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守德
（评论家、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艺术局局长）
在文学创作与价值取向呈现日渐多元的今天，战争题材作品似乎不再那么炙手可热，令人趋之若鹜，而遭遇了不应有的却也是可以理解的落寞与衰退。即便如此，仍有一些作家始终抱定这个题材，对战争生活表现出情意缱绻，甚至是一往情深的姿态，苦心孤诣、矢志不移地探索新的创作路径，并且不断推出一些有质量的、受到关注与好评的战争文学作品。黄国荣就是其中的这样一位军队作家，他把对长篇小说创作的执着坚守作为自己的使命与职责，在陆续创作出《兵谣》《乡谣》《街谣》等长篇佳作，并赢得较为良好的口碑之后，又积数年之功、七易其稿打造了《碑》这部战争题材的力作。这部作品的问世，不仅使其创作达到了某种出人意料的高度，也使其成为我国当代战争文学当之无愧的重要作家。我以为这部作品是黄国荣最具思想和文学价值的代表作，值得引起读者的关注和解读。
一、对突破性写作的刻意追求
我们知道，中国的战争文学曾被寄予厚望，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都热切希望出自我国战争文学作家之手的作品，能与苏俄、欧美等的优秀战争文学比肩。中国的战争文学作家们也的确为此信心百倍地做出了极为艰苦的努力与探索。无论是在革命历史战争生活领域，还是在当代军事生活领域，抑或是在我国古代的战争题材方面，都使出浑身解数尽可能地进行题材开掘与艺术表现，力求拿出更为新颖卓绝、可与世界战争文学等量齐观的经典作品，以不愧对我们民族曾经演绎的如此丰富的战争历史，不愧对我们民族古已有之的尊崇文学的心理需求。然而时至今日，虽然出现了许多数量颇为可观、质量也属可圈可点的作品，但人们似乎总感到不那么尽如人意，仍旧觉得缺少那种横绝一世的大作力作。我国战争文学在当代的起飞似乎遇到了难以突破的瓶颈与声障，始终达不到可以睥睨天下的速度和升限。这不免令人常常为之倍感气短沮丧。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弄清楚我们的差距究竟在哪里，怎样写作才能使我国的战争题材文学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而不是躲在某种小家子气的幻觉中自满自足，从而使我国的军事文学作品真正获得世界性的品质，并在世界的范围内获得更为广泛的认同。这无疑要在思想意蕴和美学探索上突破创作观念与思维模式的制约，把中国作家的认知能力解放出来，把他们的文学才华和丰富情感真正发挥出来，通过战争文学作家大手笔的艺术创造，以我们对独特而敏感的战争题材的大胆开拓，对战争残酷而血腥环境的真切描写，对战争生活中人的命运的表现与探索，对战争问题的深入观察与智性思考，推出属于我国所独有的具有经典审美价值和民族文化心理特色，又能够与其他民族相互兼容共通的军事文学作品，以实现我国战争题材文学创作的飞跃，并且在世界战争文学园地能够独树一帜，甚至是独领风骚。我想，这应当是中国的军事题材文学作家，当前也是长时间里必须为之付出不懈努力的一个远大目标。
由于黄国荣本身兼具实力派作家和出版人的双重角色，他无疑对我国的战争题材文学的历史与现状，对与此相关的诸多理论与观念问题，都有极为清晰而深切的了解和认识。在动手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碑》的时候，相信他并非只想将之作为其创作总量的累积与叠加，而一定是瞄着战争文学创作的前沿和高度，朝思暮想、煞费苦心地追求写出一部与众不同，在文学上能够留得住的，在战争题材领域具有重大突破与超越意义和价值的厚重作品。