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民的意志和道德的自信_国际道德：新时代全球治理的道德支撑-QQ阅读男生历史网

书名：国际道德：新时代全球治理的道德支撑
作者名：刘国平
本章字数：15199字
更新时间：2021-09-29 14:01:12

四人民的意志和道德的自信

在国际关系中，中国历来是个道德至上的国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以道德为支撑的。中国在当今国际社会所倡导的和平发展理念，也都是符合国际道德的崭新的理念，体现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因为德性是人的本性，德性体现的是劳动，是劳动创造幸福，这也是广大人民的意志。而历史已经证明了，广大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

劳动统治和正气慷慨

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美德，也是人类文明创造和发展的基础。马克思所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劳动统治的社会。在那种社会里，劳动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人们都在那自由联合体内，进行自由的、创造性的共同劳动，并共同享受劳动成果。不言而喻，只有实现了劳动统治，消除了劳动的异化，人人都自食其力，才能彻底消除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根源，消除私欲贪婪的邪恶，使道德力量充分发挥。因此，可以说，与劳动统治相伴随的，是道德统治。

劳动美德，是人作为人的人格的基础，当然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更是国际社会发展的基础。在古今的人类社会学界，无论搞哪个领域的研究，劳动美德都是不能舍弃的内容。特别是在哲学家的思想中，人类文明发展，永远脱离不开劳动这个基础。劳动美德的现实与他们的思想相比，尽管有很大差距，尽管掠夺美德发生了异化，原初的劳动美德受到了践踏，但总的看，以劳动美德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仍然主导着人类文明的发展。

正如黑格尔说过的：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中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做的斗争，曾经大大地占据了精神上的一切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致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艰苦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牺牲在里面。

在当今的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了。马克思关于人本论的思想，关于劳动统治的思想，关于劳动者是社会太阳的思想，关于民主的本质是劳动者当权的思想，关于科学技术发展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思想，关于人类道德的思想，都博大精深。马克思的理想和追求，就是符合人类本性的道德的真正实现，就是劳动者真正当权，并在劳动者当权下，消灭剥削、消除对财富和权势的贪婪，人人都能自由劳动、共享幸福的社会。比如马克思所追求的人类的真正平等、自由，人的彻底解放和自由发展，自由人联合劳动的共同体等，都无不浸透道德的基因。

不过，这里我们不说马克思的理论，因为马克思一直被一些西方人视为幽灵，他们很害怕这个幽灵，一提起马克思，他们就本能地产生逆反。所以，这里我们就有意多引用一些西方最崇拜的亚当·斯密的著作，从这些著作中，看看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道德是多么的重要，资产阶级在贪婪权势和财富中，对道德的践踏，是多么的令人惊叹，与亚当·斯密的思想是多么格格不入。

贪婪权势和财富的资产阶级，在对劳动者剥削和掠夺中，从来都是不择手段、不讲道德的。其在生意场上，也只信仰亚当·斯密的金钱人理论，而却忘记了亚当·斯密的道德人理论。人们都知道，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有两部著作颇有影响：一部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人们简称为《国富论》；另一部是《道德情操论》。在《国富论》中，论述了国民财富的源泉是劳动，是劳动创造了价值，工人的工资、资本家的利润都是劳动创造的，而且工人的工资越低，资本家的利润就越高，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剥削的本质。这些理论，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

比如，在《国富论》的《导论》中，亚当·斯密就有这样的描写：人类还在非常贫穷的渔猎时代，每个人都能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尽其所能地为其本人或为他的家人、为他的族人提供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而与此相反，在文明和富裕的繁荣时代，有些人虽然根本不参加任何劳动，但其消费的劳动产品，却比大多数劳动者要多出十倍甚至百倍。然而，资本家们从《国富论》中汲取的，并不是这些，而是亚当·斯密立论所设想的两个前提：即一个是经济人，认为人虽然是有理性的，但现实中的人都是自私的，都是利己主义者，特别是在产品交易中，卖的人总想卖得贵一些，而买的人却总想买得便宜些。这种从利己出发参与经济活动的人，亚当·斯密称之为经济人。另一个是市场上的人，即在市场上，人都是遵守市场规则的。市场经济靠市场规则，即看不见的手，就能自动调节。而资本主义实践证明，经济和政治是分不开的，人性也有善恶两个方面，这种建立在两个不正确前提基础上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却成了收入不平等、社会不平等的根源。

