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道德的美好和掠夺者的丑恶

同情弱者，善待弱者，帮助弱者，扶持弱者，这是强者应具备的美德。把强作为利器，掠夺弱者，恃强凌弱，这是邪恶。而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时代，盛行的正是弱肉强食的哲学。强者基于对私人财富和权势的贪婪，硬要道德屈从财富和权势，致使道德扭曲，善恶颠倒。把最没有德性、最没有道德、最体现资产阶级本性的强者对弱者的掠夺，也说成是合乎道德的。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中，依靠自身的势，包括科学技术强势、资金强势、产品强势、对世界市场控制的强势以及军事强势，掠夺落后、弱小国家的资源和财富，这是帝国主义列强国家犯下的重大罪行，但也被它们说成是合乎道德的。在全球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其掠夺的手段和方式虽然在发展和变化，但掠夺的本质始终如一。如前所述，总的趋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其掠夺主要是靠赤裸裸的暴力，靠暴力殖民掠夺；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要是靠被文明和道德伪装了的垄断掠夺和金融投机掠夺，靠美元殖民掠夺。我们研究掠夺手段和方式这些变化，对于认清当今西方国家在全球化中的表现有重要意义。

商业道德和殖民掠夺

人们都知道，首先动摇封建专制统治的，是商业的发展。自15世纪到17世纪，由于新航路的开辟，新大陆的发现，以欧洲为中心的商业在世界上空前繁荣起来。无论是新航路的开辟、新大陆的发现，或世界商业的繁荣，这都有利于人们世界性的沟通和交流，有利于不同文明之间的了解和相互借鉴，对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是非常重要的、开拓性的，是符合德性的。那些在发现新航路、发现新大陆方面做出贡献的人，当然都是具有德性之人，所行之事，都是德性之举。他们都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做出独特贡献的人。

问题不是出现在对于新航路和新大陆的大发现，而是出现在利用这些新发现，进行不道德的殖民活动和殖民掠夺。作为职业道德，商业道德有多个方面，诸如：文明经商、互尊互敬、礼貌待客、货真价实、买卖公平、诚实无欺等。商业道德的核心，是诚信，是公平交易，互利双赢。而欧洲大贵族商人却背离了这些德性，仰仗对商业的垄断，靠国家力量的支持，对殖民地进行不道德的掠夺贸易，用无偿占有殖民地劳动者的血汗，积累起自己的巨大财富，是地地道道的不义之举。但是，他们的不道德不是嘴上说的，而是内心隐藏的。他们是嘴上说道德，内心想的是财富，实际行的却是不道德的掠夺。

在阐述资本主义商业的贪婪性时，恩格斯曾这样写道：“商业的贪婪性已多少有所遮掩；各国多少有所接近，开始缔结通商友好条约，彼此做生意，并且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甚至尽可能地互相表示友善和亲善。但是实质上还是同从前一样贪财和自私，当时一切基于商业角逐而引起的战争就时时露出这种贪财和自私。这些战争也表明：贸易和掠夺一样，是以强权为基础的；人们只要认为哪些条约最有利，他们就甚至会昧着良心使用诡计或暴力强行订立这些条约。”[11] 恩格斯在这里阐述的这种情况和道理，至今不仅依然，而且程度更甚。

商业中的道德和掠夺，总是混杂交织在一起的。正如恩格斯说的：“斯密颂扬商业是人道的，这是对的。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绝对不道德的东西；商业也有对道德和人性表示尊重的一面。但这是怎样的尊重啊！当中世纪的强权，即公开的拦路行劫转到商业时，这种行劫就变得具有人道精神了；当商业上以禁止货币输出为特征的第一个阶段转到重商主义体系时，商业也变得具有人道精神了。当然，商业为了自己的利益必须与廉价卖给他货物的人们和高价买他的货物的人们保持良好的关系。因此，一个民族要是引起它的供应者和顾客的敌对情绪，就太不明智了。它表现得越友好，就对他越有利。这就是商业的人道，而为了达到不道德的目的而滥用道德这种伪善方式就是贸易自由体系引以为自豪的东西。伪君子叫道：难道我们没有打倒垄断的野蛮吗？难道我们没有把文明带往世界上遥远的地方吗？难道我们没有使各民族建立起兄弟般的关系并减少了战争次数吗？不错，这一切你们都做了，然而你们是怎样做的啊！你们消灭了小的垄断，以便使一个巨大的根本的垄断，即私有制，更自由地、更不受限制地起作用；你们把文明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以便赢得新的地域来扩张你们卑鄙的贪欲；你们使各民族建立起兄弟般的关系——但这是盗贼的兄弟情谊；你们减少了战争次数，以便在和平时期赚更多的钱，以便使各个人之间的敌视、可耻的竞争战争达到极端尖锐的地步！你们什么时候做事情是从纯粹的人道出发，是从普遍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对立毫无意义这种意识出发的呢？你们什么时候讲过道德，什么时候不图谋私利，不在心底隐藏一些不道德的、利己的动机呢？”[12] 这里，恩格斯淋漓尽致地揭露了重商主义经济学和资产阶级自由贸易经济学的伪道德性。其嘴上说的是道德，心底里隐藏的，却是不择手段地图谋私利掠夺。

在殖民掠夺时期，资产阶级商人甚至连口头说的道德也不复存在，而变成赤裸裸的暴力。马克思曾经这样说过：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

人们都知道，西方自哥伦布开始新航路的开辟，便为西欧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使欧洲商路和贸易中心从地中海区域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欧洲人所到之处，就通过暴力移民和建立殖民地，并残酷进行殖民掠夺，从而为西欧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创造了条件，大量的黄金、白银，从非洲、亚洲、拉丁美洲，流入欧洲商业垄断者的口袋。也就是说，新航路的发现为殖民主义掠夺和奴隶贸易，为商人贵族掠夺财富和权势，开辟了道路。

面对西方商人贵族的恶行，使世人不得不为中国人的善良，中国人的道德而点赞。如果西方人也能像中国公元前2世纪开辟的古丝绸之路那样，能像明朝郑和下西洋那样，每到之处，既不殖民，也不掠夺，都坚持以德行事，坚持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平等贸易，达到双赢，那将是多么美好啊。

