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六盘山地区民间故事的讲述者与听众

民间故事的传承路线大体有血缘传承、业缘传承、地缘传承、江湖传承及书面传承几类，这些传承路线织成纵横交错的织体，使民间故事得以广泛深入地传播和渗透。从参与主体看，民间故事的传承是一个授受的互动过程，民间故事讲述活动中的参与者是讲述者和听众，讲述者与听众双方共通的内在需求决定着讲故事这一活动的持久生命力。在具体传承过程中，“一则民间故事，流传到某一个历史时期，受到这一代人们的加工，会有它特殊的时代印记；受到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人们的加工，会有它自己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人们加工的作品，也会具有自己的政治倾向或职业特点；不同人的讲述，有时也会有自己的风格特点”^[5]。在民间故事的传承与演变方面，陈寅恪、胡适等人都有精辟的论述与深刻的见解。在相对松散的民间讲述过程中，讲述者与听众往往具有双重身份。当他们围坐在一处时，往往是你讲一个我讲一个，他（她）接着讲一个这样相互轮流。最常见的故事讲述活动发生在代际之间，往往是长者向晚辈、小辈讲述，因为相对而言，长者总是有机会先接触到已经在民间广泛传播的故事。其中，最常见的讲述者是老祖母。“古希腊人把故事叫作‘geroia’（老妇），西塞罗把它们叫作‘fabulateaniles’（老妇的故事）。”^[6]当然，偶尔也有相反的情形存在。还有一种情形是“故事篓子”在多数场合下总充当讲述者的角色，当其在某一地域受到公认，是讲述故事的能手时，意味着其故事储备量、讲述技巧与语言能力等均有过人之处。讲述活动中，听众相对是更复杂的一个变量。从年龄看，往往是小孩子。但也有不同年龄层次的成人，在没有电视、电影、手机又不识字的时代与具体生活环境中，听故事是十分重要的精神活动方式。在相对封闭、落后的六盘山地区，直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说古今”依旧是十分普遍的民众精神活动。

在讲述中，讲述者与听众之间是一种相互交流的关系。讲述者掌握着话语权，听众仅仅是听取。但相对于小说的隐形读者和实际读者，故事听众的主动性要优越一些。听众往往有“点播”的权利，可以要求讲述者讲某一个或某一类故事。讲述者在讲述前往往会问听众“说个啥呢？”“你想听个啥‘古今’呢？”听众可以根据储备和喜好要求讲述者讲述某一个或某一类故事。如果听众没有特别的要求，也会告诉讲述者“你说个啥我就听个啥”。听众的投入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讲述者，迫使其现场做出及时调整。讲述者也可以以手势、眼神等方式约束听众。在讲故事之前，讲述者也会根据听众的身份、年龄等情况选择适合讲述的故事。而且这一时刻的听众往往在下一时刻、地点、人群中会变为故事的讲述者。这也是民间故事口口相传、代代相传的具体过程。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家人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7]这个熟人构成的礼俗社会是“有机的团结”的群落，不像陌生人构成的法理社会是“机械的团结”的群落。参与到民间故事讲述这一活动中的讲述者与聆听者，基本都是在相同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共同生活的熟人，他们之间往往具有较亲近的社会关系，如同族、亲戚、邻里、同行、师徒、战友等，在生活中有着这样那样的瓜葛。讲述者与听众的“这种共同的生活习俗环境就是故事讲述活动的背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讲述活动，反过来又起着加强这种环境和人们之间关系的稳定发展的作用”^[8]。在故事讲述活动中，讲述者和聆听者相互交流沟通，他们各自在现实社会中的人格、心理、思想等也在相互交流沟通。在一个共享的、熟知的人际关系网络中，讲述使得这个关系网络流动起来，活络起来。民间故事为此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得以保留自己的地域特色。

在一个彼此相熟的乡土社会中，讲述者和听众在进入故事讲述活动时并非单纯的讲述者与听众的关系，他们之间还有十分熟知的邻里乡亲、家人朋友等更亲近的人伦关系。这些身份的介入有助于一场故事讲述活动增进彼此之间的认知，成为另一种相互联结的纽带。也能够最大化地将故事中的人伦关系转移、嫁接、比附到具体现实情境中讲述者、听众及其彼此之间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来，从而达到最佳的教育效果。