当然，在我的这本书中，重点是说国际道德。国际社会道德作为国际关系的产物，主要体现的是国际社会各行为体、特别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道德情操论》这本书中，亚当·斯密已经提到过对宇宙的治理问题。不过，他认为，对宇宙这个巨大机体的治理是神的义务，而不是人的义务。现在人们都明白了，神不过是虚无缥缈的幻想，无论是现今的对全球的治理，还是未来对宇宙的治理，还得靠人。就对全球治理而言，依据当前的现实，最需要做的，就是两件事：一是健全和完善全球治理的机构，制定和完善国际社会的有关法律；二是加强全球治理的道德建设。从本质上讲，道德是成熟的法律，所以进行道德宣传，加强道德建设，提供国家治理者、企业治理者和全民的道德素质，则是全球治理成功的重中之重。

我们知道，黑格尔在论述道德的产生和发展时，曾这样认为，家庭道德是道德的最初形式，国家道德则是道德的第二形式。黑格尔说：家长制度的基础是家族关系，这种关系自觉的发展成为道德的最初形式——家庭道德；继之而形成的国家道德，便是它的第二形式。显然，国际社会的道德，就应当是道德的第三形式。道德由第一种形式，发展到第三种形式，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看看黑格尔和亚当·斯密的著作，对比当今的现实，我们既会感到道德之路的坎坷，更会感到道德复兴的势头、不可阻挡性以及对道德的自信。

比如，在亚当·斯密看来，慈善是一种美德。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社会，这种美德却一直被压抑着。不过，近些年来，这种状况似乎开始改变。亚当·斯密说：“慷慨豪迈、人道至上、善行无迹、怜悯众生、相互之间的友谊和尊敬，所有和善的且带有仁慈的感情，当它们在行为举止或面部表情中表现出来时，甚至是向那些和我们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人表现出来时，几乎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中立的旁观者都会对他们产生好感。因此，我们对慈善的感情总是怀有最强烈的同情倾向。无论在什么方面，它们都使我们感到愉快。对幸福比他希望由此得到的利益更为重要。”[21] 自20世纪末期开始，西方的有识之士对此似乎有所领悟，资本主义社会福利事业、慈善事业的发展，倡导平等和道德的诸如《新资本主义》《道德资本主义》等一些书的问世，似乎可以证明这一点。

比如，亚当·斯密认为，相互关心会使双方都得到幸福。而别有用心的挑拨离间的行为，则是邪恶。他说：“会有什么人比以挑拨离间为乐，并把亲切的友爱转变成不共戴天的仇恨为爱好的人更为可恶呢？这种如此令人憎恨的伤害，其可恶之处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失去友谊。它的罪恶，在于他们丧失相互之间的感情，不能享受朋友之间的友谊，未来双方都由此感到极大的满足；它的罪恶，在于扰乱了他们平静的内心，并且中止了本应该存在于他们之间的那种心灵的和谐。这些友爱，这种和谐，这种交往，不仅是和善和敏感的人，即使是非常粗俗的人，也会感到对幸福比对渴望由此得到的一切琐事更为重要。”[22] 亚当·斯密认为，具有最完美德性因而我们自然极为挚爱和最为推崇的人，是这样的人：他既能对自己自私的原始感情保持充分的控制，又能最敏感地感知他人富于同情心的原始感情。那个把温和、仁慈和文雅等各种美德，同伟岸、高贵和大方各种美德结合起来的人，肯定是我们最为热爱和最为钦佩的自然而又恰当的对象。而在霸权主义主导的国际关系中，为了争夺权势、争夺财富，却盛行着挑拨离间、双重标准、两面派、言行不一、两面三刀这些违背道德的行为。不过，现在这些违背道德的行为已经遭到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越来越多国家的人们抵制和批判。

比如，亚当·斯密认为，责任是正义的核心，并对人们的责任感给予了特别的推崇。在他看来，我们行动的唯一原则，应该是责任感，或出于对一般原则的尊重。所有几乎与美德有关的一般准则，决定审慎、慈悲、慷慨、感激和友善功能是什么的一般原则，在很多方面是模糊不清的。然而，有一种美德，一般原则可以以极高的精度规定它要求的每一种外在的行为，这种美德就是正义。不折不扣、坚定不移遵循着这一美德的人，是最值得称赞和最值得依赖的人。这种正义的核心，是任何行为都应当有责任感，都不得伤害别人。

