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产业政策研究的文献述评

3.1　国外关于产业政策的研究

20世纪50年代，日本学术界首次提出了产业政策这一概念。此后，面对日本、韩国战后经济迅速发展的成功案例，学术界围绕产业政策有无必要以及具体产业政策实施的经验研究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但是，国外学者对于中国整体产业政策的研究相对较少，为数不多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对某一具体行业产业政策实施情况的分析上，如能源产业、光伏产业、汽车产业等，以及对地区产业政策的研究，如经济特区等。

3.1.1　对产业政策必要性的争论

对于产业政策有无存在必要的争论是国外学者最早关注的问题，且主要包括支持和反对两种观点。产业政策的支持者主要基于“市场失灵论”“后发优势论”“国际竞争论”等理论工具，而产业政策的反对者主要基于“政府失灵论”“比较优势论”等理论工具。

产业政策的支持者包括：19世纪40年代，德国历史学派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861）最先提出，国家干预对于一个处在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国家是至关重要的，政府通过对目标产业的保护和扶持，可以加速该产业的发展，从而迅速实现国家发展目标。巴特（1958）通过对市场失灵的研究发现，国家适当地对市场进行政策干预能够有效地克服市场失灵造成的交易障碍，但是并没有对政策干预的程度进行界定。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1957）认为产业结构不合理是造成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的主要原因，并进一步提出，只有通过产业政策才能快速改变国家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发挥出自身的比较优势，而单一依靠市场机制在短期内是不可能有效的。此后，随着日本经济一段时期内的快速增长，学术界出现了很多关于日本成功经验的分析。例如，美国学者沃格尔（1989）在对日本的成功与美国的复兴的对比中分析两国发展过程中的不同之处。佐贯利雄（1987）在《日本经济的结构分析》一书中揭示了日本产业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并提出政府产业政策对于促进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是至关重要的。小宫隆太郎（1988）和南亮进（1992）以日本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为案例，通过总结日本的成功经验发现，日本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与政府推行的产业政策是分不开的，产业政策的出现弥补了市场不足，并保护了弱小产业。Rodrik（2004）通过对21世纪产业政策的研究发现，市场机制很难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失灵问题，尤其在处理发展中国家中面临的交易双方存在障碍而使交易发生困难的问题以及信息溢出外部性问题时，都需要通过产业政策来解决。

产业政策的反对者主要包括：Peltzman（1976）通过对政府规制的研究发现，政府行为在产业之间往往很难做到公平，政府规制会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而变化。政府规制会在市场需求高时倾向于保护消费者，而在市场需求低落时倾向于保护生产者。Krueger（1992）通过对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的研究发现，受国家政策保护较多的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并没有比没有受保护的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高。并且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很容易在产业政策制定过程中超出政府应该保护的范围。Tuncer（2002）等学者从委托—代理的角度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与企业集团之间存在着多层的委托—代理关系，并且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间也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政策决策者和执行者很容易从企业集团处谋取个人利益，并最终牺牲公民的最大化利益。

3.1.2　对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研究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围绕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学术界出现了关于产业政策研究的热潮。许多学者认为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经济发展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制定了成功的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有效地提升了国家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从而获得了竞争优势，并迅速完成资本积累，实现经济增长（Johnson, 1982；Amsden, 1989；Sakoh, 1984，1987；Wade, 1990）。

