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新技术在新兴社会运动中的运用

任何新兴技术同社会运动以及广泛的政治生活发生联系，都需要特定的形式和机制。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影响下，新兴技术在社会运动和政治竞争中的广泛应用，其作用的发挥主要呈现为四种样态。

（一）组织网络与联络平台

互联网新技术对社会运动的塑造和影响，在于互联网承载的新技术克服了政治参与的障碍，为各类行动组织和社会运动提供了联络工具和组织平台。新兴社交网络和通信工具在数次“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早在2010年北非“颜色革命”中就已经臭名昭著，此后在全球范围内一系列影响重大的社会骚乱和暴动事件中，这些技术公司的产品被作为联络工具用以号召支持者和发布行动信息，成为社会动荡的催化剂。在2011年10月英国伦敦骚乱、2014年中国香港“占中”运动、2016年中国台湾“太阳花学运”、2016年委内瑞拉动乱以及2018年法国巴黎爆发的“黄背心”运动中，都有脸书和推特在背后推波助澜。作为新技术巨头的谷歌（Google）也“当仁不让”，在乌克兰、埃及和中国香港的一系列街头运动中，谷歌均提供了专用地图，为暴力分子的街头行动以及躲避警察的集中抓捕提供技术工具。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揭示出，在40多个国家发现了有组织的社交媒体操纵团队。

互联网平台和移动互联网络之所以在社会运动中得以广泛应用，乃是因为虚拟化的网络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首先，社会行动组织一旦完成网络空间的建构，随即可以突破各种物理性阻隔，甚至可以演化成为备受关注的全球性组织。也正因此，社会行动组织的虚拟空间网络的构建，在发展中国家飞速发展。其次，虚拟网络空间的进入门槛更低。从参加在线讨论到签署在线请愿书，政治参与的门槛和成本都降到了最低。最后，虚拟网络空间可以更好地实现顶层的“权力操控”与社会动员“权力下放”的双重效应，高效率地开拓“边疆”。当一个拥有技术能力的社会活动家在创建网络空间时，实际上就拥有了动员和组织数百万人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空间为新兴社会思潮的传播和聚集提供了容器与加速器，使得任何新兴的政治力量都难以忽略这种技术理性的助力。

2019年6月以来，中国香港暴乱事件不断升级，发展为一个新型的社会运动实验场。这场规模浩大的暴力事件不是因其暴力本身而吸引眼球，而是由于这次组织行动同新兴技术手段和虚拟网络空间的深度结合，使其获得了现象级的意义。除了人们所熟知的脸书、推特等新兴社交媒体之外，谷歌、连登社区（LIHKG）等新型网络平台以及即时通信软件“电报”（telegram）也成为激进力量的新宠。后者是由俄罗斯人创建的跨平台型即时通信软件，由于为用户提供了相互交换加密与自毁消息等功能，事实上为任何秘密的串谋和社会行动提供了最佳的技术工具。而脱胎于中国香港高登社区的“连登社区”，由更激进的社会分子在传统的文化空间“高登社区”受压而自立门户创立，成立之初，其用户即获得爆炸性增长。^[5]

（二）行动组织和激进分子的“学习能力”

传统政治学认为，国家主权者拥有必要的“学习能力”（learning ability），那些学习能力较强的政治体，比那些学习能力相对较差的政治体发展得更快。在新技术助力下，那些挑战传统国家的政治组织同样拥有较强的学习意识和学习能力。在不同类型的新兴社会运动中，成功的精英团体习惯于使用互联网通信和网络技术来教会支持者新兴的政治技巧和行动策略，并使他们参与到“现实世界”中来。例如，通过迅速传播的行动模型，为人们提供与社区中其他潜在支持者联系的工具，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教会支持者如何举办组织集会，或以最迅捷的方式团结持相同政见者或获取他者的关注。

多数运动型的组织具有相对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导致其获取“学习源”的渠道更加丰富多元，开展群体学习的成本更低，收效更显著。在香港地区的暴乱中，“连登社区”提供了一份游戏文档，暴徒可以将现实中的暴力当成一种游戏，围绕如何赢得暴力这一“使命”，针对分工、装备、训练、指挥和协作各环节，提供一个“know how”式的综合教程。暴徒通过“连登社区”以及加密通信软件“电报”，自发组织和展开讨论活动，自行学会制造路障、盾牌和燃烧弹，自行摸索“前线如何组队”“哪种方法扑熄催泪弹最佳”，自行研发、推广各类手语和战术动作，自行侦察、刺探警方战术，自行批量生产近乎专业人员所做的政治宣传产品。

激进力量的学习背后，也不乏技术公司的助力。新技术公司掌控海量的数据，这些数据本身蕴含着广泛的组织力和暴力功能。全球多地的激进主义运动的经验显示，新技术同激进势力相结合，已经实现了对人类抗争的“肌肉”进行某种自动化；而认知科学革命的政治应用，也正在对某些社群的“大脑”进行自动化，这种技术滥用所可能形成的社会与政治冲击波是可想而知的。全球多地的激进社会运动，已经使用了人工智能（AI）技术助力的小型武器和各类智能化无人装备。尽管谷歌已经明确禁令公司将AI应用到武器研发领域，事实上在一些政治失序的国家和地区，为了尽快颠覆政权，作为外围组织的技术企业通过同小型的民营化武器系统相结合，对各类激进行动组织和社会运动进行支援的情况时有发生。可以想象，随着技术手段的蔓延，从可及性和获取成本的角度来看，全球范围内社会运动的暴力化程度可能会呈现上升的趋势。