对于当前战争文学作家队伍呈现整体疲软的态势而言，有没有这份雄心是很重要的，其所决定的是一个作家的精神状态，究竟是在自甘平庸的颓废中滑落，不断重复过往似曾相识的旋律，把陈腔老调再唱上万遍千遍；还是在挑战中意气风发地前行，在燃烧自己的生命与激情的同时，熔铸成令人刮目相看的优秀作品。而黄国荣似乎在刻意地向创作的难度发起挑战，他曾经的战斗和生活经历，他的素材搜集、理论思考和创作实践，使其为进入新的创作做好了充分的前期准备。而对于那位“杜大个子”部下昂然走向战场的记忆，以及其后这位“杜大个子”又“死”而复生的曲折经历的触动，都对作者显示了非比寻常的意义。如同他从关于战争往事的记忆乱麻中抽出的一根关键性的线头，不仅仅将他所耳闻目睹的战争生活全部激活，更在心中形成了由激情演绎的剧烈气旋。这共同形成了他创作的巨大推动与强烈喷射，从而在经历较为漫长的创作之旅后，使这部有着独特品质的作品，成为我国战争题材创作的另一奇观，并且有望在中国战争文学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长篇小说《碑》堪称是我国第一部以战俘为主要表现对象的战争题材长篇小说，不仅其本身有题材的开拓意义，而且对此问题所进行的深入文学探究，则可引领人们撇开固有偏见，领略和思索这一题材所包藏的深厚的却常被漠视的社会与人生意蕴。战俘对于我国的战争文学而言，曾经是不言自明的谈论和书写的禁忌，只是因靳大鹰的报告文学《志愿军战俘纪事》一书问世，这一问题才得以被捅破天窗或浮出水面并被人们所正视。许多志愿军战俘充满周折而又颇为苍凉凄婉的命运，深深地牵动和震撼了千千万万人的心。但其似乎仍然是个异常艰难的话题，需要时间来逐渐改变和修正长期以来积淀在一个民族意识深处的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与评判。按说每场战争的敌对双方都会有一定数量的战俘产生，不管一个军人在参战前多么慷慨激昂地抱定必胜或必死的决心，然而在错综复杂、险象环生、瞬息万变的战争中沦为战俘则都是有可能的。一旦一个激情四射的战斗个体乃至战斗群体在激战中遭到重创，丧失了作战能力而被敌俘虏，其生命也就随之黯淡并蒙上了洗刷不尽的耻辱色彩。人们常常从可以理解的道德感出发，以为军人的名誉高于生命，被敌俘虏则应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再苟活于世就是不光彩的，而根本不去细察每个战俘之所以成为战俘的具体缘由，从轻视鄙薄到避之唯恐不及，仿佛被俘者的精神与肉体都沾上了某种不祥的气息，从此坠入万劫不复的道德与精神的深渊。
《碑》所表现的是对中国而言较近距离的战争生活，所撷取的是最鲜活的人物标本，通过战俘这个最为敏感的也最刺激中国读者神经的内容来进行某种尖端意义的写作，可以从深层上引发我们对于在战争中的特定个体所遭遇特殊命运的关注与思考。
这部表现战俘题材的《碑》，以某摩步团一连连长邱梦山的战斗经历、人生际遇和情感脉络为线索，结构起一部具有厚重思想分量、强烈艺术感染力和明显突破意义的军事题材文学佳作。小说前半部主要写邱梦山率领连队参加边境局部战争及被俘的历程，后半部则写邱梦山等人被作为战俘交换回国后的种种遭遇与处境。其间穿插邱梦山与爱人岳天岚婚姻生活与情感纠葛的极为荡气回肠又扣人心弦的描写。《碑》的如此结构同时涵盖了战争与和平这两种生活形态，作品对处于这两种形态下主人公遭遇与命运具有不同侧重的叙事，但其进行的揭示与透视则都同样是富于深刻力度、发人深思的。从题材的角度寻求突破，所带来的是对这一问题的崭新思考与表现，既使我国战争题材的外延真正得到有效的扩大，也使中国作家关于战争中人的命运问题的认识借此实现前所未有的深化，更使中国战争文学在解析和揭示战争问题和军人形象时表现出某种石破天惊的勇气与胆识。我们从中同时读出尖锐的疼痛和灼人的关爱这些与以往战争题材作品所不同的东西，它在引发我们产生无尽的回味与感受的同时，以强有力的文学力量，对某些向来以为是天经地义、正确无比，但却是僵硬过时、冷酷无情的观念进行鞭挞，从而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深思。也许这就是《碑》所具有的独特意义和价值。
