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一）研究方法

本书将立足于20世纪以来各学科关于人类起源和进化的新成果，综合运用辩证思维方法、分析的方法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展开对于劳动与人类起源和进化关系的考察。

（1）辩证思维方法。恩格斯在19世纪对于劳动作用的研究，是坚持将唯物辩证法应用于科学研究的著名范例。进入20世纪，科学哲学的研究实现了由物理学范式向生物学范式的转换，在思想方法上也更加重视具有对立性质的概念的统一性，注重不同因素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这和唯物辩证法倡导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观念以及联系、运动和全面的方法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坚持辩证思维的方法，可以有效克服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只强调单一原因的片面观点，从系统的、整体的角度来探究人类进化的动因。

（2）分析的方法。包括逻辑分析、背景分析和概念分析。逻辑分析是要针对恩格斯关于劳动的经典命题所引发的一些争论，说明无论是“劳动”的概念还是人和猿的分界这样一些基本问题，都必须具有逻辑一致性；背景分析是指对相关的理论背景、时代背景和学科背景进行全面分析，尤其要体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把特定的观念命题置于其所在的历史背景中，从具有决定性的社会存在中寻求恰当的解释。而概念分析是生物学哲学最关键的要求，通过对基本概念的澄清，可以在关于劳动与人类起源和进化的争论中消除成见，通过清晰的概念来说明论文议题的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在本书的写作中采用这几种分析方法，依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尤其要体现出环境变化、基因条件和劳动的关系，注重对于相关因素的内在联系、内部原因的把握，呈现出理论框架、概念体系和科学事实之间的内在关联。

（3）比较研究的方法。由于关于人类起源与进化的研究涉及生物学、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生物学、进化心理学、神经心理学、行为遗传学、语言学和心灵哲学等多个学科，特别是对于人猿的分界、人科动物的划分标准、人类演化的动因、人类演化的连续性、劳动的演化、交往的演化、道德的演化、意识和语言的产生等一些重要问题，各学科虽然提供了一些具有一致性的解释，但在很多关键的环节难以互相印证，只有对不同观点加以比较、辨析和整合，才有可能提炼出具有一定说服力的新解释。

（二）创新之处

第一，在选题方面，试图结合石器工具方面最新的考古发现，并综合人类学、心理学、遗传学和技术哲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对“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辩证法、生物学哲学、技术哲学、语言哲学和文化哲学的经典哲学命题进行更深入、更全面的思考，把人是否是唯一的工具制造者和使用者、是否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和语言的关系这些貌似很陈旧、在学术界被热议过但实际并未真正得到解决的重要问题置于人类起源和演化的大背景中，尝试对这些问题给出一些新的理解，使经典命题焕发新的生机。

第二，在基本观点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主要包括：（1）明确地把从演化论角度对人类起源和演化的探究界定为“寻根意识的科学化”，并对其特征进行了概括；（2）以总体而言缺乏整体性的化石证据的分析与排列所重现的人类演化史，实际上是根据现代人类的自我认知构建出的一种“荒野记忆”，只有以工具问题作为基本线索和关键因素，才可以把直立行走、脑量增大、智能完善、语言沟通、文化传承和基因传递诸方面统一起来，从综合性角度具体地、历史地、动态地和整体地理解劳动在人类演化中的驱动作用；（3）在动物尤其是黑猩猩能否制造和使用工具的问题的分析当中，摆脱孤立地关注本能性类工具行为的习性学视角，将直立行走作为工具行为的前置条件，以受内在尺度制约、具备智能内核的整体行为模式作为衡量标准，为工具行为划界；（4）区分了语言起源学说的远期发生论和近期发生论，以具体可信的证据分析展现了人类智能的增长、语言能力的提高、工具行为的升级和劳动协作之间的密切关系；（5）认为由工具行为开启的劳动是人类演化过程中诸多适应性的集合，是内在尺度的逐步明晰并外化的结果，是内驱力、创造力和行动力的来源，因此劳动是人类演化中的适应机制、动力机制和代价机制的综合体现；（6）认为人类演化的经历可以概括为以劳动为积极代价、由自然乐园走向社会家园的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漫长过程。这意味着，人类的智能增进被工具行为触发之后，通过内在尺度的外化促进工具的升级，显示出明显的正反馈效用，这种反馈在智能状况和工具形态之间反复叠加，以渐进方式进行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突破性变化，人的适应性由此得以持续增强。

第三，在思想观点的连续性方面，确认了经典命题和思想原型在人类起源和演化构图中的基础作用，受“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命题的启发，把内在尺度、尺度和代价等概念引入对工具行为和劳动的演化论解释中，为追溯现代人类推崇的精神品质的古老起源找到一种可行性解释，为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阐发相关论题的现实意义创造理论条件。

第四，在思想方法方面，针对在人类起源和演化研究中的先天与后天、自然与社会、环境与行为、基因与文化之争中体现的外因论和一点论的倾向，主张应重视在哲学发生之初就倡导的内因论，重返辩证法的分析方式。

