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世界工业化发展的新趋势及其对中国工业发展的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发展中的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绿色化趋势日益明显。随着新一代科学技术革命和新产业革命的出现，知识经济的兴起和信息化浪潮的迅猛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产业群的兴起，使新材料、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技术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改变了传统经济的增长方式，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向信息化时代迈进，使经济发展的动力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之上。随着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与转换，要素的跨国流动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程度也日益加深，全球化也对世界工业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绿色化日益深入人心，世界各国在总结传统工业化造成生态环境破坏，从而危及人类生存的教训基础上，提出了绿色化原则，强调在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有效利用的基础上来实现工业化。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趋势不仅改变了世界工业化的生产方式，而且使得世界工业化从传统工业时代的旧工业化向新工业时代的工业化转变。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并影响到全球实体经济。世界工业化也随之出现了新动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陆续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将发展重心转向以信息技术和服务化为核心的先进制造业上，纷纷将“再工业化”作为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欧美的“再工业化”是以产业升级为基础的对本土工业的重振，寻找能够支撑未来经济增长的新的增长点，防止制造业进一步萎缩而导致失去世界创新领导者的地位。综合来看，世界工业化发展的新趋势给中国的工业化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2.2.1　欧美“再工业化”战略对中国工业的挑战

（1）强化本土制造业竞争力，削弱了中国制造业的成本竞争优势。各国的资源禀赋不同决定了各国在产业链上所处的位置也不同，产业分工格局早已形成。欧美“再工业化”战略重点把握科技创新，重视先进制造业和投资核心技术的研发项目，以此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人力资源成本，同时抓住新科技革命的机遇，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继续占领技术创新的制高点。而中国，相比于美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随着综合国力的上升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劳动力工资水平持续上扬，已经快要接近美国，原本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低成本优势也慢慢耗尽了。并且，虽然中国劳动力工资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尚有差距，但在制造业领域中国的生产效率只有美国的4.38%⁽⁵⁾。两组统计指标的综合说明美国的本土制造业竞争力正在一步步增强，弱化了中国制造业的成本竞争优势，使得中国制造业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下降，中国制造业上行压力增强。

（2）加强产业控制程度，加剧了中国制造业转型的紧迫性。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是美国对国内民众以往超前消费、借债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的一种反思，重新寻求一种更平衡、更稳定的经济增长方式。反思中国经济近年来的发展特征不难发现，中国经济是外向型经济，以依赖外资和外需为主，其中美国的消费市场功不可没。因此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标志着中国原有的依靠出口和外资拉动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日益失去优势。不仅如此，美国为了巩固其在先进技术层面的领先地位，在高技术出口、环境保护指标和技术转让管控等领域对中国的打压越来越严重。面对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中国为了保持其承接发达国家加工制造环节的地位，也应该相应地对其未来经济增长提出更高的要求。中国经济应当减少其对外部资金和市场的依赖，扩大内需，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中国制造业虽然有明显的成本优势，但也存在一定的劣势，即技术设备落后、高新技术人才缺乏和创新能力不足。中国技术及密集型行业占行业总产值的比重不足30%，资本密集型行业贡献了行业总产值的一半。中国制造业结构落后，生产的产品大多技术含量太低。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面临严峻挑战，实际可利用外资金额逐年下降，出口规模也在缩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越来越迫切。

（3）巩固先进技术产业，拉大了与“中国制造”科研创新的差距。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并不是简单地回归传统工业领域，而是侧重于追求高附加值的高精尖先进技术产业，使美国重新站在全球制造业价值链顶端，拥有控制权。美国实施的“高端制造合作伙伴”计划，对高新技术产业（新能源、新材料、3D打印技术、生物医药、航天航空、电子信息）给予政策倾斜，如税收减免、政策补贴等。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竞争力报告》，中国科技竞争力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美国的科技竞争力水平一直处于世界领先位置，美国的“再工业化”政策是对其科技优势的进一步加强，在“再工业化”政策的推动下，中美两国科技竞争力差距越来越大：中国一直在第20名和第30名之间徘徊，而美国，尽管遭受了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但“再工业化”政策的扶持使其慢慢重回第一的高位。中国政府也非常重视高科技的研发工作，但是中国的很多创新项目都是国家支持的，缺乏市场导向和激励，同时，国家对创新制度的建设、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程度还不够。“中国制造”依然依赖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关键技术，依附其订单和市场，受其约束。“中国制造”需要解决内部的制度建设问题才能激活科研活力。“中国制造”的科研创新面临巨大挑战。