然而，以上学者的研究大多只是通过对这些国家某部门行业的发展绩效进行简单的描述来分析产业政策的有效性，缺乏详细的数据计量分析，因此在结论的说服力上还有待提升。而之后的学者则主要通过翔实的数据分析来对具体行业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作出评价。例如，Scott（1989）在对农业政策的研究中，通过搜集大量的农业投入和产出数据，采用政策分析矩阵方法，计算农业政策下粮食的成本收益率，从中揭示粮食政策给农产品带来的影响。Beason，Richard和Weinstein（1996）详细地考察整理了1955—1990年日本制造业和采矿业等13个主要工业部门产业政策的相关扶持力度的数据，系统地测算分析出产业政策对这些部门发展速度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测算结果表明，受国家产业政策扶持力度最大的采矿业和纺织业的发展速度是最慢的，相反，获得国家扶持力度最小的电气和通用机械行业的发展速度却最快。这一结果说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受产业政策影响的正效应并没有公众认为的那样大，产业政策对行业生产率的贡献是非常有限的。Lee（1996）通过对韩国制造业生产率的研究发现，产业政策与韩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之间没有显著的正效应。Pack（2000）通过将日本和韩国的制造业部门放进一个虚拟模型中，模拟出在获得产业政策扶持后这些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都得到上升的情景，并以此评估有效的产业政策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一国的GDP。模拟结果显示，即使有效的产业政策，对一个国家GDP增长率的影响也是比较小的，大约只有5%。

3.1.3　对中国产业政策的研究

相比于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热衷程度，国外学者对于中国产业政策的研究则要黯淡许多。并且现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对类似于能源产业、光伏产业等具体行业产业政策的研究以及对地区产业政策的研究，而关于中国整体产业政策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Smith（1997），Pack（2001）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台湾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过程的研究，以及当局为了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出台的促进战略性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的研究发现，简单地从“产业政策”和成功的产业发展并存的现象中得出产业政策成功的证据是有争议的。台湾的经济发展更多的应该归功于海内外的经济推动，而非“产业政策”的创立。Lewis和Wiser（2007）通过对包含中国在内的12个国家的风电产业的研究，试图揭示产业政策的重要性。研究发现，产业政策为本土制造商的风电技术提供了动力，并最终导致国际风能产业的竞争。Chen和Jefferson（1992）等通过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研究，得出领导部门对于改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并且有缺陷的政策工具以及不合理的政策会阻碍改革发展。

3.1.4　对中国产业政策评价的研究

Barbieri，Tommaso和Bonnini（2012）在对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广东地区所采取的产业政策进行统计描述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合成指数对广东地区2001—2008年的政策效应和产业绩效进行量化，非参数检验结果表明：政策和绩效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政策干预对于广东地区的经济增长、产业集聚以及工业产出具有显著的正效应。Grau，Huo和Neuhoff（2012）通过对德国和中国光伏产业技术政策的描述，总结出两国光伏产业的技术潜能特征以及产业结构，最终通过追求和识别共享的环境和技术，得出两国技术政策的协同效应。Démurger等（2002）通过对中国1952—1998年地区经济增长率的分析，以及对国际贸易和优惠政策指数的测算，估计出地理效应和政策效应分别对地区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程度。测算结果表明，对于沿海地区，地理效应和政策效应的贡献率相当，但是地理效应具有更长的滞后期；对于北京、上海和天津这些大城市，政策效应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最高的，指数值为3.5%；但是在中部和西北地区，政策效应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最低的，指数值为1.6%。Feng等（2005）通过建立多目标规划模型，评估中国退耕还林政策分别对长江上游、黄河上游和中游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国家层面上退耕还林政策对粮食供应的影响在2%～3%的范围内浮动。这项数据说明，这一政策对未来中国的粮食供应以及世界粮食市场可能不会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在地区层面，这一影响是意义重大的。Lin（2011）运用DEA方法评价地方政府政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运用不同变量测算出的结果是不同的。不考虑输入因素的情况下，DEA模型测算出东部地区政府政策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最大，西部和中部地区政府政策影响较低。但如果考虑相关输入因素时，影响排名则发生了巨大变化。并且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政府政策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MPI指数明显较低。Schminke和Biesebroeck（2013）通过对比评估与中国制造业相关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科技园区两种类型的区域优惠政策项目的有效性时发现，经济技术开发区项目能够为制造业创造更多的出口额，而科技园区项目能够使制造业更好地体现在质量维度上，从而成功地向高收入国家出口高价商品。Lin（2008）运用投入产出模型以及家电所有权数据评估了再循环政策对中国台湾废品数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