二、再现中国式的战壕真实
小说《碑》的切入点看起来很平常也很有意味。作为陆军连长的邱梦山与新婚妻子岳天岚正在北方的故乡尽情地、如饥似渴地享受着和平阳光之下欢度蜜月的无限快乐。这对两位接触不多、相知不深，几乎仍很陌生的新人来说，肉体的狂欢迅速消弭了他们之间的心理与情感距离。这是那个年代军人的恋爱婚姻最常见的一种状态，一切都笼罩在一种司空见惯、平淡无奇的气氛中，但这并不影响他与她在急速拉近、饥餐渴饮时仍然具有的如醉如痴、恣情任性的美好感觉。然而一封不明所以的催归电报却突然打断了他们温柔之乡的梦。小说别出心裁的叙事在于，当两位沉浸幸福之中的忘情人在列车车厢旁若无人地拥别时，岳天岚未能及时走下悄然开动的列车，使其被邱梦山索性将错就错地带回了部队。告别也许是和平年代最为常见的镜头，人们也并不曾把它与战争联系起来，但在《碑》中则几乎是明白无误的对于浓郁战争氛围的暗示与嵌入。当他们在同样是北方的另一个车站下车时，一起下车的竟还有两百多个像邱梦山一样奉召火速归队的军人，事情因此显得有些不同寻常，但此时茫然四顾的他们都并未意识到战争真的突然来临。小说的叙述是写实的、诗意的、浪漫的，如同我们在许多电影或文学作品中看到的此类经典镜头一样，给人以深情感伤的美丽印象。然而恰恰正是从此开始，人物的命运进入了难以预料的起伏与转折，小说的生活化与抒情性的描写，也被一种最为坚硬的书写基调所代替与置换。不只是作为军人的邱梦山要在命运的颠簸中，经受着战争与和平所带来的种种不堪回首的磨难与洗礼，使他的精神和个性、人格与尊严遭受到空前的砥砺与摧残，让读者看到这个饱受苦难、经历独特的军人，有着先前那样光彩照人、后又是尝尽悲辛的人生与心路历程。而作为军人配偶的岳天岚事实上也由此深深地卷入与战争相连的纠结之中，注定使她始终同军人的命运密不可分，并且在冷硬的现实面前，以自己滚烫而理性的心灵之血，勾画出她对邱梦山所具有的爱痛交加、难舍难分，令人无限感怀的情感波澜与性格轨迹。
小说就是在此情况下，让邱梦山和他的连队猝不及防地进入了战争。作品的描写让我们感到，我们是一支曾泼洒过无数鲜血，创造过无上光荣的军队，但今天所有的硝烟与烈火似乎都已渐渐冷却和远去。在远离战争的日子里，军人们必须回忆着、想象着和准备着军人所必须面对的战争，必要的时候亦当奉献出自己的头颅与鲜血。而当战争一旦真的来临，官兵们毕竟需要真正面对生死时，一切都将变得严肃而凝重。而此时的部队也不再是当年久经战阵、刀锋锐利的虎狼之师，虽然按实战的要求无数次地在风里雨里进行着掉皮掉肉的训练，然而未经战争之火的淬炼，和真正的战争毕竟是两回事，任何人都需要有个心理调适的转换期。《碑》同以往许多作品不同的是，不仅仅是着力表现官兵们在临战状态下怎样同仇敌忾、摩拳擦掌，振臂如林、豪情勃发地要上战场杀敌；而是细致入微地描写与刻画官兵战前的真实表情，以及种种心理和情感活动。在作为军人所必须表现的豪壮中，也伴随着紧张、慌乱、出汗、怯懦，有几个小战士在无人处抱头痛哭，新兵彭谢阳甚至因害怕打仗而自残。这其实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反应，但这并不影响全连官兵在经过短暂的心理适应期之后，义无反顾地肩负起神圣使命走向杀敌的战场，只有战火才能把他们锤炼成真正的钢铁战士。小说的如此描写等于把每个即将参战的军人，作为可以理解和想象的正常人放在战争的这面镜子前，来观察、鉴照、呈现他们可能的内心与灵魂的影像，让我们看到战争状态下一个个栩栩如生、血肉丰满、等同于生活原型的士兵形象。这可能是我读到的描写官兵战前的反应最为细微、最为逼真、最无矫饰也最为可信的中国战争文学作品。