第五，在具体问题的分析和材料的把握运用方面，有别于以往过于倚重化石证据分析比较的做法，把重点放在物质形态更为稳定、具备更高辨识度的文化遗存方面，无论是对南猿时代的工具问题特别是南猿阿法种的工具行为与食性转换的关系进行的较为详尽的分析，还是对奥杜瓦伊石器和阿舍利手斧和智能提升关系的推演，以及对现代人类起源争论中的与工具行为相关的疑点的特别关注，都为工具行为的发生找到了内在尺度和环境压力共同作用的经验基础和逻辑起点。

哲学思维的形式是进行概念分析，但就哲学研究的基本内容来说，则是思考那些最根本的事关终极关怀的问题，而从哲学的表达而言，不应满足于对认识方式和过程的解释性说明，而应致力于对全部知识进行综合。很显然，人的起源和演化问题，蕴含着“我是谁”的永恒疑问，是一个再标准不过的哲学问题，在生物学哲学乃至整个哲学之中都和“认识你自己”的思想使命息息相关。当这一问题上的演化假说与原有的神创说构成有力反驳之后，对其进行科学检验的庞大计划就一直在实施之中，相关的科学知识也在不断“演化”，神创说也随之更新了自己的版本。西方学术界由于对劳动实践的偏见并未对恩格斯关于劳动在人类起源和演化中的作用的洞见予以充分重视，国内学术界则在相关的哲学争论中忽略了自然科学的新发现。对劳动造人说的相关研究进行尽可能全面和深入的理论回顾，在20世纪以来各学科的新发现中寻找劳动造人说的新证据，并阐发其哲学意义，这项工作在国内还未有人系统地做过。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本书试图表明，唯物辩证法在科学哲学的研究中具有的价值毫不逊色于物理学革命和生物学发展提供的新思维，这一点也是近年来的科学哲学较少提及的。更进一步地，本书还将表达这样的观点：不仅是工具行为和劳动的展开，也包括被劳动推动的人类演化，都是一种勇于付出积极的代价并有能力承担相应后果的创造、进取的历史过程。人之所以能从动物界脱颖而出，在于人类做出了尝试并付出了以劳动为主要形式的代价。本书将通过对于探索人类起源和进化过程中始终无法超越的因果律的分析，把工具行为开启的劳动理解为人类演化中“代价”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赋予“代价”以积极的历史和文化意义。相信我们有机会在合适的时候构建一种合理的演化代价论，而人类的未来就蕴藏在劳动这种“代价”的不断呈现之中，在此意义上完全可以说，对于人类而言，劳动不休，则演化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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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罗贝尔·福西耶：《中世纪劳动史》，陈青瑶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2]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1页。

[3]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5页。

[4] 这一定义的变化虽然可以算是人类演化史建构中的大事件，但是能否在黑猩猩的世代重复，并无丝毫改进地、本能性地利用有限的外物觅食的行为和人的有意识、有目的和有计划的工具行为之间找到一条连续性的纽带，很多相关的实验似乎并未取得令人信服的进展，本书第四章《直立行走和工具行为》中对此问题有专门的讨论。

[5] [美]爱德华·O.威尔逊：《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毛盛贤等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6页。

[6] [英]J.霍华德：《达尔文》，徐兰、李兆忠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9页。

[7] [英]N.H.巴顿、[美]D.E.G.布里格斯等：《进化》，宿兵等译，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65页。

[8] [法]让·沙林：《从猿到人——人的进化》，管震湖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0页。

[9] [美]理查德·利基：《人类的起源》，吴汝康、吴心智、林圣龙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10] [法]让·沙林：《从猿到人——人的进化》，管震湖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3页。

[11] [美]戴维·巴斯：《进化心理学》，张勇、蒋柯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90页。

[12] [美]戴维·巴斯：《进化心理学》，张勇、蒋柯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7页。

[13] [美]戴维·巴斯：《进化心理学》，张勇、蒋柯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84页。

[14] [美]戴维·巴斯：《进化心理学》，张勇、蒋柯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88页。

[15] [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77页。

[16] [美]伊恩·莫里斯：《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马睿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52页。

[17] 关于肉食问题，恩格斯在《作用》一文中有所涉及，这一问题和石器工具的最初发明及其用途有密切关联。本书的第二章第二节中“南方古猿阿法种的食性转变与工具的使用”对此问题有专门的介绍和讨论。

[18] [美]戴维·巴斯：《进化心理学》，张勇、蒋柯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88页。

[19] [英]N.H.巴顿、[美]D.E.G.布里格斯等：《进化》，宿兵等译，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08页。

[20] [美]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21]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22] Steven Pinker，“Language as an Adaptation by Natural Selection”，Acta Psychologica Sinica，Vol.39，No.3，2007，pp.431-438.