中国古丝绸之路的开辟是中国的骄傲，它体现的是与西方殖民掠夺完全不同的中国文明。丝绸之路一开始，就实行着平等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合作共赢的理念。这些理念的实施，就使丝绸之路成为沿路国在相互合作、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中得到共赢、共享之路。关于古丝绸之路的来历，想必人们都已经知晓。早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5世纪，这条横贯中亚、联系欧亚两洲的古丝绸之路就开凿出来了。这条大通道对沿路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特别是对大量的中国丝和丝织品由此道西运起了重大作用。

如史学家们所描述的，丝绸之路所经之地，有白雪皑皑的崇山峻岭，有一望无垠的大漠荒碛和盐碱沼泽。在生产力和交通工具尚不发达的条件下，古代各国劳动人民、商旅、使者和僧侣等，冒着流沙、风暴、冰雪袭击的危险，披荆斩棘开通商路，对于加强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增进东西方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做出了重大贡献。

人们都知道，自公元1405年之后的28年间，郑和奉旨率庞大船队，七次远航西洋，航线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直达西亚和非洲东岸，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的航行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87年，比达·伽马早92年，比麦哲伦早114年，在世界航海史上，他开辟了贯通太平洋西部与印度洋等大洋的直达航线，创造了世界航海史的奇迹，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次世界性的盛举。对于当时的世界各国来说，郑和所率领的舰队，从规模到技术到实力都是无可比拟的。

更重要的是，郑和船队是和平的船队、文明的船队，船队所到之地，都践行商业道德原则，不殖民不掠夺，而只是和平联系和沟通，只是平等交换产品，只是在向诸国传播先进的中华文明的同时，学习各国先进的东西。通过这种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和平等贸易，不仅使中国得到了利益，也使各国都得到了利益，达到了双赢。所以，船队所到之地，无不受到当地的热情欢迎，留下美好形象，此与西方的殖民掠夺形成鲜明对照。

欧洲殖民掠夺的手段，主要是战争和垄断贸易。它们把大量工业品运到殖民地，强卖、贵卖，从而大肆掠夺殖民地国家的黄金、白银和工业原料。他们利用国家权力，以最残暴的暴力手段进行殖民掠夺，既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可耻、最血腥的一页，也是欧洲国家的起家史，是它们为什么能够在国际分工中一直保持强势，至今还是世界发达国家的原因所在。

最不道德，最无人性，最为人类所不齿的是，它们还进行奴隶贸易。由于它们在美洲、西印度惨无人道地大量杀戮土著民族，造成矿山和种植园的劳动力大量短缺。于是，从非洲贩卖奴隶到这些地方，就成为最有利可图的买卖。它们像猎捕动物那样，在非洲大地上到处猎捕黑人，许多黑人部落在殖民者猎捕队的破击下被消灭，许多被猎捕的黑人在逃跑中死亡或被困死于森林中。

为了从贩卖奴隶中获得无本万利的收获，它们不惜采取“盗人”的制度。马克思在揭露荷兰在殖民掠夺中所犯罪行时，曾这样写道：荷兰“经营殖民地的历史，‘展现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画卷’。最有代表性的是，荷兰人为了使爪哇岛得到奴隶，而在苏拉威西岛实行盗人制度”。“他们走到哪里，那里就变得一片荒芜，人烟稀少。”[13] 据专家估计，从16世纪到19世纪，由非洲运到美洲的黑人，就约达1500万人。非洲在奴隶贸易中死亡、失踪的约有1亿人。

当然，为了掠夺财富而进行鸦片贸易，更淋漓尽致地暴露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本质。比如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几乎所有列强国家都参与了对中国鸦片贸易，其中以英国和美国最为突出。英国以印度为基地向中国输入鸦片，美国以土耳其为基地向中国输入鸦片。通过向中国输入鸦片，不仅用鸦片杀害中国人，还能获得暴利。现在人们都知道，吸鸦片对一个人、对一个国家，意味着什么。而英国正是用这种毒品鸦片，让中国人在麻醉中死亡的办法，赚取大量财富的。资本主义的本质，资本主义文明的本质，在这种鸦片贸易中暴露无遗。

西方学者一直都在探讨自由市场与道德的关系。随着自由市场弊端的日益暴露，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谈论道德在市场中的主要作用。这些学者认为，那种只要能为其他人提供服务，为社会提供服务，即使没有真诚的善意，即使是坏人，也符合自身的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自由市场理论，都被视为是一种幻想。主张自由市场理论内部，也出现了道德的毁灭和摧毁自由的国家官僚主义的蔓延，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无法摆脱的后果。经济上大获成功的资本主义，终将因缺少精神和道德支撑，而无法生存下去。

比如，德国哲学家米歇尔·鲍曼认为，那种只要有自由市场，而无须人民道德，就能确保自由和幸福的假设，无异于一种幻想。鲍曼还借亚当·斯密的话说，必须用道德感情，对与生俱来的个人私利追求加以限制，以防市场奇迹变成市场暴君。我们看到，世界市场发展至今的事实是，正是由于对个人财富和权势的贪婪疏于限制，使贪婪者肆无忌惮，所以市场奇迹早已被市场暴君所挟制。

这里想特别指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虽然靠暴力的殖民掠夺已经逐步退位，但一种新的殖民掠夺，即美元殖民掠夺却走上舞台。这种殖民掠夺虽然不用暴力，但其比暴力殖民掠夺更快捷、更有效、更残酷。从而对道德的践踏，也更隐蔽、更具有杀人不见血的特性。就邪恶而论，美国的美元帝国与英国的殖民帝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先进者的道德和垄断掠夺

人们都知道，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一直是世界科学技术和产业的先进者。由于其科学技术先进性一直在全球独占鳌头，所以其企业在全球获得的利润、美国在全球获得的财富，也一直在全球独占鳌头。2019年1月，《日本经济新闻》以《美国企业利润缘何在全球独占鳌头》为题报道，即使在2018年，美国企业在全球的销售总额也达到35万亿美元，净利润为2.8万亿美元，是10年前的2.5倍，占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万家上市公司利润总额的40%。