正是通过对这种临战氛围的强化描写，小说凸显出主人公邱梦山鲜明的个性形象和英雄品质。作为一连之长的邱梦山，虽同样未曾经历过战火，但部队的长期教育和自身角色的定义，使他清楚地知道此时的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当祖国需要的时候上战场与敌厮杀，哪怕是抛头颅洒热血都是不容商量的，因此他表现出一个军事干部应当具有的过硬心理素质和战斗作风。他一方面全身心地为应付突如其来的战事做着各种准备，另一方面则要照顾随他来队却对战事不明就里、心存怨怼的新婚妻子。即将奔赴战场并且随时可能献身的心理，使他在与妻子相处的有限时间里，既满怀歉疚对其极尽温存，又近乎疯狂地与之做爱。小说的这一细节描写，在过去的作品中是难以想象的，但却把人物战前的真实心理准确地展现了出来。虽然处于临战的紧张状态，使他忙得焦头烂额不可开交，但他仍然是一副不事张扬的个性，默默地做着需要他做而又必须做好的一切。并不裹雷带电、吼声震天也许正是作为一个英雄的看似寻常的真正潜在特质，在看似低调的表现中完成着对于参战的实质性的过渡，等待着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将自己与生俱来的英雄品格展示出来。当然这不是一个人的战争，小说还以精细的笔墨描绘了石井生、荀水泉、倪培林、李松平等一群与邱梦山同生共死的战友。也许在诸多人物形象的刻画上，作者所使用的笔法可能是传统的，但战争的真切氛围和人物各具神态的呈现却是淋漓尽致的。这些人物构成的是与邱梦山相互依存的关系，也对邱梦山的命运产生了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映衬和铺垫作用。
最为扣人心弦的是小说对于战场的真实的描写，充分反映出作者强大的写实能力和文学观念的转变。无名高地之战是小说描写战斗的第一个高潮。该连的一个班在犬牙交错的敌我态势下，以神奇的速度从友邻部队接手该阵地，似乎并没有费太大的力气。但凶狠狡诈的敌人以十倍的疯狂发起进攻，敌我双方在此展开了激烈的厮杀。在这个班即将全部阵亡的当口，为保存实力将剩下的战士从无名高地上撤了下来。未获上级同意而擅自撤离阵地对于军人来说无疑是莫大的过错与耻辱，上级的震怒与问责以及军人的天职与荣誉，都使邱梦山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他周身流淌的军人的血沸腾起来，并以立军令状的方式将自己置于绝境。他要与之交手的是一群惯于山地与丛林作战的凶狠异常的敌人，能否重新夺回无名高地显然存在着巨大悬念。作品正是透过如此紧张的气氛和尖锐的矛盾，着力描写邱梦山沉着镇定、张弛有致的军人气质与果敢作风。为圆满完成重夺阵地这一极难完成的攻坚任务，他从全连选拔最优秀的战士组成十五人的敢死队。执行任务前的睡觉以养精神，冲锋陷阵时的战术采用，战士们滚雷蹈火的英雄行为，以及夺占阵地时每个牺牲者的惨烈与悲壮，都被描写得详尽精细、丝丝入扣、惊心动魄，最大限度地还原为战壕的真实，并且证明那是一种拿命拿血相搏的真正残酷的激战。这是和平之中以各种方式享受生活的人们，绝对想象不到的。从作者的笔下，读者可以看到这些我军年轻的官兵，祖国的忠诚儿女，是怎样以滚烫的血肉之躯和无所畏惧的牺牲精神，同敌人展开殊死的较量。小说随后写到寿山和阴山之战的攻守，以及偷袭敌驻地抓舌头等一系列斗智斗勇、短兵相接、你死我活而又惊心动魄的战斗过程，以饱满的激情书写出邱梦山和他的战友们，在横飞的弹雨中有着怎样真实细腻的心理活动，有着怎样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小说的如此描写显然是为了表明，即使后来邱梦山由于在战斗中身负重伤昏迷不醒被俘，但他和他的战友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视死如归地冲锋过、战斗过，足以证明他和他的战友是不容置疑的、令人肃然起敬的真正的国家英雄。