比如，亚当·斯密认为，人们的品性修炼，就同艺术品的创造，应当精雕细刻，并会给别人以影响。比如，审慎、公正、积极、果敢坚决和朴素的品质，都会为他自己和与他有关的人展示美满幸福的前景。比如，以仁慈、公正、慷慨大方和公德心，对别人而言，都是最有用的心性。当然，那种为了别人的利益牺牲自己、甚至牺牲自己生命的人，更是会引起人们的称赞和效仿。亚当·斯密还认为，道德上的赞同与不赞同的情感，是以人类天性中最强烈和最充沛的感情为基础的，虽然它们有可能会出现些不同，但不可能彻底地被颠倒。当今霸权主义者的所作所为，正是试图颠倒这种关系。不过，从中国倡导的一些道德理念，日益被世界越来越多国家所接受的事实看，以及国际社会道德复兴的势头看，道德与不道德，永远是不会被颠倒的。

比如，亚当·斯密认为，包容是一种美德。因为行事谨慎的人，都是爱学和谦虚的人，它们都有真才实学，从不自我夸耀，从不哗众取宠，欺骗他人；因为谨慎行事的人，都是真诚的人，厌恶虚伪的人，尊重友谊的人，对朋友的谦虚、谨慎和高尚行为处事尊重的人；因为谨慎行事的人，都是勤劳和俭朴的人，善于克制自己的人。亚当·斯密认为，相互包容往往会产生一种友谊，这种友谊感情，就像一个家庭中的兄弟那样。办公室里的同事、贸易中的伙伴，彼此都称兄道弟，相互之间只有心意相投，才能和谐一致。有理智的人，都应当这么做。就是说，我们对他人的包容，既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自然倾向。这种情感、道义只有具备智慧和美德的人才有，同有这种智慧和美德的人交往，虽然不一定会变成有智慧和美德的人，但至少会对智慧和美德怀有一定的敬意。亚当·斯密说：“伦理学家劝告我们，我们应当对他人多一些怜悯和同情。他们警告我们，不要为权贵所迷惑。这种迷惑力非常强烈，以至于人们总愿意成为富人和大人物，而不愿当智者和有美德者。而社会地位和财产的差别，恰恰不是建立在智慧和美德基础之上的。关于这一点，平凡大众的眼光，完全能够分辨清楚。”[23] 亚当·斯密还说过，按照伊壁鸠鲁的观点，人性最理想的状态，人所能享受到的最完美的幸福，就存在于肉体所感觉到的安适之中，存在于内心所感到的平静之中。达到这个人类天性追求的崇高目标，是所有美德的终极目的。伊壁鸠鲁说，一切美德并不是因为本身的原因而被人追求，而是因为它们具有达到至高境界的倾向。同样，包含自我克制和为他人考虑的谨慎，之所以成为美德的根源和基本要素，人们对它的追求，也不是因为它本身，而是因为它具有实施最大的善行和消灭最大的恶行的倾向。

总之，道德作为人的本性，是不会永远被践踏的。道德之路，慷慨豪迈，道德的复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德性作为哲学范畴，有各种各样的定义。而无论哪种定义中，与感情相联系的一种意志的力量，都是重要因素。比如康德就把德性定义为：履行责任时意志准则的力量。在至今的全球治理中，因为还没有世界政府，所以主要靠这种德性的力量，靠这种道德力量的支撑。我们知道，道德作为人类群体生活中，或共同体生活中，人们自觉遵循的或自行约束的行为规范，其力量是内在的、永恒的。

可以说，群体生活，共同劳动、共同享受劳动成果，是人的本性所致。这里说的人性，当然不只是人的天性或自然性，更包含有群体的社会性。这种本性，表现在族群成员为共生共存、相互联系、抵御外侵的各个方面。其中，伦理道德，或者道德情操，就是人类最初本性的展现。群体生存，这既是与大自然斗争的需要，也是人的本性使然。前已述及，最初，人类最基本的族群是氏族，以及之后形成的部落、民族，再之后是国家、国际社会，它们都是以群体生活为基础的联合体。无论何种联合体，都意味着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在取得生活资料的斗争中，力量的强大。

习近平同志说：道德是社会关系的基石，是人际和谐的基础，要始终把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作为极为重要的战略任务来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有力道德支撑。习近平同志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从习近平的话中，我们不难悟到，道德既是社会关系的基石，当然也是国际社会的基石，国际社会也是无德不成。

