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新技术公司与政治变革^[1]

一 大型新技术公司的崛起

在距离今天100多年前的1912年，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曾这样写道：“曾几何时，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作为个体存在，今天人们的日常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跟非个人化的大公司和机构发生的，而不是跟其他个人。这下子完全是一个新的社会时代了，一个人际关系的新时代，一个生活戏剧的新舞台。”

而今天，我们遇上了一个更加前所未有的非常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们的日常关系不是跟传统工业化时代的大公司和机构而是跟大型新技术公司发生的。新技术公司兴起的背后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它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席卷而来，其发展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它将数字技术、物理技术、生物技术有机融合在一起，以智能化、信息化为核心，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前沿技术为支撑，以强大的力量影响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它不仅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彻底改变了生产、管理体系，颠覆了所有国家的几乎所有行业，而且深刻地改变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极大地提高了社会效率。

实际上，新技术革命和大型技术公司的发展不仅对社会和经济结构进行了再造，而且对现行的各国政府管理模式和政治运行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现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很多基础性假设和理论，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政府组织形态，都是建立在过去100多年工业形态的基础之上的，包括我们今天政治学里常用到的国家能力、国家的基本的职能，甚至国家与社会关系、政府和市场关系，以及在学术界流行的监管政治学等，都同20世纪的大工业时代息息相关。

德国学者施瓦布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中就已经注意到，以互联网承载的新技术融合为典型特征的这次新工业革命，将从速度、深度和广度上深刻地影响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它将对政府、私营企业、民间机构、广大民众等各个主体的行为方式和选择发生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新技术公司的崛起不仅是一个经济事件，而且是一个现象级的政治事件，第四次工业革命和新技术因素所深刻改变的可能不是经济与社会生活，而是创造一个崭新的新技术政治环境。

承载新技术因素的新技术公司不仅服务于各个行业、运用先进技术重新组织分配经济社会资源，渗透进各社会阶层和群体的日常生活中，而且利用颠覆性科技将触角延伸到人类物质和精神生活所能企及的所有虚拟空间，包括物理的和虚拟的空间结构——以认知科学为基础成立的新技术公司已经作为重要的参与者卷入英、美国家的政治生活。新技术尤其是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全球互联网普及率已经接近50%，发展成为社会交互的基础设施，互联网公司和它们所打造的交互平台上的每一个个体的行为方式以及同他人的关系，都将被互联网所蕴含的技术效应叠加放大，因新技术因素所改变的社会交互方式和知识生产方式，将成为塑造新型社会规则和政治运行方式的重要变量，因新技术所驱动的社会探索活动，可能制造出更多复杂的社会领地和新型的政治空间。在这个意义上，人类似乎进入了一个新型的“大航海”时代，这极有可能改变原有的社会运行法则和宏观政治图景。

中国在过去短短十余年的时间里，阿里巴巴、腾讯、百度、滴滴出行等大型新技术公司以极快的速度登上中国的经济社会舞台。受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导向和亲技术政策环境的影响，中国新兴技术公司的发展有着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环境和条件，中国相对较为宽松的法律监管框架，社会大众对隐私相对宽容的环境，以及人民群众对高效率社会产品和美好生活的期待，都有利于中国进一步拥抱这些大型技术公司所带来的新技术。

截至2018年3月，中国地区的“独角兽”企业多达126家，分布在10个城市15个行业，总估值6253亿美金，约4万亿人民币。对比国际情况，中国“独角兽”有着成长周期更短、创新能力更强、爆发集中的特点，科技驱动成为中国“独角兽”企业的典型特征。从创新经济发展角度来看，这当然更多的是积极因素，但从社会政治角度而言，技术以超速度走在了现有的法律和行政规制之前，对国家的法治供给和治理转型的需求将形成持久压力。Facebook个人信息泄露事件发生后，李彦宏提出：中国公众更乐意付出个人信息换取较高的社会效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以阿里巴巴、腾讯等为代表的中国新技术公司，其掌握高端技术的能力已经不亚于欧美，而中国的小型新技术公司的数量，无论就其发展数量还是创新能力而言，在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数的，几乎可以说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独角兽”公司群体，融资源源不断，创新披荆斩棘，它们将要改变的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而且将极大地触及社会组织变革。

这样一种加速度式的发展无疑会引发一连串的社会效应。虽然目前并不是在政治生活的各个角落都有所表现，但就某些方面来说，新技术公司的发展及其对经济社会生活的深度介入，在某种意义上已经给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和政府行政方式注入了一针高效激素，正在加速改变人们对政府和政府运作模式的认知和期待。而在其他方面，这些新技术因素会同广泛的社会发展发生何种“化学反应”，会推波助澜地产生何种更加深远的政治效应，是当代政治学最值得观察和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