战俘营的描写是我国战争题材小说较少涉及的，对于《碑》而言则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黄国荣将此作为重点的篇幅来展开，反映了作者的想象力和再现生活的能力，也考验着读者的心理承受能力。邱梦山被炸弹炸伤后从伤重昏迷状态渐渐恢复知觉，从同样落入敌手的女战友李蜻蜓遭受凌辱的声音，以及自身所处的环境来判断，他逐渐意识到一个重大的人生转折发生了，即他由一名战士不幸成了一个战俘。这一残酷现实对于邱梦山无异于五雷轰顶。战俘这一字眼所带有的社会含义和巨大屈辱感一下子攫住了他的心，即使是重伤在身意识迷糊疼痛难忍，他也不得不迅速体会“战俘”将给他带来的种种可能性，也即是说不仅会使自身的名誉扫地，并且还会给妻儿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本属无上的光荣转眼之间变为洗刷不尽的耻辱，巨大的挫折感和精神压力使他甚至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对此，作者以较多的笔墨来描写此种情境下邱梦山激烈的内心活动，从固有的传统观念到军人在战场理应具有的壮举，再到此时身陷敌手、英雄末路的悲凉心情，让人体味的意涵可谓良多。而当他因穿错军装被阴差阳错地呼喊为“石井生”时，他才紧急思索这种身份的错置，以及他的长相又与石井生极为相像的特点，其中所具有的某种意味和可能。他在对这种身份的犹豫、否定与确认中度过了极为复杂的心理与精神历程。此种转折表明我们的民族个体在此问题上承受着怎样的精神重荷，表明不畏惧生死的邱梦山却在面对这一切时又是出于怎样的无奈，让人忍不住要为这样的英雄潸然落泪。身为战俘的邱梦山，面对敌人的残暴与淫威，与同为战俘的周广志由漠然到倾心的交流，与对方医护人员的心理对峙，以及同被俘的战友一起机智勇敢地同敌展开坚决斗争，在极度困难和危险的情况下，与李蜻蜓等人一起采取诱敌上当的计策，并突破千难万险快要达成返回祖国的目的时却功败垂成。小说不只描写邱梦山们的誓死抗争，也揭露了敌人对我被俘人员令人发指的虐待和折磨。但战俘营五年的非人生活，并没有弯曲他的坚强意志和英雄本质，他仍然像战士一样战斗着、挣扎着，表现出宁死不屈的顽强意志和战斗精神。作者的文笔完全是写实式的，体现出冷峻非凡、直刺心底的力量。
《碑》是以新的文学思维表现战争生活，在战争题材领域开辟了现实主义写作的新道路。即作品正视战争环境下军人真实的行为、心理和情感，以真正严格写实的手法，描写我军官兵临战时的英勇无畏与奋不顾身以及少数人的怯懦怕战，描写战争状态下军人经历生死的具体过程，描写战争之中实际具有的残酷而血腥的现实与场景。因而《碑》对战争题材文学创作而言，就体现出了某种显而易见的突破意义，即小说所详细描绘的多次战斗的惨烈过程，富于强烈逼真的画面感，是真正堪称中国式战壕真实的战争题材作品，有一种把读者直接带入现场，在由阅读转换为对空间的想象上，体验和经受着战争惊心动魄、血肉横飞的心理冲击，从而获取震撼人心的强烈美感与写作效果。仅以此观之，《碑》即可视为近年来我国战争文学中不可多得、耐人寻味的长篇力作。
三、对英雄命运的深切透视
以上所述还并不是黄国荣创作《碑》的主要意图，他所更加着力的是揭示邱梦山后来的命运。