美国企业缘何能在全球独占鳌头？该报道分析，是因为其利用新的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完成了产业由资本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的转变。现在的美国企业，代表技术实力的专利和体现品牌力的商标权等无形资产约为4.4万亿美元，是10年前的2倍以上。能有效利用无形资产的数字产业快速发展，则是美国企业获得高利润的法宝。入选美国500指数成分股的信息技术企业，其在海外的销售额，一般都占其销售总额的60%，这些企业的利润一般都是很高的。比如，美国奥多比系统软件公司的净利润，就占到其销售总额的30%。为什么会如此？就是因为其对这些技术的垄断，是一种垄断利润。而且这种垄断是霸凌性的，不许别人越雷池一步。

据英国《泰晤士报》网站2019年1月发表的菲利普·阿尔德里克的文章认为，富可敌国的科技巨头，正在改变着全球的实力平衡。文章披露，美国五大高科技企业巨头：苹果、谷歌、亚马逊、脸书和微软，其资产总规模已达3.5万亿美元。相比之下，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才仅有2.6万亿美元。这些强大的科技巨头不仅影响全球经济，而且影响全球政治，它们所做的很多事情是政府应当做的，因而也被称为公司国家。

文章中写道：出席2019年达沃斯论坛的精英们，最担忧的就是如何解决这些公司的垄断问题。虽然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但结果仍然是一筹莫展。正如文章说的，在美国，数字经济是鼓励垄断的，何况数据本身就是一种集中化的力量。在风险投资领域，当科技公司达到一定规模时，它就会处于一种致命地带。文章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采取全新的反对垄断和监管的方法，而且英国已经率先进行了尝试。

当然，这里说的先进者，不仅是指科学技术领域的先进者、生产领域的先进者、思想文化领域的先进者，还包括自然禀赋的优越者。前诸种先进，都是历史造成的，并与自然禀赋优越有着密切关系。先进者的道德，主要是指先进者，在处理与其他先进者特别是与落后者的关系中，应当遵循的道德规范和准则。毋庸置疑，在科学技术、生产力发展上，追求创新和先进，追求不断获得创新和发明，并利用这些创造和发明，以促进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进步，提高广大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当然是人类最基本的德性。

这里的问题是，最先获得创新和发明成果，并最先把这些成果运用到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实际生产中去，形成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先进产品的那些国家，也就是人们通常称为的发达国家，应当具备什么样的德性。稍微思考就会明白，以德性要求，起码应当做到三条：

第一，对于落后国家，要有尊重之心，平等之心。比如，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要花费科研成本。如果把这些先进技术输出到落后国家，从其促进生产力提高所导致的财富的增加中提取一部分，作为对这些成本的弥补，并获得合理的利润，当然是理所应当的。这种弥补成本的收益和利润如何提取，当然有多种方式，而最基本的原则是公平合理。

第二，对于落后国家要有同情心，要有博大的胸怀，要使引进这些先进技术的后进国家也能共享先进技术，获得引进新技术新收益，得到生产力的提高，增强其创造能力，得到相应的、合理的回报和价值，以使其能逐步摆脱落后，赶上先进。

第三，要有慈善之心，要诚心帮助落后者或后进者。即在自己赢得合理收益前提下，不加任何条件把这些先进技术扩散给后进的国家，使其也提高创新能力，提高生产力，在实现共同发展中得到更快的发展。使创新和发明在国际范围，以至在全球范围发挥更大作用，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然而，自工业革命之后，变为先进者的资产阶级，囿于贪婪私人财富和权势的价值理念，却不是这样做的，而是依靠对先进的垄断，对落后者进行邪恶的掠夺。垄断，本质上就是一种特权，它意味着不公平和不平等。这种特权可以利用各种霸权条约、霸权合同、霸权契约等，打着自由平等的旗号，以超额利润的现实，进行不平等、强制性的掠夺。

先进国家保持自己的垄断地位，已经变成了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如恩格斯说的：“为了保护本国的工业，使它不致灭亡，英国必须使其他国家的工业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对它来说，保持工业的垄断已经不纯粹是一个获利多少的问题，而变成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了。不用说，各国之间的竞争比个人之间的竞争要激烈得多，要尖锐得多，因为这是一个集中的、大规模的斗争，这个斗争只能以一方的决定性胜利和他方的决定性失败而告终。因此，我们和英国人之间的这种斗争，不管结果如何，既不会给我们的工业家，也不会给英国的工业家带来好处，它只能引起社会革命，正如我刚才所证明的那样。”[14]

这种对先进的垄断，不仅包括对先进技术的垄断，对先进产品的垄断，对世界市场的垄断，还有对资本的垄断。我们都知道，到18世纪之后，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英国成为世界科学技术最先进、工业生产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仰仗这些先进，其也成为世界最大的掠夺者。其对外掠夺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对世界三大市场，即商品市场、科学技术市场、资本市场的垄断和控制。此时期，其不断开拓世界市场，在全世界掠夺工业原料并把工业产品销售到世界各地，这已成为资产阶级的生命线。

利用垄断获得超高利润，不仅靠垄断优势，更靠垄断特权，靠这种特权下的零和博弈原则。对于垄断者来说，这种特权是不能侵犯的，而且后面有国家撑腰。比如，中国人都知道，美国政府正是为了这种特权，为了这种独占鳌头的利润，为了打压有可能打破其对高技术垄断的中国的高技术发展，竟然伙同几个利益相关国，经过密谋策划，于2018年12月1日，在加拿大逮捕了华为高管孟晚舟，其手段的卑鄙、气焰的嚣张，令世界震惊。

孟晚舟事件显示的高技术垄断的不道德性，显而易见。不过这里我们暂且不论，这里我们就以在零和博弈原则下的自由竞争为例，来看看资产阶级是如何利用其先进优势，对落后者进行掠夺的。如果我们仔细考察资本主义发展史，考察全球化的发展史，就会明白，所谓的自由竞争，从来就不是在平等基础上真正自由的，而隐含着弱者对强者的屈服。零和博弈原则之所以能够出台，能够推行，这本身就说明了，它是强者的原则，垄断者的原则，霸王原则。