2.2.2　欧美“再工业化”战略对中国工业发展的启示

（1）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石，我国需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重视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转变成了具备独立工业体系的工业大国。截至21世纪初，我国初级产品和一般工业制成品产量居世界前列，第二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50%，这表明我国工业发展已基本完成工业化初级阶段，进入了中级阶段。然而，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改革也进入了深水区，尽管目前我国GDP总量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二，但是制造业产品与发达国家相比，在产业档次和全球价值链以及绿色化上都有差距。中国工业大而不强也表明中国工业发展还有较大提升空间。美国制造业一直处于世界领先位置，其“再工业化”战略的重点也是推进产业升级，重点发展先进制造业。要想抵消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对中国制造业的冲击，中国制造业首先要自强，而优化产业结构势在必行。目前，中美在未来新兴产业上的发展差距并不大，两者都处于初级阶段，中国制造业依然有机会在未来与美国制造业竞争，抢占价值链顶端位置。现在是中国优化产业结构的关键时期，中国政府要加大新兴产业培养力度，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落后产业，促进传统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抓紧时间创造价格优势外的非价格竞争优势。中国未来的产业体系应当以先进制造业为基础，并将其与贸易、物流、供应链等现代生产服务业相融合，追求高效，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对比欧美等发达国家对于发展制造业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投入，我国这样一个尚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的国家更应该从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到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在我国国民经济的核心地位，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工业生产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2）自主创新是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的保障。西方主要工业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发展目标就是实现制造业整体上的智能化，而不是对传统产业的重复使用。21世纪，随着信息技术和传统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制造业的模块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而我国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就是要提升制造业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与核心企业的价值链综合治理能力。未来制造业的商业模式将会是围绕解决顾客需求来提供产品或服务。制造业企业在将研发产品推向市场获取利润的同时，将进一步围绕用户提供后续服务，从中获取更多的附加价值，形成以适应个性化需求和批量定制需求为目标的制造业商业模式，即能够随时应对和满足用户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从而获得尽可能多的产品附加值。

与此同时，借鉴西方“再工业化”的经验，我国应注重发挥政府在科技创新上的基础性作用，建立和健全符合中国国情的制造业创新体制，通过技术创新加速科技成果的产业化。“中国制造2025”中提出的重点领域发展的关键就在于技术层面的突破，其手段就是创新。尤其是激发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力，只有通过技术创新，才能把生产工艺、生产过程、市场营销、品牌塑造等结合起来，才能提高企业的效益与发展质量，实现从研发设计到物流和营销等环节的价值增值，从而从根本上提升我国制造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3）绿色化是中国工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中国工业在历经改革开放后30多年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付出了高污染、高能耗的巨大代价：2012年中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美国的3.3倍、日本的7倍，高于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石油、铁矿石等主要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均已超过50%。高耗能也带来了高污染，环保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我国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占二氧化硫总排放量的85.7%，工业烟尘占烟尘总量的75.5%，2006—2009年，工业氮氧化物占氮氧化物总量的76.1%⁽⁶⁾。随着环境压力加大，减少废物排放、把对环境的影响降至“接近于零排放”，是制造业面临的长期挑战。同时，伴随国际能源的日趋紧缺以及能源价格的不断上涨，提高能源效率、降低能源在制造业产品成本中的比重，也成为制造业提高竞争力的关键。综观各国“再工业化”的举措，都在以“绿色化”“低碳化”和“智能化”作为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的方向，并以更强大的工业技术能力在陆地、海洋和太空中拓展更大的资源空间。因此，中国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借鉴欧美“再工业化”的经验，依靠科学技术发展我国的绿色制造、再制造和循环经济，发展相关的绿色材料、绿色能源和绿色基础技术，生产保护环境、提高资源效率的绿色产品。同时，大力推动智能制造，以此减少生产过程中物耗、能耗，缓解环境和能源对制造业的瓶颈制约，提升传统制造业水平。

（4）培育本土产品消费市场，向外拓展制造业出口市场。中国以往的经济增长模式倾向于依赖外部，中国长期对外保持巨额的贸易顺差。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压缩了中国外需的增长空间，因此，扩大内需、充分调动国内市场需求变得十分必要。但实际情况是中国最终消费率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巨大的市场和消费潜力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政府应当更加重视国内市场。我国需要支持普惠制金融，鼓励国民进行积极、适度的消费。同时，调整个人税收政策，改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公共资源的供给，改善民生，解决长期压在民众身上的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负担，提升民众实际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释放消费需求。由于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政策的逐步实施，中国传统市场对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的出口额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而新兴的市场和地区，如巴西、南非、韩国、俄罗斯和东南亚，其巨大的需求还未释放，中国对其出口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中国政府应该积极引导本国制造企业向这些国家和地区拓展，扩大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