（三）跨主权的掌控与干预

新兴技术在政治领域最具国际性的影响，乃在于新兴技术提供了穿透国家主权和传统组织边界的能力。在传统政治学的定义中，国家被认为是在一定领土内拥有绝对主权的机构，而主权则建立在暴力垄断与广泛有效的治权基础上。但是，随着新兴技术的出现，现在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难以宣称可以在领土范围内拥有绝对的治权。

在新兴技术的助力下，那些拥有技术的组织均有可能穿透传统国家的主权范围，干预一国内部事务。这里的“任何组织”有可能是国家，亦可能包含了新技术公司、商业机构、党派组织、行动型的智库甚至极端宗教组织在内的各类新兴政治主体。事实上，国际势力和跨国技术公司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运动中，经常发挥这种“积极”作用，例如它们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技术，对潜在的激进分子进行识别，并加以无形的组织。除了这种针对性极强的跨主权干预外，外部干预的范围已经不再简单地等同于传统的“干涉内政”，而是可能通过各类新兴的技术，以更加隐匿的方式介入一个国家内部的微观社会生活甚至公民日常隐私，参与社会权力的运行乃至社会文化生活和大众意识形态的塑造。全球技术公司的触角穿透各类国家和政治组织边界，把知识产品延伸到特定公民的眼前和耳边，也不算什么难事，例如东南亚极端宗教势力对网络空间的运用等。

（四）政治竞争中的意见产出与精准助力

社会运动的背后是意见的竞争，是关于何种政治意见以及政策选项的辩争，意见产出机制在社会运动和政治竞争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基于大量社会运动的经验，新兴技术在政治观念的塑造和传播、竞争等方面拥有强大的优势。无论是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国台湾的“太阳花”运动、香港的“占中”运动，在社会网络的行动背后，都以某种方式进行着鲜明的理念表达、意见竞争与政治说服。今天，传统的政党机构或强势媒体集团在发达国家主流政治意见的塑造方面，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是在类似政党竞争、领导人的竞选这类充满高度竞争和不确定性的领域，政治意见的产生机制正发生着一些微妙的变化，高能量的新技术公司在政治意见产出和精准的政治营销方面，拥有其他类型的游说团体所无法比拟的优势。

“技术+”社会运动模式，正在加速替代传统的以企业财阀、游说集团、传媒帝国以及精英智库主导的政治宣传和动员方式。在今天的美国，新技术公司正在逐步替代传统的垄断传媒集团，成为美国选举政治中最重要的意见产出机制，新兴技术组织同政治的距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紧密无间。在索罗斯基金会资助的美国左翼团体中，技术类公司的比重已经显著上升。在美国的左翼阵营里，1998年两位来自硅谷的科技企业家创建了“继续向前”（MoveOn.org）组织。作为支持左翼运动的进步组织，MoveOn构建了一个基于互联网的高度集中的网络，任何参与者都是这一行动网络的组成部分。该组织鼓励地方激进主义势力在全国运动中主持活动，成功地实现了相对集中化的顶层操控与相对分散的分工运营之间的平衡。而作为右翼民粹主义的茶党，虽然没有中央管理系统，但是在其全国性的激进行动中仍然大量使用了电子邮件、匿名黑客技术等数字化工具实现其政治目标。

赋予基层组织和行动人员以新兴技术的优势，可以确保政治场域的胜利。在脸书用户数据的丑闻中，公众看到了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所扮演的角色。新技术公司已经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玩家介入了美国大选，它们将用户数据分析和选举行为联系起来，基于海量级别的用户产生数据（UGC-User-Created Content），利用心理学侧写（profiling）和心理计量学（psychometric）对选举过程进行了有力干预，把有利于本阵营候选人的政治意见通过技术手段有效地投放给目标选民。除了脸书外，谷歌和推特也都深度介入了选举过程。可见，新技术公司同政治的联合已经是政治生活中的现象级事件。有美国媒体评论说，技术公司的介入大大改变了总统选举中政策辩论的平台和机制，也重新塑造了投票者同候选人之间的关系。^[6]

2018年，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民主党已经吸取共和党总统选举的经验，通过一个名为“高地实验室”（Higher Ground Labs）的组织积极同新技术公司联合。这个合作项目投资并笼络了13家新技术组织的参与，其中包括一个名为“改变研究”（Change Research）的从事民意调查的新技术组织——该组织在成本削减90%的前提下，有能力提供准确、迅捷的民意测验，“雪崩”（Avalanche）这类以认知科学为驱动、旨在帮助他们所支持的左翼政党同选民拉近距离的新技术组织，“市民鹰”（Civic Eagle）这类基于新技术主导的政策倡导平台，以及“事实吧”（Factba.se）这家“通过新技术收集政治对手‘说出的每一个字’，以便迅速识别差异和变化并给出对策”的新技术组织。这些公司旨在通过新技术改变或干预政治运行规则，帮助美国的左翼进步力量提供政治“创新解决方案”以便重新掌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