如马克思说过的，由于世界市场的开拓，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就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使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新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被国际竞争所代替。

巨大工业的优势，迫使一切落后国家如果不想灭亡的话，就必须同工业发达国家做生意，必须接受工业发达国家的零和博弈理念，接受其掠夺性的自由竞争的贸易原则，接受在这种原则下的各种霸王条款。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关系中，自由竞争和零和博弈是最基本的原则。资本主义社会高唱的所谓自由，就是自由竞争。这种原则当然会扩展到道德领域。恩格斯在阐述竞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强大作用时，就指出了这种竞争对道德进步的侵蚀。

比如，恩格斯说，竞争是市民社会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社会战争。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利己主义是现代社会基本的和普遍的原则，在利己主义零和博弈规则作用下，竞争就带有你死我活的惨烈。自由竞争，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动力。但竞争是残酷的，在零和博弈原则下的竞争，更是残酷的、不道德的。恩格斯还说：“虽然我们也知道，每一个人的这种孤僻、这种目光短浅的利己主义是我们现代社会的基本的和普通的原则，可是，这些特点在任何一个地方也不像在这里，在这个大城市的纷扰里表现得这样露骨，这样无耻，这样被人们有意识地运用着。这样就自然会得出一个结论来：社会战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已经在这里公开宣告开始。正如好心肠的施蒂纳所说的，每一个人都把别人仅仅看做可以利用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在剥削别人，结果强者把弱者踏在脚下，一小撮强者即资本家握有一切，而大批弱者即穷人却只能勉强活命。”[15]

比如，恩格斯说：“在任何地方，一方面是不近人情的冷淡和铁石心肠的利己主义，另一方面是无法形容的贫穷；在任何地方，都是社会战争；都是每一个家庭处在被围攻的状态中；在任何地方，都是法律庇护下的互相抢劫，而这一切都做得这样无耻，这样坦然，使人不能不对我们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后果（这些后果在这里表现得多么明显呵！）感到不寒而栗，而且只能对这个如疯似狂的循环中的一切到今天还没有烟消云散表示惊奇。”[16] 无法形容的贫穷，法律庇护下在相互抢劫，一切都做得这样无耻，这就是当时英国的状况。

比如，恩格斯说：“竞争最充分地反映了流行在现代市民社会中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个战争，这个为了活命、为了生存、为了一切而进行的战争，因而必要时也是你死我活的战争，不仅在社会各个阶级之间进行，而且也在这些阶级的各个成员之间进行；一个人挡着另一个人的路，因而每一个人都力图挤掉其余的人并占有他们的位置。工人彼此竞争，资产者也彼此竞争。机器织工和手工织工竞争；失业的或工资低的手工织工和其他有工作的或工资高的织工竞争，并力图把他们挤掉。”[17] 这里，恩格斯不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竞争表现在各个方面，不仅表现在资本家之间，也表现在工人之间，表现在所有的人与人之间；而且揭露了这种竞争的你死我活的性质。

比如，恩格斯说：“竞争贯穿在我们的全部生活关系中，造成了人们今日所处的相互奴役的状况。竞争是强有力的发条，它一再促使我们的日益陈旧而衰退的社会秩序，或者更正确地说，无秩序状况活动起来，但是，它每努力一次，也就消耗掉一部分日益衰败的力量。竞争支配着人类在数量上的增长，也支配着人类在道德上的进步。谁只要稍微熟悉一下犯罪统计，他就会注意到，犯罪行为按照特殊的规律性年年增加，一定的原因按照特殊的规律性产生一定的犯罪行为。工厂制度的扩展到处引起犯罪行为的增加。我们能够精确地预计一个大城市或者一个地区每年会发生的逮捕、刑事案件，以至凶杀、抢劫、偷窃等事件的数字，在英国就常常这样做。这种规律性证明犯罪也受竞争支配，证明社会产生了犯罪的需求，这个需求要由相应的供给来满足；它证明由于一些人被逮捕、放逐或处死所形成的空隙，立刻会有其他的人来填满，正如人口一有空隙立刻就会有新来的人填满一样；换句话说，它证明了犯罪威胁着惩罚手段，正如人口威胁着就业手段一样。别的且不谈，在这种情况下对犯罪的惩罚究竟公正到什么程度，我让我的读者去判断。我认为这里最重要的是：证明竞争也扩展到了道德领域，并表明私有制使人堕落到多么严重的地步。”[18]

从恩格斯这段话中，我们更可以看到竞争中的各种不道德，各种犯罪，各种堕落，都令人发指。如果这种竞争再和垄断相结合，并加之于零和博弈的游戏规则，那么这种竞争中的恶性将发展到何种程度，人们就可想而知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亚洲掠夺的对象，主要是印度和中国。他们利用鸦片贸易，利用战争，利用先进的工业品，利用不平等的贸易规则，从中国和印度赚取了多少黄金、白银，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早在1637年，帝国主义列强就在虎门向衰老的中华封建帝国开炮，开始了屠杀、残害和掠夺中国人民的罪恶历史。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掠夺，开始是利用鸦片贸易。鸦片贸易不仅是一种财富掠夺，而且是残害中国人的杀人不见血的阴毒方式。这种掠夺淋漓尽致地暴露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本质，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资产阶级的邪恶，而且表现出其践踏道德的行为，是何等的罪孽深重。

马克思还揭露了标榜文明的英国政府的伪善性。其指出，在帝国主义的贪婪、野蛮面前，中国的道德、道义原则是无用的。在马克思看来，在18世纪，东印度公司与英国之间的斗争，具有外国商人与一国海关之间的一切争执都具有的共同点。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基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19]