从一般意义上说，“道德”是涵盖大公、大善、大爱、至真、至诚、仁道、正义等一切美好品行的范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所取得的一项突出成就，就是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整个国家的道德素质，有了明显的回归和提高。中国有着很美好的道德文明和传统，这些文明和传统对于全球治理，对于全球治理中的道德建设，都意义非凡。习近平利用一切机会，把中国道德传统推向了世界，推入到了全球治理中，这意义更加重大，它预示着在中国道德传统的影响下，全球治理将出现崭新的面貌，将按照全球人民的愿望健康发展。中国将为全球治理的这种新发展，提供新的道德理念和动力。

利他利公和道德豪迈

就国际社会讲，各行为主体之间，诸如国家与国家之间、跨国企业与跨国企业之间、国民与国民之间，在各种相互联系或关系中，都只有遵守自己的道德规范，才能实现国际社会的和谐。也就是说，全球治理的德性表现在许多方面，但最根本的德性，是体现在如何处理国家与国家、跨国企业与跨国企业、国民与国民的利益关系问题上，体现在国家、企业、个人利益与全球利益的关系问题上。把他国、他人的利益，放在与自己平等或高于自己的位置上，把全球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能总把本国的利益、本企业的利益、本国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总把本国的利益，凌驾于他国利益、全球利益之上。

其实，利他思想，是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提出的重要信条。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1776年出版的。而《道德情操论》是亚当·斯密写出《国富论》之前的1759年写出来的。在《国富论》中表述的那些观点，都是在写出《道德情操论》之后。但到了晚年，亚当·斯密面对贫富两极分化，面对金融投机，面对资本主义非理性繁荣，面对自私、贪婪、仇恨、掠夺等不道德的泛滥，自己发出感慨：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必须受道德观念的约束，必须不伤害他人。人们应当把利他的道德情操，永远种植在心灵深处。这种道德情操维持，对整个市场经济的和谐运行，对一个民族的强盛，都至关重要。

我们都知道，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是从人的共性、人都有同情心切入的。当然，亚当·斯密说的同情心，不是一般的同情心，而是包含有关爱、友谊的利他的同情心。亚当·斯密认为，爱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感情，恨则是令人不愉快的感情。人们都渴望有同情者，渴望有友谊、有朋友。在亚当·斯密看来，温柔、殷勤、坦率、谦逊、宽容、仁慈，这都是人们应当具有的美德。

亚当·斯密曾这样说：“因此，正是这种同情别人多过自己的感情，正是这种克制自私放纵仁慈的感情，构成人性的尽善尽美。唯有如此，才能让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激情产生共鸣。在这中间包含着人类的全部优雅和合宜的情感。如同爱人如己是基督教的主要教规一样，仅仅像爱邻居那样爱自己，或者换一种结果相同的说法，我们必须像邻居能爱我们那样爱自己，也成了自然女神给我们的伟大训诫。”[24]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阐明了这样的道理：博爱和善行，都是无国界的，虽然有效的善行很少能超出自己国家的范围。人们应当相信，世界上所有的居民，无论是最卑贱的或是最高贵的，都应当遵循博爱仁慈的指引，行善事。有智慧和美德的人，都应当为了公众的利益，为了全天下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私人的利益。亚当·斯密说：这种信念，无疑是人类思索的主体中最为崇高的一种。与这种思索相比，所有其他想法都必然显得庸俗。我们相信，竭尽全力从事这种崇高思索的人，必将受到公众的虔诚和敬意。

追随亚当·斯密思想的西方学者，面对当今比亚当·斯密时代更加自私、贪婪、仇恨、掠夺等不道德的泛滥；面对在资本主义的国际关系中，只讲权势和金钱，不讲正义和道德，因而造成了今天资本主义各种矛盾和各种弊病的爆发，使其已经陷入穷途末路的这种现实；有的学者也开始反思，开始感慨，开始重视道德规范。

近些年，有不少西方学者在为资本主义的继续生存出谋划策，有些学者的确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和思考的理论。比如，曾经任哈姆莱大学法学院第三任院长及哈佛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并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及美国外交部担任过咨询工作，现任考克斯圆桌组织全球执行官的斯蒂芬·杨著的《道德资本主义》一书就值得一提。

书中提出：做到把他人的利益置于自我之上，或者说牺牲小我以至完成大我，就是道德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则。斯蒂芬认为，道德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理想。他这样论述道德的含义：“睿智的企业团队通过维持和上述不同形式资本的密切联系来实现利润，任何一家企业不可能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相反，它所倚重的资源很大程度上掌控在他人手中，想要兴隆发达，前提就是要取悦他人。这种将他人利益置于自我之上的行为，就是道德的。”[25]