双方交换战俘的场面被作者写得意味深长。从对方的被俘人员的着装与气色上，可看出优待俘虏的政策在我方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这同敌方以残忍的手段折磨和摧残我方被俘人员的行径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尽管我方被俘人员越过界线后，出于对敌方虐俘的激愤，或激动于回到了久久思念与盼望的祖国，而纷纷扔掉对方配发的衣装时，不免洒下一抹滚烫而苦涩的泪水，但却抹不掉曾经被俘这一耻辱性的事实和标记。我们可以用极为人道主义的态度优待敌方的战俘来证明我军的文明和民族的大量，却在内心里认为自己的战士被俘是难以容忍的污点，因而在心理上存在着某种难言的鄙视。我们的传统文化心理和道德尺度，似乎更希望自己的战士在与敌交锋的战场上，不战胜即战死，被俘与投降或叛变几乎可以相提并论、等量齐观。因此邱梦山是带着巨大的耻辱感和惴惴不安的心态回国的。所以当他作为战俘归来后，他所感受到的并不全是回家的喜悦，更有巨大的灵魂拷问和精神战栗，他仿佛背负起了再也无法卸除的巨大十字架。他当然知道作为战俘回国之后要更加现实地面对这个事实，因为他将顶着战俘之名具体地度过屈辱的每一天，甚至是自己的全部余生。对此，小说以相当多的篇幅和极细腻的笔触来描写邱梦山此时内心的困境和挣扎，引领我们骇然进入这种理应正视却鲜被关切的生活与情感天地。
对邱梦山回归社会后的遭遇的描写，是小说的另一个重要的内容，也是人物最具悲情色彩的地方，更是小说所切入和传达的核心意蕴。一个为国家立有战功却不幸被敌俘虏的人，回到故乡时却在找工作上举步维艰、困难重重、一筹莫展。小说以令人心痛的笔触描写了邱梦山在民政局、统战部门转关系时遭遇工作人员的冷漠与鄙薄，而这种冷漠与鄙薄已经到了邱梦山所能承受的心理极限。就是因为他曾是一个战俘的身份，使所有的人，哪怕是狗屁不是的人，似乎都有资格站在一个风雨不侵的道德高处，居高临下地睥睨曾经在战场浴血奋战、英勇杀敌的事实上的英雄，而根本不管他是由于什么被俘。仿佛一个被俘者，就永远有了不可救赎的原罪，理应被人轻蔑与唾弃。即使有上级文件的明确规定，却仍不能改变人们既有的观念。社会客观存在的种种歧视和冷遇，更使邱梦山不得不艰难而坎坷地生活下去。
小说对邱梦山在印刷厂遭遇的描写，更是对人物所处逆境的进一步深化。费尽周折好不容易在印刷厂谋到一个岗位，却受尽厂长李运启的无端猜忌与刁难，厂办公室主任单良这个人物更是阴奸损坏地大做手脚和文章。即使是邱梦山一门心思为了企业脱困而煞费苦心，即使有主管工业生产的副局长的支持，但他所进行的改革触及了一些人的私利，这些邪恶力量的代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当发现邱梦山有战俘之名这一软肋时，便借助社会的偏见给其以毁灭性的打击，把邱梦山逼上了人生的绝路。对战俘抱持鄙视的态度和表情，有其深刻久远的社会根源，今天某些人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一种观念的惯性和延续。对邱梦山这只漂流在偏见之海的英雄的却积垢蒙尘的小船，很难有多少人为其输入应有的正能量，因此他的命运就是注定的了。小说通过邱梦山等战俘的命运，表达的是对民族某些陈旧观念和心理现实的解剖与反思。作品意在表明，生活在和平之中的人们，已经没有了对于战争的经验和想象，也就无法理解和体会一个英雄怎样经历战争与生死。小说更从人性和理性的高度，从为英雄正名的立场出发，证明他们即使沦为战俘，但仍不失为光彩夺目的英雄，应该得到社会应有的荣誉和尊重，而不能让真正的英雄因为我们的偏见，在现实中屡遭凄苦的命运而悲伤落泪。
颇为可贵的是，小说写到陷入窘境的邱梦山，依然闪耀出作为一个英雄的光彩，这充分反映出作者清醒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也反映出某种理想主义的激情。在作者的笔下，邱梦山面对置身其间却举步维艰的企业，试图以满腔热血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战友李蜻蜓每每受到其父的歧视和流氓的滋扰，他总出于义愤鼎力相助；到深圳打工当一名地位卑微的保安，勇敢救下遭到劫持的女子，又以极大的热情襄助陷入困境的战友，后来又奋不顾身地进入满含毒气的下水道救人直至壮烈牺牲。小说的寓意在于表明英雄就是英雄，即使生活现实向他展示的是悲凉落魄的境遇，仍然不改其英雄的本色。小说的最后一笔，令人读来有悲怆难抑之感，然而却完成了英雄式的命运和结局。也正因为归于这样一种结局，小说也才更具完美的结构形式和悲剧性的文学力量。