列强在世界进行掠夺的野蛮罪行，特别是掠夺中国的残暴罪行，对其国内也是讳莫如深，不敢公开的。当时的马克思很深刻地揭露了这一点。他说：“英国报纸对于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在英国庇护下每天所干的破坏条约的可恶行为真是讳莫如深！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英国国库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外国人经常贿赂下级官吏而使中国政府失去在商品进出口方面的合法收入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对那些被卖到秘鲁沿岸去当不如牛马的奴隶、被卖到古巴去当契约奴隶的受骗契约华工横施暴行‘以至杀害’的情形，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外国人常常欺凌性情柔弱的中国人以及这些外国人带到各通商口岸去的伤风败俗的弊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我们所以听不到这一切以及更多得多的情况，首先是因为在中国以外的大多数人很少关心这个国家的社会和道德状况；其次是因为按照精明和谨慎的原则不宜讨论那些不能带来钱财的问题。因此，坐在家里而眼光不超出自己买茶叶的杂货店的英国人，完全可以把政府和报纸塞给公众的一切胡说吞咽下去。”[20]

直至今日，帝国主义的这种本质并没有改变。其在国际贸易中践行的仍然是零和博弈规则，仍然是不择手段地掠夺。

金融道德和投机掠夺

金融业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毋庸置疑，它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的作用是巨大的。比如金融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血脉、杠杆和支撑，通过对实体经济发展的资金有效筹集、融通和使用，使各种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合理使用、取得最大效果，从而促进经济的持续、良性发展，促进广大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造福于人民，这当然是德性的表现。

金融道德的核心，是定价和收益的合理性，是运行中的诚信和信用。在金融活动中的无论是债权人或债务人，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是一种信用关系，这种关系都靠诚信来维持。诚信的丢失，就是这种关系的结束。信用危机，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向新制度转变的开始。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信用制度时，曾这样说道：信用制度一方面加速了资本的集聚和集中，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它所能达到的最高和最后形式；另一方面，又加剧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信用制度一方面把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发展成为纯粹的最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另一方面，又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

显而易见，问题的出现不在金融本身，而在于利用金融进行投机。诚然，在现实中，金融业本身也表现出善恶两重用途：一方面，它是交换的工具、融资工具、发展的工具，表现一种良性力量，的确是社会正常运转，特别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不可或缺的。比如，它在经济运转中起着管道的作用，能让新的信息最终反映到价格上，如果没有金融，市场就会到处是瓶颈。特别是像互联网等新技术，初期非常依赖于股市的活动。这些都是它的善的一面，德性的一面，促进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一面。

另一方面，它作为投机掠夺的工具，本身就有恶性的一面。不断爆发的金融危机使人看到了，金融垄断寡头正是利用金融恶性的一面，进行疯狂投机、疯狂掠夺，才酿成了金融危机。金融垄断资本，无法抑制的贪婪欲望，使其丧失应有的理智，贪婪的、失去理智的投机、赌博，在把整个世界经济导入了危机和虚幻泡沫深渊的同时，自己却大发横财，积累起巨额财富。如西方学者说的：现在的全球经济，似乎正在被那些金融投机狂挟持为人质。

值得一提的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金融资本主义转变，其金融业功能也发生了变异，即它不再只从事对实业的借贷活动，融资活动也不单靠从实业贷款中获得利息，而是直接投资于企业和大量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利用自己的优势在直接参与金融产品的经营活动中，为自己融资、牟利。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随着各种金融产品的大量出现，金融投机、赌博也在全球泛滥。

特别是随着各种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随着各种复杂、晦涩、危险的金融“工具”的出现，金融已经主导和统治了整个世界经济和人们的生活。今天，人们都生活在一个“金融化”的世界当中，而主导金融自身的，则是越来越疯狂、越来越危险的投机和赌博，是投机和赌博取代劳动的全球性大比拼。如有经济学者所说的，那些作为投机、赌博者掠夺财富的花样翻新的金融工具，与其说是工具，不如说是炸弹。现在，那些“随机魔鬼”“堕落天使”在世界每个角落到处游逛，被这些金融工具、被全球性的投机和赌博，拖入自我毁灭和灾难的事件，遍地皆是。

对那些“随机魔鬼”“堕落天使”来说，道德的约束力是不存在的。在最近几十年来，金融对整个全球经济的主导程度是亘古未有的，政府对其监管不仅逐步放松，而且最后完全取消了，这就使全球性投机和赌博在主导人们生活的同时，破坏和吞噬着实体经济的发展，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金融投机的猖獗，还与下面这些变化及其相互作用有关：现金、权益和养老基金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家庭、企业和政府债务不断增加，保险公司扩张、变强并与其他全融公司的合并；业余和专业的金融投机者剧增，国际金融投机在火爆的衍生品市场中快速增长等。也就是说，金融投机这种不道德，已经被金融家们制定的、金融活动的各种规则所掩盖了。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不能忽视，那就是金融创新的诱惑。在消费信贷、抵押贷款的促动下，这种诱惑使人疯狂。诱惑的过程一般是这样的：比如，有自己的住房是许多工薪者的梦。而且都希望通过信贷市场，能帮自己达成这个愿望。于是，金融垄断资本第一步要做的，就是给信贷消费、按揭市场，主要是房地产市场引入更多的竞争；接着，是允许非银行机构从事房屋贷款业务，让它们提供更多有创意的，让人更容易供得起的房屋按揭，让那些没有从传统的按揭供应商那里得到好服务的人买得起房子；最后，将这些贷款放到一个池子里，打包成证券，卖给投资者，以求降低风险。他们还把这些房屋贷款的还款额，根据其风险的大小，分成债券的不同部分，持有高风险部分的投资者得到的利益高一些。然后，他们又叫信贷评级机构来证明这些按揭支持证券风险较低部分是很安全的，退休基金和保险公司可以放心投资。如果还是有人觉得紧张不安，他们又创造了衍生产品，购买了这些衍生产品的投资者，就好像是买了预防证券发行人违约的保险。这样就把一些工薪者忽悠得晕头转向，失去了判断力，而跳入那种不道德的投机洪流。