因为资本主义的不道德，资本家们的贪得无厌，已经威胁到资本主义的生存，所以不少西方学者想从道德领域，为资本主义寻找生路。因此这里我们不妨对斯蒂芬的道德资本主义多说几句。诚然，如斯蒂芬所说的：“无可置疑的是，我们之所以从事商业活动，是出于满足自己的利益和需要的目的。然而，当我们关注身处的环境时，就会发现我们并非自给自足的封闭式个体，我们的事业通过与外界的互动而欣欣向荣，因为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就是，当别人希望并帮助我们成功的时候，我们成功才是最有保障的。”[26] 就是说，任何企业的成功，都包含有别的企业的支持和帮助，作为回报，自己当然应当对别的企业的成功给予义不容辞的支持和帮助，这是理所当然的。

斯蒂芬意识到，把他人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说：“时不时地，我们的需求和偏好会与他人的需求和偏好产生共振，当我们在满足自己的需求时，越多考虑他人的需求，我们的私利和公德就会有更多的重合；如果我们只关注自己的需求，这个重合的部分就会越来越少，直至我们在道义上和他人完全背离。当这个重合部分极度萎缩的时候，我们往往开始用操纵、欺诈和威胁等手段将自己的需求强加于他人，这种时候我们的表现也往往是不道德、不合伦理的。”[27]

不过，斯蒂芬还是相信道德资本主义能够实现。他认为，当公德向我们说话时，它的声音也许微弱得难以听见，然而，当公德得到了来自于自身利益的支持时，那么，在这种力量的推动之下，我们就下决心为实现公德和私利的双赢而努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两种动机的合力是促使我们行善的关键所在。斯蒂芬劝说资本主义企业家们，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观察公德和私利的关系，如果仅仅从眼前利益出发做出了决定，那么从长远来看，负面效应肯定会大大超过当初得到的那点利益。因而，在商业中，用不法手段有时能获得短暂的收益，但是，一旦丑行曝光，不堪设想的后果将会造成长期的甚至是永久性的损失。如果目光短浅地盯着眼前的那点利益，我们是在降低目标，沦为“暴力”的牺牲品。

斯蒂芬看到了，如果仅仅是以至善的、宗教规范性的严格标准来衡量，那么就永远不可能有道德资本主义了。既然道德资本主义是属于这个有着悲伤和罪恶，在事实性范畴内存在的世界，那就不能要求我们在性灵上完美无缺，我们只能时刻要求自己超脱最平庸的欲念，有更高的要求。道德资本主义对我们的人性潜能是一种挑战，它激发我们在现实和死亡的世界里发现神圣，用德行引导我们的激情。道德资本主义试图将哲学的教导和宗教的智慧融入对利益的追求之中。

斯蒂芬也看到了，因为资本主义的不道德，造成了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所以道德资本主义就是想用道德的力量，用政府的力量，用发展社会资本的办法，让贫困离开。斯蒂芬认为，拥有更多更充足的社会资本的国家，将会体验到由私营投资所带来的更丰裕的财富创造。虽然，在维持社会资本活力的过程中，商业企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政府担负着提供加大经济发展必要投入的主要责任。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没有法制的约束，如蟊贼般窃取人民的财富，那么道德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在那里生根发芽的。道德资本主义的一个前提就是政府要依据法规来实施有理有据的社会公平原则，通过私营投资的方式来根治贫困，其出发点就是一个有责任感的政府。

斯蒂芬认为，经济发展需要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产生和保护则需要政府的公共权威。例如，财产权——也就是对财富的社会权利——既是由政府创设，又是受政府保护的。虽然政府不是也不能够成为创造财富的引擎，这个角色是由私营资本承担的，但是，政府依然有义务把从市场活动中获取财产的工具，交给它的人民。

斯蒂芬认为，在以上诸项条件都具备了以后，私营经济创造新财富的机遇就显得越来越富有吸引力。在社会资本和终结贫困之间有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其中一项有所进展的话，另一项就更容易实现。把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改造成富裕的先进国家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一个漫长的、需要大家同心同德付出非同寻常的代价的过程，除非充足的社会资本这一条件具备，否则，自发的实质性的经济腾飞就无法实现。经济发展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不会在伊甸园里实现，财富的创造以及它的后续分配来自于人类的努力，文化和社会是经济繁荣的必要基础。

