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大约一百年前，世界上有史以来的首部中国文学史才姗姗面世。最早的中国文学史通常类似于文选，将中国文学经典迻译过来，而缺少解读或评论。在这些中国文学史中，也绝少见到为中国的文学类型、文体和主题建立一个诠释体系的尝试，而分析文学与社会、政治制度，甚至中国文学与其他艺术的关系者都付之阙如。半个世纪之后，为中国文学史撰写导论这项工作开始成为可能，出现了数十种以汉语、日语、英语、法语和德语写成的中国文学史导论。不过，这些中国文学史中的大部分还是基本上以翻译和节录为主，解读只占很小的位置。当然，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数十部专著以及数以百计的论文，它们围绕具体作家、作品、运动和时期进行了讨论。

然而到二十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以中国文学所有方面为主题的第二手研究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导致完全掌握参考书目都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如何跟上新研究潮水般的步伐，就成为让编写参考书目、指南和百科全书的许多专家头疼不已的问题。学术研究井喷式的进展（许多研究是非常高水准的），既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也是一种噩梦。其可喜在于，有价值的见解和材料纷纷出炉；说它是噩梦，是因为人们不可能像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学界那样，掌握本领域的所有文献。新研究成果的指数级增长，导致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最出色的学者都宣布现在已经不可能再写一部中国文学史了——即使是学界合作起来也不可能，以个人之力就更是妄谈。相关内容如大海般浩繁，不可能压缩成一卷甚至多卷。另外，随着中国文学之复杂性日益为人所了解，撰写一部言之凿凿的中国文学史也便毫无意义。

研究视野和范式的变化，也加剧了对编写综合性中国文学史的悲观情绪。曾经大家都认同，中国文学史从时间上可以根据朝代来划分，从主题上可以根据文学类型来编排，这些一度让人放心的预设现在遭受了严厉质疑。批判性分析以及怀疑的诠释学将关于中国文学的最基本预设都驳得体无完肤。于是，断代问题不再以朝代来划分。传统的分类方法也不再灵验了，以前被忽略的一些文学领域被带到了聚光灯前。

虽然在我们这个时代，编撰一部中国文学史面临着这些重重障碍，但是对这样一部大书的实际需要其实是很迫切的，所以我们还是启程了——带着对所有困难的充分自我意识。《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要做的，就是将最新的学术成果聚拢在一个框架中，其编排方式兼取年代与主题。本书中的断代方式，远不是严格按照朝代，不过也并非完全弃朝代的分期于不顾，有时候它还是管用的。至于所覆盖的主题方面，本书并不赞同中国文学可以完全与传统文类分道扬镳这样的观点。由于一些旧的文类范畴确实问题重重，所以本书在提到它们的时候并不视之为铁律。总之，我们以超越时间与文类的全新棱镜来审视中国文学史。这种解读中国文学的新方法在有几章中比较明显（如第六编第一章和第七编第三章），不过全书对此也都有所反映。

本书的视野是从其发轫期到当今的中国文学史全景。当然，最多的注意力留给了前现代时期，因为它本身的浩繁，也因为后帝国时代（1911年以后）的中国文学在主题和形式上都日益国际化。然而由于同一原因，本书收录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显示传统的持续性，以及传统在二十世纪的嬗变。全书的主要目的是揭示中国文学史的核心特征，这样对中国文学完全不熟悉或者仅了解中国文学的某一领域的读者能够对它有更深的理解、更全面的把握。

我们可以先列出贯穿全书的一些议题和主题。我们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广义上的）思想和宗教如何影响中国文学的发展。儒释道和民间宗教在中国文学的演变过程中都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中国各种世俗和神圣话语之间的互动与混合非常复杂，因此要对中国文学有一个精确完备的理解，对上述互动与混合的掌握又是必不可少的。本书同时也努力澄清精英与民众之关系对中国文学的重要性——这并不是一项轻省的工作。同样的，存世文献中体现出的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也是本书的考量之一。与此相关的，便是要对语言（包括文言与白话）在决定特定文本性质方面的角色作一番详尽考察。这也不可避免引向了另一个重要话题：在中国文学风景中的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全国语言与地方语言。

一般来说，本书将中国文学视为与社会紧密联系的存在，因为文学从社会中得到滋养和流传。文学不是自在自为之物，而是社会政治的力量和文化事实之无尽序列的产物。每一章都尽可能多地揭示这些交织互动关系。显然我们无法尽数提到中国文学悠久历史中的每一位作者和每一部作品。本书尽量不遗漏所有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作品，不过出于某些原因，同时也会介绍一些迄今不太为人重视的作者及作品。尽管本书力求全面综合，但它也不可能巨细靡遗。作为一部力求真实的文学史，更重要的是具有启发性，而不是面面俱到。因此本书会触及这样的主题，比如散文与诗歌之间模糊的分界，小说与戏剧之间不确定的边界，以及口语和书面语之间难以言表的互动。最后，本书帮助各位撰稿作者去看到（也希望能帮助我们读者看到）中国文学的多样面相，它流变的轮廓以及万花筒般的转化，它的微妙以及持久的生命力。在读者读完这部著作之后，如果说可以对中国文学史有什么定论的话，那也许就是——中国文学的悠久、充盈与活力。希望这能够纠正认为中国文学贫瘠、奇怪、单调的习惯性偏见，因为，中国文学史和地球上的其他文学传统一样丰富多彩，活力四射。

梅维恒
北京
2000年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