金融家们教给穷人的信条，就是大胆借钱、花钱。因为借钱不仅能满足消费，还能生钱。许多工薪者经不住这种诱惑，大量比较贫困，本来买不起房子的家庭，通过贷款拥有了自己的房子。还有许多人，甚至利用抵押贷款的方式，进行住房投机，梦想巨额财富从天而降。在此过程中，大投资者得到了高回报，费用和佣金撑满了金融投机者和赌博者的腰包，金融经济学家和决策官员证明了自己，都认为自己的梦想实现了，资本主义的矛盾解决了。而实际上呢？所有的风险都压在了贷款买房者的身上。

回顾金融投机所造成的金融危机的历史，看看当前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的现实，整个金融系统所具有的高度投机性和赌博性，不禁使我们不寒而栗。可为了避免全球经济的崩溃，负债还在继续增加，投机、赌博还没有终止，“恐惧”仍占据着我们报纸每天的头条，危机的旋风还在金融世界呼啸着，人类内在的美好道德还在被践踏着，人类发展该走向何处，每个人似乎都不得不深思。

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的金融掠夺，主要靠对国际货币的操纵。人们注意到，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这种操纵不仅变为全球性的了，而且更加严厉了。因为在货币金融主导的国际劳动分工秩序中，谁操纵了国际货币，谁就能通过全球性的金融活动，控制和支配整个世界的贸易和生产活动，就能对世界进行掠夺。在当今的美国，大量的劳动力，尤其是白领劳动力，其从事的都是金融业，其所谓的“劳动”，就是金融投机。美国就是仰仗着其对世界金融的控制，对国际货币的操纵，用金融投机对其他国家的实体经济进行着掠夺。

美国动不动就攻击别国是货币操纵国，其实美国才真正是世界的货币操纵国。当今世界上，有条件操纵货币的，只有美国，别的任何国家都没有条件。这个基本条件，不仅在于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控制，更重要的是美元的地位。它通过控制这两个国际组织，就能按照本国的利益控制国际货币的流向，影响别国的汇率；它利用美元的地位，就能肆无忌惮地搞赤字预算，肆无忌惮地举债，肆无忌惮地印制美元，以进行债务绑架和美元掠夺。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披露，虽然从2008年9月到2011年底，美联储已经印制了1.8万亿美元的新钞，但这还是美联储决策者在热身。2012年9月他们以刺激经济增长和降低失业率为名宣布，今后将不设期限以每月400亿美元的速度实施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即印制更多美元的政策。

实际上，从20世纪末开始，一些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金融业以至整个经济，都已经被投机、赌博风潮所淹没。如有学者说的，投机和赌博似乎成为人们唯一的“美德”。也如马克思说过的，金融掠夺方式，即用金融投机、欺诈、赌博掠夺方式，同暴力掠夺方式相比，它不流血，却极其残酷。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正是利用自己的优势，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叱咤风云，纵横捭阖，从国内广大劳动者身上，从发展中国家身上，掠夺了大量财富，个个捞得脑满肠肥，淋漓尽致地暴露了它们贪婪的本性。西方有学者把金融资产者们表现出的这种贪婪、豪赌、诱惑、嫉妒等，称为动物精神，这似乎触及了事情的本质。

人们都不会忘记，1997年亚洲发生的那场金融危机，是美国金融集团对亚洲的金融掠夺。1997年7月，被称为“假寐老狼”的美国“金融大鳄”、国际金融投机狂——乔治·索罗斯及其追随者，利用其强大的金融实力，向泰国发起攻击。之后又接连向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11个国家发动攻击，致使这些外汇储备薄弱、金融市场管理水平低的国家无力抵抗，金融系统一片混乱，股市狂泄，货币贬值惨不忍睹，经济遭受的损失使人目瞪口呆。被攻击的这些国家，不仅财富被索罗斯投机者掠去了20%—50%，还造成大量企业倒闭，工人失业。而索罗斯及其国际投机团伙，却看着自己掠夺来的巨额财富，得意忘形、喜笑颜开。

当时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这样说道：这个家伙来到我们的国家，一夜之间，使我们全国人民十几年的奋斗化为乌有。泰国银行行长差旺说：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瞧着索罗斯这伙流氓强盗夺走我们曾经拥有的财富。就连那些腰缠万贯的富豪，也只能傻看着自己50%甚至更多的财产无影无踪。据估计，从3月到9月，马来西亚排名前12位的富翁，仅在股票市场就损失了130多亿美元。

显然，这种强者对弱者的掠夺，是非常残酷和不道德的，是对亚洲各国人民犯下的罪孽。然而那些掠夺者，却以掠夺为道德。我们看看当时的索罗斯是如何说的吧。他说：在金融运作方面，说不上有道德还是无道德，这只是一种操作。金融市场是不属于道德范畴的，它不是不道德的，道德根本不存在于这里，因为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我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我会按照已定的规则来玩这个游戏，我不会违反这些规则，所以我不觉得内疚或要负责任。从亚洲金融风暴这个事情来讲，我是否炒作对金融事件的发生不会起任何作用。我不炒作它照样会发生。我并不觉得炒外币、投机有什么不道德。

瞧，先按照自己的优势，自己的意愿，制定出有利于自己的原则，然后用这些原则去进行对弱者的掠夺，还说这是按原则办事，是合乎道德的，这就是掠夺者的哲学，也是霸权主义者、强权政治者的哲学。

货币道德和美元掠夺

货币是交换的产物，是交换的工具，是劳动人民的创造。货币对人们交往、发展中的作用和贡献是无法估量的。在商品交换的长期发展中，货币逐步形成了五种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储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货币的这五种职能，都具有道德属性，其对于人类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加、人们相互交往的推进、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幸福指数的提高所起的作用，所发挥的善性，都是无法估量的。虽然如此，由于其本身性质所决定，其在贪婪财富和权势者的手中竟成为掠夺的工具、犯罪的工具、作恶的工具。

从资本主义制度一诞生，货币在其经济发展中就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不过，正如马克思说的，对于资产阶级来说，货币是作为颠倒黑白的力量出现的。“它把坚贞变成背叛，把爱变成恨，把恨变成爱，把德行变成恶行，把恶行变成德行，把奴隶变成主人，把主人变成奴隶，把愚蠢变成明智，把明智变成愚蠢。因为货币作为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了、替换了，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品质和人的品质的混淆和替换。”[21] 尽管如此，对于广大劳动者来说，真假还是辨得清的。不过，正因为这种颠倒和混淆，为货币投机掠夺提供了可乘之机。