[23] [美]李讷：《人类进化中的“缺失环节”和语言的起源》，《哲学研究》2004年第2期，第162—177页。

[24] [英]J.霍华德：《达尔文》，徐兰、李兆忠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页。

[25] 高星：《制作工具在人类演化中的地位与作用》，《人类学学报》2018年第3期，第331—340页。

[26] 葛明德：《劳动在人类起源中发生作用的新证据》，《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第47—53页。

[27] 姜义华主编：《社会科学争鸣大系（1949—1989）·历史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98页。

[28] 姜义华主编：《社会科学争鸣大系（1949—1989）·历史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98页。

[29] 姜义华主编：《社会科学争鸣大系（1949—1989）·历史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1页。

[30] 姜义华主编：《社会科学争鸣大系（1949—1989）·历史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1页。

[31] 莫富：《怎样理解“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第102—103页。

[32] 姜义华主编：《社会科学争鸣大系（1949—1989）·历史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1页。

[33] 葛明德：《劳动在人类起源中发生作用的新证据》，《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第47—53页。

[34] 高剑平、张正华、罗芹：《手的元工具特征》，《自然辩证法研究》2012年第11期，第42—47页。

[35] [苏]в·п·阿列克谢耶夫、庄孔韶：《关于人类起源的劳动理论》，《民族译丛》1981年第4期，第22—28页。

[36] 吴新智、杜靖：《吴汝康人类学实践中的人观思想及其来源》，《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第12—18页。

[37] 吴新智：《人类怎么探知自身的由来》，《科学与无神论》2007年第6期，第14—16页。

[38] 赵寿元：《“劳动”选择了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第84—86页。

[39] 黄湛、李海涛：《“劳动创造了人”：对恩格斯原创思想的误读和曲解》，《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6期，第134—143、176页。

[40] 朱长超：《是劳动创造了人，还是劳动选择了人》，《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第5期，第44—47页。赵寿元：《“劳动”选择了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第84—86页。张秉伦、卢勋：《“劳动创造人”质疑》，《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第1期，第23—29页。龚缨晏：《关于“劳动创造人”的命题》，《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第19—26页。龚缨晏：《关于人类起源的几个问题》，《世界历史》1994年第2期，第95—98页。黄湛、李海涛：《“劳动创造了人”：对恩格斯原创思想的误读和曲解》，《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6期，第134—143、176页。

[41] 林圣龙：《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仅仅是“在某种意义上”说的》，《化石》1982年第2期，第28—30页。

[42] 刘建立、靳如军：《劳动创造人的语言歧义分析》，《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第7—9页。

[43] 陈青山：《论劳动与人的互生性》，《社会科学家》2010年第12期，第14—17页。

[44] 张宝英：《人的祖先是“类人猿”还是“类猿人”——由“劳动创造了人”引发的思考》，《学术交流》2014年第4期，第21—25页。

[45] 张秉伦、卢勋：《“劳动创造人”质疑》，《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第1期，第23—29页。朱长超：《是劳动创造了人，还是劳动选择了人》，《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第5期，第44—47页。

[46] 赵寿元：《“劳动”选择了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第84—86页。朱长超：《是劳动创造了人，还是劳动选择了人》，《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第5期，第44—47页。龚缨晏：《关于“劳动创造人”的命题》，《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第19—26页。

[47] 龚缨晏：《关于“劳动创造人”的命题》，《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第19—26页。

[48] 林圣龙：《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仅仅是“在某种意义上”说的》，《化石》1982年第2期，第28—30页。

[49] 赵永春：《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中的作用刍议》，《学术交流》1988年第3期，第99—103页。

[50] 梁祖霞：《自然选择创造了人类》，《生物学教学》2003年第8期，第46—48、1页。

[51] 汪济生：《必须正视马克思恩格斯在人与动物界定问题上的区别》，《学术月刊》2004年第7期，第85—89页。

[52] 王钦民：《这样的发现值得我们正视吗？——评汪济生〈必须正视马克思恩格斯在人与动物界定问题上的区别〉》，《理论观察》2014年第6期，第12—16页。

[53] 张培炎：《关于“劳动创造人”的讨论三题》，《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6期，第1—6页。

[54] 吴新智、杜靖：《吴汝康人类学实践中的人观思想及其来源》，《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第12—18页。

[55] 林圣龙：《西方旧石器文化中的勒瓦娄技术》，《人类学学报》1989年第1期，第77—83页。

[56] 林圣龙：《中西方旧石器文化中的技术模式的比较》，《人类学学报》1996年第1期，第1—20页。

[57] 吴新智：《人类起源与进化简说》，《自然杂志》2010年第2期，第63—66页。

[58] 葛明德：《劳动在人类起源中发生作用的新证据》，《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第47—53页。

[59] 邓晓芒：《人类起源新论：从哲学角度看（上）》，《湖北社会科学》2015年第8期，第88—105页。

[60] 高星：《制作工具在人类演化中的地位与作用》，《人类学学报》2018年第3期，第331—340页。

[61] [美]伊恩·塔特索尔：《地球的主人：探寻人类的起源》，贾拥民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