可惜的是，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统治下，斯蒂芬的道德资本主义似乎是很难实现的。因为问题明摆着，如果资本主义真的能做到上述这些，如果资本主义社会每个人真的能够在考虑自己发展的同时，也考虑他人的发展，并把他人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为他人的发展创造条件，如果现今的资本主义真的能通过自身的力量使自己发展成为斯蒂芬所讲的道德资本主义的话，那也许离社会主义又更近一步了。因为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劳动联合体中通行的原则，就是劳动者共同发展，每个人的发展都为他人的发展创造着条件。

比如现今中国带给世界的，也是自己正在实践的那些理念，比如和平发展理念，合作共赢理念，共同富裕理念，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的理念，都蕴含着这种道德。中国还把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带到世界，从而推动了世界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和实践，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并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信念、中国的社会，中国的道路、中国的今天和中国的明天。在相互沟通、相互交流中，加深相互理解、相互信任，以共同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各种力量。

当然，在任何时候，道德和法总是不能分离的。无论在一个国家的治理中或在全球治理中，不能没有法理，不能无视有关国际法的作用。但事实使人们相信，单靠国际法难以维护世界秩序。比如，英国埃克赛特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所主人帕特里克·波特在2017年8月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上发文认为：有秩序肯定好过混乱。对于一个频繁讨论法治的国家来说，突然间道德和法规就变得泾渭分明，英国可以为了其他价值观而舍弃法规，除非我们说这是英美人的特权。否则，若一个大国可以选择地拒绝提请安理会或国际法院裁决，为什么其他国家不行？大国可以遵守法规，也可以任意违反法规，它们拥有大国特权，这就是我们所在的世界。

帕特里克认为，有效、可行的国际秩序的产生，不仅需要外交，而且需要有实力的支持，他说：“可行性国际秩序的形成，主要依赖不只会阅读国际文件的外交官，这需要妥协、调整、相互让步以及持续协商，背后威慑力和物质力量的支持。那或许不是引人入胜的世界，但至少是真实的。审慎的外交，有时会取得成功，我们也只能拥有那样的世界。”

在当今的国际社会，作为独立的力量、能独立行使国际权利、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参与活动的基本行为体，不仅有国家，还有各种国际组织、跨国企业等，不过，国家还是主要行为体。全球治理的主要任务，还是协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促进全球性的和平与发展，提高全球人民的福祉。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不同于一个家的法人，国际社会没有像国家那样的政府，也没有针对国家强制执行的法律，一切事物的处理，都靠在讨论、协商基础上形成的决议，靠当事国都自觉执行。这种自觉，体现的当然就是靠内心的法律——道德。所以，道德在全球治理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总之，在融入世界中，中国以崭新的面貌、崭新的角色、崭新理念、崭新的原则，给世界带来了崭新的变化，意味着人类文明发展崭新阶段的到来。中国坚持独立自主、不干涉他国内政，坚持开放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共赢发展，既发展自己，也发展世界，既让自己发展，更让别人发展。中国的这些理念和实践，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照。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中国的融入，给世界带来的是和平、是发展、是利益、是福祉，而不是战争、不是掠夺、不是灾难。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融入正在改变着世界历史，体现着世界性道德的复兴。

公利原则和道德底线

公利原则，体现着平等、公平和人类幸福。公利原则，即既关心自己的利益，也关心他人的利益，关心所有人的利益，这是起码的道德，是道德的底线。亚拉巴马大学教授詹姆斯·蕾切尔斯在其《道德的理由》一书中，就把公平作为道德底线的重要标志。他认为：“几乎每一种道德理论，都包含有公平的思想。这种思想的含义就是：每一个个体利益都同等重要，没有人应该被特殊对待。同时，公平要求我们不难把特定群体的成员作为低等的来对待，并且它谴责各种形式的歧视，如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等。”在他看来，道德底线的核心，就是“公平地关心他的行为影响所及的每一个人的利益”。[28]

美国著名学者乔姆斯基还从源头上研究了公利原则。其在《世界秩序的秘密》一书中写道：谈论共同利益话题，应当“从源头开始，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开始。后来大部分政治理论都以它为根基。民主理应人人参与，民主理应以共同利益为目的，这是理所当然之理，不容置疑。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必须确保人人都有相对的平等、适度和充足的财产、持久的兴旺和繁荣。换言之，亚里士多德觉得，如果你富得浑身流油或穷得揭不开锅，你就无法严肃地谈论民主。任何真正的民主国家，都必须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福利国家。其实呢，在20世纪，无论是极度富裕的一极，还是极度贫困的一极，均为我们的想象所不及。巨富与民主无法共存，这种观念贯穿于启蒙思想和古典自由主义，托克维尔、亚当·斯密和杰斐逊等人，莫不以此为自明之理”[29]。