在靠货币投机掠夺财富、积累财富中，金融寡头们的腐朽性和寄生性也日益加深。与这种腐朽性和寄生性相适应，是它的赌博性和欺骗性的恶性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性的金融投机，主要体现为美元投机。大量美元不通过组织实际的生产劳动，而靠金融市场、金融工具，靠投机、赌博和欺骗占有别人劳动，获得财富，控制世界。马克思说，赌博和欺骗是金融垄断资本统治的基础和重要手段。与此紧密联系的是轻视劳动、贪图享乐、生活糜烂的道德堕落和道德败坏。因为金融控制者主要靠所有权证书的价格变动而进行掠夺，而所有权证书的价格变动而造成的盈亏，就其本质来说，越来越成为投机和赌博的结果。

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用剥削他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马克思写道：“如果说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那只是因为按性质来说具有弹性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它所以会被强化，是因为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这种人办起事来和那种亲自执行职能、小心谨慎地权衡其私人资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这不过表明：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对立性质基础上的资本增殖，只容许现实的自由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限度，因而，它事实上为生产造成了一种内在的、但会不断被信用制度打破的束缚和限制。因此，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促进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要素。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是：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他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另一方面，形成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正是这种二重性质，使信用的主要宣扬者，从约翰·罗到伊萨克·贝列拉，都具有这样一种有趣的混合性质：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22]

马克思认为，即使把股份制度撇开不说，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作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他人的资本，他人的财产，从而赋予他人劳动的权利。对社会资本而不是对自己的资本的支配权，使他取得了对社会劳动的支配权。马克思写道：“股份制度——它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随着它的扩大和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也在同样的程度上消灭着私人产业——撇开不说，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作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他人的资本，他人的财产，从而他人的劳动的权利。对社会资本而不是对自己的资本的支配权，使他取得了对社会劳动的支配权。因此，一个人实际拥有的或公众认为他拥有的资本本身，只是成为信用这个上层建筑的基础。以上所述特别适用于经手绝大部分社会产品的批发商业。在这里，一切尺度，一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多少还可以站得住脚的辩护理由都消失了。进行投机的批发商人是拿社会的财产，而不是拿自己的财产来进行冒险的。资本起源于节约的说法，也变成荒唐的了，因为那种人正是要求别人为他而节约。他的奢侈——奢侈本身现在也成为获得信用的手段——正好给了另一种关于禁欲的说法一记耳光。在资本主义生产不很发达的阶段还有某种意义的各种观念，在这里变得完全没有意义了。在这里，成功和失败同时导致资本的集中，从而导致最大规模的剥夺。在这里，剥夺已经从直接生产者扩展到中小资本家自身。这种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发点；实行这种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的，而且最后是要剥夺一切个人的生产资料，这些生产资料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已不再是私人生产的资料和私人生产的产品，它们只有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还能是生产资料，因而还能是他们的社会财产，正如它们是他们的社会产品一样。但是，这种剥夺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内，以对立的形态表现出来，即社会财产为少数人所占有；而信用使这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在这种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在股份制度内，已经存在着社会生产资料借以表现为个人财产的旧形式的对立面；但是，这种向股份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因此，这种向股份的形式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23]

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少数富国不仅控制和支配着国际货币和金融，而且控制和支配着与国际货币金融、货币金融产品相联系的信息和服务业，控制和支配着从事这些产业的劳动者。由于信息、网络、数字化的作用，发达国家的诸多脑力劳动产品，比如金融产品、信息产品、知识产品、网络产品的优势，都是容易在国际上进行流动的，而发展中国家的优势，比如廉价劳动力特别是体力劳动力的优势，却不能跨国自由流动，不能到劳动力稀缺的发达国家得到比较高的利益。更严重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有重要作用的不多的科技人才，还被发达国家用高薪收买的办法挖走，这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就更为不利。

金融掠夺或美元掠夺所铸成的全球性道德危机，主要表现是，在金融资本统治下，在钱能生钱的忽悠下，实体劳动被歧视。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寄生性加深，投机、欺诈代替了劳动和诚心；贪婪、享受、生活糜烂，代替了劳动、奋斗和勤俭。幻想靠投机取巧、靠赌博一夜致富，其结果是：世界性的财富占有不平等趋势日益加深，两极分化日益严重；世界性债务危机日趋严重，债务泥潭越来越深。据德国媒体披露，2016年，全球包括政府、企业和家庭债务总额，为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320%。2016年之后继续增加，总额已经达到244万亿美元。

列宁早就说过，在金融霸权秩序下，金融资本是作为一种存在于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它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支配着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一国的大金融资本也随时可以把别国即政治上独立的国家的竞争者的一切收买过去，而且它向来就是这样做的。这在经济上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在国与国的关系中，不带政治“兼并”的经济“兼并”，或美元“兼并”，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并且屡见不鲜。列宁特别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商品生产虽然依旧占统治地位，依旧被看作全部经济的基础，但实际上已经被破坏了，大部分利润都被那些干金融勾当的“天才”拿去了。这种金融勾当和欺骗行为的基础，是生产社会化，人类历尽艰辛所达到的生产社会化这一巨大进步，却造福于投机者。这些金融大亨通过金融活动达到对一个国家的控制，是完全可能的。我们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可能变成了现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利用美元，对全球金融进行控制，不仅在全球获得了巨大的美元黑利，而且控制着很多国家的经济命脉，从而使世界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世界上许多国家在美元的诱惑下，不知不觉沦为美元的殖民地。加之美国通过对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控制，通过美元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通过美元的铸币权，通过控制货币在世界上的流动，通过向世界不断输出美元等，已经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美元殖民帝国。

这个美元帝国不需要占领别国领土，只要美元能在你的国家流通，只要你把美元作为外汇储备，只要你需要美元，它就可以用美元占领你的国家，利用它对美元的控制和美元投机，比如美元的升值或贬值、储备美元的坚挺或缩水、美元的高价抛出和低价回收等，掠夺你的国家和你的国家的人民，而获得巨大的金融黑利。