顺便值得一提的是，作品对其妻岳天岚跌宕境遇和情感脉络的描写，意在通过另一线索来更丰富、更深刻地揭示邱梦山的命运。小说对其内心复杂而真实情感的深入挖掘与表现，不止使这个人物极具生活的质感和独特的个性，也从这一重要侧面增添了邱梦山形象的悲剧性色彩和作品的文学意味。那种经人介绍式的婚姻，并不影响她因之而产生种种的美好感觉，那种狂野的性爱和情感的释放使其处于某种迷醉的状态，以至于邱梦山几乎是蛮不讲理地把她带入军营的举动，事实上也并非完全违背她的真心。然而战前军营所发生的一切使她倍感陌生，更无法接受邱梦山一进入军营因忙于参战而对她的忽略。但当她得知丈夫真的要奔赴疆场浴血征战时，便表现出一个中国女性特有的大度与气概，以自己的方式在队前给战士们做动员，并与指导员妻子曹谨一起，悬着一颗心焦急地等待着自己的男人从战场平安胜利归来。曾经发生的那场局部战争对大多数人来说，似乎并没有太强烈的感觉，但对岳天岚而言则意味着构成了她灵魂的全部，并完全彻底地改写了她的命运。当邱梦山“战死”的噩耗传来时，对她无疑是难以承受的晴天霹雳，其内心遭到何等重创可想而知。小说在此处并非只用铺陈的笔墨来写她如何悲伤，而是独具匠心地以岳天岚在屋子里贴满邱梦山各式各样的照片这样的细节来反映她此时的情感表达。其所张贴的既是对亡者的追忆，也是对真爱的回味，她所要留住的是一种在她看来最有价值的时光。即使她无法摆脱地陷入再婚的困境，也始终不能从心里抹去她从内心对邱梦山所具有的那份爱人兼英雄的双重眷恋。因此当邱梦山再度出现在她的生活中时，陡然使其于感情与理性之间，长久地经受着对于灵魂的无情撕扯与残酷拷问。而更为残酷的是，她不可能同任何人商量这样的问题，只能独自面对这似乎是无解的人生危机，承受着两难选择的心灵重负。她一次次想验明邱梦山的正身，又一次次以冷淡的态度对之，这都是她内心极度矛盾的表现。她在感情上无法接受与徐达民的无爱婚姻，心理的天平最终还是倒向了邱梦山，以至于用电视寻亲这种问遍天下的方式，千呼万唤地寻找悄然淹没在茫茫人海之中的邱梦山。虽然不幸唤来的是邱梦山作为英雄的真正献身，但岳天岚的这种情感归属，则具有某种石破天惊的理想化意味，也是对魂兮归来时一种令人心碎的安慰。
小说所设置的另一个悲剧式人物是李蜻蜓，其与邱梦山的命运与形象也密切相关。她也是在英勇参战时被俘并惨遭凌辱，过去的文学作品鲜有涉及此类经历的，可以说几乎是题材的禁区。她被交换回国，人虽活着回来了，但在精神上背负了比邱梦山还要沉重的十字架。作为女战俘其命运似乎更糟，不仅社会对她充满歧视，其父李运启也罔顾亲情对其恶语相向，社会的道德心理共同编织成一张观念的网，将其网在其中经受着种种精神与心灵的苦痛折磨。然而李蜻蜓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的品格，也并没有放弃对生活的追求，在其软弱无助的处境中显示了十分坚强的性格。邱梦山在她危难时刻多次出手相助，不只是出于战友之情，也不仅仅是同病相怜，更是固有的正义感使然，鼓起了她生活下去的勇气。这个人物的刻画，从另一个重要侧面映衬与诠释了邱梦山的人物特征和形象意义。
四、《碑》的多重意义和价值