关于公利原则、全人类幸福原则是人类的美德，亚当·斯密有很多精彩的论述。比如，亚当·斯密认为，在当今的世界上，全人类的幸福是最大的幸福。完美的品德，就存在于指引我们的全部行为以增进最大可能的幸福的过程中；存在于是所有较低级的感情服从于对增进人类普遍幸福的行为中；存在于仅把个人视为芸芸众生之一，认为个人幸福只有在不违反或有助于全体的幸福时才能去追求的价值观之中。只有这种动机，才是具有美德品质的动机。

比如，亚当·斯密认为，公众利益原则，人类幸福原则，具有重要地位。他用哈奇森的话说，在什么是能合理说明美德的正确无误的证据的辩论中，人们都不断提到的一个标准，就是公众利益和人类幸福。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承认，任何有助于公众利益、有助于促进人类幸福的行为，都是正确的，值得赞赏的和具有美德的。最有利于促进全人类幸福的行为，在道德上也是善良的。

比如，亚当·斯密认为，个人也好，国家也好，都生活在全人类这个大家庭中。任何国家的繁荣和进步，都是人类进步的组成部分，都应当受到尊重。亚当·斯密说：“我们热爱自己的国家，并不只是由于它是人类大家庭的一部分，我们热爱它是因为它是我们的祖国，而且这种热爱同有关全人类的考量并无联系。设计出人类感情系统，以及设计出天性的一切其他方面系统的那个智慧，似乎认为：把个人的主要的注意力引向人类大家庭的一个特定部分，可以大大促进全人类的利益，这个特定部分基本上处在个人的能力和理解力的范围之内。”[30]

比如，亚当·斯密认为，人们对自己国家的热爱，并不是来自对人类的热爱。人们不应当只爱自己的国家，而不爱别的国家，甚至用猜疑和嫉妒的心理去看待邻国的繁荣和兴亡。亚当·斯密说：“法国和英国，也许都有一些理由害怕对方海军和陆军力量的增强。但是，如果两国嫉妒对方的土地的精耕细作、制造业的发达、商业的兴旺、港口与码头的安全以及所有艺术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进步，无疑有损于这两个伟大民族自身的尊严。这些进步都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真正变革。人类因这些进步而得益，人性因这些进步而更显高贵。在这样的进步中，每个民族不仅应当尽力超过邻国，而且，出于对全人类的热爱，还应当去促进而不是去阻挠邻国的进步。这些进步都是国与国之间竞争的适当目标，而不是它们彼此歧视和妒忌的目标。”[31] 这样做，才是一个人、一个国家的美德。

共同利益原则，还体现着平等精神，财富占有的平等和权力分配的平等。而且这种平等不仅包括机会平等，更重要的是结果平等。乔姆斯基还写道：“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许多思想家都相信，结果平等理应是任何公正自由的社会追求的主要目标。结果平等并不意味着结果完全相同，但至少大体相同。接受结果的极端不平等，就是与有史以来自由主义传统之核分道扬镳。”

乔姆斯基特别提到，如麦迪逊担心的，屈从于社会的极端不平等，就会使越来越多的人对更平等分配福祉的社会充满渴望和期盼。“公平地说，麦迪逊是资本主义之前的人物，他的能力超群，应该是开明的政治家和仁慈的哲学家。他不是拼命扩大自己财富，而不顾他人死活的投资者和法人团体。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及其追随者把美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时，麦迪逊大感惊愕。依我看，如果生活在今天，他会成为反对资本主义者。杰斐逊和亚当·斯密”也会。

对于西方国家来说，特别是像一直把本国利益放在第一位的美国来说，要做到像亚当·斯密说的，既爱自己的国家，也爱别的国家，爱全球所有的国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这涉及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转变，道德观和人生观是相通的。在一定意义上或本质上说，道德观就是人生观。比如，人生观涵盖的人生目的、人生态度、人生价值、立身行事原则等，都有其道德属性。人生在世，无不受一定人生观、道德观的教育，并遵循一定人生观和道德观行事。资产阶级全球化时代，其主导的人生观和道德观，是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和道德观。这种人生观和道德观的核心，是拜金主义，是金钱至上，是对私人财富的贪婪，是对真正人性的扭曲和道德的扭曲。

