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问题的缘起和背景

本书写作的初衷在于探究如何能从与人类自身的演化密切关联的工具行为发展过程中找到那个恰当的、成就这一切的内在尺度，并以此衡量在一个漫长的自然过程中人之为人的代价。很显然，我们大概找不到第二种像人类这样富有智慧、心灵手巧、能说会道、善于觉察和改变自身处境的物种了，凭借不断升级的工具行为、技术系统、群体协作和语言系统，人类的活动范围从原始森林、稀树草原一直延伸到外太空，具备了前所未有的以内在尺度衡量和改造外部世界的能力，完全可以据此将人界定为地球上唯一能够凭借复杂而强大的工具系统不断拓展生存空间的物种。人类通常推崇积极的、进取的、有创造性的、不安于现状的精神品质并将其转化为行动，考虑一下数百万年以前原始人类凭借石器尝试来自动物的新食物并向陌生远方迁徙的行为，这种精神追求已于那时萌生。演化中的人类是在工具的丛林和海洋中完善自我，进行自我评价的，无论是冷静的理性批判，还是目空一切的骄矜自夸，以及随着知识的巨量增加同步延展的无知和迷惑，都无法从根本上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中，就像人类的每一个体一样，在关于自己的本性和前途方面，整个人类在像自己的遥远先祖一样必须始终保持迈步前行的直立姿态时，却被连篇累牍的赞美和充满忧患意识的自责所缠绕，这恰好说明，智人这个物种依然缺乏合理的自我评价的能力。缺乏这一能力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至今未能获得对自身来源的确切认识，并不知道自己是谁以及如何才能知道自己是谁。

因而迄今为止，所有的哲学和科学依然在不同层面上致力于由“认识你自己”的古老命题所标示的解谜活动，并被可简化表述为“我是谁，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根本追问所约束，以众多相互抵触的看法作为“人是什么”这一谜题的阶段性答案。这些看法不仅使人类观念的天空疑云密布，也让人类现实生存的境域纷争不断。近代以来，以希腊哲学为母体、以宗教信仰为动力的自然科学的兴起似乎为精确描摹人的形象、对事关人本身的诸多问题达成某种统一性解释带来了希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有的困惑并未消除，新的疑虑却与日俱增。

究其原因，一方面，无论自然科学的强力达到何种不可思议的程度，从本质上而言，它依然是某种特殊的哲学。另一方面，人类孜孜以求、欲罢不能的对自身本性和本质的揭示，只能立足于人类的自我判断，同时人类又当仁不让地承担了这种判断的唯一评价者的角色，从而使人对自身的全部认识都完全受限于单一的自我关注的视角。

这一视角的一个极为明显的后果便是，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深植了一种绵延不绝的对万事万物追本溯源的终极关怀，尤其表现为对于人自身的来源和去向加以探究的寻根意识，同时贯穿着各种文化形式尤其是宗教、哲学及具体科学中的宇宙论探索和本体论追问。19世纪中后期以来，在“重估一切价值”的时代背景中，达尔文的学说所描绘的人之形象引发了与宗教观念相对的思想变革，让演化论广为人知，也成为人类普遍的寻根意识延伸出的最新版本。

从演化论获得广泛接受以来，科学界和哲学界就致力于在人的现有处境的把握中，从自然和社会两方面寻求更多的支持演化论的事实。即便演化论的观念受到暂时的质疑和忽视，这一观念变迁过程依然在持续，并与一系列哲学问题直接关联，成为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分支，构成一种具有明显的“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研究”风格和跨学科性质的哲学研究进路。演化论研究亦将先前处于相互隔离状态的学科联结起来，消除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壁垒，在为人们提供审视传统问题的新视角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在20世纪中期以后，由于分子生物学当中的一些重大发现的推动，原有的进化论的基本学说和其他自然科学的重要成果相融合，出现了各种新的演化学说，关于人类起源和演化的研究也有了立足于新的科学发现的新成果，研究视野也得到进一步拓展。在起始于生物学哲学的演化论哲学研究中，关于生命本性和生物学理论的哲学分析，伴随着各学科的发展，逐渐聚焦于人类的起源和演化，涉及工具、意识、劳动分工、合作、语言、人性、道德、宗教、自由意志和文化演化等，围绕人类最早发源的时间和地点、人属动物的分化、人类在演化系统树上的位置、现代人类的起源方式、人类的全球扩散、人的本质和人类的未来等诸多以人为中心的论题，在多个论域和不同层面展开。

演化论中关于人的来源和进化问题的一般观念，是近现代中国社会思想启蒙和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重要内容。在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辩证法）、技术哲学、生物学哲学、语言哲学、文化哲学及考古学和人类学发展过程中，关于人类演化哲学问题的研究与恩格斯的著名论文《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中的作用》（以下简称《作用》）的关系非常密切。长期以来，恩格斯在人类演化方面的论述中提出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命题被简化为“劳动创造了人”的表述，成为国内相关问题研究中的经典论题和指导性观念。

但是，《作用》从完成到正式发表经过了20年，恩格斯关于劳动和人的进化关系的经典表述又是在将近150年前做出的，将这种表述简化为“劳动创造了人”的命题，在基本概念的清晰度和理论表述的逻辑关系方面、在经典命题和新的科学发现的关联方面、在作为方法论的唯物辩证法和由生物学的发展以及生物学哲学的建立所引起的西方哲学尤其是科学哲学研究范式的关系变化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在西方科学哲学对于人的演化问题的研究中，多涉及“工具的制造和使用”“狩猎”“采集”和“食物的获取”等说法而回避直接使用“劳动”一词，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有劳动之实却无劳动之名。这说明西方科学界在人类演化问题的研究方面对于恩格斯基于唯物论前提的劳动决定论缺乏足够的重视，这使得演化论的研究在某些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同时，有可能因为低估劳动的作用而使关于人类如何产生的明确观念变得扑朔迷离。

本书的选题是在生物学哲学之中关于人的演化的研究范围之内，聚焦于人类起源和进化的动因，致力于在“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经典命题与关于人的起源和演化的具体探究之间建立基于科学新发现、新证据的联系，并试图对相关的争论进行梳理。在厘清经典命题本义的同时，针对以综合的互补性和兼容性解释凸显的这一命题的“进步纲领”特征，以辩证思维分析起始于工具行为的劳动在人类起源与演化的动因系统中的核心地位和重要作用，以此描摹人类因为持续付出劳动的“代价”而不断获得自我提升这一历史过程的整体面貌，试图从工具行为视角的人类自然史方面为劳动的哲学意义进行必要的辩护，为使完整的劳动观在生存论层面上回归哲学进行理论的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