小说《碑》的意义和价值何在呢？我以为首先是对战争真实性的呈现与描写。我们过去的作品在反映战争生活时，也是倡导反映真实的，但由于常常被胜利者的心态所支配，表现在作品中的往往是理想的真实和诗意的真实，而总是缺乏直面真实的勇气，尽可能地回避杀戮与血腥，因此文学中的战争生活被净化，充满着庆祝胜利的喜悦与狂欢，仿佛残酷的战争是一件很轻松浪漫的事情，仿佛这样描写才更容易鼓舞起军民杀敌的胆量与信心，而描写真实的战争则会把人吓着，不利于人们尚武精神的树立。偶有在作品中涉及战争的真实场面，便很容易被人警觉地指责为表现了战争的残酷。事实上是否敢于正视战争的残酷，恰恰是一个民族心智与精神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经历过战争的人才真正懂得生死，真正尊重和珍惜生命的人才更可能成为保卫生命的无畏战士。而《碑》即是以高度写实的笔墨，对战争实有的生活质感进行了精细而有力的描绘，在既真实反映出战争残酷噬血的本质，饱含着对于战争中每个生命个体的深切关怀，又张扬着我军官兵冲锋陷阵、舍生忘死的战斗精神。在惨烈无比的硝烟烈火中洋溢出的这种脚踏大地的英雄主义，似乎更加令人敬仰和震撼人心。
小说的力量还来自对人性的揭示，不仅描写出邱梦山处境的炎凉，其内心的创痛似乎也同样深巨。立在南部边疆的墓碑就让人感慨万端，真正牺牲的石井生的碑立起复被推倒，依然活着的邱梦山却有一块墓碑在墓地立着。邱梦山亲眼看见朝思暮想的爱妻领着儿子在墓碑前痛哭与哀悼却只能形同陌路。与妻子之间的情感更是令其伤痛，曾经海誓山盟、鱼水相谐的妻子相逢却不能认，亲生儿子邱继昌对其以“叔叔”相称。作品从人性的最痛处落笔，一切都仿佛以无情而残酷的错位方式面对着邱梦山，这其中包含着多么荒诞扭曲的人生意味。这种悖谬的现实，不光给邱梦山带来强刺激和无尽的良心拷问，相信也会使读者产生深深的思索。
小说对主人公的性格与命运的深度把握，使这部作品具有了极重的分量、极强的冲击力和重要的文学价值。邱梦山在对敌斗争中表现出的英雄气概，在逆境中决不妥协与放弃的意志，对丑恶现象敢于断然出手、奋力抗争的精神，以及深藏在内心的对于妻儿父母及战友的朴素而真挚的爱，都体现了我军的根本特质和这个人物的性格基调。作品对其战前状态的刻画，被俘之后心理历程的揭示，作为战俘身份所进行的坚韧而沉重的挣扎，都写得极有层次和极为可信。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虽身处困境却不曾扭曲自己的正义之心和英雄品格，即使于艰难时世之中蒙垢含耻，污泥浊水扑面而来，其形象依然闪耀着民族性格和军人秉性的灼人光亮。可以认为，邱梦山作为一个无可替代的人物，是作者从历史的幽暗处涉险托起的文学形象，理应成为中国战争文学人物画廊中与众不同、值得重视的“这一个”。
小说反思性、批判性的特征更是显而易见的，对过去看似正确的某些观念提出尖锐的质疑，文学似乎也担当着义不容辞的责任。作者把战俘这个沉重的字眼和话题摆在面前，这不仅仅是一名军事题材作家的文学情怀，更是其可贵的家国情怀和人道情怀。其要告诫我们的是，人们没有任何理由因为“战俘”之名，不分青红皂白地鄙薄这些曾经为国而战的人。这种鄙薄不仅不能证明自己的高尚与脱俗，相反却表明自身的无良与浅薄。一个伟大的民族应当有最为宽广的胸怀，对自己的儿女抱持深深的顾惜之情，而不应任那些伤痕累累、不幸沦为“战俘”的英雄，因我们的陋见与冷落，遭受种种困顿与磨难而伤心落泪，甚至欲哭无泪。也许这更可体现出一个国家和民族心理健全与精神文明的程度；也许这更可使我们的英雄儿女，更加胆气十足地去冲锋陷阵。我以为这是站在世纪制高点上进行的思索与观照，是有振聋发聩的意义与作用的，而这一切是通过文学的形象表现出来时，让我们感觉到的是一种警醒与穿透的力量。
此外，《碑》作为一部弘扬英雄主义精神的力作，在文学上具有了很高的品质。作者在描写上的叙述与思辨、圆熟和犀利、传奇与写实、疼痛与温暖，形成了既相互对立又高度统一的风格，反映出作者创作水平的上达和写作技巧的精纯。从作者到作品，我们都可领略到军事题材文学精进的境界。因此，我们有理由因为《碑》的成功写作，因为作品中蓄积的那种激烈而深植的思情，因为跟随作品而进行的对于英雄经历和苦难人生的心灵跋涉，向作者黄国荣致以最由衷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