历史已经并正在证明，有什么样的人生观，就有什么样的人生，就有什么样的人生和事业。在拜金主义、金钱至上、贪图享乐、封建迷信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泛滥中，进行劳动阶级人生观和道德观的宣传教育，切实关乎人类文明的繁荣发展。一个人的人生观和道德观，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在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这些范畴，都不是抽象的，它有着特定的、具体的社会属性。一切已往的价值观、道德观，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吸取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要了解不同人生观的形成，首先需要了解人自身，了解人的本性或人的本质，了解人的本质与社会本质的关系。

马克思犀利地揭露了只为追求私人利益的人的狭隘和丑恶。他说，利益的狭隘小气、愚蠢死板、平庸浅薄、自私自利的灵魂只是看到自己吃亏的事情；就好比一个粗人因为一个过路人踩了他的鸡眼，就把这个人看作天底下最可恶和最卑鄙的坏蛋。他把自己的鸡眼当作观察和判断人的行为的眼睛。他把过路人和自己接触到的那一点当作这个人的本质和世界的唯一接触点。然而，有人可以踩了我的鸡眼，但他并不因此就不是一个诚实的、甚至是优秀的人。正如你们不应该从你们的鸡眼的立场来评价人一样，你们也不应该用你们私人利益的眼睛来看待他们。私人利益把一个人触犯它的行为夸大为这个人的整个为人。

他还说，利益是讲求实际的，世界上没有比消灭自己的敌人更实际的事情了！私人利益总是怯懦的，因为那种随时都可能遭到掠夺和损害的身外之物，就是私人利益的心和灵魂。有谁会面临失去心和灵魂的危险而不战栗呢？如果自私自利的立法者的最高本质是某种非人的、异己的物质，那么这种立法怎么可能是人道的呢？“当他害怕的时候，他是可怕的。”这句格言可以作为一切自私自利的和胆怯的立法的写照。

马克思认为，私人利益的空虚的灵魂从来没有被国家观念所照亮和熏染，他的这种非分要求对于国家来说是一个严重而且实际的考验。如果国家哪怕在一个方面降低到这种水平，按私有财产的方式而不是按自己本身的方式来行动，那么由此直接可以得出结论说，国家应该适应私有财产的狭隘范围来选择自己的手段。私人利益非常狡猾，它会得出进一步的结论，把自己的最狭隘和最空虚的形态宣布为国家活动的范围和准则。

马克思说，利益是没有记忆的，因为它只考虑自己。它所念念不忘的只是一件东西，即它最关心的东西——自己。1842年，在莱茵省讨论森林盗窃法的斗争中，马克思作为《莱茵报》主编，他大胆撰文，从法律上为维护政治和社会中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利益而斗争。他说，在最贫苦阶级所保存着的习惯权利中，却存在着本能的权利感。这种权利感的根源是实在的，合理的。他说，在贫苦阶级的这些习惯中，存在着合乎本能的法的意识，这些习惯的根源是实际的和合法的，而习惯法的形式在这里更是合乎自然的，因为贫苦阶级存在本身至今仍然只不过是市民社会的一种习惯，而这种习惯在有意识国家制度范围内还没有找到应有的地位。

在马克思看来，选择职业应当着重考虑的是人类的幸福和自身的完美。其认为，作为学者，不能只为自己而劳动，而同时应当为同时代所有的人的完美和幸福而劳动。他说：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当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会彼此敌对、相互冲突，一种利益必定消灭另一种利益；相反，人的本性是这样的：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伟大的哲人、卓越的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的、真正伟大的人物。

为大多数人的幸福而工作和战斗，并在这种战斗中实现自身的完美，这是马克思自小就立下的志向。他说，历史把那些为共同目标工作因而变得高尚的人称为伟大的人物；经常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作家写作永远是目的本身，对于他自己或别人都不是一种工具；必要的时候，作家可以为作品的生存牺牲他个人的生存。为大多数人的幸福而工作和战斗，就是为广大劳动者幸福而工作和战斗，为广大劳动者的解放而工作和战斗。马克思的一生，就是为广大劳动者的幸福和解放而战斗的一生，并在这种战斗中实现了自身的完美。

马克思早就说过：我们选择了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做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眼泪。马克思的这些话的真理性，都已被历史所证明了。

[1]《康德道德哲学文集》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58页。

[2]《康德道德哲学文集》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59页。

[3][德]查理·黑格尔：《历史哲学》，台北里仁书局1984年版，第53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94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6页。

[7][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中国工人出版社2016年版，第288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4—165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6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05页。

[11]《罗素道德哲学》，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164页。

[12][德]黑格尔：《历史哲学》，台北里仁书局1984年版，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