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曾将书分为两类，一类可以垫头，另一类只能垫脚。陈忠实盛年发奋，要写一部能给自己垫头的小说，后来诞生了《白鹿原》。作家们无论是否公开讲出来，恐怕没有谁不渴想能有一部“垫头之作”。那么能垫头的是怎样的书，要怎样才能写出这样的著作呢？最近一位多年瘫痪在床的老友，突然拿出一部六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正面描述盐工的生活，名为《蜘蛛洞》。读过书稿的人都觉得“他有了垫脑袋的作品”。果真如此就表明“垫头之作”的产生是有轨迹可循的，它跟作者的关系并不是寻常意义上的一般写作。
此公自小受盐场生活的熏染，在生命的黄金季节正式投入盐场工作，他喜欢自己的工作，迷恋海滩、盐池，当然还有一个“文学情结”，曾写过一篇描述盐滩上一种野生植物的散文《黄蓿红》，当时深得天津文坛泰山北斗式人物方纪的赞赏，鼓励他多写东西，两人结为忘年交。后来阴差阳错地把他调入文艺界，却不是让他写东西，而是让他专抓建文艺大楼。几十年前建大楼，还不像现在这般看上去像搭积木一样神速，再说文艺界建大楼，就如同说评书的真要披挂上阵，在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一样，待到大楼真的建成了，他已年近花甲。多年身在文艺界，却又远离文学创作，朋友们不无惋惜，认为那栋大楼可能就是他此生的“代表作”了。渐渐身体开始出问题，雄健粗壮的体魄逐渐消瘦，原本能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且量大能容，总给人以铁汉的印象，竟变得这儿疼痛、那儿难受……他无法忍受身体不给自己做劲的感觉，先是将两个膝盖摘掉，换成钢的，然后又在心脏上支了几个架，他不能让自己活得不痛快，总想一劳永逸地根除病痛。而根除病痛最快捷的手段就是动刀子，他迷信手术，这儿一刀，那儿一刀，拉来拉去把自己拉得只能坐轮椅了，轮椅没坐多久干脆瘫痪了！他似乎并不后悔，但他注册信箱取名“WUHEN”，“无恨”就是有恨，至少曾动过恨意，但不能恨、无法恨，与其恨自己或恨命运，莫如将恨意转化为创作力。
只要不让悔恨磨灭了自己的灵感，人就不会颓废。何况有些灵感是值得用生命去兑现的，身体没有了知觉，疼痛也就没了，他终于与自己的身体和解，于是开始写这部命中注定属于他的长篇小说。如果不站到他面前，只是通电话根本感觉不出这是个瘫痪在床的人，声音洪亮，思维敏捷，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积极地拓展自己的精神生活。其实他是在用更痛苦的写作，转移精神上的巨大痛苦，在别人看来他人瘫架子不倒，依然是硬汉，其内心忍受的痛苦，却要比成天哼哼唧唧要死要活的病秧子不知大多少倍。但变换心境就是变换生命，写作也是一种忽略，一种忘记，忽略自己的现状，忘记自己的身体，从现实中叛逃，专注地守望精神。有人看他写得太苦、太难，曾劝他放弃，现在的文学还值得这般玩儿命吗？他觉得一个原本就没有成果的人，连放弃的东西都没有，只有真正努力过并对自己充满信心的人，才有资格谈放弃，才有真正的放弃。
正是这巨大的磨难成就了他，给了他成功的机会，写作欲望强烈而坚韧，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催赶着他爆发出一种非写不可的热忱和冲动，情绪饱满，文思酣畅，上至清廷极其庞大而复杂的官场，下至烧盐的灶户及盐匪、渔霸，人物众多，关系错综复杂，故事里套故事，正写与倒叙，插科与打诨，纵横捭阖，跳跃自如……
其实“垫头之作”并不是想写就能写出来的，有时拼了老命也无济于事，却需要用生命写生命里有的东西。人类写作的意义就是“通向本相”。但文无定法，能垫头的作品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头”不一样，对作品的要求也多种多样，能垫这个“头”的，不一定垫得了那个头。而经典是可以垫起民族之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