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新技术革命与全球社会运动[1]

一 技术因素成塑造政治发展的重要变量

当今世界似乎越来越不安宁,“颜色革命”的浪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发达国家和地区也不太平,从法国巴黎到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从英伦半岛到欧洲腹地,从土耳其到俄罗斯,从伊斯兰极端主义活跃的南亚地区到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各类社会运动风起云涌,令人目不暇接。伴随着社会抗议和社会运动核心议题的多样化,各类社会运动爆发的频度和烈度也发生着显著变化。[2]

全球范围内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类型各异,动因复杂,这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经济社会结构的巨变以及当今世界政治思潮“极化”的趋势密切相关。但是在观察新兴社会运动的众多角度中,科技变革与技术因素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视角,也是塑造当代社会运动与政治发展的重要变量。

新技术同社会的融合本身就意味着某种开放的社会交互系统的生成,社会运动同新兴技术的结合更是一个现象级的事件,凭借互联网和社交网络,人们更容易以个体或群体方式表达观点和发起倡议,也更容易组织起来形成行动组织和社会运动,发挥政治影响力;包括信息加密技术在内的一系列通信技术手段的变革,则为社会运动的隐匿组织以及制造施加了更大的影响,提供了无限的可能。从自媒体空间到大数据开发,从人工智能的算法革命到认知科学的应用,新技术因素正在深度改变社会运动的形式和效率,赋予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更强有力的号召、动员、支援抑或是摧毁的能力,从而使得他们可以凭借新兴技术工具借船出海,使社会运动一跃成为高能量的政治力量。[3]

互联网发展和新技术革命赋予包括激进力量在内的各类行动组织以更多科技能力和推动变革的动能,许多地区的社会运动也因此呈现出较以往更为复杂的组织形态和社会权力运行的特征。新技术同行动组织和社会运动的纠缠,与全球范围内新技术企业群体的崛起以及“超级权力体”的形成关系密切。全球技术巨头若隐若现地出现在各国街头抗争和社会运动中,小型的技术组织更是充当了各类社会运动的前哨,在助推社会运动的集结、发展甚至演变为暴力化运动方面推波助澜。类似于南亚地区的“在线伊斯兰国(IS)”等极端伊斯兰势力的互联网虚拟政治社区,更是成为新兴社会运动的一种组织形态。[4]

然而,互联网新技术同社会运动的结合,还呈现出另外一种面相。在今天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在英美等自由民主政治体制中,各类政治主体开展激烈的政治竞争,开始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拥有科技能力的行动组织和社会运动的支撑。政治倡议类型的行动组织和社会运动的兴起,源自于新技术环境下政治领域的实际需求。在政党政治和政治竞争领域,例如美国的两党竞选、欧洲右翼政党的发展以及包括绿党、选择党等在内的新兴政党的发展崛起背后,我们都能看到各党团和精英集团(包括新兴政治力量)对拥有科技能力的行动组织和社会运动的倚重。互联网支撑的新技术在获取选票和政治支持方面,展示了极高的效能。技术组织同基层选举组织和游说团体的结合,助推了新型社会组织形态和社会运动形式的诞生。虚拟请愿、在线金钱炸弹、小型论坛,以及使用电子邮件、社交媒体乃至人工智能的方式,影响民众观点和认知,号召、集结潜在的支持者参加会议和抗议活动,所有这些都是当代政党和政治家试图吸引公民参与并影响政治进程的创新方式。

在新兴社会运动中,我们看到了技术因素前所未有地同社会运动和政治生活纠缠在一起。那么,新兴技术到底如何塑造社会运动?它在何种意义上通过何种方式实现了对各类行动组织的“赋能”?在高度竞争的政治场域,作为复杂的政治棋局中玩家的各政党、政府机构以及新技术企业(机构)、社会行动组织等新兴政治力量,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新技术革命以及拥有科技水平的社会运动的影响和塑造?这些崭新的政治参与结构以及伴随而来的政治权力运行方式的变化,对于未来的政治发展将会产生哪些可能的影响?这是后文将要探讨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