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传统话语探源

这里要探讨的问题是，为何自晚清以来，中国人对自己民族、国家贬抑的话语气势汹汹呢？

首先，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所处的“亡国灭种”的社会现实，激发了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以破败的国家、愚昧的中国人形象的书写警醒中国人，突显改变中国现状及提高中国人整体素质的必要性。

其次，是晚清以降至五四时期社会的腐败引起了民众的痛恨。特别是在“庚子事变”之后，无论是市民、职员，还是文人士大夫，对政治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正像鲁迅所说的：“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10]加之外国殖民势力的侵入，民众所受到的欺辱，使得对晚清及民国政治的痛恨之心更加强烈。因为这个原因，小说家们无形中也扩大了社会的黑暗面。

更主要的是，晚清以降以严复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输入西方思想文化、阐释近代西方思想的特质的时候，“中国”总是一个负面的形象和价值，是要改造并被拯救的对象。他们对中国的观视，是以西方的现代性价值话语为内涵标准而得出的结论。像刘鹗眼中的“破船危船”、面临灭顶之灾的老大帝国，是用代表西方科技的“望远镜”才能看见的。如果没有西式的观念对照，中国人对自己所处的现状是浑然不觉的。而梁启超笔下需要救治的中国，也是在了解了西方的话语体系后，以西方现代性立场、目光观看下的中国，是以西方现代性政治制度和民族国家观念来看视中国的政治结构和国家状况，以西方具有国家意识和民族人格意识的国民来比照懵懂无知的中国人，可想而知，梁氏及拥有此种眼光的晚清知识分子所看视的中国社会及中国国民必定是昏聩落后、丑陋不堪的。两种话语交会在一起，同时看视中国社会，必定是极尽丑化之能事。

对社会现实的丑化也和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我们知道，严复译《天演论》的时代，正是晚清社会危机四伏、国势衰微的时代，严复译介此书的目的，不仅仅是介绍科学知识，更主要的是对“自强保种之事”有所助益。^[11]《天演论》所表达的优胜劣汰、竞进不屈、自立自强的思想，正契合知识分子改造国民性的主题。晚清小说揭露国民劣根性的叙事方式正隐含着这样一种现代性的观看眼光，即在中国，单纯地引进政体方面的现代性是不行的，因为中国并没有具备民族国家思想意识的民众。即使是一些讲维新的知识分子，也并不真正是为国为家着想的，他们所注重的只是自己的私利。所以要想使中国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路途，必要的是改造国民性，树立有现代思想意识的人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