也就是说，金融殖民帝国，美元殖民帝国，其殖民掠夺的方式虽不是暴力，而是美元特权，是美元投机和欺诈，但其比暴力更残酷，更不道德。如马克思说的，这种殖民掠夺，表现为夺取资本财产的本来的方法，体现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

政治道德和战争掠夺

顾名思义，政治道德主要指政治行为体如政府、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在从事政治活动中应当遵循的规范或准则。在没有世界政府的国际社会，各行为主体都遵循政治道德行事，就显得特别重要。政治道德的核心，是尊民意和谋福于民，是公平和正义，是权力、诚信和责任的统一。政治道德中最大、最集中的问题有三个：一个是对人民的民主；一个是对人民的诚信；再一个是始终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宗旨。

在国际社会中，政治道德当然也离不开这三个方面，但最突出的是战争与和平问题。是要遵从人民的意志要和平，要和平发展；还是违背人民的意志，要侵略战争、要邪恶，这对每个个人、每个政治体、每个国家，都是最严峻、最尖锐的考验。回顾历史，帝国主义列强为了贪婪财富和权势，为了扩大势力范围、称霸世界，侵略战争是其不二选择。如列宁对帝国主义本质所揭露的：帝国主义就是战争。

据张戈编著的《世界战争简史》提供的资料，自1775年英国发动的马拉塔战争开始，到1999年科索沃战争，世界上共发生了122次较大的战争。战争是帝国主义征服和争夺殖民地的基本手段。正是基于殖民地的征服和争夺，把战争布满整个世界。战争总是以残暴和杀戮为特征的。每次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总是巨大的灾难，总是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

如果说掠夺是邪恶的话，那么战争掠夺，则是最大的邪恶。以烧杀抢掠为目的的侵略战争，使被侵略国家广大人民家破人亡，生命财产遭到破坏或抢劫，这是最违背道德的最大的邪恶。而对于帝国主义者来说，却是掠夺财富最简明的方式。诸列强抢占、掠夺殖民地，几乎都是以战争方式开始的。战争掠夺的邪恶性，从两次世界大战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翻开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也许人们仍然惊魂未定。那数千万人的生命，那无法计数的财富，都葬身于枪弹与火海之中。那家破人亡的惨景，那妻离子散的悲痛，那肢体残缺的伤痕，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永远不会忘记。这种战争的残酷性、暴虐性、非人道性，从列强对中国的战争掠夺中，都可得到充分证明。诸列强用战争方式对中国的掠夺，可以说是最血腥、最残酷、最暴虐、最野蛮的杀戮方式。烧、杀、抢、掠，说谎、欺诈，简直是无恶不作、十恶不赦。要发动侵略战争，当然需要借口，需要道德的伪装，需要把自己的罪恶勾当说得冠冕堂皇。英国对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就是打着维护正常贸易的旗号而发动的赤裸裸的侵略战争。

毋庸置疑，鸦片战争是帝国主义在世界上进行战争掠夺的典型例子。英国凭借其船坚炮利，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侵入中国，强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与其签订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又割地又赔款。英国不仅抢占了大片中国土地，掠夺了大量财富，还控制了中国的海关。控制了海关，就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就能使中国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英国。在战争中，帝国主义对中国烧杀抢掠，坏事做尽，恶事做绝，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帝国主义列强另一次对中国进行战争掠夺的，是日本发动的两次大的侵华战争。一次是甲午战争，一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侵华战争。人所共知，垄断资产阶级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利益，都很热衷于对外侵略和掠夺。而日本，由于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性质所决定，更热衷于对外战争和掠夺。如列宁曾论述过的：日本帝国主义是依靠军事力量的垄断，是依靠掠夺异族，主要是靠掠夺中国为条件的垄断。而这种垄断，部分地填补了、部分地代替了现代最新金融资本的垄断。

1894年，日军对中国不宣而战，从而揭开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的序幕。由于清政府对日本入侵无力抵抗，只得求和，于1895年被迫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是《南京条约》之后最严重的卖国条约。《马关条约》的基本内容是：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割让辽东半岛、台湾；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产品运销内地时，只纳进口税，并享有设栈寄存等优待条件。还应指出，以上数目尚未将日本通过此次战争从清朝掠夺的财物计算在内。据史学家们统计，日本通过甲午战争所得的赔款及财物，总计约合库银3.6亿两，折合当时日币5.1亿元。这笔巨大的财富，是日本实际军费支出的3.4倍，是日本当时全国年度财政总收入的6.4倍，相当于日本当时7年的财政收入。其对日本工业革命的作用和意义，可想而知。

获得这笔巨额财富后，日本朝野欢欣鼓舞，当时日本外相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之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几亿，本国全部收入只有8000万日元，一想到现在会有51000万滚滚而来，无论政府和日本国民都觉得无比的富裕！甲午战争后，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飞速扩张，为其在20世纪30年代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伏笔。

据日本官方档案记载，赔款中10%被用于皇室日常支出，赔款中80%投入了工业建设和购置军备，日本的大财阀无不受益。之后日俄战争时日本的战列舰，全是在甲午战争后生产和购置的。用在教育上的仅有10%，也就是两千两白银。日本正是靠着掠夺邻邦的财富和资源获得发展的。日本通过战争掠夺中国财富之巨大，中国财富对日本工业革命作用之巨大，都是令人惊异的。

为了把中国变为日本一家的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其在中国的暴行、恶行令人发指。其杀害了多少中国人，掠夺了多少中国财富，只有其自己知道。

总之，帝国主义列强用船坚炮利，用残酷的侵略战争，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把中国变成了半封建和半殖民地性质的国家，把中国人民置于水深火热之中，任它们肆意凌辱。它们在中国大肆烧杀抢劫，无恶不作，犯下了滔天大罪。它们在中国极尽烧杀抢劫之能事的那段历史，赤裸裸暴露了资产阶级人权、价值观的本质和虚伪性，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和缺乏道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