猪小熊也罢，写下来，我就幸福了。
我们看到山坡上有一个房子挂着出售的牌子，我说：我们打个电话吧。雷说：好的。
房子的主人来了。我们参观了房子。雷说：这房子不能住人啊。她是用英语说的，我不会英语，我也不想学。我说我不想学，雷说好的。雷告诉我，房子的主人说了，房子里什么也没有，没有水，也没有电，也没有卫生间。我说：没关系。雷说好的。然后雷告诉我，房子的主人说要四万新元，她一刀砍到了三万。我说：太好了。
如果我继续在奥克兰大学工作，还房贷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我辞掉了大学的工作。雷问了一句：那我们靠什么过日子，还要还房贷？我说：总有办法的。她说：好的。
我们很快就搬进了激流岛上的这个破房子里。我们自己动手修理这房子。我们住在房子的一角，有一间就行，把这一角以外的房子拆除掉，再搭建起来。然后搬到搭建好的一间里去，再把一开始住的那间拆除掉，重新建起来。我们都是自己动手，每一根木头，每一块砖头，都是我们一起弄起来的。雷很能干，她会开车，会说英语，会在建筑商场按尺寸买材料，会跟有关部门联系，让他们来装水装电装电话装厕所。当然我也会干一些活，比如当搬运工，当木匠，这都曾经是我的本行。整整三个月，我们就生活在灰尘里和烛光里，方便在山上，树木和草丛的中间。
我却觉得很惬意。晚上听着大海沉闷的鼾声，早晨走出门去，看那磷光闪闪伸着懒腰醒来的大海，晚上搂着雷磷光闪闪地波涛汹涌地运动。
还在烛光里的时候，雷第一次说她怀孕了的时候，我坚决要她打掉。她哭着，哭着，哭到最后还是说好的。
在灯光下，有了灯光和水和卫生间之后，雷第二次说她怀孕了。我还是坚决要她打掉，她说打不掉了，还有一个月就要生了。她给我看她的大肚子。那真的已经很大了。我在房间里房间外跳了半天，不是做运动，是发泄我的不满和担心。我说：有了孩子就不要我了。她说：不会的，我永远把你放在第一位。我跳得满头大汗，跳不动了。我坐在床上。我说：那好吧，那么，再抱一下，有了孩子就抱不了你了。她犹豫了一下，还是让我抱了。她说：你轻点，求你了，别压坏了孩子。可是我就是轻不了，后来她也轻不了了，我竟然还有剩余的耳朵去听远处的海涛。我感觉大海正在涨潮，涨得很猛，涨得那些礁石都呻吟起来了。听着好象好惨。还有那沙滩，被一层层地覆盖着，拼命地扭动，把潮水推开，越推那潮却来得越猛。
然后我在她身边躺下。她忽然想了起来，摸着大肚子，还要我听听那里面是否还有声音。我听了。我说：听着象是在退潮。她说：什么？我说：退潮。我看见她在抹眼泪。
可是，孩子还是生下来了。很健康的宝宝，护士说。当然是雷转告我的。是男孩，她还转告我。
一个男孩。又是一个男孩。我想。我管它叫小木耳，又管他叫Sam，他的英文名字是Samuel，简称Sam。我说：我不要他，我不要小木耳，我不要Sam，一个家里不能有两个男人。她说：他是男孩，婴儿。我就瞪着她。我瞪着她是有含意的。我想说的是：他是男孩，那我是什么？我不知道她是否知道我的意思。可我也只能瞪到为止了。我们就这样大眼瞪大眼。每次都这样。每次都瞪到她哭起来。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年多，我对Sam越来越凶，凶得雷都害怕了。她不得不把Sam送走了，送给了住在对面山上的一家毛利人。我看着她送去的。她是开着车去的。我跟了出去，本来不指望能跟得上的，两条腿怎么可能跟得上汽车呢？可是我看到她的车拐了个弯，就开上了到对面山上去的道路。
几天后，在雷到街上卖春卷的时候，我独自走到对面山上去了。我和雷去过那里，我知道那山上住了三家人，都是毛利人。我是鬼鬼崇崇地走近去的，不断地要考虑地形掩护的问题。我不想被毛利人认出来。倒也是巧，我一眼就看到了小木耳。才几天时间，本来走路还走不稳的Sam居然能跑了，跟两个毛利小女孩追着跑着，他们前面飞着两只海鸟，飞一下，停一下，等他们追上来。象我，我知道，我的眼睛湿了。
后来，我经常到对面山上去，一般都是在雷出去卖春卷的时候。雷的车开远了，我就往山下奔，奔得我的鸡们乱飞乱叫。然后再往山上奔，奔得海鸟纷纷腾起。有两次，我在路上遇到了Sam的养父母的邻居。有一次，被我姐顾乡发现了。顾乡知道小木耳在对面山上的，她谴责过我。她却也心疼我。我说：姐，千万别告诉雷。姐就点了头。我姐住在离我家不远的一栋山居里。那时她还没有姐夫。她也做春卷，让雷一起带去卖，有时候她跟雷一起去岛上的商业街，一起卖春卷，但不是每天都去。
这几次遭遇后，我就不敢再到对面山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